溢出效应的发展

（一）空间R&D溢出研究

在对R&D溢出（Spillover of Research&Development）方面的研究中，格里利切斯（Griliches，1979）［7］做出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他认为R&D活动过程存在溢出行为，但识别R&D活动中的潜在溢出比较困难，他借鉴布朗及格莱德（Brown and Oonrad，1967）和特莱克伊（Terleckyj，1974）垂直溢出以及雷恩斯（Raines，1968）水平溢出的概念识别出了租金溢出及纯知识溢出，给出了企业从其他企业获得溢出的计算公式，并对R&D溢出进行了测算。其后，格里斯及赫尔普曼（Gross and Helpman，1991）［7］的研究表明：R&D活动在区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这说明R&D溢出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效应，即R&D溢出可以通过区域知识交流提高R&D产出。

国外在针对区域内的R&D溢出效应研究中，格里利切斯（Griliches，1979）讨论了基于生产函数方法的定义和测度R&D存量、R&D密度的产出问题，最先使用知识生产函数分析模型，得到研发投资对生产率增长具有较高回报率的结论［7］杰菲（Jaffe，1986）［8］对研发绩效及知识溢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所在行业企业从事大量R&D活动，则平均而言，企业给定的每一美元研发投入都意味着未来能申请更多的专利，而利润和市场价值衡量的R&D收益相应更高。

格里切斯（Griliches，1992）专门讨论了R&D溢出效应测度有关的三个关键因素：距离、后结构、溢出的存在，研究表明R&D溢出是存在的，其社会回报率明显高于私人回报率［8］。

杰菲（Jaffe，1993）［9］运用专利引用数据来估计产业之间的知识流动，研究表明产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以专利引用的形式存在，因此可以运用专利引用数据测度产业间的技术溢出。

博德（Bode，2004）［10］运用空间统计技术，对20世纪90年代西德计划区域之间的区域知识溢出的各种经济空间的可能模式进行了经验分析。

国内在区域内的R&D溢出效应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将空间计量统计技术运用于R&D溢出效应测度研究。

吴玉鸣（2006）［11］的研究主要从地理范围内讨论R&D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 Spatial Automation Correlation）对中国省域研发与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作用最大、大学研发对区域研发作用不显著；局域地理加权回归说明企业和人力资本对省域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对区域创新联动有显著意义。

苏方林（2006）［12］［13］运用空间计量的统计法对中国省域R&D溢出的空间模式、空间溢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省域R&D活动存在溢出，但是R&D知识溢出是有界的，随着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吕忠伟（2008）［14］主要研究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且还研究R&D、 R&D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

（二）企业（厂商）R&D溢出研究

克利巴诺夫和莫德克研究了厂商之间的技术扩散问题，结果是在小溢出条件下，厂商之间的合作没有意义，而在大溢出条件下，合作就能提高经济效益；波亚卡和西奥托基研究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均衡和最佳规模，发现在一个有信息溢出的简单寡头模型中，市场不可能为厂商间的最佳组合提供充分的刺激，所以R&D联合厂商的均衡规模通常小于最佳水平^[5]。

国内研究者侯光明，王景光，甘仞初（1999）考虑到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具有多因素、多目标、多阶段的特点，提出并建立管理激励与约束合作博弈决策模型［15］。艾风义和侯光明（2004）针对二层市场结构，对纵向研发合作中的收益和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研究，最后对收入比例分担法和固定比例分担法进行了比较［16］；徐怀伏和顾焕章（2005）认为技术创新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绝对溢出和技术创新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相对溢出这两种溢出，提出相对溢出的大小与制度完善程度有关［17］。

在企业溢出方式研究上，国内研究者杨武和王玲（2005）在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论的基础上，提出技术创新溢出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技术创新的溢出渠道主要有：技术许可、专利技术的公开、公开出版物与各种技术会议、与创新企业雇员的交谈、雇佣创新企业的雇员、产品反向工程及独立的R&D七种方式［18］。

梁莱歆、马如飞（2009）［19］利用我国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数据，运用Poisson回归模型，考察了企业R&D资金管理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资金管理与自主创新水平有着重要的密切关系。

（三）产业间R&D溢出研究

最早分析溢出现象对产业影响的是Ruff，他分析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随着劳动投入的不断变化，产业的增长模式除了一般劳动力的雇佣能带来经济增长外，研究型劳动者雇佣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认识到有一种来自其他企业潜在知识“传递”这会对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20］。此后，国外学者对产业层次的R&D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

国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晚，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尹静、平新乔（2006）在Jaffe构造企业间的溢出指标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构造了各部门之间的技术相邻指标和技术溢出指标，分析了中国三十个省、直辖市以及制造业之间的技术溢出特点，发现地区间的技术溢出与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存在紧密联系［21］。

张红霞、冯恩民（2005）利用中国、美国、 日本三国的投入产出表和有关的R&D支出数据分别计算了这三个国家产业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进行了相关比较分析［22］。

严军（2006）［23］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实证结果证明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对溢出效应有较大影响。在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行业以及外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低的行业中，外资产生了更显著的溢出效应。

孙班军、朱空燕、薛智（2006）［24］以溢出效应为基础，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建立国家前向和后向科技费用支出流量系数模型，然后计算出各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根据聚类分析法，对部门间的技术创新联系进行深入分析。

韩颖、刘星宇等（2007）［25］以投入产出为基础，介绍了产业间R&D溢出受益者效应的“后向乘数”和贡献者效应的“前向乘数”，并且还介绍了在扣除自身影响后的R&D溢出效应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最后，对我国2002年产业间的R&D溢出效应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结果发现，对产业产生溢出效应一半以上是产业自身的R&D活动。

张倩肖、冯根福（2007）［26］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5—2005年的16个四位码的面板数据，借助专利生产函数，建立泊松、负二项式和固定效应负二项式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了技术引进、购买国内技术和产业内外商投资企业R&D活动三种不同类型的R&D溢出效应，以及与本地企业自身R&D活动之间的关系。

邓路、高连水（2009）［27］利用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高技术产业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估了内资企业自身研发（R&D）投入溢出对该行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内资企业自身R&D资本研发人员投入对其创新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技术产业总体的国内技术购买和引进及外资企业R&D投入通过研发创新领域相互竞争机制对该行业自主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