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管制而阻隔

三、藏金于民:因管制而阻隔

藏金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情结是那样牢牢地扎了根，而成为代代相传的意识，当代人自觉与不自觉地继承了下来，成为一种固有的观念，而充满了藏金的欲望与冲动。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黄金与民众阻隔，缘由还需追溯到1945年。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大批敌产，没收了大批伪产，又积累了大批美元物资，并又将5亿美元贷款中的2亿美元兑换成了黄金，国库一时变得充裕起来。再加上8年抗战胜利，人心思定，民情顺畅，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主要的物价指数下降30%，黄金价格下降了36%。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纳了美国经济顾问的建议，于1946年3月开放了外汇市场，实现黄金自由兑换。在市场开放的初期回笼了大量法币，并维持了物价的稳定，但蒋介石把经济的暂时稳定作为了挑起内战的本钱。为了筹集军费，用于扩大军事开支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法币的发行量，因此物价飞涨，到1947年7月物价竟比内战前上涨了6000倍，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民众开始抛出法币，抢兑黄金，国民党政府为此而花掉5亿美元和400万两黄金，国库空了，11个月后的1947年2月不得不重新禁止黄金外汇自由买卖。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行规定金银必须卖给中央银行，以200元金圆券兑1两黄金，一下子从老百姓手中掠夺了2亿美元。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之前，又分批将中央银行的黄金掠往台湾，总计有390万盎司之巨。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央行仅剩黄金7000两。因而当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面临两个经济现实:一方面是民众受通货膨胀之苦后，十分不信任纸币，这将会直接影响新政权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另一方面是黄金短缺，而成了民众的抢购目标，促使黄金投机风盛行，成为新政权纸币发行流通的又一影响因素。出于稳定经济和迅速建立人民币发行流通体制的需要，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就实行了黄金管制，禁止黄金自由流通买卖。为此关闭了当时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从此黄金由国家垄断。国家以行政的强权抑制了黄金金融货币功能的发挥，消除了对人民币的干扰因素，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之后，随着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全面稳定，人民币的权威得以确立，成为社会流通的绝对主导性货币。这时，原来实行黄金管制的目标已达到，但是黄金管制并没有解除。相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不同的方面强化了黄金管制，一直延续到2002年，长达53年之久。从法律的层面看，民众藏金因此也被割断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是因为人民币发行、流通体制确立以后，我国经济建设又面临新的问题，即外汇短缺的问题。

新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之一，而受到西方阵营的长期政治堵截和经济封锁。但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发展，我们有了日益扩大的外汇需求，但在西方全面经济封锁的环境中，我们创汇的渠道很少，因而外汇短缺又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国家对于黄金作为外汇支付手段给予了格外的倚重。从196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的10年间，黄金占我国外汇总储备中的比例，年均高达60. 5%，最高年份高达91%。生产黄金成为那时我国创汇成本最低、最可靠的增加外汇的手段。为了确保国家外汇需求优先，而需严格控制其他领域黄金的使用，所以人民币稳定之后不仅没有放松管制，甚至黄金管制的力度又有所加强。1984年颁布的《金银管理条例》是对黄金地质资源、生产、流通、加工、零售等全过程、全环节的管制。为了增加黄金生产调动了众多行政手段，甚至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以主要行政首长为组长的黄金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黄金地质资源勘探专业队伍——武警黄金部队，这些措施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国家对黄金的急需程度。

由于国家外汇需求优先的政策，国内民需黄金就必须控制，结果是国内黄金市场极度萎缩，20世纪60年代取消了黄金首饰的供应。从此，无论是金条，还是金制品都从市场上消失了。我国藏金于民的历史被隔断了。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掠走大陆黄金近400万两到台湾，我们接收的黄金极少。当时有人估计民间藏金大约500万两，而1952年我国公布的黄金储备为500万盎司。盎司比两小一点，几乎相当。可见当时90%以上的民间黄金都已变为了国家黄金储备，民间藏金已微乎其微了。

影响实现藏金于民的还有当时的政治环境。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把“披金挂银” ，对富足生活的追求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批判，使人们对金银制品产生了一种畏惧感。文化大革命更将金银首饰列为被扫荡的“四旧”之列，这微乎其微的民众的历史黄金遗存，也或被没收，或被迫上交，或出手变卖，甚至是抛之于茅厕，以避人祸。黄金不仅远离了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也远离了人们的视野，藏金于民成为了一种奢望，甚至是大逆不道。但是藏金于民的历史情结并没有泯灭，它正等待着时代的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