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本投资的计量以及无形资产存量的估算

第二章　无形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要素

无形资本投资在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一个常被引用的数据是：根据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Leonard Nakamura的估计，美国公司2000年在无形资本上的投资大约为1万亿美元，与这个令人惊讶的数据相对应，同期美国公司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大约为1万多亿美元，公司投资在无形资产上的资金大致与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相当，而且其增长率更大，也许不久将会超过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与这一论述相对应的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与实际状况的证明。价格越来越低而功能则越来越强大和多样的电器设备，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DVD播放机等日益在丰富和改善我们的生活；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但却越来越轻便的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世界范围的高速网络的连接，更是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网络世界，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速度和效率，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网络购物、网上学习、网络交友等基于网络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已经成为一些网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基因技术以及医药技术的深入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威胁人类健康的一些疾病的认识，提高和改进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命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效果，这一切无不是包括技术创新、科学进步等无形资产形成与发展的结果。无形资产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方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无形资本投资也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方式。无形资本投资不仅与资本、劳动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而且由于无形资本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的使用效能。本章首先讨论了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特性以及费用化处理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后果，然后讨论劳动、资本、无形资产等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计量方法。

第一节　研究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意义

一、无形资产的含义

无形资产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紧密相联的。较早的无形资产研究的专著是中国人杨汝梅（1899～1985年）于1926年12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1983年Davidson在其主编的《Handbook of Accounting》一书中写道：“无形资产没有公认的定义，因而常常用实例来解释。”他还在该书中引用了于1927年出版的《会计学：它的原理与问题》中的一段话：“无形资产的含义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专营权以及其他类似的财产，这一表述并不十分恰当，但是除了列举其内容外，确实不容易把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划分清楚。应收账款，尽管字面上一点不具备有形的意义，却被视作有形资产。不动产被视作典型的有形资产，专营权则被视为典型的无形资产。但就有形性、重要性或真实性讲，两者并无真正的差别。”虽然时隔50多年，Davidson对此评论道：“时至今日，这一描述仍然和写作它的当时一样正确。”^[1]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98年10月1日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为用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用于出租或为用于管理而特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满足可辨认性，对资源的控制性和未来经济利益性，其中，可辨认性是指无形资产的定义要求无形资产是可辨认的，以便区别于企业的商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无形资产指没有物质实体的经济资源，其价值是由其占有权及其他未来利益所决定的，但货币性资源（如现金、应收账款和投资等）不被认为是无形资产。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将无形资产归类为一项特定资产，并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可明确辨认的（Identifiable）无形资产和不可明确辨认的（Unidentifiable）无形资产两类。

我国开始关注无形资产是在改革开放后，涉及到利用外资过程中如何按照国际惯例来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无形资产评估问题。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合营企业各方可以以工业产权等进行投资，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场地使用权。该文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无形资产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承认并肯定了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中的位置。1989年修订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开始把无形资产列为一个正式的会计科目，企业用以核算自己的专有技术、专利权、商标权、特许权等各种无形资产。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布《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把无形资产列入规定的国有资产评估范围。从我国的实际情形来看，无形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受到一定的重视，是同资产评估需要紧密相联的。财政部于1992年11月3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对无形资产进行了定义。在这两个文件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长期使用但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

王志平（1997）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无形资产是指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不具有独立实体形态，而对主体的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持续发挥作用或直接为主体带来不确定经济利益的非货币性经济资源，表现为特定的权利或关系。这个定义基本上表明了无形资产的性质、内涵和特征。其中，“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表明的是无形资产的法律归属关系；“不具有独立实体形态”表明的是无形资产的非实体性；“持续发挥作用”表明的是无形资产的长期资产性质；“非货币性”说明银行存款、预付款项、应付债券等货币性资产不属于无形资产；“特定的权利或关系”概括了无形资产的形态内涵。^[2]

巴鲁·列弗（2003）认为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股票或债券）的要求权，比如，专利、商标或一种特殊的可以节约成本的组织机构（如互联网基础上的供应链）。^[3]该定义强调无形资产的权利属性，是一项对未来收益具有要求权的权利。因此，他把无形资产主要限定于三个类别，即发明创造、企业的组织实践和人力资本。

二、无形资产的经济特性

无形资产由于其没有实物形态，但同时却具备要求企业未来收益的权利，这就使涉及的无形资产问题相对变得复杂。如企业通过不断地投资于广告、服务标准规范的设计、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网络建设及管理科学化等，这不仅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扩大了销售，而且极大地增加了企业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企业生命周期不断延伸，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企业价值，使企业获得更多对未来收益的权利。但无形资产的形成是企业长期在这些领域进行的人力、财力投入的结果，由于没有实物形态的对未来收益的权利，同时也就存在着比实物资产投资更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有必要对无形资产的经济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巴鲁·列弗（2003）通过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无形资产的广泛存在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认为应该特别重视对无形资产的确定、计量和呈报，以正确揭示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建立良好的无形资产投资、管理系统，使得无形资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认为，无形资产和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一样都是遵循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均衡的经济学规律。因此，要深入理解与无形资产相关的管理、计量和政策问题就必须细致地分析这一原理。他将无形资产的经济特性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形资产产生收益的两大动因；另一方面是形成无形资产的三大成本动因（无形资产的价值抑制因素）。^[4]

1.无形资产使用的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是指在消费过程中一些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受益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换言之，就是在某种产品的数量给定的条件下，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无形资产的非竞争性是指无形资产可以同时满足多人使用而不减少其有用性，如可口可乐公司的秘方可以同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可口可乐分公司同时使用而不影响公司秘方的有效性；同样，google的搜索引擎可以同时提供全球成千上万的用户同时使用而丝毫不降低用户的搜索效率。正是这些无形资产的非竞争性特点，成为商业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上主要的价值驱动因素。

2.无形资产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是指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存在递减趋势。由于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趋势，在投资成本一定时，投资规模往往受到限制，这也是凯恩斯认为导致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而无形资产投资则可实现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

无形资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知识是可以累积的，每一个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思想的基础上。然而，机器需要折旧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知识上投入的每一美元都有极高的边际贡献，而机器设备上的投资可能有3/4是在弥补折旧”。^[5]无形资产尽管也存在价值的折耗，但因其以内含知识为特征，而知识具有累积性，所以，只需常规的投入维持对知识的学习和鼓励员工“干中学”的激励措施，则可实现无形资产投资的事半功倍的效果，促使无形资产的价值通过这样的持续投入来保持和创造。

3.无形资产的可层级累增性（scalability）

可层级累增性是指无形资产由于非竞争性和规模报酬递增所带来的与实物资产相比具有的巨大价值创造潜力。

实物资产使用的竞争性，意味着任何一项实物资产只要被某人使用时，它就不可能同时被其他人使用。因此，当有更多的人需要同时使用某类实物资产时，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对实物资产的投资来增加实物资产数量，但由于实物资产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趋势的存在，企业对实物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从而影响了利用实物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而无形资产的使用非竞争性，可以同时满足多人不影响使用效率的利用，以及无形资产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所以，只要具备足够的市场规模，无形资产的投资都可以用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进而实现价值创造。

因此，无形资产的可层级累增性是以市场规模为前提的，只有那些产品和服务是有巨大市场规模潜力的行业，才能利用无形资产的可层级累增性，从而充分地利用无形资产，发挥无形资产巨大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对一些规模小、发展缓慢的市场，由于抑制了无形资产的可层级累增性，使得无形资产的利用受到限制，从而阻碍了这些行业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

4.网络效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网络化。网络的经济规模优势特点，即任何一个客户作为网络中的一员从网络中得到的好处，是随着网络中人数和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即网络越大越好。因此，大到国家、小到小公司或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尽可能大的网络资源。

在许多高技术行业，先进的网络技术、完善的技术保障，以及企业资源计划（ERP）的实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管理方式和能力，减少了对原先垂直统一管理的依赖，而更多地依赖由员工、供应商和顾客所组成的网络，显著地降低了企业获取各类信息的成本，有效地增强了企业的管理能力、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效率。

网络效应是以先进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的行业的特征。只有依赖于网络建立管理营运体系的公司才能分享并获得网络效应。

5.不完全排他性

当一个投资者通过投资获得了某些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后，投资者不仅排他性地独占这些金融以及实物资产，而且可以独享由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收益。这是由于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产权明晰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从而有效地排除了其他人（非投资者）享受投资利益的机会。

但当投资无形资产并相应地获得无形资产时，则不能保证投资者能够完全独享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这是由于无形资产的所有者很难完全排除其他人享受这些收益。例如，当经过培训的员工跳槽时，其他公司将享受到公司员工培训投资带来的利益，进行员工培训投资的公司不能有效地阻止其他公司享受员工培训的好处。即使对于产权明晰的专利权发明，专利的非所有者也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即通常所说的外部性。专利法规定，当专利到期后，非专利所有人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专利发明。即使是还未到期的专利，由于竞争者的仿造，也存在外部性。

无形资产的不完全排他性导致了无形资产投资的部分外部性，使得投资者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利益。当这些外部性足够大时，由于损害到投资者的利益，将严重抑制投资者投资无形资产的积极性。但投资无形资产的外部性与所在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制度密切相关，这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制度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以本书无法、也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论述。

6.无形资产的固有风险

企业对无形资产投资，特别是在R＆D上的投资，由于投资巨大，而且还面对一个未来不确定的市场，使得企业对R＆D上的投资面临着极大的经营、财务风险。但在R＆D上的投资成功，由于专利持有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利益，表现在专利持有的企业对新产品的垄断定价权，这样使得企业能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产品而获得更高的销售毛利率。辉瑞制药（Pfizer）2004年年报显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25.16亿美元，销售成本为75.41亿美元，销售成本仅占销售收入的14.4％，毛利率高达85.6％，而同期投入R＆D的支出为76.84亿美元，占销售收入的14.6％，超过了产品的制造成本。微软公司（Microsoft）2004年年报披露，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35亿美元，销售成本为67.16亿美元，仅占销售收入的18.2％，毛利率也高达81.8％，全年投入R＆D的支出为77.79亿美元，占年销售收入的21.1％，也超过了产品的制造成本。这使得在R＆D上的投资成功的企业不仅从成功的专利产品和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也使得企业有更大的财力从事R＆D投资。但投资获得成功的仅仅是一部分企业，对于另一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企业来说，投资R＆D的活动，比如开发新药，可能会“颗粒无收”，而进行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却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7.不可交易性

无形资产是没有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而且有些无形资产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必须与某些特定载体一道，才能共同发挥作用。如戴尔公司的直销管理组织模式，是无法移植的，只有与戴尔的企业组织在一起，才能发挥戴尔公司的这一无形资产的优势。无形资产的这些特征使得其不能像实物资产、金融资产那样与有组织、有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易。无形资产的不可交易性产生了深远的管理和投资后果：“缺乏无形资产产出的直接计量指标不可避免的导致无形资产定价模式的模糊性和随意性”。^[6]无形资产的不可交易性导致无形资产的不可量化性，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形资产不能在财务报告中确认为资产。

无形资产利用的非竞争性、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无形资产的可层级累增性，为无形资产的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创造潜力，但同时，无形资产存在的不完全排他性、投资的固有风险以及不可交易性，使得无形资产投资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无形资产管理的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化和确定克服困难的方法。^[7]

第二节　无形资产投资支出费用化的后果

一、无形资产披露的现实状况

尽管无形资产支出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公司的财务信息中，确认和计量的无形资产仅仅是公司在无形资产支出中的“冰山一角”，^[8]而绝大部分无形资产支出，并未在无形资产中反映和披露，而是作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项期间费用列支。一般在企业实务中，能作为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的仅是无形资产中较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是通过外购方式获得的。通过对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披露的无形资产的统计分析，根据薛云奎（2001）的一项研究：内地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各项目占无形资产的比例（均值）按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土地使用权81.33％、特许使用权47.82％、房屋使用权42.67％、专有技术32.74％、专利权31.19％、软件、技术投资30.86％、商誉28.57％、用电权28.48％、商标19.26％、其他1.92％；如果将披露的无形资产分为技术资产和非技术资产，技术资产=软件、技术投资+专有技术+专利权，非技术资产=无形资产－技术资产。那么技术资产和非技术资产各占份额为：非技术资产92.39％、技术资产35.88％。综上所述，从样本公司有关无形资产信息的实际披露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含金量”还很低，主要是各类使用权（尤以土地使用权居多），无形资产中技术资产的比例相对偏低。如果假定没有披露技术资产的公司其技术资产为0，那么技术资产占无形资产的比例仅为7.61％（=1－92.39％）。^[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中公司的无形资产披露情况是：披露的无形资产中，绝大部分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使用权（而其中主要的又是土地使用权），真正的技术资产仅占其中非常小的比例，企业用于无形资产的支出并未在无形资产中得到充分的披露。

二、无形资产投资支出费用化的后果

无形资产利用的非竞争性、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无形资产的可层级累增性，激励企业进行无形资产投资以获得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优势，但无形资产存在的不完全排他性、无形资产投资的固有风险以及不可交易性，使得无形资产投资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大多数固定资产是通过外部的市场交易而获取固定资产可核的货币计量数额，无形资产则不然，大多数是通过内部在R＆D、员工培训、品牌推广促进等上支出形成，这就无法取得可核的货币计量数据，这是会计师们之所以选择将无形资产支出费用化，而不是将它们资本化的原因。而无形资产没有实物形态的不可见性，使得无形资产不像固定资产能够通过可见的实物形态去追溯固定资产形成的历史状况，对一项确认的无形资产我们无法追溯它的形成轨迹。如在知识资本情形下，我们无法确认某些知识是属于哪一年投资形成的?这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于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公司对待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态度和行为，不仅影响公司的管理效能，也对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从而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状况以及效率产生影响。

在发达国家，与企业无形资产紧密相联的R＆D支出、品牌推广促进支出、员工培训支出、企业管理模式改进支出等为企业的主要投资领域，并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持久动力源泉，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但在对待这些费用列支时，各国的会计准则基于谨慎性原则一般将它们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一方面，这类支出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获利能力的提高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企业的未来的成长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支出；另一方面，因为这类支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资本化，从而导致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不能反映企业的这类信息。这就出现了一对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以及企业的经营获利过程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希望了解更多的有关无形资产的信息，但财务报告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与之相适应的无形资产的财务信息。所以，无形资产费用化处理会带来比较严重的经济后果。

无形资产支出费用化处理必然会减少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和利润总额，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减少研发经费支出，不利于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损害企业融资能力。特别是由于费用化低估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又在不详细提供无形资产中研发、广告投入的详细信息的条件下，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预期，从而增加投资回报率，提高资本的成本，由此而阻碍企业的投资和成长，进而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由于无形资产支出的期间费用化，而没有根据无形资产支出对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分配，将资本化的费用分配进入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中，从而就无法准确和全面地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信息，影响公司经营管理者的决策质量和管理效率。

从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来看，国家财政为了支持国家创新能力，安排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财政安排了巨额的经费保证国家的基础义务教育；为了提高国民和就业人员的生产效能，财政也安排了资金用于高等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等。这些支出和企业用于无形资产价值驱动的支出不像固定资产的投资一样作为国内产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上的投资支出已经达到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当的数量，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和规模，由此，在没有将无形资产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产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核算中，夸大了劳动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而相应地降低了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这使得人们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乃至于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方式。

所以，无形资产支出是否应该资本化，绝不仅仅是限于会计核算和计量的问题，而是对微观经营环境，乃至于对宏观经济政策都将产生影响的重要问题。“无形资产是应该作为中间投入品（被作为期间费用确认），还是作为资本品投入（被作为资产确认），是取决于这项投入的经济属性是服务于当期，还是跨期利用服务于多个经营期，而不是取决于该项支出是否能够被计量。”^[10]本书中所指的无形资产主要是指未被企业会计核算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资本化确认的企业和社会用于研究开发、人力资本投资、广告支出上的投资所累积形成的资本存量。

第三节　有形资本投入要素的计量

一、有形资本投入计量方法文献回顾

在生产函数中，经济产出是生产活动中的资本（为了和无形资本投资相区别，这里所称的资本，因其有形的形态，我们称之为有形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结果，一定时期有形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就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产出结果。要分析、计量经济产出与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计量经济活动中投入的有形资本和劳动资源是关键。对此，有关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如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谢千里（1995）、张军（2002）、李治国与唐国兴（2003）等都使用了各自的估算方法对我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但由于大家对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不尽相同，从而在测算我国生产函数及生产率等问题上产生了很多分歧。在1997年之前，研究者们仅仅是依靠我国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而去系统推断我国历年的资本存量，其面临很多的客观限制条件。但是，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1997）出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之后，而且经过2004年补充后出版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我们便可以比较全面和准确地统计全国以及各地区的资本存量。

总体来看，在估算我国历年资本存量时，研究者们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大体相近。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步骤：第一，存量计算（即利用各种方法，来推算某一年份的资本存量）；第二，各年的流量计算（即资本存量的净增加额）；第三，在可比价格的前提下，在最初某年存量数据的基础上，逐年累计各年的流量数据，从而得到以后若干年份的资本存量。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估算某年份的资本存量以及在计算各年的流量时，各人所依赖的假设、依据不尽相同，从而在我国历年的资本存量究竟是多少的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在这些研究中，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与张军（2002）、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等人的估算结果在我国资本存量测算中具有代表性。

1.张军扩（1991）的估算

张军扩（1991）在《“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一文中，给出了对我国1952～1990年间的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及其具体结果。其估算的方法和步骤为：

第一，援引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的假设（即假定我国1953年的资本产出系数为3），从而推算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2000亿元（1952年价格）。

第二，计算各年的净投资额（各年净投资额用各年积累额代替）。

第三，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具体为净投资的26％在当年转化为资本，26％在第二年转化为资本，20％在第三年转化为资本，12％在第四年转化为资本，9％在第五年转化为资本，7％在第六年转化为资本。

第四，计算各年的资本增长，并根据1952年的资本存量计算历年的资本存量。由于我国在任何一年都没有展开过全国范围内的资本存量普查，因此，利用资本产出比来估算较早年份的资本存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计算历年的资本流量时，设定净投资转化成新增资本的比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2.贺菊煌（1992）与张军（2002）的估算

贺菊煌（1992）在《我国资产的估算》一文中对我国1952～1990年间的资本存量也进行了系统的估算，并给出了最终结果。其估算步骤为：

第一，推算历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这实际上是计算我国历年的资本流量，计算公式为：

基年价格计算的第t年积累=（第t年积累指数÷基年积累指数）×基年积累

第二，估算某一年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其中，对于生产性资本的估算，贺菊煌（1992）提出如下假设：生产性资本在1964～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同于它在1971～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理由是：在这段时期中，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相对比较稳定。令Kt表示第t年的生产性资本，At表示第t年的生产性积累，则有：，联系到假设：K71/K64=K78/K71可推理得到1964年我国的资本存量为4861.1亿元（1990年价格）。这样，贺菊煌（1992）就估算得到了1990年的生产性资本存量（1990年价格）。对于非生产性资本的估算，贺菊煌（1992）首先估算某一年住宅的总价值，然后假设住宅价值为非生产性资产价值的某一百分数，进而推算出该年非生产性资产的价值。贺菊煌（1990）对1990年我国非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算为24362亿元（1990年价格）。这样，把1990年的非生产性资产与生产性资产相加就得到我国1990年资产存量为64850亿元（1990年价格基准），其中，生产性资产存量为40488亿元，非生产性资产为24362亿元。

由于研究所处时间的原因，贺菊煌（1992）只给出了1952～1990年间的估算结果。张军（2002）则在贺菊煌（1992）的估算数据的基础上，延续了对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既然张军（2002）是延续贺菊煌（1992）的估算，而贺菊煌（1992）对资本存量的估算又是包含着固定资产存量和流动资产存量的总和。因此，可以断定，张军（2002）在对我国1990～1998年间的资本存量估算中，其数据应该包含固定资本存量和流动资本存量两部分。

3.邹至庄（1993、2001）的估算

邹至庄（Chow，1993）利用一些私人可得的数据推算出1952年年末中国非土地的固定成本和存货计1493亿元，土地价值720亿元，这样资本年末存量价值为2213亿元（1952年的价格），并以此作为初始资本。邹至庄（Chow，1993）还认为，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品价格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净投资I和官方统计数据中的“积累”一致，并可认为是由1952年或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

为了将1980年以后的名义资本形成总额转型为实际资本形成总额，以便构建资本存量系列，邹至庄（Chow，1993，2001）采用三个步骤来实现：首先，将名义GDP和实际GDP之比所得的GDP平减指数，对名义总消费和名义资本构成总额进行缩减，从而得到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实际家庭最终支出；然后，用一般消费价格指数，将1981年及以后各年的名义消费转换为实际消费；最后，从实际家庭最终支出中，减去实际消费，即可得到实际的总投资（包括存货投资）。于是，利用方程：K（t）=（1－d）［K（t－1）－720］+I（t）+720即可以构建1981～1998年的资本系列K（折旧率d取值0.04，略低于非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是由于K包括了存货）。这样，就得出了1952～1998年中国资本存量的系列数据。

4.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的核算

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通过比较发现：张军（2002）基于贺菊煌方法延伸的资本存量最高，这是因为，该方法在1990年之前加入了非生产性资产，并在1990年之后忽略了资本折旧这一重要因素，因此估算结果夸大了。而根据邹至庄的方法（李治国和唐国兴，2002）所估算的资本存量也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该方法无法剔除非生产性部门的资产变动及存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估算结果也有所夸大。王小鲁和樊纲（2000）所估算的资本存量最低，这是因为他们为考虑我国投资中的浪费情况而引入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因此，采用未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去等同浪费的投资部分，会使估算的资本存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

所以，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认为，资本存量是指一定时期下安装在生产单位中资本资产的数量，一般用来度量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主要是就固定资产而言的。因此，估算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或实际的）资本存量的基本原理是，当期实际资本存量由上期实际资本存量与当期实际净投资两部分构成：

其中，K是实际资本存量，RNI是实际净投资。只要构建出各期的实际净投资序列，并设定基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就可以得到各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序列了。RNI的计算则是根据王小鲁和樊纲（2000）给出的估算方法，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数对名义净投资折算的方法来计算实际净投资，名义净投资由名义总投资扣除折旧得到：

其中，NI是名义净投资，GI是名义总投资，DS是名义折旧，PIF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一部分1991年以后的直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1978～1991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是通过《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指数计算的固定资产核价指数，由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拟合得出，由此，便给出了1978～2000年完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于年折旧额，1978～1993年的折旧额的计算采用邹至庄（2000）的方法，折旧=GDP－国民收入+补贴－间接税，计算得出。1994～2000年折旧额由各省折旧额相加得出。初始资本存量（1978年的资本存量）直接采用邹至庄（1993）的结果14112亿元（1978年价格）。这样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认为他们得出了比较适中且合理的资本存量。^[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的资本存量计算中是不包括存货的，但由于1978年初始资本存量选用的是邹至庄（1993）的结果，而邹至庄的资本存量是含有存货的。

由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建立在比较准确地计量增长要素存量的基础上的，没有可信及准确计量要素存量，经济增长核算的可信度就要受到影响。为此，本书的研究基础是通过比较已有的要素存量的计算方法，寻找相对合理并受到大多数学者引用的计算方法，并通过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确定对要素存量特别是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

二、中国资本存量估计

本书对全国资本存量的估算，仍然采用三步计算方法，但在具体数据的采用上，根据实际状况及分析进行选择。第一，对初始资本存量的估算，为了与分省资本存量计算方法一致，选择1952年为资本存量初始年份，且用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为固定资本存量的10％^[12]假设估算初始的固定资本存量。1952年全国资本形成为80.7亿元，据此估算的1952年初始固定资本存量为807亿元，这一估算结果与张军（2003）估算的1952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可能在800亿元左右（1952年价，不包括土地）^[13]非常接近。所以，在后面的计算中，我们采用中国的固定资本初始存量为807亿元。第二，各年的流量计算（即资本存量的净增加额），对当年价格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的缩减指数缩减后，得到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本书在计算缩减指数时，为了减少指数换算过程中的误差，以1952年不变价格换算，固定资产形成价格指数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第三，在可比价格的前提下，在1952年固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扣除当年的折旧额，再逐年累计各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而得到以后若干年份的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采用：

式（2－3）中的折旧率，我们采用李京文（1992）的经验折旧率，即1978～1984年平均折旧率为4.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技术进步和轻化工行业及电子、通信业的发展，如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汽车、自动化设备等折旧年限相对缩短的固定资产比例增加使总体固定资本的平均折旧年限下降，因此，1985～1989年平均折旧率为5.2％；进入90年代以来，上述设备的比例更是大幅增加，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利用进一步加快了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和更新，1990年以后平均折旧率为5.6％。^[14]由于李京文（1992）未考虑1978年以前的折旧率，所以，对1952～1977年的折旧率我们采用邹至庄（1993）选用的4％数据。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1952年价格的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固定资本存量。

为了便利生产衔接和销售的及时供货，生产过程中会留存一部分产成品、在产品和原材料，这就是生产中的存货。但我国的存货正如杨格（Young，2000）和宋海岩等（2003）指出的，首先，发展中国家“存货变动”经常是一个人为编造的残差项，以填补生产和支出账户两边的差异；其次，从技术上说，通过调整存货的现价和基年价的差异，对存货变动进行合理的估计远比估计流量的固定资本形成困难得多；再次，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国有企业未被出售的产成品视作具有生产性的一部分资本存量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省际数据中又没有对存货的构成进行细分。所以本书在计算经济增长的资本要素时采用张军（2005）的处理方法，不把存货增加作为投资的一部分，^[15]即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中的资本仅包括固定资本，而不包含存货资本。全国有关的资本数据计算的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　达式全国资本存量与实际GDP系列数据（1952年价格）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计算得出。

根据将每年的GDP换算为1952年价格的真实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应的年实际固定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为解释变量利用SPSS13.0进行的曲线估计，真实GDP和实际固定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结果如表2－2所示，拟合优度为0.993，常数为922.557，系数为0.353，写成表达方程式为：

曲线估计方程表示，实际固定资本存量每增加1元，真实GDP将增加0.353元。

表2－2　真实GDP与实际资本存量之间的曲线估计

被解释变量：真实GDP（1952年价格）
解释变量：实际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

根据表2－1数据，1978～2005年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9.28％，固定资本形成年增长率为10.34％，超过GDP增长率一个百分点。

将本书计算的数据通过与张军（2002）、章元（2003）、贺菊煌（1992）与邹至庄（1993）等计算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张军（2002）的数据（1952～2000年）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6，在1％水平下显著相关，有效数据为49；与张军、章元（2003）的数据（1952～2000年）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89，在1％水平下显著相关，有效数据为49；与贺菊煌（1992）的数据（1952～1990 年）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78，在1％水平下显著相关，有效数据为39；与邹至庄（1993）的数据（1952～1985年）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6，在1％水平下显著相关，有效数据为34。因此，经过对比分析，可以认为本书计算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是基本可信的。

三、中国分省有形资产存量的估算

按照全国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我们依次可以分别计算分省的各地年末固定资本存量，见表2－3所示为全国各地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年末固定资本存量。

在计算分省的固定资本存量时，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选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有几个省份的数据存在缺失的情况，所以对几个存在缺失数据的省份的固定资本存量估算时，分别采用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江西和广东两省缺失1952～197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但江西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是完整的，所以，主要确定出江西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时间系列数据，便可以计算固定资本存量；广东则缺失了1952～197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所以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替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在确定两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时，我们考虑到由于我国1980年以前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固定资本形成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存在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这一现象可以从另一些数据完整的省份中得到印证。为此，根据江西1978～1980年间的固定资本形成大致占35％左右，广东该比例为23％左右。以35％的比例乘以江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估算出江西1952～197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23％比例乘以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估算出1952～197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根据这一时间系列数据应用前述的方法就可计算固定资本存量。我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比较简略的近似算法，而没有采用龚六堂、谢丹阳（2004）和张军（2006）的算法，是由于我们考虑到，在后续的计算中所选用的系列数据是1978年以后的数据，而考虑到对前期固定资本存量进行折旧的缘故，前期数据在对1978年后的固定资本存量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降低，因此我们采用了比较简洁的方法计算。

宁夏回族自治区缺失1952～1990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通过对比从1990～2005年宁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列数据，发现这两类数据在大多数年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宁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系列数据是比较一致的。为此，我们以宁夏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系列数据代替缺失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系列数据，并据此计算宁夏的固定资本存量。

四川省具有1952年以后的主要年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但只有1978年以后年份的数据是连续的，以及对应的以1952年为100的主要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该指数也是从1978年以后年份才连续的。所以，我们将该指数按照平减指数计算方法得出以1952年为1的固定资产形成平减指数，即可得到197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实际数，按照该数除以10％估算当年的固定资本存量，据此计算以后各年的固定资本存量。

表2－3　全国分省按不变价格（1952年价格）计算固定资本存量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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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2002年以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部分来自各地的统计年鉴，以上表格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得出。

第四节　无形资本投资的计量以及无形资产存量的估算

一、无形资本投资的计量

无形资本投资即是企业为了获得未来收益的要求权，在发明创造、企业的组织实践和人力资本等上进行的资源投入。发明创造的投入我们以企业和组织在研究和开发上所进行的投资计量。企业组织实践，由于无法获得更全面和详细的数据，我们简单地以企业在广告上的投资代替。人力资本投资我们以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

为了计算无形资本投资形成的无形资本存量，我们要考虑每年无形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无形资本形成总额、上年无形资本存量以及当年折耗的影响。计算经济组织在研究开发、广告上的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本形成总额时，还要考虑价格的影响，以不变价格计算无形资本投资的存量。

人力资本则按照一定年龄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无形资本投资存量的估算

无形资本存量的计算与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方法与步骤是一致的，都需要在预先确定以下几项内容的基础上，才能估算无形资本存量。在计算无形资本存量之前需要确定的几项内容包括：每年现价的无形资本形成数量、对无形资本现价调整为不变价格的无形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无形资本存量的初始零点的确定以及无形资本折旧。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可以查找到1987～2005年全国的研发支出数据。我国从1998年开始每年公布1997～2005年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其中列出了分省的研究开发支出，这样，我们可以找到1987～2005年的全国研发的费用支出以及全国分省自1997～2005年的研发支出费用。从2006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主要年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主要年份包括1978、1980、1985、1990和1995～2005年的研发支出的数据。对缺失年份的数据我们通过插值法进行推算，据此，我们可以补全上海自1978～2005年的研究开发支出数据，由该数据和上海的生产总值数据得出上海自1978～2005年的研究开发支出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了补充1978～1986年的全国研究开发支出费用，我们将全国自1987～2005年的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与同期的上海研究开发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全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与上海研发支出占生产总值比的线性回归方程关系，回归方程如表2－4所示。

表2－4　全国R＆D占GDP比与上海同比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两者的拟合优度高达0.998，常数项的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上海研发支出占生产总值比对全国研发支出占生产总值比的影响系数为11.765，t检验值亦高达96.573，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这一回归方程我们可以计算1978～1986年的全国研发支出费用占GDP比，用该比例乘以同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可得到估算的研究开发支出。

应用全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结合已知的分省自1997～2005年的研发支出占生产总值比，利用与估算全国研发费用占GDP比的相同的方法估计分省R＆D占GDP比的回归方程，并据该回归方程估算剩余年份1978～1996年的R＆D占GDP比的值。分省回归的结果如表2－5所示。

表2－5　全国分省R＆D占GDP比与全国同比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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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的分省R＆D占GDP的比和分省的生产总值，可以计算分省的研究开发支出系列数据。北京市的数据因为比较特殊，所以，在全国其他分省数据计算出来后，利用全国数据减去其他省份的合计数，即可估算出北京市1978～1986年的研究开发支出数据。在应用该方法计算分省的数据时，个别省份会出现在前期的1～2年R＆D占GDP比为负数的情况，对此，我们采用外推方法进行推算。

根据各年的《中国广告年鉴》的数据，我们可以查到自1981年开始的全国以及分省的广告收入，并以此作为全国以及分省企业在广告上的投入。

对实际无形资本投资存量的计算，我们采用分别计算广告投入形成真实无形资本存量和研发投入形成的无形资本存量后，再将两者相加即可。在计算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所形成真实无形资本投资存量时，我们仍然根据公式（2－3）稍加变换后得到计算无形资本投入形成无形资本的计算公式：

根据公式（2－5）计算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形成的无形资本时，Rt为时间t期的真实无形资本存量，时间为1979年、1980年……2005年，δN为无形资本的年折旧率。只要构建出各期的实际无形资本投资序列Nt，并设定基期的实际无形资本存量，就可以得到各期的实际无形资本投资存量序列了。

在计算广告投入、研发投入形成无形资本存量时，我们将广告投入形成无形资本存量的基期设定为1981年，主要是考虑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还是主要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全国范围的广告业务的发展是1981年之后的事情；而将研发投入形成无形资本存量的基期设定为1978年。对于每年全国及各地分省的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由于这些系列数据均是名义货币数量，为了计算实际无形资本投资存量，首先需要将这些名义数据转换为实际数据。由于不存在广告投资和研发投资的价格指数，又考虑到广告投资是以地区广告业的业务收入来计量的，广告的业务收入主要用于广告业的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而用于研发的支出也是包括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所以，分别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各地的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作为全国及各地的广告投资形成总额和研发投资形成总额的缩减指数。由于我们编制的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是以1952年为1，所以，我们分别可以得到以1952年价格表示的实际广告投资形成无形资本总额和研发投资形成无形资本总额的年度系列数据。

对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的基期无形资本投资存量的计算，我们假设由广告投资基期1981年的存量为当年实际广告投资形成无形资本总额除以50％得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全国以及各省的广告投资形成无形资本存量基期的实际数额；同样的方法，我们假设由研发投资基期1978年的存量为当年实际研发投资形成无形资本总额除以30％得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全国以及各省的研发投资形成无形资本存量基期的实际数额。

对折旧率δN的确定，由于广告投入和研发投资的持续影响不同，所以对广告投入形成无形资本存量与研发投入形成无形资本存量采用不同的折旧率。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的实际状况，本书采用与Corrado（2006）一致的折旧率，将广告投入的折旧率确定为60％，研发投入的折旧率为20％。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1978～2005年全国以及分省不变价格广告投资和研发投资形成无形资本投资存量，计算结果如表2－6所示。

表2－6　全国分省按不变价格（1952年价格）计算无形资本投资存量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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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及各地研发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全国及各地广告支出来自历年《中国广告年鉴》，以上表格的数据依次计算得出。

三、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

人力资本，作为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资本形式，它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通过相应的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人的知识、能力，改善人的健康状况从而提高人的未来收益和效用的投资。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靠家庭、企业、学校、医院和政府等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和养护，同时也要靠人力资本所有者日常的学习来进行长期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与培训投资、健康与卫生投资和“干中学”投资以及劳动力流动投资等内容，其中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我国有关职工在职培训的详细资料不全，所以在本书中我们仍然主要用教育投资方面的指标来说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或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净收益。显然，用于对人的为了获得这些能力的支出即是人力资本投资。根据Hunter（2004）“任何由公司所进行的期望获得未来利益的货币性花费只要没有当即形成有形资产，就构成了对‘无形资产’的投资”。^[16]这类投资也是无形资本投资的一部分。

人力资本投资的计量范围应包括哪些内容?钱雪亚（2005）认为，某项支出是否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这项支出的目的是否在原来一般劳动力的基础上增加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即增加对生产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培训、保健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而小孩抚养费用、研发成本不属于人力资本投资。^[17]

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是人力资本水平计量的核心。人力资本存量，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蕴藏于被投资人身上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的总量。总结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计量估值方法，主要有未来收益法、教育存量法、累计投入法三大类。钱雪亚（2006）认为无论出于信息提供的目的，还是基于满足经济增长研究对资本计量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投资的视角来计量人力资本存量更为科学，也更有价值。

由于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经济运行中，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获取需经过对教育培训的投资才能获得。因此，我们假设投资于教育培训的资金形成人力资本。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采用下列的方法（即受教育年限法）来测量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法属于从投入角度考虑度量的一种方法，为了度量不同劳动力之间所含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最一般方法是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不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质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计量，刘遵义（1997）采用的计量方法是用工作年龄（15～64岁）的个人平均受教育年数。

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在1964年、1982年、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和1993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对中国的各年龄层次人口所占比例及其教育年限综合起来考虑，提出了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概念。目前我们一般用这个指数来说明人口平均教育年限，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公式如下：

其中：U、H、M、L、I分别为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人口数，Y1、Y2、Y3、Y4、Y5分别为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以此方法为基础，假定上述各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6、12、9、5、1年，全部人口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如果已知某一年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出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并以此作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以查到1964年、1982年以及1990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统计数据。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从1996～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的各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统计资料。依据以上原始数据，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全国及各地的以上年份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于缺失数据年份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我们采用内插法进行估算。表2－7为我们的计算结果，我们以此作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表2－7　全国及分省平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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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注释】

[1]Davidson S.Handbook of Accounting［M］.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87－105.

[2]王志平.无形资产的概念与定义初探［J］.生产力研究，1997（5）：8.

[3]巴鲁·列弗著，王志台译.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7.

[4]巴鲁·列弗著，王志台译.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5]Grossman，G.and E.Helpman.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8）.31.

[6]Griliches，Z.R＆D and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 Results and Measurement Issues.In：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Edit by Paul Stoneman.Oxford，U.K.1995.77.

[7]巴鲁·列弗著，王志台等译.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49.

[8]Corrado，C.，C.Hulten and D.Sichel.Intangible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EB/OL］.http://www.nber.org/paper/w11948.January，2006.2.

[9]薛云奎，王志台.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及其价值相关性研究［J］.会计研究，2001（11）：43.

[10]Corrado，C.，C.Hulten and D.Sichel.Intangible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EB/OL］.http://www.nber.org/paper/w11948.January，2006.10.

[11]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J］.经济研究，2003（2）：36.

[12]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38.

[13]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37.

[14]李京文等著.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9.

[16]Hunter，L.，E.Webster and A.Wyatt.Measuring Intangible Capital： A Review of Current Practice ［EB/OL］.http://www.ipria.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041604.pdf.6.

[17]钱雪亚.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