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资本投资区域

第六章　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

上海是中国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之一，由于其悠久的商业、贸易和金融历史，使得上海具有浓郁的商业活动环境，这使得上海市不仅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基础和能力，而且具备开展各项服务产业的能力。特别是自1990年4月18日上海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实施浦东开放政策，紧接着于1992年执行在上海建立“四个中心”的规划。这些政策的执行与实施，促使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从1998年开始，上海市的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的48.8％，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的44.0％，并于次年即1999年首次超过50％，达到50.8％。这标志着上海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上海市是我国在经济形态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最为接近的地区，上海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相对较小。上海是否能在中国内地首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的以效率推动的经济增长呢?如何才能促成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以上海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评价和判断。

第一节　上海市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生产函数

一、上海市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

根据第三章中的分省资本存量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上海市1952～2005年的固定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同时，我们将上海市从1952～2005年的名义地区生产总值，按照年鉴中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通过换算成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了减少计算过程中转换的误差，我们以《上海统计年鉴（2001）》上的历史数据所提供的数据，以及《上海统计年鉴（2006）》的有关数据，将平减指数换算成以1952年指数为1的系列数据，然后通过平减指数将每年的名义地区生产总值换算成1952年不变价值的生产总值，计算的结果如表6－1所示。

表6－1　上海市1952年价格计算的GDP、固定资本存量　　单位：亿元

根据将每年的GDP换算为1952年价格的真实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应的年固定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为解释变量进行的曲线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2所示，真实GDP和实际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拟合优度为0.996，常数为109.181，系数为0.450，写成表达方程式为：

Y=9109.181+0.45×K

曲线估计方程表示，实际资本存量每增加1元，真实GDP将增加0.45元。

表6－2　上海市真实GDP与固定资本存量之间的曲线估计

`被解释变量：真实GDP（1952年价格）
解释变量：实际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

二、上海市生产函数与增长源泉分析

利用表6－1中的数据以及上海市的年末从业人数，我们可以利用上海市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数据以及年末从业人数等数据，测算上海市的地区生产函数，并以此对上海市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分析。为了较为可靠地估算上海市的生产函数，我们选取了1978～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主要是考虑到：在计算资本存量时，对初始1952年的资本存量是采用较为主观的方法来确定的，这会带来一定的误差。又由于在计算资本存量时，是要扣除前期资本存量的折旧，这样就使得初期主观确定的资本存量经过一段时间后，因判断误差产生的影响将逐渐消失。上海市1978～2005年不变价值的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固定资本存量和年末从业人数，如表6－3所示。

表6－3　上海市不变价值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总额和年末从业人数

续表

上海市不变价值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曲线图6－1直观地看出：

图6－1　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

根据以上的上海市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可以估计上海市的生产函数。为了计算上海市的生产函数，首先，我们必须要决定估算的生产函数。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我们有基本的生产函数的形式，分别如式（3－3）、（3－4）和式（3－6）这三种回归形式。应用表6－2的数据，并取对数值，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最后确定用式（3－6），并且不考虑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比较合意，回归结果如表6－4所示。

表6－4　上海市生产函数回归结果

常数项与虚拟变量的系数值为负值，常数项的值为－0.373，资本产出弹性以αK值为0.549，以上回归数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F检验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拟合程度也较好，达到0.999，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素（VIF）值为5.489，由于该值小于10，所以我们认为可以不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但由于回归的杜宾—瓦尔森（d）值小于1，因此残差存在自相关情况。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消除残差自相关问题。

为了消除回归方程（3－4）存在的残差自相关问题，我们先根据回归结果d值求出相关系数ρ值，ρ=，然后建立广义差分方程：

式中，t=1978，…，2005，上式可记为：

应用前述的数据，应用该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即可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5所示。

表6－5　广义差分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显示，常数项以及各回归系数值的t检验均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素（VIF）值为8.608，小于可能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的值10，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该回归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方程的F值检验也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自变量对解释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可以拒绝自变量回归系数值为零假设；回归结果拟合优度高达0.993；杜宾—瓦尔森d值为1.418，对于27个观测值、解释变量为2，在1％的显著水平下，dL=1.019，dU=1.319，由于d值为1.418大于dU，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据此，我们可以确定上海市的资本投入产出弹性αK为0.611，劳动投入产出弹性αL为0.389。

根据表6－1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978～2005年各年的不变价值的生产总值增长率gY，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gK，以及劳动增长率gL，根据上面我们所确定的αK和αL的值，利用公式（3－9）即可计算全要素生产率gA。我们可以计算上海各个时期的TFP以及增长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计算结果如表6－6所示。

表6－6　上海市TFP及经济增长因素的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显示，上海市从1978～2005年的28年中，实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0.00％，实际资本的年投入增长为12.91％，劳动增长率为0.79％，全生产要素率增长率为1.80％，资本投入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8.88％，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3.07％，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为18.05％，总体来看，上海经济增长的81.95％来自于生产要素资源的投入，因而，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要素投入的推动。

第一阶段在改革开放后的前期，即1978～1984年，主要是进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上海市的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左右，所以，这一制度上的创新对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是：固定资本的年增长率为13.72％，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7.96％的水平，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05.31％，劳动供给年增长率为1.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01％，两者相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7.04％，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1.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3.33％。进入城市改革以来，改革的效率开始显现，经济年增长率为9.85％，资本投入增长率为13.1％，劳动力供给出现负增长，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1.26％，全要素年增长率为1.8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86％。这一时期，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如果我们不把这一阶段区分为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两阶段的话，那么这一期间，上海市经济年增长率为9.18％，投入资本的年增长率为13.32％，劳动供给年增长率为0.56％，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1.03％，全要素年增长率为0.82％，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为8.97％。

第二阶段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大致是从1996～2002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已经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改革开始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则。上海在这一时期，经济年增长率达到10.95％，投资增长率开始有所放缓，从上一阶段的13.32％下降为12.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2.26％，劳动供给的年增长率为0.4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6％，全要素增长率为2.8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14％。

第三阶段为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大致是从2002年开始，这一阶段上海经济增长的特征为：经济年增长率为12.21％，超过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10.52％，投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52.64％，全要素增长率为4.6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18％。

图6－2显示的是1978～2004年间，经济增长率、固定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变化图。

图6－2　上海市从1978年以来各年TFP及增长因素贡献的计算结果

第二节　上海市无形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

一、上海市人力资本

上海市人力资本的计量我们采用我国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在1964年、1982年、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和1993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对中国的各年龄层次人口所占比例及其教育年限综合起来考虑，提出了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的概念。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计量，刘遵义（1997）采用的计量方法是用工作年龄（15～64 岁）的个人平均受教育年数。

与刘遵义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是，用上海市6岁及6岁以上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计量替代。1997～2006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别提供了1996、1997、1998、1999、2000、2002、2003、2004以及2005年各地区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分的人口，人口基数是以6岁及6岁以上年龄人口按1％左右的抽样总数，从中得到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数、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数和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数。我们以此计算上海市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在人口中占的比例，用该比例乘以1年，加上小学文化程度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小学受教育年限5年的乘积，加上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与初中受教育年限9年的乘积，加上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与高中受教育年限12年的乘积，再加上大学文化程度比例与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16年的乘积，即可得到对应年份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并以此作为对应年份的人力资本。另外通过相关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鉴》可以得出另外几年的数据，然后对于缺失的几年数据，采用内插和外推的方法进行估算。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上海以及全国1978～2005年间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如表6－7所示。

表6－7　上海市以及全国以受教育年限替代的人力资本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有关年份的数据计算得出。

二、上海市的无形资本投资与存量

根据巴鲁·列弗（2003）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股票或债券）的要求权。^[1]无形资本投资即是企业为了获得这类收益的要求权，在发明创造、企业的组织实践和人力资本等上进行的资源投入。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已经在上面进行了估算。发明创造的投入我们以企业和组织在研究和开发上所进行的投资代替，企业组织实践，由于无法获得更全面和详细的数据，我们简单地以企业在广告上的投资代替。

根据第三章的无形资本投资存量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1978～2005年上海市的无形资本净投资额和不变价格的无形资本存量，计算结果如表6－8所示。

表6－8　上海市的无形资本投资以及不变价格（1952年价格）无形资本存量　　单位：亿元

续表

注：表中数据是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和《上海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广告年鉴》有关年份的数据计算得出的。

三、无形资产投资与投资效率

从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来观察，高经济增长率往往是伴随着更高的投资增长率，也即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

图6－3显示了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地区固定资本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变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率与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率基本上是融合的，但固定资本投资率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存在逐渐扩大的趋势。

根据我们熟知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是由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和资本存量的变动比率来表述的，由于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投资流量I，因此，在总量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I来表示。显然，用以表示资本边际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边际生产率dGDP/I的倒数。

图6－3　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固定资本投资率之间的关系

对式（6－2）经过简单变换后，我们可以得出（6－3）式：

从式（6－3）中可以看出，所谓投资效率高，即意味着，以一定的投资率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得（ICOR）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

为此，我们可以采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此给出简单直观的说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要求边际产出等于资本的租金，即真实利率与折旧率之和γ+δ，如果只以资本为投入要素，并假定真实利率和折旧率保持不变，则产出变化与资本存量变化和投资之间存在下述简单的关系：

在公式（6－4）两边除以Y可得到下式：

对式（6－5），说明投资率（I/Y）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资本产出比（K/Y）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消减作用。考虑到投资率存在上界，如果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导致资本产出比不断升高，则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要想维持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必须提高TFP，或者使经济体系产生内生增长，打破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新古典假设：如果生产函数能够假设为Y=AK这一模式，则公式（6－5）右边的资本产出比将是固定的，即便投资率不变，经济增长率也可以保持不变；或者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维持不变的投资率下，通过无形资本投资提高实物资产的利用效率，使得资本产出比下降或是保持不变，也能保持经济增长率增加或是保持不变。我们将上海市的地区生产总值（1952年不变价格）的增长率（gY）与按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52年不变价格）与上海市的地区生产总值（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投资率（I/Y）、及根据年固定资本存量（1952年不变价格）和上海市的地区生产总值（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产出比率（K/Y）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如表6－9所示。

表6－9　上海市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的回归结果

尽管表6－9显示的回归结果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资本产出比率存在负向影响，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系数值在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资本产出比率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还不能放弃资本产出比率对经济增长率不存在影响的零假设。为此，我们将另一投资效率指标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代替资本产出比率（K/Y）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10所示。

表6－10　上海市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资本产出比率存在负向影响，且回归系数值的t检验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函数的F检验值也显示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素（VIF）值仅1.086，远小于10，所以不考虑回归方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的杜宾—瓦尔森d值为1.276，查表在观测值为28个，回归函数的解释变量为3的d统计值为，dL=1.255，dU=1.560，因为d值在dL=1.255和dU=1.560之间，所以，无法判断是否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不过根据Chatterjee（2004）认为，当dL＜d＜dU时，对方程的进一步分析可做可不做。^[2]根据回归结果，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图6－4显示了上海市的不变价格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以及五年移动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关系图，曲线图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反向关系。

图6－4　上海市不变价格生产总值增长率与ICOR的关系

为了在一定投资率的水平下，维持经济增长率，只能不断地提高投资的效率才有可能实现。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的效率呢?增加无形资本投资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尽管无形资本不是一种像实物资本和劳动那样显著的生产要素，但无形资本却可以通过作为其他投入要素的润滑剂来创造价值”。^[3]

为了了解无形资本投资对增量资本产出比率的影响，我们建立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与增量资本产出比率的回归方程（6－7），由于在1989年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增长出现非经济因素的异动，所以，增加虚拟变量对1989年赋值为1，其他年份为0：

我们根据上海市每年的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不变价格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量的比例计算的当年的ICOR，与当年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和不变价格上年的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由于考虑到估算无形资本存量时对初始值的估价存在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为此，我们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剔除了1978～1984年间的数据，有效年份是21年。结果如表6－11所示。

表6－11　上海市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与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尽管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对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存在负向影响，即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增加会降低增量资本产出比率，但这些回归系数的t检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尚不能拒绝零假设，即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对增量资本产出比率没有影响。为此，我们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递后一年加入到式（6－7）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如表6－12所示。

表6－12　上海市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含无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当年的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对ICOR的增长率变动的影响尽管仍然是维持负向影响，但并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结果显示，上年的不变价格无形资本投资的增长率对当前的ICOR的影响为－0.133，即上年无形资本投资增长1％，可以使ICOR降低0.133％，该回归系数值t检验在显著水平10％下显著，因此可以拒绝不存在影响的零假设；上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率对当前的ICOR的影响为－0.405，即上年人力资本投资增长1％，可以使ICOR降低0.405％，该回归系数值t检验在显著水平10％下显著，因此可以拒绝不存在影响的零假设；回归的拟合优度值为0.691，即无形资本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率能够解释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变动的69.1％，回归方程的F检验值为6.708，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自变量对解释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可以拒绝自变量回归系数值为零假设；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素（VIF）值为均小于可能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的值10，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该回归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杜宾—瓦尔森d值2.780，对于20个观测值、解释变量为5，在5％的显著水平下，dL=0.792，dU=1.991，由于d值2.780大于dU，且在2附近，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无形资本投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降低增量资本产出比率，提高投资的效率。

第三节　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标量

从上海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来看，尽管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在1999年已经超过了50％，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呢?是否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正在从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效率促进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根据第六章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测度公式，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系数ζ，则有，根据计算的ζ值的结果，我们可以判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计算，1978～2005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为12.91％，劳动供给年均增长0.79％，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8％，以此计算的经济增长方式判断系数ζ的值仅为0.2，远小于1的水平，所以总体来说，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当我们将这一期间分割为不同的区间时：1978～1984年间，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3.72％，远大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96％，经济增长方式判断系数ζ的值仅为0.02，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增长明显是由投资拉动的；1985～1995年间，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投资拉动的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26％；1996～2002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72.26％，这一期间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2003～2005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了较大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64％，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8.18％，经济增长方式判断系数ζ的值仅为0.62，已经开始逐渐接近1的水平。详细计算结果如表6－13所示。

表6－13　上海市TFP、经济增长因素及判断系数的计算结果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无形资产投资的关联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企业和社会的R＆D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如我们前面内容所述，企业和社会的R＆D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有效地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降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的数值，从而在一定投资水平下，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同时，企业和社会的R＆D投资等无形资本投资在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中并未作为产出来核算，如果能将这一产出作为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则含有无形资本投资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就会增加，而且还会因此降低经济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从而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系数值的增加，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促进作用。表6－14即为考虑无形资本投资额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部分后对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大小产生的影响，并因此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系数值产生影响。表6－14表述的是与表6－13完全相同的经济状况，只是在表6－14中，无形资本的投资是作为产出的部分，因而，经济增长率相较表6－13中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增加，而有形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保持不变，这样就直接增加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1978～2005年间，未计量无形资本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8％，而当无形资本投资计入生产总值时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44％，较之1.8％增长了35.6％，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78.88％下降到73.6％，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8.05％上升到23.5％，经济增长方式判断系数从0.22上升到0.31。同样的道理，2003～2005年间，经济增长方式判断系数从0.62上升到0.79，使得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接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表6－14　考虑无形资本投资作为产出后的上海市TFP及经济增长因素的计算结果

第四节　上海市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转变中存在的问题

一、在R＆D等无形资本上的投资不足影响了投资效率

上海市在R＆D上的投资，尽管从2004年开始占GDP的比重达到2.1％，开始比较接近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R＆D上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但由于长期以来，由于上海市的GDP的水平比较低，而且R＆D占GDP的比例又比较低，在这之前，上海市R＆D投资支出一直在占GDP1.5％左右的水平徘徊，而同期，发达国家的R＆D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大都在2.5％左右，日本更是高达3％左右，结果可参见图6－5。所以，这就造成了上海市在R＆D上的积累较少，历史欠账较多，上海市很少能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对市场消费产生重要影响的具有原创性的发明创造，很多技术都是处于吸收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因此，在现有的R＆D状况无法支撑上海市这一庞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对先进技术需求的情况下，引进技术成为必需。但是“技术贸易和转移获益的分配有利地偏向于创新者和无形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有利于模仿者”。^[4]因此，在自身的R＆D活动创新技术不足，需通过引进技术、模仿来满足经济增长中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效率。

图6－5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上海市的R＆D支出占GDP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kjnew/maintitle/MainTitle.htm的国别数据和上海市科委网站http://www.stcsm.gov.cn/statistic/index.asp计算得出。

上海市一方面在R＆D上的投入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实物资本的投资却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上。通过比较世界各发达国家与上海市的投资率，我们可以发现如图6－6所示，上海市的投资率尽管从1996年的42.9％逐渐下降到2005年的30.6％，这一投资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像美国的18.4％、英国的22.1％、日本的25.9％和德国的19.7％的投资率水平，也高于韩国的30.3％的投资率水平。而且如图6－4所示，反映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值从1998年的高值5.42逐渐下降到2004年的2.24，表明这一时期，上海市的投资效率有所提高和改进，但这一数值在2005年又出现了上升的势头，说明上海市的投资效率并不稳定，存在变动的状况。

图6－6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上海的投资率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统计局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的国别数据以及上海市的2006年《上海统计年鉴》计算。

二、无形资本投资不足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根据2003年5月14日国家统计局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对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三次产业划分范围为：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从第三产业的构成内容来看，无形资本的投资和第三产业的产值规模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互相促进的关系。由于无形资本投资不足或不重视无形资本的投资，抑制了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根据通常的行业分类方法，服务业可以划分为：为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消费型服务业。服务业作为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在于服务业的服务不仅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服务业凭借高效和高品质的服务品牌，为生产和消费者服务，而服务品牌是依赖经营过程中长期的无形资本投资积淀形成的。没有长期的无形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培植，便难以形成高品质的服务品牌。在今天的上海市经济生活中，令人信服的具有高品质服务的服务品牌其实并不多见。在上海市公布的上海著名商标及品牌中，提供服务的品牌非常有限。

通过将三次产业不变价格产值与无形资本投资形成的不变价格无形资本总额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三次产业之间、特别是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97，不变价格的实际无形资本形成总额与不变价格的三次产业产值也存在高度相关性，对第二产业产值的相关系数亦高达0.995，对第三产业产值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92。详细结果如表6－15所示。

表6－15　上海市的三次产业产值与无形资本、人力资本等的相关性分析

续表

注：*表示5％水平显著相关，＊＊表示1％水平显著相关。

从第三产业的构成图6－7所示的是上海市三次产业构成比例（现价），尽管从1998年开始第三产业的产值以占48.8％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的产值44.0％的比例，且以后年份均达到超过50％的比例，但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三产业产值比，如图6－8所示，实际仅有30％左右，远低于按现价计算的产值比51％左右的水平。这一状况与居民的实际生活感受是相符的。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统计分析资料，2005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服务支出134元，为2002年的2.9倍，商品房价格上涨，带动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价格，使居住服务支出出现了快速增长；2005年，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费用支出1030元，比2002年总值39.2％，占服务性消费支出的23.2％，在服务型消费支出中占居首位。^[5]由于部分服务业价格上涨过快，以1978年的生产总值指数为100，2005年上海市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指数为2075.6，第二产业指数为1248.5，第一产业指数为154.0，使得居民享受相同服务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抑制了居民对其他消费的欲望和能力。

上海市的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尽管从1999年开始已经超过了50％，达到50.5％，这一比例在2002年达到高峰为52.9％，之后，比例就逐渐下降，致2005年的50.5％水平。然而，从不变价格计算结果来看，情况就变得不令人乐观。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结果，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上海市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近年来一直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上，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76％左右的水平、日本的70％左右、德国的60％左右，而且也低于韩国的44％左右的水平，计算结果如图6－8所示。

图6－7　上海市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现价）

图6－8　世界发达国家和上海的不变价格第三产业产值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统计局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的国别数据，以及上海市的2006年《上海统计年鉴》计算。

上海第三产业产值的这一状况，应该从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可以得到印证。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大致在60％～70％，有的甚至更高，美国2001年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75.2％、德国为64.7％、英国为73.4％、日本为63.9％，即便是韩国也达到了62.3％，而上海的第三产业吸纳的从业人员2001年为47.2％，到2005年也不过55.6％，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致使第三产业发展的状况影响了上海的经济增长。

第五节　结论与建议

上海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无形资本的投资对于有形资本投资的效率提高和改进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为更好地促进上海的经济增长，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进和提高。

1.增加基础教育投入，保障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正如刘遵义所说：“在不同的无形资本投资中，首先似乎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然后是对研究开发资本和其他形式的无形资本的投资”。^[6]这是因为，在那些对产出产生长期影响的诸如组织创新、新产品开发、广告创意设计等因素中，所有这些均是人的创造性工作的结果，都是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而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投资，而其中的基础教育部分更是由于其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更是成为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基础教育列为政府投资的“义务教育”。仅有“义务教育”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因为“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决定收入流动性的因素，正逐步取代权力和特权因素，形成机会公平的良性格局”，^[7]只有当人们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才能保障机会的公平，而机会公平是市场效率的一个基本条件。而经济活动中“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进行的有组织的研究，便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8]所以，让人们公平地接受受教育的机会，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成长，不仅是保障现代经济增长的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而且也是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

2.改进绩效考核以及分配制度，鼓励通过“干中学”成才和创新，创造积极向上健康的人力资本形成环境

具有正反馈的激励机制应该是，根据个人完成工作绩效的情况，区别地给予与取得绩效对应的奖励，这样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个人对工作绩效的实现和完成。但如果在这一激励机制中，人为地设置一些与工作绩效无关的身份差异，则极易使得激励机制最后发生偏移。现在多数单位在设计奖励机制时，为了显示对于知识的尊重，往往带有一些身份差异处理。如在高校的奖励分配制度中，就有规定，同样的工作业绩，同样的学术职称，但对于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和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在享受职务津贴时给予差别对待。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于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来说，未来可能学位比工作的业绩更重要，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去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可能这一学位对于未来工作来说并非必需。这样的制度设计就不太有利于形成具有正反馈的人力资本环境。

只有当激励机制回归到本来的对个体能力和绩效的评价，鼓励通过“干中学”成才和创新，摒弃那些身份差异，才能建立和形成具有正反馈的绩效激励机制，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人力资本形成环境。

3.引导和鼓励对研究开发等无形资本的投资，提高实物资本投资效能和促进资本存量的有效利用

根据经济学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由投入资本带来收益将会逐渐减少，这一状况应该在经济发达国家是一种常态。但现实并非如此，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仍维持着较快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全球最大的、也最发达的是美国，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可达到较快增长水平。这是不是意味着边际资本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失效了呢，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在无形资本中的巨大投资，“正是由于这种互补，当有形资本增加时，对无形资本的投资能够延缓有形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9]根据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Leonard Nakamura的估计，美国公司2000年在无形资产上的投资大约为一万亿美元，与这个令人惊讶的数据相对应，同期美国公司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大约为一万多亿美元，公司投资在无形资产上的资金大致与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相当，而且其增长率更大，也许不久将会超过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

当有形资本的累积达到相当规模时，受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有形资本的效率将逐渐下降，如果能够适时地增加无形资本的投资，增加经济活动中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融合，则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有形资本投资效率的下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而且有利于促进以服务为基础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经济以更加稳健的方式增长。

由于无形资本投资的无形性以及不在产出中被确认计量，在强调经济规模总量、当前盈利或产值大小的业绩评价考核基础下，无论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还是作为具有宏观决策的决策者，均可能做出不利于无形资本投资的决策。所以，通过对无形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效能和效率的积极作用，改变决策者及经营者的认识和看法，提高对在经济活动中增加无形资本投资的积极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促进在经济活动中无形资本的投资；通过抑制有形资本投资的边际资本收益递减，来增加有形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引致有形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同时还促进以服务为基础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以更加稳健的方式增长，并进一步促进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提高效率）的转变。

【注释】

[1]巴鲁·列弗著，王志台译.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7.

[2]［美］Chatterjee，S.，郑明等译.例解回归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3]Cummins，J.G.A New Approach to the Valuation of Intangible Capital［EB/OL］.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feds/2004/200417/200417pap.pdf：1.

[4]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95.

[5]资料来源：http://www.stats-sh.gov.cn/2005shtj/tjfx/jdxx/userobject1ai2230.html。

[6]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94.

[7]陈宪.公平的教育能产生更大的效益［N］.上海：文汇报，2006－11－30（5）.

[8]吴敬琏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69.

[9]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