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知识理论

第二章　企业投资决策战略绩效协商评价的理论基础

一、资源观战略管理理论

(一)资源观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钱得勒提出了“结构跟随战略”假设［60］和安东尼—安索夫—安德斯范式［61］。此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70年代战略理论研究逐渐转向实际操作，如70年代的经营组合管理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定位理论［62］。8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益显著。外部环境方面，技术创新加剧，国际竞争激烈，顾客需求日益多样化，不确定性对企业管理的挑战越来越大;内部环境方面，员工素质普遍得到了提高、自我发展意识日渐增强，组织趋向扁平化和弹性化。战略管理的研究重视企业中人的因素、文化因素、知识因素以及研究方法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如圣吉、柯林斯和珀斯提出了企业愿景驱动性管理，还有一些学者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上进行发展，提出了竞争优势观和核心竞争力等理论与模型［63］。90年代创新和创造未来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中心，超越竞争成为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新亮点，其中代表性的有德·博诺提出的超越竞争理论、莫尔提出的企业生态系统演化理论、达韦尼提出的超级竞争模型等。一些学者基于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如瑞克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已经越来越把知识看成是自己最有价值的战略资源，并提出了以知识为本的战略。

企业战略管理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身有效的资源/资产，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去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的创造。资源、竞争和顾客三者构成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战略思维出发点。因此，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思维，即以资源为本的战略思维、以竞争为本的战略思维和以顾客为本的战略思维。无论何种战略管理流派，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无不与之密切相关，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战略管理的关键环节，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可以作为战略成功执行的重要判断依据，核心竞争力是公司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核心竞争力，又称核心能力，是由Prahalad和Hamel 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能力》首先提到的，他们是这样定义核心能力:企业长期积累而成的一种独特能力，可实现高于竞争对手的价值;具有进入多种市场的潜力，难以复制模仿，是长期利润的源泉。他们认为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集体性学习，尤其是如何协调多种技能以及整合多种技术”［64］，有三项标准以识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拓展性、增进顾客可识别价值、不易模仿。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基础，是战略管理的根本。企业战略必须着眼于及早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此为依据增强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具有当前的竞争力，而且拥有未来的竞争力。只有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拥有核心产品，才能在各种产品市场上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通过满足顾客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给企业的顾客带来价值，这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源泉和判断的依据，从而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资源观战略管理和核心竞争力

传统的战略研究学者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本身及竞争定位。于是，长期的研究形成了“结构—战略—绩效”这样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战略理论和分析框架多以适应外部环境为重点，对企业内部因素未做深入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战略研究学者深刻认识到以前形成的战略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开始从过分重视企业中物的因素、企业外部环境转变为重视企业内部人的因素、文化等资源因素。然而SWOT分析矩阵告诉我们，不管环境分析如何严密，那仅仅是成功的一半，对竞争优势源泉的完整认识，还需要对企业内部实力与弱点加以分析［6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经营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大，产业边界的日益模糊，产业结构的稳定性日渐下降，企业通过外部环境分析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少管理学家基于企业管理实践，主张关注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形成了以内部资源为侧重点的资源观( Resouce－Based View)。

基于资源的战略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一跃成为当今战略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有Wernerfelt［66］、Prahalad和Hamel［64］，他们都极大地推动了企业资源观理论的发展。资源是指和公司半永久捆绑在一起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66］，和传统的企业理论强调竞争环境的分析不同，资源观理论注重分析公司拥有的不同资源。公司拥有的一些资源具有个性化、不能完全转移和不能完全模仿的特性，基于公司拥有的资源，公司不断地保持着异质性。持续的公司资源的异质性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源泉，使公司获得经济租金或高于正常的回报。资源观暗示有价值的公司资源是稀缺的，不能被完全模仿的，且没有直接的替代物［65］［67］。因此，通过资源的交易和积累的方式具有战略必要性。当有效的资源市场交换可行，公司倾向于从市场获取并依靠市场。然而市场交易不总是有效的方式，市场上有效的交换常常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某些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混合在一起或根植于公司之中，它们不能完全被交易。基于资源模仿性壁垒，资源可以分为基于资产的资源和基于知识的资源两类［68］。基于资产的资源是公司拥有的法定资产，包括财务资本，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基于知识的资源则指公司的无形技术和诀窍。和前者不同，基于知识的资源由于其知识和信息壁垒使其不易模仿。基于某些资源不能完全从市场获得，企业只有通过投资内部培育获得某些资源，从而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资源观的相关概念

1.资源

1959年，Penrose用市场失灵解释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原因［69］。该观点更深层次的意义引起战略研究者的关注:企业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中获得了优势。Wernerfelt首次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发展了Penrose的见解。他认为，企业强项或弱项所有的一切都是资源，包括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企业的战略应打破利用现有资源与开发新资源之间的平衡，而收购可被理论为购买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资源群。把资源观发展成为完整理论的是Barney，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了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程序、企业特性、信息、知识等，并将这些资源分为三类:①物质资源，如物资、技术、厂房设备、位置、获取材料的通道等。②人力资源，如经验、判断能力、天资、洞察力、关系及培训体系等。③组织资源，如正式的报告结构、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与合作系统，集团间、企业内、企业间及其与环境的非正式关系等。他把企业看成一系列独特的资源的组合，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黑匣子”。并进一步指出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有四个特征: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不可替代。

也有的学者将资源定义在一个较窄的范围，资源是企业所控制的并能用以制定和实施战略以提高效率和效果的因素。Amit 和Schoemaker也认为企业资源是由企业所控制或拥有、能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人力的和非人力的所有投入要素［70］; Grant认为资源是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但这种以拥有或可控制为标准，必然会忽视一些不能或不易为企业所控制的资源(或企业仅能对其施加影响的资源)，如企业的社会认知资源及其他外部性资源;同样，如以投入要素为标准，那么一些投入后再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无形资源也可能被忽略［71］。因此，应该对资源赋予一个更宽泛的含义，凡是能潜在的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租金)创造的所有事项都可以看做是资源。

2.能力

Penrose在对资源和能力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指出，能力更多的与服务过程有关，并以一种流量的形式体现在活动之中，一个企业获得租金可能并不是因其有更好的资源，而是因其具有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特别能力。Mahoney和Pandian也认为，企业潜在资源转为活动就是能力［72］。因此，能力应具有以下特性:①企业获得、发展并使用其资源获得比其他企业更高效绩的动态机制。②建立在企业获取、转化和利用那些通过人力资源为组织所创造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包括组织文化、知识、规则和企业家精神等。③与行为活动相伴而生的，如Grant认为能力就是完成一定的任务或活动的一组资源所具有的能量。但能力不能简单地看做是禀赋或信息，它代表了组织内部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显著的惯性及企业专有性，它是从属于学习并随实际问题的解决而改变的。

我们可以从企业的业务流程(价值链)来分析能力，这些能力是体现在企业各种职能活动之中，例如:①配置过程的能力，它决定生产内容和定价方法。②交易过程的能力，它决定是内部生产还是市场购买，是单独做或合伙做。③管理过程的能力，它决定如何设计组织机构和政策以提高绩效。④技术获取过程的能力，包括开发和设计新的产品及程序、有效地利用设备及学习的能力等。

3.知识

没有知识的支撑，能力将会是无源之水。主流的观点认为知识包括信息和技术，如Kogut和Zander认为，知识包括了信息与技巧，信息就是不能转移的知识，包括事实、公理和象征等［73］;而是确保人们有效地进行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及专长。企业像个体一样拥有知识。企业知识是由生产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构成的［74］。

生产技术知识包括:①技术，它具有不可交流性，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②生产操作的工程技术原则、劳动对象的性质及工作任务的性质等，这些可交流，但经济上并不适宜这样做。③通用技术知识，这是指可以交流的知识。

制度知识，是指协调参与生产过程的人所掌握的知识，包括:①不可交流的默契和直觉。②可交流的规则及正式约束。所以，企业拥有知识且有学习能力，并将其经历保存在“组织记忆”之中，其外在表现就是明晰的和默认性的“惯例”。企业知识也是可以共享的，任何个人的知识只有在被充分共享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企业的知识，所以它不是个体知识的简单相加。

二、生命周期理论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投资决策的研究中，企业投资决策绩效评价对于企业投资决策绩效管理的成功执行至关重要，合理的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企业投资决策绩效评价的基础和前提。新经济成为时代的主题，以核心竞争力为内核的新经济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新经济强调智力资本的经济动力引擎，不断地创新是企业创造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保证。企业是有生命周期的，美国的学者伊查克·麦迪思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模型［75］，该模型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孕育阶段、成长阶段和老化阶段，依次把各阶段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衰退期、官僚化早期、官僚化晚期(含死亡)及各阶段对应的收入和利润的变化曲线，如图2－1所示。

该模型的钟形曲线揭示了企业在短期和长期取得效率和效果的能力。它形象地描述了企业的生命周期内的变化状态，在成长期(孕育期—稳定期)企业的活力不断地增加，孕育期到盛年期其加速度(斜率)呈递增趋势，而盛年期到稳定期其加速度(斜率)呈递减的趋势。企业活力经历巅峰之后便开始不断减少，最后企业消亡。而死亡不是企业的必然命运，企业可以通过蜕变获得新生。最早提出蜕变理论的是日本明治大学教授［76］，他在总结帝国人造丝企业转产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蝉由幼虫变成成虫，脱去原来的皮壳，这是生物的蜕变现象。企业和生物一样，不进行蜕变，就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这就叫“蜕变的经营哲学”。我国学者陈佳贵等人认为，一个正常发育的企业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等几个时期［77］。企业的蜕变期不仅是衰退期之后的一个时期和阶段，还有可能存在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也就是说，企业的蜕变并不一定发生在蜕变期，在企业的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等也有可能发生蜕变;通过蜕变企业获得新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是企业蜕变的推动器，通过创新使得企业培育和加强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得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图2－1　生命周期曲线

三、知识管理理论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国内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定义有多种，一种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含了组织的发展进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美国德尔福集团创始人卡尔·弗拉保罗认为:“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它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寻找新的途径。”美国生产力与质量研究中心认为:知识管理是指为提高企业竞争力而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和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知识管理界的著名学者Malhotra认为:本质上说，知识管理包含了企业追求如下目标的过程，使信息技术在数据处理与信息处理方面的能力和员工的创造与革新能力，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78］。归纳起来，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也就是使信息转化为可被人们掌握的知识，并以此来提高特定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新型管理形式。知识管理的对象是知识，管理过程本身是知识的学习、运用、创新和传播的过程。知识管理重在培养集体的创造力和推动创新。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培养创新能力。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企业活力之源。知识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自身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来实现所需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由于知识的创新、传递、利用和保护已成为企业获得并保持竞争力的手段，因而对知识的有效管理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企业知识管理就是以企业知识为对象的管理，对企业来说，知识可分为个人(员工)知识与企业(组织)知识两类。个人知识是指企业员工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而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和行为主体，也应拥有自己的知识，即企业知识。企业知识应是指企业所独有的，为各部门所共享的，面向企业主题的，具有层次的，与业务流程相关的技术、专利、管理规程、经营案例，以及调动企业员工运用个人知识解决问题，进而实现企业知识创新的制度、机制。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独有性。是指企业所独有的，那些被社会所公开的或可被企业所利用的外部知识，尽管有助于企业的经营决策，但只能作为企业知识的外延，不能作为企业知识。独有性决定了企业知识对外具有保密性。

( 2)共享性。企业知识可以被企业各部门和各成员所获得，即对内有条件地共享。

( 3)面向主题。对企业知识的管理应该是紧紧围绕企业特定经营问题进行的。脱离业务流程的个人知识的显性化无助于企业知识的高效管理，个人知识的简单集成，对企业创新也没有意义。个人知识只有在企业特定业务处理的实践过程中被评估、提炼并转化为企业知识才有意义。

( 4)层次性。企业知识在逻辑上是具有层次的，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员工所需要的知识也不同。

( 5)创新性。企业的创新最终是通过企业员工的创新活动得到体现的，个人的创新活动是在经长期积累的企业知识的指导下，发挥个人的能动性而进行的。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21世纪的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以知识为主导的时代，知识已成为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管理的新知识以极高的速度发展，出现了诸如学习型组织、企业信息化、企业流程重组、柔性生产系统、产品个性化、团队协作等很多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管理知识不约而同地将企业的无形资产、智力资产作为管理的对象，从而展现出风格独特的管理趋势和管理风格。管理新知识的出现表明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知识管理的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同时，在企业中，蕴涵着大量的知识，尤其是企业员工队伍中有大量的隐性知识积聚，据统计，企业中隐性知识大约占知识总量的90%。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可以转化为效益。因此，能否挖掘隐含在企业中的知识、充分发挥这些知识的作用，是当前企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知识创造与转化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难以表述清楚、隐含于过程和行动之中，由于难以规范化而不易传递，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特殊技艺)。显性知识可以用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语言进行传播。可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清楚地表达，也叫编码知识。由于隐性知识具有高度个人化和难以沟通的特征，因此不易实现个人间的共享;而显性知识由于其易表达、可编码特征，因此很容易在个人间沟通和共享。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以互相补充、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嵌入在人类创新活动的过程中，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互相的社会作用来进行创造和传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互相作用，即为知识转化，组织中的知识创造与传播就源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不断对话”。Nonaka将组织中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①社会化( Socialization) :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②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 :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③组合( Combination) :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④内化( Internalization) :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四个不同的知识转化模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是组织知识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79］。只有把隐性知识的共享、积累和显性知识的组合、吸收结合起来，才是知识螺旋运动——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全部内容。组织知识创造是一个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知识创新是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互相作用的前提下萌生的。

四、企业契约理论

(一)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般认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发源应该追溯到科斯( Coase) 1937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企业的性质》，首次从交易费用角度对企业性质和边界问题作出了阐释［80］。科斯从理论逻辑上证明了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是由一系列短期契约来完成;而在企业的内部，相同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建立较少的长期权威关系契约来完成。发生替代是由于完成同样资源配置活动所需的交易费用不同。企业用科层组织的成本替代了资源在市场上进行分散交易所需要的交易费用，企业家正是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成本来确定应该在市场上进行哪些活动，而在企业内进行哪些交易活动。可惜的是，科斯的文章自发表以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才发现这篇文献的巨大意义。

著名契约法学家麦克尼尔认为:“所谓契约，不过是有关规划未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一概念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处于继续合作关系中的当事人一般都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契约条款，等以后根据商业需要再作随机应变的调节。麦克尼尔给出的契约概念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含义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制度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协约”( Treaties)概念相近，它更为注重契约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实施的含义。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 Williamson)以麦克尼尔的契约理论为基础，遵循了科斯开创的道路，从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上对规制不同性质交易的契约性质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并创立了交易费用理论。他认为企业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模式。他对法庭裁决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事前缔约阶段不可能制定一个“完全契约”，而应注重契约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制度安排，即怎样建立具有适应性、连续决策和自我约束特性的制度，将交易活动视为一系列缔约活动或称决策行为，并提出了企业内部统一规制结构的效率特性［81］。

威廉姆森论述了如果在双方的交易中包含一种关系的专用性投资，则事先的竞争会被事后的买方独家垄断取代，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会诱使一方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据为己有。由于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契约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的水平，并使契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更加困难，因而造成现货市场交易的成本过高。在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中，机会主义行为会受到来自权威的监督，当这种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双方的交易中很重要时，就会用纵向一体化的方式来替代现货市场的交易。

张五常通过对工资契约形式的研究，认为发现价格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考核费用和谈判费用，当这些费用发生变化时，不同的契约就产生了。他认为通过对某些投入品代理者进行定价，其成本通常小于对产出品的直接定价。他提出了“要素市场”中的代理费用的概念，认为在边际上当产品市场中交易(定价)费用的节省等于正在形成的“要素市场”中代理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增加时，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他说这等同于科斯所讲的条件，认为一个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额外交易的费用与在公开市场上凭借交换进行同样的交易所发生的费用相同时为止。但该条件并不真正决定企业的规模，更准确地说它决定着契约替代的范围。因此他的核心观点是企业与市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契约安排上存在着的两种不同形式［82］。

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青木昌彦对此评述道:“科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模糊的，仔细研究他自己的解释几乎会把你引入‘黑箱’。”威廉姆森也认为科斯的“交易费用”逻辑具有同义反复的意味。阿尔钦( Alchian)和德姆塞茨( Demsetz)从契约角度对企业内部“黑箱”做了进一步研究。他们也认为企业本质上仍是一种契约结构，企业并没有比市场更优越的命令、强制和纪律约束等权力。但他们认为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单个的私有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因而必须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生产的总产品要大于他们分别进行生产所得出的产出之和。因此，每个参与合作生产的人所得报酬也要比独自生产时高［83］。同时，他们也认为在合作生产过程中，对每个成员努力程度进行监督和报酬的计量十分困难。因而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产生了“搭便车”或偷懒问题。为了减少偷懒，团队的成员之间便达成一个协议，即由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绩效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能够获得剩余索取权作为监督的报酬，同时授予他支付其他成员报酬的权利。团队同意监督者获取高于规定数额的剩余，即具有剩余索取权，从而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监督者还拥有修改契约条款及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利，并授予他对合作成员的净收入和其他投入支付报酬的权利。因此，企业的权利结构是:由拥有私产的单个所有者所组成的合作生产和一个专门作为监督合作成员行为的团体所构成，后者拥有获取剩余的权利，并有权在独立于其他合作成员的情况下，与其中某些合作成员进行再谈判，并可以将这些权利予以出售。团队生产理论将视点从市场的交易费用转到解释企业内部的监督问题上。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没有明确说明团队理论所提到的比较优势是什么。青木昌彦对比较优势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即“有一类技艺和知识似乎只能在组织的环境下形成，且仅包含于团队之中”。第二，团队成员接受监督却得不到任何增加的报酬，而将增加的利益全部给予监督者的观点是一个“悖论”。增加的这部分利益应该归功于构成企业比较优势的整个团队，包括被监督者。因此，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关于监督者获得剩余以作为减少偷懒回报的观点是肯定站不住脚的。第三，监督者是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表述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在现代企业中，监督仅仅是那些专门从事市场开拓活动并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的功能之一。沿着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思路接下去考虑，就是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克服代理问题。

(二)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

委托—代理关系无论从本质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是一种契约关系。詹森和麦克林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之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肯定是有成本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是产生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84］。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研究契约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进行:①规范角度的研究。主要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督的条件下，研究如何构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包括补偿性激励，从而为代理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促使他选择最大化委托人福利的行动。②实证方面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看，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契约关系意味着企业的本质是一组契约关系，企业完全是一种法律假设，是一组个人契约关系的一个联结。由此可以进一步研究，在一个既有债权又有外部股权的混合融资结构的企业中，为什么企业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失败与企业效率的损失完全一致。

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委托代理模型得出次优解，即次优契约。具体而言，信息非对称下的契约理论主要有两种类型:隐藏行动(道德危机)和隐藏知识(逆向选择)模型。道德危机最初是金融市场的术语，后被广泛用于代理人对委托人产生不利行为的分析之中。就经济学一般意义而言，道德危机指的是不利于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在具有隐藏行动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由于代理人的行动不可证实，委托人就不能提出一个最优契约，而只能与代理人达成一种次优契约，并通过这个次优契约诱使代理人按委托人利益目标行事。与道德危机一样，逆向选择最先也是用于保险市场分析，主要指由于信息的差异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一般而言，逆向选择问题发生在契约达成之前。关于逆向选择最为著名的例子是阿克劳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它开创了逆向选择契约理论的先河。罗斯查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有关保险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的论述则成为此类文献的经典。逆向选择契约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不了解代理人的偏好、类型等，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委托代理双方不能达成最优契约，而只能形成次优契约。与标准委托代理契约理论一样，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所得到的次优契约也能有效地诱使当事人吐露其私有信息，并为委托人的最大化效用服务。

从新古典交易契约过渡到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激励契约，是契约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在新古典交易契约理论中，人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将完全市场中的交易模型解达到最优，即得出一般均衡解，市场的不完全以及信息非对称等现象被视而不见。然而，这一切在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则成为设计契约的重要因素。由对称信息过渡到非对称信息，由最优契约演变为次优契约，最终实现新古典交易契约理论向现代契约理论的飞跃。考虑了信息不对称的现代契约理论更有力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但是，从新古典交易契约理论到不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即模型所设计出来的契约是完全的。从简化分析角度讲，假定所签之约是完全的，完全有利于事件的分析，但是事实上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视觉的本质。

(三)企业的不完全契约:契约理论的最新发展

所谓契约是一组承诺的集合，这些承诺是签约方在签约时做出的，并且预期在未来(契约到期日)能够被兑现。完全契约是指在这些承诺的集合里完全包括了双方在未来预期的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不完全契约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完全契约而言的。因为签约方在事前对未来所作的预期仅仅是基于双方的主观评估，未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期的。所以真实世界里的契约绝大部分都是不完全契约。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哈特( Hart)、格罗斯曼( Grossman)、威廉姆森( Williamson)、克雷普斯( Kreps)等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契约的不完全及其相机治理。经过这些理论家的仔细建模与严密论证，不完全契约理论已形成体系，不完全契约则成为经济学家解释经济现象的有力分析工具。一般而论，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从财产权、交易成本和自我实施的隐性契约三方面开始。无论从哪方面分析契约，它们总是与道德危机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相联系，因为某些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其他交易者的收益和成本。因他们的行动难以为第三方监督、证实或监督、证实成本太高，从而交易当事方之间达成的契约只能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在格罗斯曼—哈特模型中发展了一种所有权理论。在他们的研究中，资产控制权分配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在这种论点背后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即资产所有者可以控制剩余收入流。正因有了剩余收入，资产所有者才能被激励去有效利用资源并使其资产净价值最大化。格罗斯曼和哈特用企业垂直一体化模型来论证他们的理论。假设市场上只有两个交易者:买者和卖者，双方签订某种供货协约。模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都作一定专用投资，并在第二期交易。尽管投入的特征(如“满意程度”)双方都看得见，但由于它们太过复杂(如偶发事件太多等)，协议远远不能将这些复杂事件详细列入条款。因此，未来双方选择(如是长期契约还是短期契约等)就很重要。在这个模型中，卖方的投资不仅影响卖方的成本，而且还影响买方的利益;买方的投资不仅影响买方的利益，而且也影响卖方的成本。因此，即使契约双方享有共同信息(如“满意程度”特征)，交易双方所签之约仍不会完全，并由此产生各种低效率。因此，为了治理这种契约不完全性，资产控制权就很重要。而垂直一体化则被认为是确保资产所有剩余收入及其控制权的一种有效方法。从财产控制权角度分析不完全契约，可以得出企业一体化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谁拥有企业控制权，谁就控制了企业剩余收益，从而也就有管理激励。

从完全市场的最优契约到不对称信息下的次优契约，标志着新古典交易契约理论向现代契约理论过渡，那么，从完全契约理论到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就意味着现代契约理论分析方法的根本性转变。完全契约其实是一份包罗各种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的契约，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要预先将契约当事双方相关信息及未来不可观测偶然事件都详细列入条款之中，这很难办到(不可能办到或成本太高而无法办到)。因此大多数实际契约都是不完全的。而不完全契约恰恰在契约的不完全上对现代契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发展。

五、本章小结

战略动因是企业投资决策绩效评价的最基本的动因，本章回顾了战略发展的历史轨迹，并着重论述了资源观战略管理理论。企业具有生命周期的规律，对研究企业的投资决策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管理对绩效管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章对知识管理做了简要的介绍。企业契约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发展，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绩效协商评价机理形成和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章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 1)企业投资决策战略绩效协商评价的战略理论的基础。

( 2)企业投资决策战略绩效协商评价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

( 3)企业投资决策战略绩效协商评价的知识管理理论基础。

( 4)企业投资决策战略绩效协商评价的企业契约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