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溢出效应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背景

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技术转让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的最后10年，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1991～1995年，世界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0%，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为40.1%，2000年达到1.49万亿美元。2001年，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国际直接投资锐减，从2000年的1.49万亿美元猛降至8259亿美元。但2003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跨国投资重新进入上升期。2003～2006年，国际直接投资从5579亿美元增加到1.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达30.2%。2007年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5.4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居于主导地位，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从更广泛的层面上安排生产和经营，配置世界资源和市场，重塑国际生产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掌握着国际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许多发达国家中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占该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的50%以上。目前，遍及全球的6.5万家跨国公司支配着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控制着全球1/3的生产和2/3的世界贸易，掌握着70%的先进技术。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从1980年的3万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9万亿美元，是全世界出口额的两倍多。^[1]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受主观认识水平和外部客观环境的限制，我们片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引进外资时断时续，规模极为有限，国民经济基本在封闭状态下运行。1979年之后，经过长期的探索，我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艰苦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作为开放经济系统，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吸引FDI即是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20多年来，我国引进FDI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90家在华投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跨国公司重要的生产基地、采购基地和研发基地。综观今日之世界，吸引FDI的规模、程度、范围和方式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因此，扩大FDI规模、提高FDI水平是我国经济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问题的提出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FDI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罗斯托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2]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美国学者钱纳里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指出外资可以弥补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资金缺口、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外汇缺口。^[3]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从1992年以来，中国国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双顺差”。截至2008年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7.84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62万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5万亿元，存贷差高达16.27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吸引FDI却不断增长，截至2008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659800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8554.72亿美元，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4]这就意味着一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已经消失，产生了要不要继续吸收FDI的问题。如果仅从弥补建设资金不足、扩大就业、增加出口和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考虑FDI的作用，要不要继续扩大吸引FDI的确值得商榷，尤其是考虑到FDI有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负作用：外部冲击、利益外流、影响政府控制力等。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实际上就是回答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存在的发展中国家，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却不一致，有的国家存在有的国家不存在。本书正是从新增长理论出发，从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解释在目前“双顺差”存在的情况下，为何我国还要继续吸引FDI。因此，本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受到了普遍重视，因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问题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

一、国际研究述评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研究，是随着历史上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不断变化以及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认识的提高而不断深入的。

根据Magnus Blomstrom和Ari Kokko教授（1996）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的研究综述，早期对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影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研究是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模型，把外商直接投资简单地看成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并且主要探讨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对贸易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例如，Macdougall（1960）的研究采用了一个静态的模型，考量了海外投资的边际影响，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也包括组合性投资（Portfolio）］的增加，会增加东道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而同时会减少在东道国资本的边际产出。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大的转向（Magnus Blomstrom和Ari Kokko，2001）。以Stephen Hymer（1960）为代表，研究的重点开始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市场结构的影响。Stephen Hymer（1960）的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其输出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他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此时，研究的重点在于对跨国企业的转移价格问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的探讨。在这一阶段，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本土市场的影响以及统治地位的批评较多。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随后80年代拉美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促使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新思考。拉美国家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使得资本充足的国家与企业对拉美国家的还款能力产生了质疑，随之减少了相应的贷款，造成了这些国家资本供给的稀缺。于是，从吸收国际资本的角度来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的投入就变得特别的重要。与此同时，研究领域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开始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由此，外商直接投资被普遍认为是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随着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作用的认识的转变，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的问题就日益地受到了包括学者、政府官员等各界人士的重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日益丰富起来了。

（二）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范围

关于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Spillover）的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国际与国内这方面的文献来看，有相当一些研究把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一词应用于相对广泛的研究范畴，如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主要表现。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丰富的，它主要涉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如对GDP的影响，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就业状况、税收效应以及对东道国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影响。

区别于广义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在狭义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主要着重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在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影响。根据Magnus Blomstrom和Ari Kokko教授（2001）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领域的综述，他们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又称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直接影响”，而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溢出效应称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间接影响”。由于本书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投资溢出效应时采用的是狭义定义，因此，在下面的文献述评中，主要涉及对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三）狭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起源

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影响的研究，起源于对跨国企业在跨国投资过程中是否对东道国进行了有效的技术转移或是否发生了明显的技术扩散效果的质疑。

首先，人们普遍认为，跨国企业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最为重要的来源。因为全球每年私人部门的研发（R&D）投入都是由跨国企业完成的，跨国企业生产、拥有和控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先进技术已成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其中先进技术不仅包括先进的产品技术、生产过程的工艺技术，也包括科学的企业组织与管理技术。

其次，人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跨国企业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虽然先进技术的传播渠道不仅仅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还应包括技术的许可使用、反映先进技术的产品的交换和设备的购置等，然而，人们仍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先进技术的重要传播渠道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其实质内容的不可见性使得技术交易的市场是非常不透明和不完善的，从而使技术的市场交易价格极高，因此，跨国企业常常会选择在东道国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采用先进技术，而不是通过许可的方式在市场上转让技术的使用权。此外，对于最新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跨国企业也往往不希望被竞争对手所把握，采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使用也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跨国企业内部。以上市场的特点和外资的行为决定了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Conklin and Lecraw，1997）。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跨国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土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跨国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与此同时，由于跨国企业的产品销向了本地客户，其产品中所包含的先进的信息就会通过跨国企业对其客户的培训、辅助以及各种服务体现出来，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

最后，虽然人们寄希望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为东道国转移和扩散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由于相对于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以及含有技术信息的产品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特征是跨国企业仍然把握着技术的所有权。因此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讲，究竟外商直接投资是否造成了技术外溢的效果一直是一个东道国特别关注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问题。这也正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自开始兴起就一直不断地被热烈探讨的原因所在。

当然，随着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追求跨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外溢效果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的竞争压力等方面的积极效果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围。

（四）狭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定义与分类

随着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方式与渠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的细化。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和他的同事Ari Kokko教授在1996年的综述中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定义，并且在1996年和2001年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领域的两次综述中，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分类。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定义

根据Magnus Blomstrom教授和Ari Kokko教授（1996）的论述，溢出效应是指由于跨国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土企业所获得的在其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进步。溢出效应的发生，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由于不能全面获取由其劳动生产率和运作效率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全部好处，从而使东道国的本土企业从中受益。

2．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分类

根据Magnus Blomstrom和他的同事Ari Kokko教授在1996年和2001年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两次综述（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200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被划分为三类：行业内的溢出效应（Intra-industry Effect）、行业间的溢出效应（Inter-industry Effect）以及由于人员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with people movement）。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竞争与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Blomstrom认为，跨国企业对当地公司最重要的影响是竞争效应（Blomstrom，1991a）。跨国企业的进入会改变当地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从而促使当地公司进行学习和自身改进以提高效率。竞争效应最重要的表现是学习效应。当外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相互竞争时，如果它们生产相似的产品，规模也相似，并且争夺同一个市场，内资企业通常倾向于采用与跨国企业相似的生产技术（Jenkins，1990）。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一般而言，上下游关联效应是通过跨国企业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Lall（1980）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效应的互补行为，认为跨国企业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Blomstrom（1991b）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下游”效应，他论断，由于许多行业技术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技术进步的采用需要上游企业的技术专家的指导。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跨国企业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比如，对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工作方面的培训；对高层经理进行管理方面的培训，这些培训可能会在总公司进行，也可能会把他们选送到国际知名商学院进行培训。在这种状况下，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企业就职或开设自己的企业，他们在跨国企业学习的技术就会使得本土企业受益。学者们认为，这种溢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教育体系相对薄弱。

（五）狭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概况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

就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而言，主要包括“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但在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不同方面，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应用力度有所不同。在“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方面，实证研究方法在国际上是主流研究方法。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相关的数据在可得性方面相对广泛和容易获得；对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研究还主要是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存在，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方面总体上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在研究的题目上比较分散。对于人员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有，但与行业内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相比较，其研究的文献数量还有较大的差距。

2．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概况

在狭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领域，关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人员流动引起的溢出效应要丰富得多。1974年，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开创了该领域的经验研究的先河后，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兴趣。198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Blomstrom教授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后，该大学又不断有一些学者如Kokko等人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阵营，从而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力。虽然相比而言，国际上其他机构没有形成如此显赫的研究阵容，但加入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却是不计其数。这些研究人员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人员，也包括各大洲和各国家中的主要研究机构以及著名学府的研究人员。从研究的国家范围来看，这一领域开始的案例主要是针对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后很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受到重视。先后涉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案例包括拉美国家中的墨西哥、摩洛哥、委内瑞拉；后来又涉及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中国台湾等也纷纷成为研究案例。在发达国家的案例中，以英国的案例最为丰富，美国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从研究的内容看，学者们采用各国的数据和多种方法对不同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否产生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并且着力分析影响这种溢出效应产生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行业层面的要素也包括企业层面的要素，也包括相应的政策因素。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还努力对产生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开始较早，但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案例研究成为重要方法。虽然我们看到的典型的案例研究成果比较有限，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还是十分清晰的。Lall（1980）对印度两家卡车制造企业的案例研究一直被视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经典。Lall选取了两家大型的卡车制造商AL和TELCO，前者为外资占主要股份的企业，而后者为合资企业。Lall主要研究AL作为外资企业在印度与内资企业建立的联系，而对TELCO的研究则作为对比，验证跨国企业是否在行为模式上与本地的竞争对手存在差别。Lall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它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供应商（36家中的16家）以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稳定的产品。通过以上研究，Lall得出结论，AL和TELCO与供应商之间都有很强的后向联系，通过后向联系产生溢出效应，两者的建立机制非常相似。溢出效应的产生主要体现在：第一，帮助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第二，帮助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第三，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提供管理和组织培训；第五，帮助供应商多样化发展，以寻找更多的顾客。

继Lall之后，Lim和Pang（1982）选取新加坡的三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进行案例研究，意在分析跨国企业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溢出效应。Lim和Pang选取的三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三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它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Lim和Pang分别在1976年、1979年和1980年对这三家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了访问，了解相关的信息。通过对这三家电子企业本身以及它们与自己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三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这说明，在某些情况下，跨国企业能够在东道国与供应商建立后向联系，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道国政府干预程度较低且行业技术比较领先的时候发挥得更加充分。在此基础上，Lim和Pang认为，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土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能够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在市场的作用下，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系便建立起来。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土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企业的关联，它们对国际市场的反应，通过后向联系产生溢出效应来影响本土企业。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鼓励竞争以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由这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国际上针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选择典型跨国企业，着力研究这些跨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的动机、方式、涉及的环节以及结果，探讨行业间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对于这种机制的探讨显然有利于为政府提供相关的建议，从而创造有利的环境以帮助本土企业获取相应的溢出效应。

与针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针对人员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的数据更加难以得到，与此同时，案例研究也更加困难。Irving Gershenberg（1987）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Irving Gershenberg选取1982～1983年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研究跨国企业和非跨国企业对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等情况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Irving Gershenberg得出的结论是，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外资企业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这些管理人员中的一部分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这样，培训的正面作用被限定在跨国企业内部；另一部分管理人员一段时间后可能离开跨国企业，进入本土企业工作，这样，他们在跨国企业掌握的管理技能会传递到本土企业，即产生溢出效应。因此，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①跨国企业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②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将使这种效应得到扩散，产生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这是因为，合资企业中政府拥有一定股份，在董事会中的代表会选取一定比例的本地人员进入管理层，同时安排对他们的培训。没有政府参股的外资企业，对于本地管理人员的选取和培训的积极性很低。总体而言，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低于有政府参股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企业）。Irving Gershenberg所做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后来溢出效应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国内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吸引FDI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学者围绕“利用外资”这一热门话题，从各个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关于外商投资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外商投资的决定因素与投资环境问题；②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问题；③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产业控制力问题；④利用外资的战略和政策问题；⑤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⑥对我国利用外资效果的总体评价等。但很少有学者从技术外溢角度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内对于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朝晖、靳向兰（1999）运用1979～1997年的数据，在总量基础上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外汇储备和就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积极的，FDI对我国经济的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正向影响。^[5]赵晋平等（2001）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从1980～1999年的20年，在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于利用FDI的直接和间接贡献。^[6]萧政和沈艳（2002）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FDI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并认为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FDI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它们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7]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对FDI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这期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8]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武剑（2002）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我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国内投资效率差距、FDI数据差距、FDI效率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研究。^[9]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态，相反，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

国内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开始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沈坤荣（1999）指出，由于国际资本流入，尤其是FDI通过“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10]何洁（2000）利用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方程，发现FDI对中国国内工业企业存在显著的技术外溢作用。^[11]沈坤荣、耿强（2001）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计量分析了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检验了中国FDI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FDI的增长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中国产出的增长对FDI的增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12]潘文卿（2003）采用面板数据，对1995～2000年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为正，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以索洛（R.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以罗默（P. Romer，1986）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均认为，相对于资本和劳动而言，技术进步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即作为其增长模型的一个解释变量。^[13]如果技术进步是内生的，FDI可以导致技术进步，FDI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而不需要有不断的外部冲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跨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生产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使该国经济得以增长。本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论证FDI的确存在技术外溢的基础上，探讨技术外溢的传导途径，进而通过改进和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包括FDI技术外溢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比较先进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进而提出提高FDI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建议。

本书将运用国际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国际投资学、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理论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论证。研究方法将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并侧重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侧重定量分析；强调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相结合，从技术外溢的角度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翔实的分析和论证。

二、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共包括八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论述选题背景并进而提出本书要分析的问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并阐明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利用外资这一话题，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从技术外溢角度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为数不多，这正是本书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章是对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这一章不仅对相关研究进行述评，更重要的是为本书的实证分析打下理论基础。该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主要介绍分析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区位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第二节论述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储蓄约束、外汇约束和技术约束，国际直接投资的存在为弥补这两个缺口提供了机遇。然而，出于其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动机，FDI并不会把先进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水平更多的是依靠技术外溢。技术外溢正是发展中东道国在不缺少资本的情况下吸引FDI的主要原因。第三节主要论述外部性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条件。FDI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投资，其先进的技术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向东道国企业溢出，从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吸引FDI的国际地位和区位优势，共分三节。第一节主要论述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及特点。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国际直接投资自产生以来，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高速稳定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其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二节是阐述我国FDI的国际地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之所以选择到中国进行投资，是与中国拥有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的，这正是第三节要论述的内容。目前，我国吸收FDI的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中国在自然资源、市场容量、劳动力数量与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中国经济体制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且发展前景良好；中国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善，外商反映普遍良好；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是吸收FDI的有利外部条件。

第四章主要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方式和特征，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依据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的变化，结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可以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划分为起步、稳步发展、高速发展和调整与提高四个阶段。第二节是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我国利用FDI的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合作开发等方式，总体来看，FDI方式由合资经营为主向外商独资经营为主转变。第三节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从投资来源看，港澳台地区仍是我国投资的主要来源，来自自由港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有所增加；外商主要投资于我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第一产业吸收的外资比重偏低；就实际利用的FDI而言，20世纪80年代，将近90%的FDI都被东部沿海地区所吸纳，近年来，这一比重虽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变。

第五章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这章是本书的重点章节之一。技术作为FDI技术外溢的主体，对溢出效应的大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章第一节着重分析外商的技术战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战略，与其进入中国市场一样，采取的是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谨慎策略。第二节是对技术外溢效应进行经验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表现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联系效应、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所产生的示范和竞争效应、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流动效应三个方面。第三节是技术外溢效应的计量检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都高于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为计量检验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是否显著，本书选取了1996～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在我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第四节是对技术外溢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的前向联系和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所产生的竞争和示范、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的后向联系是我国技术外溢的主要传导途径。第五节是技术外溢效应的案例分析。在上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我国移动电话行业进行相应的案例研究，以考察在现实中上述结论的真实性与正确性。

第六章是对FDI、技术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这章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第一节是计量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增长理论的产品品种增加模型表明，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依据产品品种增加模型构建分析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型，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且FDI的确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来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技术外溢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层次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需要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向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转变，这也反映了我国吸引FDI的客观情况，即由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向技术比较先进的制造业转变。第二节是对FDI与GDP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为长期的、持久的。通过验证，LnFDI与Ln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并且协整方程表明，LnFDI每增长1%，LnGDP将增长15%。第三节是对FDI和GDP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ΔLnFDI和ΔLnGDP互为因果关系，即我国GDP的增长吸引了FDI，吸引来的FDI是我国GDP增长的原因。

第七章是在前几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提高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启示，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增加了出口、就业和财政收入等方面；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侵蚀国有资产、造成环境污染、冲击民族工业发展、使中国名牌大量丧失等方面。第二节主要分析我国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我国对外商在华投资管理方面来分析，主要问题表现在政策透明度低、追求政绩盲目引进外资、对外商的公平待遇等方面；从外商角度来分析，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结构不合理、实际利用资金到位率低、技术滞后等方面。第三节在上述各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提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我国对FDI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度；第二，培育产业群落带，形成产业链；第三，加强竞争；第四，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第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第六，建立通过促进人员流动获取技术外溢的机制；第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第八，完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

第八章是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着重论述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选择。本章包括三节，第一节是分析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和战略意义。面对21世纪，能否在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发展中国经济方面取得新突破，是关系到中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我国企业应该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第二节是对我国企业发展海外投资的优劣势进行分析。我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拥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表现在发展速度迅速，初步形成规模；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大项目不断增加，技术含量日益提高；经营主体进一步优化，经营实力不断增强等方面。但同时，我国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因此，第三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三、主要创新点和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书的创新点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从新的角度即技术外溢的角度来论证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且提出技术外溢是我国在“双顺差”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吸引FDI的主要原因。这无疑丰富和发展了“四缺口”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2）在研究内容上，计量检验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否显著，并且对技术外溢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改进并建立一个包含FDI技术外溢因素的中国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的横截面数据（2007）、时间序列数据（1983～2007）和面板数据（1993～2007）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计量分析，验证FDI与中国GDP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和FDI通过技术外溢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

（3）采用先进的计量方法，如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理论，验证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长期稳定关系。

尽管笔者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这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笔者的学术造诣兼之时间的局限，有一些问题还有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笔者虽然选择了FDI/GDP来近似衡量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FDI毕竟是一种资本，如何从FDI中把纯资本剥离出来，只计量其技术外溢的贡献，这一点是笔者乃至当今国际投资学界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2）在产品品种增加模型中有一个变量考察的是东道国和投资国的技术差距，并且从这一模型中可以推出技术差距越大，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这一假设在本书的计量模型中并未进行验证，还需要笔者进行深入研究。

上述这些本书没有解决的难题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将是笔者今后的努力方向，也恳请各位老师和同仁们给予指导和帮助。

【注释】

[1]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W.W.罗斯托著，郭熙保等译：《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3]H.B.钱纳里、A.M.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4]国家统计局：《中国外资统计》（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http：//www. fdi.gov.cn。

[5]李朝晖、靳向兰：《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第23页。

[6]赵晋平等：《从制度着手：新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第37页。

[7]萧政、沈艳：《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1期，第25页。

[8]魏后凯：《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页。

[9]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第48页。

[10]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第12页。

[11]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第29页。

[12]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82页。

[13]Solow，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86；Romer，Paul 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