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国吸引FDI的国际地位和区位优势
第一节 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历史背景
世界经济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市场的建立，而世界市场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宗主国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的酝酿、形成、发展直到今天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和物质基础。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东西方航线的开通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葡萄牙率先在巴西、非洲、亚洲建立殖民据点，进行海盗式的掠夺和贸易垄断。荷兰、英国和法国也先后走上殖民掠夺的道路。欧洲的商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用野蛮的暴力手段，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壁垒，在世代相互隔绝的民族之间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在此期间，出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最初形式，产生了未曾有过的生产关系。当然，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掠夺和暴力的基础上。通过殖民主义的暴力和掠夺，西欧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土地、劳动力，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国际分工的准备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和诞生的过程。欧洲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开发美洲金银矿藏、对东印度进行征服和掠夺、大量贩卖非洲黑人奴隶，所有这些都为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到19世纪60年代已基本结束，生产力较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新技术与巨额资本的结合使得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初步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垂直分工。这一时期的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分工，西方殖民主义者依靠强权，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国际贸易是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将原材料的生产集中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农业国家，而将工业集中到欧洲和北美洲，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和殖民地国家的原材料生产业（特别是矿产资源开发业）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形成和深化，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为国内“过剩资本”寻找出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以对外贷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方式输出货币资本，资本主要流向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增强了各国的联系，国际直接投资应运而生。
科学技术进步是国际分工深化和世界经济形成、发展的主推动力。世界经济的形成正是起源于航海技术的发展。正是在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建立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使商品生产与交换突破国界，出现国际分工，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是在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商品交换而对进出口国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国际间接投资是通过特殊生产要素——货币的流动对双方国家产生影响，对投资国、东道国生产能力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迂回曲折的；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创造新的更大的比较优势，既扩大了投资国生产的空间范围，又直接增加了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历程回顾
国际直接投资自产生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国际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1870～1914年）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它的出现是国际生产资本（即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重要标志。国际商品资本、国际货币资本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要求采取更高的形式，于是国际直接投资应运而生。
早在17、18世纪，威尼斯、丹麦、法国等地出现了一些拥有巨额资本的贸易公司，为赚取利润而向贫困和被奴役的国家输出资本。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此类公司即为跨国公司。大多数西方学者否认此类贸易公司是跨国公司的初级阶段，因为其主要业务是利用政治经济优势从事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并不具有跨国公司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并无技术垄断优势。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器公司率先在欧洲进行直接投资。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爱迪生电气公司、伊斯特曼柯达公司和一些大石油公司相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英国和荷兰的尤尼莱佛公司、瑞士的雀巢公司、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公司都是现代意义的跨国公司。当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主要是西方经济大国，但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也较早，如阿根廷著名的纺织品制造公司——阿尔帕佩斯特公司早在1890年就在乌拉圭设立了分支机构，又于1907年在巴西设立了分支机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40多年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①国际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方式，主要西方国家的出口贸易的增长高于国内经济的增长，少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亦是如此。②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劳动力跨国迁移的自由度大大增强，移民数量增长迅猛。1870～1915年，有3600万人离开了欧洲，其中有2/3的人到了美国；中国和印度迁移到东南亚各国的移民甚至超过欧洲移民的数量；欧洲内部的移民数量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③国际投资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914年，全世界国际投资流出存量达到440亿美元，其中，英国180亿美元，法国90亿美元，德国60亿美元，比利时55亿美元。[2]这一时期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是国际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的比例较小。到1914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达145.82亿美元，投资国几乎全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表3-1 各主要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14年）
资料来源：Dunning，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abal Econom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117.
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1914年以前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生产初级产品和为生产初级产品服务的公共设施部门，而投到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低。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不发达国家的铁路建设和矿业开采，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集中于石油、矿业和农业等。
到1914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达140.85亿美元，其中，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46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国家29.50亿美元，非洲发展中国家9亿美元，西欧发达国家11亿美元，美国14.50亿美元，俄罗斯10亿美元，加拿大8亿美元。[3]
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对其殖民地国家的垂直投资，亦即具有浓厚的“资本输出”的色彩。
2．国际直接投资的缓慢发展阶段（1915～1945年）
在这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缓慢，在一些年份甚至出现了停滞或倒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亦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交战地区的生产能力，国际经济合作受阻，频繁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外汇管制、竞争性货币贬值、关税壁垒及分割市场等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战争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老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被大大地削弱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各欧洲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出于战争的需要，严格控制本国的资本外流，甚至还出售了在国外的大量资产。与此同时，美国不仅由净国际债务国一跃成为净国际债权国，而且成为新的国际资本的主要来源国，在某些方面起到了英国早期所起的作用。191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增加到70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9亿美元。[4]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尽管在战争中损失了相当数量的海外资产，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国际债权国；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度萎缩；美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工业国的产量下降了17%，世界贸易量下降了25%以上，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崩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作为最后的资金提供者，履行英国以前的职能。资金匮乏导致国际贸易量下降，而国际贸易量下降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投资资金的短缺。在这一时期，国际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却呈缓慢增长态势，英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美国的地位却相对上升。除日本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均为欧美国家。
表3-2 各主要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38年）
资料来源：Dunning，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abal Econom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117.
到1938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达243.15亿美元，其中，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74.81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国家60.68亿美元，非洲发展中国家17.99亿美元，加拿大22.96亿美元，澳大利亚和南非19.50亿美元，美国和西欧各19亿美元。[5]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国际大环境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其决定动因不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从1937年开始，欧洲局势日益恶化。1938年德国相继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欧洲局势的恶化迫使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士等国的许多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将资本转移到比较安全的美国，而美国的企业则大规模撤出在欧洲的投资，导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锐减，甚至成为负值。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则从美国撤走大量资本，将资本投向其他国家或采购军用物资。到“二战”结束时，欧洲各交战国的经济实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降到谷底。美国因远离战场而成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是，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实际上已成为净国际债务国，但净债务额甚小。这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下降，而是相反。导致美国由净国际债权国转变为净国际债务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期间出于安全考虑而流入美国的短期资本骤增，而长期资本甚至有些减少。据1950年《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在1941～1945年，外国在美国的资产额增加了29.80亿美元，短期资本却增加了36.10亿美元，而美国在海外资产中长期投资占90.9%。
3．国际直接投资的高速稳定发展阶段（1946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在总体上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具体来讲，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恢复增长时期（1946～1960年）。在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大、涉及的国家多、持续的时间长，使各交战国的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战后，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实力，重新成为主要净国际债权国，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1947年宣布实行“马歇尔计划”，旨在帮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恢复与重建经济。1948～1951年，美国共向欧洲提供了110多亿美元的资金；1951～1953年，美国又向欧洲提供了26亿美元的资金。[6]在50年代，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迅速增长，但规模仍然有限，具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到1960年底，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几乎占全世界存量的1/2，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微不足道。
表3-3 各主要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60年）
资料来源：Dunning，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abal Econom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117.
到1960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达545亿美元，其中，加拿大129亿美元，西欧125亿美元，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85亿美元，美国76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国家41亿美元，非洲发展中国家30亿美元。[7]
在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业。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复苏导致了对资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为了保证国内生产所需原材料、能源等资源供应，许多跨国公司向东道国采矿、石油等行业投资，建立原材料生产基地。
第二个时期为高速增长时期（1961～1980年）。6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相对稳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在良好的国际大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到1980年底，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达5066.04亿美元，其中，美国、英国、联邦德国、荷兰、法国和加拿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2201.78亿美元、807.29亿美元、431.27亿美元、421.16亿美元、236.04亿美元和225.72亿美元。[8]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迅速扩大，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成为重要的投资国，美国和西欧各国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
进入7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较快。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菲律宾、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既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又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投资国（或地区）。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异军突起，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1973～1974年与1979～1980年两次石油提价，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经常账户出现巨额盈余。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吸收资金的能力有限，于是大量资本外流。在1974～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量的资本流向国外，其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存款为125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为2320亿美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200亿美元，无偿援助非产油发展中国家810亿美元。[9]
到1980年底，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达5026.88亿美元，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大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分别为830.46亿美元、630.14亿美元、516.51亿美元、366.30亿美元、313.8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东道国是巴西，同期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达174.80亿美元。[10]
第三个时期为稳定增长时期（1981年以后）。进入8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缓慢增长势头。从总体来看，总规模仍不断扩大，但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当然，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一致，各西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也是不一致的。对外投资起步早、基数大、经济发展速度慢的国家的增长速度下降较为明显。如美国1981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283亿美元，到1984年增长为2334亿美元，三年间仅增长了2.2%。而对外投资起步晚、基数相对较小、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国家的增长速度仍较高。如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80年的365.2亿美元猛增为1986年的1000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直接投资，但仍处于从属的地位。1989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达2223.95亿美元，其中，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五大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分别为441.60亿美元、354.84亿美元、338.26亿美元、194.26亿美元、183.10亿美元。同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达1961.32亿美元，其中，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五大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分别为690.10亿美元、305.53亿美元、107.60亿美元、l03.13亿美元和84.28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东道国为中国，同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达33.93亿美元。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发展的主要特点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由于80年代初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而被打断。在这次危机期间，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局面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走出危机而很快结束。从1983年开始，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阶段。80年代以来，在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其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际直接投资飞速增长，投资规模急速扩大
国际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经历短暂下降后，于1982年开始恢复增长。从1985年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出现飞速增长的态势。1984～1987年，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了近3倍，并于1986年超过了80年代初经济危机前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最高的1979年。1988年和1989年，国际直接投资又分别增长20%。1983～1989年，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28.9%，其中1985～1989年，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3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出口和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9.4%和7.8%），而且，1985年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与世界出口增长率的差距越来越大。1989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高达2110亿美元，是1979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3.7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受9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有所放慢。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仅为7%；1991年，国际直接投资还出现了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从1993年开始，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走出危机，国际直接投资又重现高速增长的态势。1993年和1994年国际直接投资分别增长14%和9%。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大大加速。1995～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由3564亿美元增加到13794.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57.4%。从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总体情况看，除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以及2001年因跨国并购的急剧减少而出现下降外，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基本上处于飞速增长状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是国际直接投资前所未有的飞速增长期。在国际直接投资飞速增长的同时，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从流量看，198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为536.7亿美元，到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增加到13794.9亿美元，是1980年的25.7倍。从存量看，198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为5214.9亿美元，到2001年增至65520.1亿美元，增长了11倍多。
表3-4 1980～2001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http：//www.unctad.org。
（二）国际直接投资资金来源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发达国家一统天下，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少数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涉足对外直接投资而被打破，但是7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很少，规模十分有限，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量看，80年代中期以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只有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拥有少量对外直接投资。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涉足对外直接投资，到1999年，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150个。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1980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只有33.1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167亿美元，2000年进一步上升至1042.1亿美元，是1990年的6倍、1980年的32倍。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1980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220.6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904亿美元，2001年猛增至7760.7亿美元，分别是1990年和1980年的8.6倍和35.2倍。随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也明显上升。
表3-5 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第10页表3；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第289页附表B2数据整理。
从表3-5看，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不到2个百分点，到90年代初这一比重已上升到近11%，并且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投资来源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资金来源格局一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1980～1987年，发达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中所占比重一直在98%以上，90年代虽有所下降，但仍接近90%。从存量看，1980年和1985年，发达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96.8%和95.4%，1990年和1999年分别降至95.2%和89.9%。虽然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国际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直到90年代末，这一比重仍保持在90%左右。
从各投资国的具体情况看，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也很不平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不平衡表现得更明显。不论是发达国家内部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情况都是如此。
首先，从发达国家内部情况看，80年代，美、英、德、日、法五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一直占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七成以上，进入90年代，虽然这五个主要的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波动较大，但1991～1999年这9年中，这五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仍高达年均69%，基本与80年代持平。
其次，从美、英、德、日、法五个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变化看，这五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很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而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则不断上升。进入90年代后，美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法国的地位也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德国由于两德统一后大量资本流向了原东德地区，投向国外的资本有限，因此，德国90年代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虽有所上升，但幅度也不大。1991～1999年，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年均约10.8%，略高于80年代后半期。英国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却在下降，1991～1999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年均约为14.5%，低于80年代后半期的17.4%。而日本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国内经济持续10年萧条，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极为缓慢，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在这五个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中，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1980～198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约28.6%，为世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到80年代后半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了近一半，落到了日本和英国之后，屈居第三。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急速膨胀，远远甩开日、英、法、德等国，重新夺回对外直接投资的头把交椅。日本8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与美国恰恰相反，1980～198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的1/3，8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了1倍多，成为世界头号直接投资大国。然而，进入90年代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迅速下降。1991～199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年均仅为7.8%，不到其80年代后半期的一半，仅相当于美国的1/3，不仅不能再与美国比肩，而且还落到了英、法、德等国的后面。
表3-6 1980～1999年五个主要发达国家占整个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
注：表中1990年以前的德国为联邦德国。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1991，第10页表3；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7，第308页附表B2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第289页附表B2的数据整理。
表3-7 1985～1999年12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
注：表中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东盟四国是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拉美四国是指：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7，第308页附表B2；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第289页附表B2的数据整理。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从表3-7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四小龙”，东盟成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12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而且，90年代以来，这12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还在大幅度上升。1991～1999年，这12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达到82.2%，比1985～1990年所占比重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12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看，这12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不平衡。1985～1990年，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约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六成，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国所占比重仅为3.4%，相当于同期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的1/16，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国所占比重约为4.6%，相当于同期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的1/12。90年代上半期，东盟四国和拉美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有所缩小，分别相当于同期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和1/11。与此同时，90年代上半期东盟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超过拉美四国。但是，90年代后半期，由于受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东盟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大大减弱，其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比90年代上半期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而同期拉美四国所占比重则上升了近1倍，再度超过东盟四国。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仍以发达国家为主，但变化很大
战后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这就是发达国家取代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的东道国。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发达国家既是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又是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入国。尽管这种以发达国家为主要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格局在80年代和90年代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变化的幅度较大。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直接投资在发达东道国和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分配变化很大。80年代前半期，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很慢，1980～198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没有上升，约为25.4%，基本上与70年代后半期持平。80年代后半期，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年均增长率从80年代前半期的3%上升至年均22%，但是由于流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更快（1985～1989年年均增长率高达46%），两者增长速度的差距大大拉开了，因此，尽管80年代后半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规模急剧扩大，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的比重反而大大下降，由1980～1985年的25.4%下降到1986～1989年的约17.5%。进入90年代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上升，由1986～1989年的17.5%上升到90年代前半期的32.5%，90年代后半期又进一步上升至33.3%。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的比重比80年代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内部配置的变化也很大。80年代，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1980～1985年，美、英、法、德、意、日、加七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75%，80年代后四年这一比重又有所上升，整个80年代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76%左右。然而，进入90年代后，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却出现了分散化趋势。90年代前半期，流向美、英、法、德、意、日、加七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流向所有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由80年代后半期的约77%下降到了62.6%，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90年代后半期，这一配置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七国所占比重约为63%。整个90年代，流向美、英、法、德、意、日、加七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流向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约为63%，比80年代低13个百分点。因此，90年代流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分散化趋势十分明显。
表3-8 1980～1999年不同东道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比重（%）
注：10大发展中东道国和地区是指除避税港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10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是阿根廷、巴西、中国内地、哥伦比亚、埃及、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和泰国；90年代是阿根廷、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韩国、智利和泰国。
资料来源：根据储祥银等译：《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11页附表1；储祥银等译：《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9页附表1；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第283～287页附表B1数据整理。
最后，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的配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198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约为758亿美元，其中流向10大发展中东道国和地区（阿根廷、巴西、中国内地、哥伦比亚、埃及、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约为534亿美元，占70.5%。1986～1989年，这10个国家和地区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至64.5%，下降了6个百分点。整个80年代，10大发展中东道国和地区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总额的比重约为67%，大大低于70年代80%的水平。因此，80年代，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配置出现了分散化趋向。但是，进入90年代后，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又出现集中化趋势，而且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1990～1994年，流向10个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阿根廷、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韩国、智利和泰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由80年代后4年的64.5%上升到了70%，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90年代后半期，上述10个国家和地区吸收的直接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上升到了73%。整个90年代，10个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吸收的直接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72.3%，高出80年代5个多百分点。这说明9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国家和地区。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进一步高级化，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一大产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结构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和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中期，制造业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成为其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主要直接投资国和东道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国际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从流量看，1981～1984年，美、法、日、英、德五个最大国际直接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2%、41%、61%、35%和55%，1985～1989年则分别上升至57%、49%、73%、38%和64%，与1981～1984年相比，上升的幅度都较大，其中日本上升的幅度最大，为9个百分点。从1981～1989年这9年的总体情况看，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超过50%，其中日本服务业所占比重高达71%，法国也接近50%，只有英国不到40%。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进一步提高。从流量看，1990～2000年，美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半数以上年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都达到或超过50%，其中意大利除1996年为50%外，其余年份都超过50%，美国、日本除个别年份外，其余年份也都超过50%。同期，英国和加拿大两国也都有5个年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或超过50%，法国超过50%的年份有4个。从90年代前半期（1990～1994年）的累计情况看，美、法、日、英、德、意、加七国中，美、日、意三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50%，德国也接近50%，其余三国均低于40%。1995～2000年累计情况与90年代前半期大不一样，七国中除德国接近50%外，其余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超过50%，其中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均超过60%。
表3-9 1990～2000年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Yearbook 1980~2000，http：//www.sourceOECD.org。
从存量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美、英、德、日、法、荷、加七个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速度，不仅都高于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速度。到80年代末，上述七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比重，除英国和荷兰外，都超过40%，其中日本、德国超过了50%，日本甚至接近70%。90年代以来，由于各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到2000年，除德国接近50%外，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都超过50%（日本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1989年为67.2%，而1990～2000年日本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为55.6%。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2000年，日本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超过50%）。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看，1988年，服务业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占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约为46%，到1998年，这一比重上升为约56%，比1988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表3-10 1990～1999年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
注：表中日本1995年数据实为1994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Yearbook 1980～2000年数据整理。
因此，无论是从流量的角度看，还是从存量的角度看，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服务业都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一大产业。
（五）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表3-11 1987～2001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中所占比重（%）
注：由于跨国并购涉及跨期支付问题，即一件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因此，就单个年份而言，跨国并购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的比重比上表中的数据要小一些。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第530～533页附表B8、第483～487附表B1；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第289～293页附表B2、第245～248页附表A7；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第307～309页附表B2、第341～343页附表B8数据整理。
表3-12 1987～2001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中所占比重（%）
注：由于跨国并购涉及跨期支付问题，即一件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因此，就单个年份而言，跨国并购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比重比上表中的数据要小一些。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第476～481页附表B1、第525～529页附表B7；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第240～244页附表A6、第284～287页附表B1；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2，第303～306页附表B1、第337～340页附表B7数据整理。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跨国并购浪潮蓬勃兴起，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87～1992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约为54%，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6%和28%。1993～2001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所占比重上升到81%，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分别上升至83%和62%。这说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中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比重都在上升。从1987～2001年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6%、78%和57%，因此，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国并购已经上升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
跨国并购占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变化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的情况大体相似，但也有所差别。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情况看，以跨国并购方式流入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在1987～1992年约为52%，1993～2001年猛增至79%。1987～2001年，以跨国并购方式流入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约为74%，也就是说这15年中投向全体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就不同的国家类别而言，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情况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看，以跨国并购方式流入的直接投资在1987～1992年约占73%，1993～2001年超过90%。从1987～2001年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所占比重也高达88%。这就是说，对发达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的。与流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同，以跨国并购方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在1987～1992年所占的比重仅占19%，1993～2001年这一比重虽有大幅度上升，但仍不到50%。从1987～2001年的总体情况看，以跨国并购方式流入发展中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约为41%。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仍以“绿地投资”为主。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适应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从自己的长远战略利益考虑，在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活动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非股权参与”方式进行直接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国并购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巨型和超巨型的跨国并购案不断出现，利润再投资已不能满足跨国并购的巨额资金需求，股权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资金来源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再次取代利润再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整个90年代，对发达国家的股权投资占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60%，其中1990年、1995年、1998年都接近80%。对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1990年还不到60%，到1998年已接近80%。1990～1998年，除1990年和1994年外，对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投资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都超过60%，其中1995年、1997年和1998年都超过70%，1998年甚至达到80%。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情况看，1990～1998年，所有年份中股权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都超过60%，1990年、1992年、1995年和1998年都接近或达到80%。因此，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国并购的蓬勃发展，股权投资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与“绿地”式投资一样，跨国并购既是跨国公司实现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因此，当代跨国并购主要表现为善意购并，恶意并购行为极为少见。如1999年全世界跨国并购共6216笔，其中，善意购并为5942笔，中性购并为264笔，恶意购并仅为10笔。此外，此次跨国并购以水平购并为主，混合购并为辅，垂直购并微不足道。1990～1999年，在跨国并购总额中，水平购并额所占的比重由55.8%上升到71.2%，混合购并所占的比重由40.9%下降到27.0%，垂直购并所占的比重由3.4%下降到1.8%。
（六）国际直接投资政策日趋自由化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内涵的理解，各方面尚存在分歧，较权威的观点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包括以下动态过程：①减轻或取消由于专门针对（因而也是歧视性的）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如进入壁垒）以及由于对外国投资者实行给予拒绝或给予鼓励和补贴所导致的市场扭曲；②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某些积极的待遇标准（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平等的待遇）；③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转（如竞争规则、信息披露和审慎监管）。在上述三项因素中，前两项因素是核心，但其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第三项因素。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的目标在于，建立消除歧视（或优惠）、充分竞争、有序运行的市场环境。
6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专门法规。到80年代末，大约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外国投资法。这些法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外资既有优惠性措施，也有限制性措施，立法的目标是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90年代初以来，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或重新修订了专门的外国投资法，其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主要目标。
从表3-13可以看出，仅1998年就有6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国直接投资法规进行了145项修改，其中，94%（136项）的修改是朝着自由化和增强市场功能的方向发展；6%（9项）是朝着逆自由化和加强控制的方向发展。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开放了曾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进入的产业（如电信业等），市场扭曲的程度有了较大的缓解或消除，对外国投资者逐步实行国民待遇。
表3-13 各国外国直接投资法规的变化（1991～1998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9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在双边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主要体现为各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s）。到1998年底，全世界共签订双边投资协定1726个，其中，434个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数已达到174个。各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数量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之间一般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一特征在90年代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到1997年底，已有17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794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两类协定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双边投资协定的主要目标是保证投资及其所产生的利润的安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投资国与东道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引起的问题（主要是处理税收争端），二者具有互补性。
在多边层次上，关于建立国际直接投资规则的讨论和协商已取得了可喜成就。1992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待遇指南》。该指南就国际直接投资准入、一般待遇标准、资本与收益转移、征用与补偿、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争议的解决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自愿实施的建议框架。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就《服务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作为附件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达成协议。该协议第一次为国际直接投资确立了一个对缔约国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多边规则，为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奠定了基础。《关于基本电信服务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已于1997年在WTO框架下缔结，于1998年2月5日生效，该协定包括了为外国投资者开放电信服务市场的承诺。WTO关于金融服务业开放时间表的谈判于1997年结束，其结果附在《关于金融服务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之后，并于1999年3月生效，该协定为外国投资者进入金融服务市场提供了更大范围的承诺（如允许外资股份达到50%以上，取消对外资机构法定形式的限制，取消对外资机构业务扩展的限制等）。
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无疑有助于促进东道国扩大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但也不能盲目乐观。东道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是东道国投资环境中众多构成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仅是其中的一项构成要素。对于那些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进程快，但国内投资环境无实质性改善的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不可能有明显扩大。还应当看到，东道国关于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对不同产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力也有较大差异。在某些特殊行业（如通讯、公用事业等行业），外国投资者的反应一直是非常敏捷和显著的。在一般制造业（如技术水平低、经济规模小、产品标准化程度高、运输成本低的行业），外国投资者反应迟缓或几乎没有反应。后一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并不是东道国缺乏区位优势，而是缺乏拥有所有权优势的外国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拥有所有权优势，但缺乏将所有权优势加以内部化的动因。
第二节 我国FDI的国际地位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表现不俗，特别是2002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首位。其发展特点和趋势与其所处的投资环境、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并且国际地位凸显
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也在国家外资政策发生转变的条件下经历了起步、持续发展和快速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创造的工业增加值、总出口额从1993年以前在相应的国民经济指标中的不足10%到2007年分别上升为33.08%、58.19%。
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内部的投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投入我国的行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类似，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但就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行业分布又是非常广泛的，几乎遍布所有允许进入的行业，这与我国自身的产业范围相对广泛是密切相关的。
表3-14 1985年和2000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0个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受资者所占的份额 单位：%
注：1985年为1983～1985年平均值；2000年为1998～2000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
此外，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在近10年间高速而稳健的发展，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一枝独秀（见表3-14），这显然成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因素。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给予了中国极高的评价，并指出，在过去的近10年间，中国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最大接受国的地位。中国加入WTO后，这种趋势仍然在持续。
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亚洲区地位优越
在亚洲的经济体中，我国的投资环境无论对市场开拓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对资源整合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相对较大的吸引力。
首先，中国具有优越的区内市场地位。如前所述，亚洲区内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尚没有在整个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市场；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但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很低；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特别是经济10年来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被视为亚洲区内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与此同时，又由于我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需求相当丰富。因此，这一市场既对来自欧美的寻求高端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为来自区域内部及其他地区投资于中、低端产品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样提供了市场空间。
其次，我国具有优越的资源整合地位。一方面，我国具有多层次的可利用劳动力。相对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一些东盟国家，我国经济起步较晚，对于支持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我国相对丰富并且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中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长期以来对科技产业的支持性政策，使得在支持科技产业迅速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档次的人才方面也有一定储备，从而对吸引资本及技术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支持。除此以外，我国广泛的工业基础在这方面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我国外资政策的引导下，将优越的市场地位以及优越的资源整合地位结合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我国既吸引了大量的亚洲区内追求资源整合并寻求开拓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吸引了相对较多的、以追求市场开拓为主的来自欧美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来自全球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显示，1998年到我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是129个，截至2008年末，这一数据已经超过180个。“十五”期间世界著名跨国企业来华投资势头强劲，据统计，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企业中有近490家已来华投资，平均单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千万美元到上亿美元不等。2007年11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目录》），并于2007年12月1日开始施行。与2004年修订版相比，新《目录》有几处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是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二是限制外商投资房地产、高能耗项目和稀缺矿产资源；三是期货、电网从禁止类变为限制类。我们可以看出，新《目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经济发展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新《目录》的公布，是继2006年11月《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颁布以来另一项重要的利用外资政策。考虑到WTO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对外开放迈进第30个年头以及近几年社会上对合资路线、外资并购等问题的反思和争论，新《目录》在修订过程中就已备受关切。同时，由于新《目录》不仅是对外商投资产业领域、股权比例做出规定，更折射了相应的税收激励政策和宏观政策导向，因而每一处细微调整都耐人寻味。新《目录》必将进一步扩大外商在我国投资的规模和力度。
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有赖于自身及亚洲区经济的蓬勃发展
首先，从长远来讲，我国在亚洲区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我国的市场已经被启动，人们的市场需求越来越走向成熟和开放，这就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另一方面，已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经过了数年的运作，多数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相应的供应商网络，一些国际知名企业还正在努力将其最重要的国际供应链带进中国，以便保证其在中国市场上不会败给其国际竞争对手，这一系列举措都意味着中国市场对这些跨国企业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与此同时，像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跨国企业在对中国市场技术转让的速度以及在本地进行直接新产品开发的速度都在加快的同时，从中国销向国际市场的产品份额也在不断增加，这进一步意味着中国正在成为跨国企业至少在亚洲区域的制造中心。由此，有理由相信，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地位在亚洲区内是相对稳固的，不会因为短期内的意外冲击而丧失。
其次，就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而言，我国经济和亚洲区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就资源整合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多数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区内整合的优势多于全球范围的整合，只有资源类行业和纺织服装制造业这样特点的行业才会偏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源整合。对于像纺织服装制造业这种行业，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的优势并不一定能够长期持续，我国这些年纺织服装领域集群的建设正在往这方面积极努力。第二，在区域经济利益高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现实世界里，即使我国相对于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等国以及欧洲的东欧各国在一些制造业领域有一定的优势，但要真正成为“世界加工厂”也还需多方面的支持条件。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区域流动更多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因此，我国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亚洲区域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区域更迅速蓬勃的发展才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最重要的理由。然而，在亚洲经济的范畴内，目前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未表现出快速恢复的迹象，因此总体而言，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未来较长时间里难以发生大的变化；而我国经济在2003年遭受了“非典”疫情的袭击后又重新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2008年GDP增长达到了9.2%。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大，显示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被世界所瞩目。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地位有望在未来的短期内仍然保持现有的地位并且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第三节 我国吸引FDI的区位优势
一、东道国的区位因素
（一）东道国传统的区位因素
在众多研究FDI区位流向的理论中，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较为突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程度地吸收了要素流动理论、内部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区位论等理论。邓宁的理论不仅把跨国公司的进入决策建立在企业可以控制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基础上，而且引入区位论，结合东道国的禀赋优势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等区位因素，解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设厂的选址及其整个国际化生产体系的布局等问题。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提出FDI的选择取决于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的区位优势变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东道国主要经济因素，主要表现在市场、资源和资产以及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例如，与市场有关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人均收入、市场成长、进入区域和全球市场、当地消费者的偏好特征和市场结构等。与资源有关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土地与厂房租用成本，原材料与零部件成本，技术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与成本，低成本的非技术人力，重视技术、管理和其他创新性资产，物质基础设施（港口、道路、电力、通信），宏观层面上的创新能力，如企业文化、教育水平和环境等。
与效率有关的因素除了关注以上各类要素资源的低成本之外，还注重提高生产率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和运输、通信等其他投入的成本，区域一体化协议成员国等因素。
（2）FDI政策框架及其他政策和制度因素。它包括直接管理外资的政策和与外资相关的政策。直接管理外资的政策主要涉及外资的准入、待遇和经营条件等规定及FDI国际协定等。与外资有关的政策包括贸易政策及其与FDI的相关性，竞争政策等关于市场结构与职能的政策，私有化政策，税收政策，产业与区域政策。除了具体的政策之外，还包括东道国经济开放程度和东道国政策的连续性等因素。
（3）商业便利性的安排。投资激励与促进计划，降低信息成本，良好的基础设施辅助性服务（如银行、法律服务），社区服务（双语学校、生活质量），投资前和投资后服务（如一站式），社会成本，经济道德，区域聚集与网络促进。
邓宁（1981）还提出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密切相关。如果以人均GNP的高低划分经济发展阶段，那么随着人均GNP的变化，各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不同的组合和特点。
作为东道国，在第一阶段（即人均GNP为400美元）和第二阶段（即人均GNP为400～1500美元），区位优势表现在东道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外资提供的优惠政策；在第三阶段（即人均GNP为2000～4000美元），则表现在维持或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以及对付潜在的市场进入威胁的需要；在第四阶段（即人均GNP为2600～5600美元），跨国投资已经成为企业全球化经营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东道国区位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决定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等。其中，经济决定因素是指与东道国市场、资源和成本有关的决定因素。政府政策因素是东道国政府能够控制并用来鼓励和限制外资流入的决定因素。
（二）技术进步与区位因素
在邓宁的区位因素中，已经包括了东道国几乎在自然资源、市场等经济条件以及政策和制度，甚至历史文化和风俗等所有方面的因素。其他的研究者大多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更细化的研究。但是，随着当今世界的技术进步，各国对贸易、FDI和技术流动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而开放也给各国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这些因素单独或相互作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且引起了跨国公司重新构造其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目标的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也开始重新定义吸引FDI的决定因素。传统的吸引FDI的因素以及相应的FDI类型在全球经济中并没有消失，但它们的重要性正在减弱。
在许多行业，产品服务、营销方法和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技术进步增强了企业扩大生产的能力，市场开放为这种扩张创造了空间，使企业能够寻找新的机会改善它们的发展状况和竞争地位。现有的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当地资产和最有效率的组织提高它们的地位，成为竞争战略的重要部分。在管理当地资产时，企业为了实现国际生产一体化采取了种种战略，这些战略影响着东道国引资的效果。
跨国公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国际生产一体化战略。这一战略适合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和服装、鞋类、玩具和体育设备等；还适合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零件的生产，如电子行业的半导体和汽车行业的电子线路。它们主要寻求劳动力低廉的区位因素。然而，随着制成品和可贸易服务中劳动力成本份额的降低，这种战略和相关的FDI的发展已经受到阻碍。
目前，企业正日益寻求一种能够把自己的可移动资产和不可移动的资产最有效地结合起来的区位。结果，企业把生产过程分成各种特定的活动，例如，融资、R&D、会计、培训、生产、销售等，子公司选择在最适合的区位从事这些活动。这个过程创造了公司内的国际劳动分工和不断发展的国际生产一体化网络。应该说，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开放为这种网络的形成创造了机会，技术进步（尤其信息和通信技术）使这种网络能够在国际范围有效运作，而竞争则使企业积极地去利用这些使区位资产一体化的机会。在一个高度竞争的FDI市场，传统自然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某个单独因素可能不再足以成功地吸引FDI，但技术和继续创新的能力能够提供竞争优势，产生出新的区位优势。如果东道国提供了合适的区位因素组合（例如有效经营的条件，高质量的资源或资产，可获得市场份额），则能够有效地吸引追求国际生产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
（三）“创造出的资产”及相关区位因素
当企业为了增强竞争而进行FDI时，它们不仅寻求降低成本和更大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寻求技术和创新的能力。这些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是典型的人为因素，是通过大量的投入和长期的培育，特别是知识的积累而创造出来的，即所谓的“创造出的资产”（Created Assets）。“创造出的资产”的提出，表明区位因素中知识内涵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
在现今的世界里，拥有这种资产是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进行竞争的核心。“创造出的资产”是一种基本的创造财富的资产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它可以是有形资产（如通信设备和营销网络等），也可以是无形资产（如科技队伍的素质等）。知识是无形资产的一个共同的特征。通常包括技能（Skills）、态度（Attitudes）（如对财富创造的态度和商业文化的态度）、潜在能力（Capabilities）（技术、创新、管理和学习能力）、胜任度（Competencies）（如有效率地组织产生收入的资产）、关系（Relationships）（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同政府之间的联系）、信息（Information）、商标（Trade Marks）、商誉（Credibility）和脑力（Brainpower）的存量。这些资产可以体现在个人和企业之中，常常还可以通过企业群的经济活动得到加强。
创造出的无形资产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正变得日益明显。从简单的初级产品到书籍和计算机再到汽车，许多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大部分成本由“创造出的资产”（如R&D、设计、广告、销售和法律工作）组成。现在，发达国家所生产的汽车不到10%的生产成本由劳动成本构成，其他部分则与各种“创造出的资产”有密切的联系。另外，以知识为基础的新产品开发和加工过程的改进是目前激烈竞争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和资产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开放，拥有这些资产的企业能够被买卖，结果使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这些机会获取“创造出的资产”，以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自然资源相比，这些新型的资源可以被东道国创造出来并且被政府影响，其结果是，那些不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创造跨国公司所需要的区位因素吸引FDI。
除了“创造出的资产”，东道国还有一些其他区位因素有利于增强FDI的竞争力，例如：
（1）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寻求“创造出的资产”的跨国公司，可能被吸引到一国或一个区域内企业群聚集的地方，进行相关活动或专门的技术支持服务。传统的企业群，像瑞士手表行业，主要是国家层次上的，而新的企业群，如科技园区、R&D联盟和服务支持中心，是以跨国公司的参与为特征的，跨国公司常常被视为这些活动的旗舰企业（Flagship Firms）。出现这种特征的原因是新的企业群一般会产生外在规模经济，例如创造知识和交换非专利保护的知识，相互的学习和面对面的讨论，都有助于增强企业参与竞争的优势。为了从这种外在规模经济中获利，企业必须出现在这种企业聚集的场所。聚集经济一旦出现，跨国公司不仅从中获利而且也可以有助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
外资在区位选择上总是存在着聚集经济效应，它表现为跨国公司总是被吸引到一国或一国内部企业聚集的地方。除了技术和人才等原因，这些外国企业聚集的原因是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较好，得到外国投资者的了解和认同。因而在各地引进外资时时常出现外资越多的地区越容易引进外资，外资较少的地区引资越困难。落后地区越想通过外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越难吸引外资。这种“死循环”，迫使落后地区必须针对外资的经营和区位选择等特点，踏踏实实地改善投资环境，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
在外商投资企业的集聚研究方面，海德（Head，1995）等分析了1980年以来751家日本制造企业在美国的区位分布，发现处于同行业的企业往往会选择集中在一个地区或相近的地区内以取得外部效应，这种集聚效应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企业间的技术溢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共享和中间投入品供应的外部性；富纳尔（Flyer，2000）等认为竞争力较差的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会选择聚集分布，而具有较好技术、人力资源、培训计划的企业为了防止竞争优势的丧失，往往并不愿意采取聚集分布战略。
（2）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高质量的电信系统和可靠的运输系统，尤其是那些仅仅是生产系统中一个环节的子公司或者区域的总部，特别需要这些条件作为支撑。
（3）广泛的资源。在国际生产一体化中，生产过程和生产活动分配在各个专门化的外国子公司，它们在东道国寻求的资源范围很广泛。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和工程技能等资源，而且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采购和营销、融资和R&D能力等资源。跨国公司一体化的战略不再局限于一种资源，而是整个价值链受制于跨国垂直一体化。为了吸引更广泛的跨国公司的活动，需要为这种活动提供相应广泛的资源。
总之，跨国公司为了增强企业创造资产的能力，努力寻求“创造出的资产”和聚集经济等区位优势，因此，东道国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促使本国或某一地区形成跨国公司需要的区位条件，有效地吸引外资。例如，政府可以制定加强创新体制和鼓励技术传播的政策，支持企业群的发展，改善基础设施，鼓励国内外企业之间合作等政策。
二、外资进入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
（一）FDI的动机
1．利润最大化是FDI最主要的动机
外资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动机是什么呢？凯夫斯（Caves，1974）曾经幽默地说过：“似乎没有证据表明跨国企业与国内企业以不同的曲调跳舞。”邓宁（1972）认为“就企业的国外活动而言，其行为将受到和国内经营大致相同目标的影响，以至于不需要关于（投资）动机的特定理论”。邓宁（1971）还认为跨国生产企业的创立只是企业理论的延伸。随着企业的发展，其经营超越当地的地理界线是正常的。原则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可以按照一般的企业理论进行诠释。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行为最主要的动机已经形成很强烈的共识，而且有关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经验研究也没有提供否认这种观点的依据。只是有的观点认为，虽然跨国公司与一般企业的目标大致相同，但由于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市场比国内市场有更大的不完全性，有更高的交易成本，有更大的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一般会比国内企业追求更高的利润水平，更高的销售收入和增长等，并且跨国公司存在与不同于国内市场的特殊环境有关的目标，如分散风险或风险最小化。
斯蒂文（Stevens，1974）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物质资产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中大多数研究都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模型之上。也有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其他目标函数（如增长最大化）之上。根据解释和预测跨国公司投资量的能力来判断，利润最大化模型超过其他的方法。斯蒂文指出，在许多情况下，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对投资行为的分析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进行解释。值得提出的是，寻求利润最大化只意味着寻求在既定条件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利润增长，利润最大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完全了解它所面临的所有选择，并去选择它们所偏好的组合形式。
2. FDI的具体动机
伍德沃德和罗尔夫（Woodward and Rolfe，1993）认为，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FDI和以出口为导向的FDI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投资者偏好。因此，对外资进入区位选择的分析应结合FDI的不同动机和类型来展开。
对于FDI的动机，分类方法很多。巴克利（Buckley，1989）已经把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归纳为三类：①市场；②原材料；③降低成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型的FDI、原材料导向型的FDI和效率导向型的FDI。那些大量拥有原材料的国家在采掘业吸引跨国公司时常常受到多方面法规的制约，并且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治关系紧张的焦点；市场导向型投资总是瞄准那些规模大、发展迅速的市场和至少拥有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市场；效率导向型投资是最大限度地寻求便宜的劳动力。
威克利和阿格加沃（Weekly and Aggarwal）提出了几乎相同的动机。他们认为，由市场原因促使的FDI通常流向拥有大规模或潜在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国家。有绝大多数的FDI属于这种情况。甚至在东道国国内市场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为了与对手竞争，采取进入区域市场等企业战略，仍会出现以市场为基础的FDI。原材料或采掘业的投资是FDI的传统领域，为获取原材料，跨国公司、东道国和母国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而降低成本的动机有两个主要的部分，即与劳动力成本差异有关的成本降低以及与税收减让密切相关的成本降低。
克勒格（Clegg，1992）则推断产生企业家活动是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这种企业家活动的特点是技术的变化和市场的增长。格罗斯（Grosse，1980）和一些学者则认为大多数的外国制造商是寻求市场而不是使成本最小化。
邓宁和布鲁尔（Brewer）等把原材料归并到降低成本那一类，从而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归纳为两类，然而这一分类法也引起了一些争论。科伊恩（Coyne，1997）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合并调整虽有价值，但与这种合并有关的实践问题对一些研究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追求原材料和追求降低成本两种动机在投资量、时机、承担的风险、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政策等有关变量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跨国公司降低成本的动机常常与东道国吸引出口导向型外资的愿望相匹配。东道国采取促使跨国公司实现其出口制成品目标的鼓励措施，一般不能提供出口原材料的FDI类型。因此，两种动机的合并混淆了两种动机的利益差别，而这种利益差别对某些研究来说是很根本的。
关于技术是否作为基本的战略动机，许多文献进行了阐述。但邓宁认为，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作为跨国公司寻求FDI区位的独立战略动机的潜在含义，仅局限于先进行业和一些被生产需求驱动而追求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国家。
杨建龙把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动机分为两类：一类是“收入型”动机，如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占领国外市场，确立和扩展垄断地位提高收益水平；另一类是“成本型”动机，如获取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或回避关税壁垒，降低销售成本，或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等。这两类动机虽然形式不同，所导致的投资行为的特点也有明显区别，但它们最终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毛蕴诗（2001）定义了主动型、诱发型、迫动型投资。主动型投资是由投资主体本身的投资冲动和内部要素引发的。诱发型投资与迫动型投资则是由公司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变化所引发的。诱发型投资包括防御性投资和追随型投资，迫动型投资与诱发型投资的区别在于前者所涉及的投资目标是公司的生存空间问题。
主动型投资主要的动机是寻求全球领导、寻求支配地位、寻求高额利润、寻求增长扩展、寻求市场、寻求分散风险、寻求满意利润、寻求要素优势（可以具体分为原材料、低成本、技术、信息、人才和管理技术等）、寻求综合优势等；诱发型主要的动机是寻求均势，而与以上的一些动机有关（排除寻求全球领导和寻求支配地位）；迫动型主要是寻求生存，但与寻求分散风险、寻求市场、寻求原材料、寻求低成本和寻求均势有关。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矩阵分析中，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和17种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可以组合出17×3= 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不过每种组合的紧密程度存在差异。
总之，一般来说，按照投资者的经营战略和动机可以把FDI分为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出口导向型等；按照产业类别可以分为第一产业（矿业、农业等部门）的投资、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的投资、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投资。
市场导向型的投资者主要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人均收入、市场成长、进入区域和全球市场、当地消费者的偏好特征和市场结构等。
资源导向型的投资者主要关注东道国的土地与厂房租用成本，原材料与零部件成本，技术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与成本，低成本的非技术人力，重视技术、管理和其他创新性资产，物质基础设施（港口、道路、电力、通信），宏观层面上的创新能力如企业文化、教育水平和环境等。
效率导向型投资者除了关注以上各类要素资源的低成本之外，还注重提高生产率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和运输、通信等其他投入的成本，区域一体化协议成员国等。
出口导向型投资者关心导致成本降低的所有区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的条件下，各国的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如关税减让使投资者获得更廉价的进口原材料；又如国民待遇使外国投资者在经济权利方面获得不低于东道国企业的待遇。因而，外国投资者投资区位选择的空间更大了。
不同的经营战略、不同产业的特征使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不同的需求，包括对东道国外资政策不同的评价和反应。通过分析外国投资者对于东道国区位因素的不同反应，可以进一步了解东道国区位因素对外国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
（二）东道国几种区位经济因素对外资进入的一般作用
1．自然资源
历史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在19世纪，欧洲、美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都是为了保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供应的可靠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FDI世界存量的60%是在自然资源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主要的投资母国而言，初级产品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份额从1970年的25%下降为1990年的11%，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在这个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的5%，只有法国单独占9%的份额。这种自然资源导向型FDI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东道国在资本和技术允许的条件下，注重发展本国的采掘业和原材料加工业，或与外国投资者采取合资合作经营或采取非股权安排等方面开发自然资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通常引起对外贸易而不是FDI。只有资源丰裕的国家因缺少开采资源的资本、技术及出售资源的条件时，才会产生FDI。
2．市场因素
企业为了发展和保持市场竞争地位需要在国内外获得新市场或增加现有的市场份额，FDI是跨国公司获得国外市场的重要途径。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而言，主要包括市场规模和市场的增长潜力。因为大规模的市场能够容纳更多的国内外企业，为企业生产提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且东道国的高增长率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市场的增长总是刺激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
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率作为FDI的决定因素同东道国的市场保护程度有密切的联系，东道国政府所实行的高关税和进口配额贸易政策，一方面造成了被保护部门的丰厚利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外产品的进入，因而产生了“绕过关税壁垒”的FDI。这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跨国公司投资于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主要原因，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盛行时期，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部门的主要动机。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本汽车实行自动出口限制，日本汽车生产商为获得美国市场，不得不采取FDI的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市场导向型FDI发展的重要原因。区城一体化有助于形成统一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公司都按照区域市场，而不是按照严格的国家市场来进行结构调整和增值活动的重构。
对于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东道国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服务是不可贸易的，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因此，只有通过在国外建立“商业存在”来传递服务。从理论上看，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成为东道国服务部门FDI的决定因素。但是，当今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对服务部门的直接投资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了服务部门引进外资的数量。
3．成本或效率因素
除了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等因素外，提供低廉的非熟练劳动力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影响跨国公司经营成本的敏感条件之一是区位因素。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或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密集地使用劳动力，可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弗农（Raymond Vernon）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在产品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后，应依据比较利益原则将其生产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选择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国家投资生产。小岛清（K.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也认为应该把边际产业，即一般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的国家。
这种类型的FDI开始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但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这一类型的FDI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里托尔（Little，1978）发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威尔斯（Wells，1981）认为，以出口为导向的投资需要便宜的劳动力和合理的基础设施、运输和通信设备。奥斯汀（Austin，1990）指出，工资成本是跨国公司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计划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库玛（Kumar，1994）同意这个观点。罗尔夫和怀特（Rolfe and White，1992）也以加勒比地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确认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资是影响出口导向FDI的决定因素。
伍德沃德和罗尔夫（Woodward and Rolfe，1993）则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较低的工资成本，实际工资成本不一定是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格里克曼等（Glickman，1987）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对外资企业的雇佣决策并无确定性的影响。
4．其他因素
除了自然资源、市场因素和廉价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些区位因素会对FDI产生影响。
（1）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对外商投资决策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在FDI的区位选择中，东道国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以使跨国公司不再担心当地企业窃取其科技成果。假冒伪劣泛滥，侵犯知识产权盛行，使得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项目、转让先进技术和生产尖端产品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甚至出现外商为避免被侵权而转移到别的国家生产再向原东道国出口的现象。这不利于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对知识产权强有力的保护会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尤特索斯（Uaitsos，1972）指出，实际上，专利保护经常被用来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替代品，而且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只是外商直接投资决策中许多考虑的因素之一，并且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所以，提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什么影响（Bronckers，1994；Primo Braga，1996）。施夫（Schiff，1971）通过瑞士的历史案例（如食品加工工业）告诉我们，没有专利法是刺激投资的主要原因。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1999）研究了流向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外国直接投资后做出了相似的论断。所有这些都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直接联系。
（2）汇率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对国外企业的并购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东道国货币贬值时，将提高本地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外资企业的融资成本。
（3）种族和文化在FDI的区位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外资进入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有关。一些跨国公司对某些区位较其他区位有着一种自然的偏好，某个区位可能是大家互相竞争而偏好的区位，而其他的区位则可能不被重视。例如，海外华人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西班牙跨国公司主要在拉美投资，而法国资本选择在越南等前殖民地投资。
在文化差异方面，一般而言，跨国企业倾向投资于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反映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它不仅影响东道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而且直接影响跨国企业的内部管理（诸如使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和通信等）。
温格勒斯（Venglers，1991）采用语言变量表示文化相关性，并发现该变量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OECD）内部分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各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对于东道国区位因素的要求是多元的并且存在差异。例如日本对于中国的区位因素就比较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①市场规模的大小（陆、海运）；②具有优秀的零部件供应商；③有一定规模和销售渠道的国有企业；④有较高素质的就业队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⑤优良的生活环境（安全、住房、交通、医疗、教育、休闲）；⑥开发区的综合服务等。从这些因素来看，日本对中国区位越来越看重一些非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区位因素。
布罗德曼和孙（Broadman and Sun，1997）运用1992年底的资料分析了GNP、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识字率和沿海位置对外资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分布的影响，发现除劳动力成本外，其他因素在统计上均显著。
陈（Chen，1996）的研究将中国细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结果发现：外资偏爱西部资源，远离东、中部中国工业技术发源地，工资与外资分布无关，市场容量对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区位交通因素较重要等。鲁明泓（1994，1997，1999）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较为系统。他运用我国相关各期的数据评价了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发现GDP、市场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制度因素等与各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显著相关。
张长春（2002）在国别分析中发现，影响一个国家利用FDI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即由这个国家总人口和GDP总量代表的市场规模、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的城市化水平、盈利机会和偿还外债能力等。
其中，现实和潜在的市场容量是FDI流向不同国家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表示市场规模的GDP、总人口影响FDI的显著程度都很高。百万人口城市的人口比重也能够反映现实的市场规模的大小，因为各国FDI一般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集中在大中城市。
盈利机会大小是FDI流向不同国家的重要诱因。社会经济满意度主要反映外资的盈利机会。偿还外债的能力是决定FDI流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因素，回避外债危机是外资安全计划的重要部分。偿债率、负债率和债务率三项指标经常被用来衡量一国的外债风险大小。在此研究中，负债率和债务率并没有进入最终的影响因素，原因可能是投资者更看重一个国家偿还外债的能力，外债余额的多少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总之，就区位因素对于外资进入的作用而言，如果东道国能够向外国企业提供它正在寻求的环境（各种因素），那么东道国处于吸引外资的有利地位。
三、我国吸引FDI的区位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我国具有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日本经济企划厅下属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曾于1994年7月至1997年8月间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个别采访等方式，对在华日资企业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日资企业中，有36.1%的企业把“中国市场有吸引力”作为到中国投资的第一理由；有21.1%的企业把“寻求低廉劳动力”作为第一理由；有17.3%的企业把“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作为第一理由。把以上三个理由作为首要投资动机的日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74.5%。另外，有8.3%的企业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决策”作为第一理由，恐怕真正的理由还是促使这些企业经营者做出投资决策的经济动机。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以上述理由为主要对华投资动机的企业比重至少在80%以上。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在自然资源、市场容量、劳动力数量与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对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来说极具吸引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购买力随之迅速提高，市场也更加活跃。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购买力的持续增长使中国对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基础化学、饮料、家用电器、汽车、电子和医药产业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释放出来，而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是有效地抢占市场份额的方式，很多跨国公司正基于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制定了在华长远投资战略。比如美国百事可乐公司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尤其是消费品方面的增长将会是非常快速的，愿意积极在业务上做长线投资的公司将会是最后胜利者”。
对于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业而言，劳动力数量和成本是区位优势判断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那些到中国投资出口加工项目的外商，正是看中了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根据“促进国民收入学说”理论，从动态角度看，外国投资会使收入分配有利于劳动力这一要素，从而提高劳动力价格，使东道国丧失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从国际实践看，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70年代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加工业难以生存，只好向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转移。而中国的国情有所不同，中国不仅城市人口富余，由于中国有广大的农村，有9亿农民，并存在着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工业转移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刘易斯理论，劳动力供给的价格弹性在一定区间内接近无限大。因此，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是，中国劳动力质量却存在较大问题，虽然中国已经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劳动力有相对较高的素质，但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高级管理人员，仍然均与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企业要求不相适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隐含在集聚经济效应的工业化水平之中的，是比廉价劳动力更为重要的因素。上海之所以能吸引众多跨国公司，就是因为上海相对内地具有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但与跨国公司的要求相比，全国乃至上海的人力资源仍显不足。许多跨国大公司踏破铁鞋也找不到合适人选，只好雇用外籍员工。这样不但有文化障碍，而且成本很高。因此，大力投资人力资源的开发，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二）中国经济体制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且发展前景良好
1992年以来，中国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增加了外商对中国经济体制环境的可信度，外国资本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其营运增值的前提条件的，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使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安全性和盈利性有了政策体制上的保证。
中国在全球经济明显衰退的情况下，经济依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1999年经济增速为7.1%，2000年为7.5%。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2008年，最然受到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仍然呈现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大优势，因为它可以对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快速扩展的巨大市场。如从1992年开始，跨国公司竞相来华投资，使中国吸引外资迭创高潮。2007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13.8%，达826.58亿美元，创下了中国历来FDI的最高纪录，2008年全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6%，又创下了中国历来FDI的最高纪录。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而经济发展落后仍然是制约投资效益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集聚经济效应有负面影响。集聚经济效应是区位选择中的重要因素，因为集聚效应能使跨国投资企业显著降低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方便地找到各类特殊商品的当地供应商，从而创造出更大的投资效益。中国工业化水平不高，而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它在其他方面的区位优势。
（三）中国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善，外商反映普遍良好
基础设施是集聚经济效应的重要方面。作为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水电、通信等方面的建设，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得到显著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和硬件条件基本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商反映普遍较好。但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仍然较差，这就是尽管中西部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外资企业仍然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原因。
日本投资机构自1990年开始每隔两年就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实施一次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基础设施不满意的日本企业相对有所减少，“基础设施不完备”（如停电、安装电话难等）的问题已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这说明我国的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
（四）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外部条件
近2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这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外部条件。特别是由于美国受“9·11”事件的影响，本已显现疲态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证券、期货市场低迷，大量资金很可能外流，导致国际资本的重新分配。“9·11”恐怖事件很可能使许多投资者对美国投资采取观望态度。全球第二大管理咨询公司A．T．科尔尼公司选择全球最大的1000家公司的1500名企业主管进行调查，这1000家大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0%。2002年9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1/3的受访企业主管表示中国是他们在未来三年内最希望投资的地方，这是对美国市场表达同样意愿的人数的三倍，即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最受欢迎的投资地。从1998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美国首次从第一位被挤到第二位。另外，在2002年度跨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调查结果中，中国成为得分最高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必然要按规律流动。他们在寻找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场所，即使在国际经济不景气和冲突点增多的时期也是如此。美国被袭之后，其整体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都受到很大影响。据此估计，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和加强跨国公司重要投资热点的地位，因为“9·11”事件使得中国内地的投资价值和安全价值迅速看涨，很多人都把中国视为恐怖时代的安全港湾。
美国经济不景气、欧洲经济陷入困境、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东南亚国家经济动荡的情况对我国扩大吸引外资比较有利。那些原本对中国有着疑虑的国际跨国大公司在其他选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开始试探性地到中国来投资，而已经开始到中国投资的国际大公司更加快了投资的步伐。比如不少日本企业对当初对华投资时的犹豫不决追悔莫及，相继出台“中国战略”，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力争在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中争取更多的份额。有的日本企业甚至提出要在10年后将其公司总部迁至中国。日本经济界认为，日本企业是在以“搭乘中国车”来摆脱日本经济的不景气。
（五）中国投资保护与促进政策
1.投资保护
自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从未发生过征用外国投资的案例，事实上，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禁止国有化。许多投资纠纷多通过协商和调解解决，但地方政府在某些时候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1999年生效的《合同法》也具有保护外商直接投资的功能，并主要影响中国和外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市场上履行各自的义务。该法的宗旨是保护所有参与者的法律权利，同时也允许它们自行选择解决争端和合同违约的方式，并鼓励外国投资。此《合同法》被认为是在司法程序和法律透明度上迈出了正确一步。
2.投资促进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使中国开始了从部分地区向全国范围实行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政策的转变。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随后，政府又引入和扩展了不同的投资促进政策。
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数十个发展地区和指定的内陆城市都实施了一系列税收刺激政策来促进投资。政府还建立了许多自由港和保税区。有些收益和激励措施是外国投资者通过与相关政府部门直接谈判之后获得的，有些优惠政策投资者则不能自动获得。这些有效的激励包括国家和地区收入所得税、土地费用、进口和出口税的减免以及在获得基础设施服务时的优先待遇。中国政府还为一些项目，如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投资建立了特殊的优先政策。优先发展的部门主要包括运输、通信、能源、冶金、建筑材料、机械、化学制品、药品、医疗设备、环境保护和电子产业等。作为最有效的投资促进政策之一，税率激励对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非常有效。1980～1993年，中国国内普遍使用税率激励政策，包括所得税减免、进口设备和建筑材料的关税减免等。虽然1994年中国统一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收体系，但是外资企业仍获得两年免税和三年返税的优惠，并且延长了免除关税的时间。另外，在一些特殊部门和产业中外来投资者还可获得优惠待遇。
为鼓励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中国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40%的所得税返还，条件是利润被再次投资于中国至少五年。如果利润再投资于高技术或出口导向型产业，外国投资者将获得全部返还。很多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都采取新的战略计划，即将利润用于再投资，以获得增长和扩张。国家税务总局也正在统一外国和本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一些行政管理的程序工作诸如收缴、评估报税等都得到了改进。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查尔斯·鲍威尔勋爵在2002年9月厦门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2002国际投资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为什么人们选择在英国投资呢？因为英国是个稳定的国家，我们有强有力的法治，我们为外商提供最简便的投资申办手续，我们的市场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开放，同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对待外商和国内商人一视同仁。”目前中国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表明国内市场不断扩张，再加上其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故而中国被国际投资者誉为低风险、高收益的经济“安全岛”。联合国贸易会议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三个决定性因素是市场、资源（资金）和投资效益。9%以上的经济稳定增长，十几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加上低廉的劳动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所有这一切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3]Dunning，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abal Econom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118.
[4]宿景祥：《美国经济中的外国投资》，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5]Dunning，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abal Econom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118.
[6]世界银行：《1985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7]Dunning，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abal Econom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118.
[8]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
[9]仇启华：《世界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10]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4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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