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FDI基本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理论有四条主线：①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微观分析体系，即从企业层次出发，以不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重点研究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条件，典型代表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②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体系，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以完全竞争为重要假设，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代表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③70年代，上述两类理论出现融合趋势，结合垄断优势和内部化并引入区位理论，形成综合性学说，即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论。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西方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美国Hymer（海默，1960）的《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论文通过实证分析1914～1956年美国的对外投资，首先以垄断优势来解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海默的理论得到他的导师C．P．Kindleberger的支持，两人并列被认为是垄断优势理论的创建者。
海默认为，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假定市场完全竞争，认为利率差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难以解释“二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提出垄断优势是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必要条件，市场不完全是企业对接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和政策带来的市场不完全使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海默指出，美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和许可证贸易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东道国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企业出口扩大市场，直接投资则可绕过此关税壁垒；其二，技术等资产不能像其他商品通过销售获得全部收益，因为在技术转让中，技术买卖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卖方为了使买方相信技术的有效性，就必须将有关细节公开，从而导致技术的部分无偿转让。对外直接投资则可以保证企业对境外公司的技术运用的控制，因而可以获得技术资产的全部收益。因此，海默认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以独资为主要方式。
Johnson（约翰逊，1970）进一步论述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指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来源于对知识资产的控制，知识的转移是直接投资过程的关键。Caves（凯夫斯，1971）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产品差异化能力是重要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二战”后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但它以静态的方式界定企业的垄断优势，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更不能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也未能进一步对FDI进入模式进行细分（毛蕴诗，2001）。
内部化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Buckley和Casson（1976）最早提出。该理论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析跨国公司的形成机理，内核是科斯的企业理论和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由Rugman（1980）作为一种一般规范正式提出。其主要观点是，由于市场交易失败，导致企业市场交易成本增加，促进跨国公司进行交易内部化活动，认为企业替代市场旨在提高效率。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的是，内部化的基本假设是中间产品市场（尤其技术市场）竞争不完全。跨国公司通过中间产品市场内部化消除了市场竞争不完全造成的效率扭曲，且外部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内部协调成本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边界。
Buckley和Casson指出影响跨国企业交易成本的四个因素是：①行业因素，包括中间产品特性、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②地区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社会心理和文化差异；③国家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④企业因素，包括组织结构、管理经验、控制和协调能力等。其中以知识要素最为关键。知识产品具有特殊的性质[1]，决定了其市场内部化的动机最强。企业对其拥有的知识产品内部化是一项可行的有效选择。知识产品的内部化使跨国公司更乐于在研发方面提供稳定的巨额资金，使其保持技术垄断优势[2]。
一些FDI进入模式的研究成果是基于内部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而取得的。Hennart（1991）指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建立独资企业或并购的方式获得所需要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将潜在的交易过程内部化为企业内部活动，以达到克服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效果。跨国公司对于独资企业和并购等进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各种进入模式相对成本的大小。如果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过程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特性，或者在对这种中间产品的使用上不存在竞争关系，从而使这些中间产品具有很强的公共品特征，那么跨国公司与拥有所需要资源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就比建立独资企业的成本更低。Hennart（1991）的研究还发现，当日本的跨国公司需要使用美国当地企业的中间品时，日本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合资的进入模式，因为日本企业对美国当地企业中间品的获得需要承担很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如果目标企业中跨国公司所需要的资产与那些跨国公司不需要的资产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或者全面的并购会导致高额的管理成本，那么跨国公司也会选择新建合资企业而不采用并购目标企业的进入模式[3]。
内部化理论认为合资企业只是不稳定的短期契约，在发挥企业所有权优势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方面的作用远不如独资公司，跨国公司一旦获取了组织内部市场的能力，建立独资子公司就成为它们随后的必然选择[4]。
Buckley和Casson（1988，1996）指出，尽管跨国公司更愿意拥有独资或者控股公司，但它们也愿意加入合资公司，其条件和理由是：①许多发展中国家规定合资企业是进入市场的唯一模式；②合资公司的合作伙伴可以提供互补性的资产（技能），存在共谋机会；③合资公司可以用做减轻国家风险，特别是减轻国家接管的工具；④拟设立的境外公司太大，需要跨国公司出资太多，也会采用合资公司的方式。
如同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提出的初衷也是解释跨国公司FDI行为的原因，也是将FDI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来研究。该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一，过分强调企业的内部因素而忽视了外部环境因素；其二，该理论虽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出口有很好的解释力，却不足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动力；其三，该理论并未对国内市场内部化和跨国的市场内部化进行本质区别，更接近于企业规模扩张的一般理论，削弱了其作为FDI专门理论的地位。
2．产品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Vernon（弗农，1966）首次提出产品周期理论。其最早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理论，出发点是研究国际贸易中产品依次从知识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转化的过程。该理论将产品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假定有发达（新产品的发明国）、较发达和发展中三类国家；认为新产品随其产生、成熟到标准化将在这三类国家间进行转移：首先在母国生产并出口，然后转移到较发达国家投资生产、母国减少生产和出口，之后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生产、母国停止生产和从海外进口。
Vernon（1974）用该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演化阶段选择投资区位，形成了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跨国公司依次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现象。虽然产品周期理论并没有直接讲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问题，但该理论通过分析产品不同阶段的生产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转移的情况，为我们提出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根据其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选择不同进入方式的启示。
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周期理论暗示，只有拥有雄厚资本和高技术的大型企业才有独占市场的优势，才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日本的情况却与此不符，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大都是中小企业，所拥有的并不是世界领先的垄断技术，而是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劳动密集型技术。Kojima（小岛清，1978）研究了日本和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后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中比较成本的作用，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首先从本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者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将这些产业投向具有提高生产率比较优势的东道国。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品周期理论的某些结论有些相似，跨国企业把它们“成熟”或者“即将成熟”的生产线和经营管理知识转移到比它们落后的国家。该理论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多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并非在国内失去了“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中的企业。
3．国际生产折中论
英国经济学家Dunning（邓宁，1977）在借鉴垄断优势和内部化理论并引入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该理论指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否则只能采取出口贸易或者技术转让的方式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所有权优势包括母国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无形资产。内部化优势指企业在内部转移资金、技术、管理技能等所有权优势，以减少外部交易成本的能力。区位优势指企业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
20世纪80年代，邓宁又提出投资发展周期论，根据一国的人均GNP把对外直接投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得出一国的净对外投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发展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5]。
如同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具有一般性理论的性质，最初也只是将FDI作为一种进入模式，解释跨国公司在出口、许可证经营和FDI进入模式之间的选择行为，且在解释具体FDI行为上也显得过于空泛。直到Agrawal和Ramaswami（1992）将邓宁的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才使之可以深入分析不同的FDI进入模式。
Agarwal和Ramaswami（1992）利用折中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下影响因素对FDI股权结构选择的作用方向为：公司规模与国际化经验（＋）[6]，市场潜力（＋），市场优势（＋），企业优势（－），文化距离（－），多元化能力（？），投资风险（？），合约风险（？）。Tatoglu、Glaister和Erdal（2003）利用折中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以下影响因素对企业FDI股权结构选择的作用方向为：子公司年龄（＋），产业集中度（＋），资源密集型产业（＋），文化距离（－），子公司资本规模（－），子公司与母公司产品差异（－）[7]。
4．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如刘易斯·威尔斯（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Lall（1983）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企业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前提，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进而获得竞争优势；Cantwell和Tolentino （1990）、Tolentino（1993）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解释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部分，9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针对中国的FDI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也提出了相关理论，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如吴彬和黄韬（1997）的二阶段理论与冼国明与杨锐（1998）的技术积累策略竞争模型，孙建中（2000）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理论，马亚明（2003）的技术扩散模型。
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影响力虽不如发达国家的FDI理论，但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一步得以完善。
综上，FDI理论建立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籍或地区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带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和国别特征。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以“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历史背景；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以60年代美国企业对西欧的投资为分析对象；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以70年代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作为分析对象；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以8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企业兴起为研究对象；中国学者的FDI理论则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FDI基本理论主要研究FDI的动因和条件，关注的重点是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为什么要选择FDI而不选择出口和技术许可等方式。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深入对外直接投资内部的各种进入模式，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转让等并列为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因此，不同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理论的延伸，在理论上存在内在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进行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理论的简要回顾。
本书将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理论分为FDI投资方式选择理论和FDI股权结构选择理论两大类，以下进行详细文献综述。
二、FDI投资方式选择理论
FDI投资方式选择的理论主要研究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的动因、条件、影响因素和绩效等，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综合的理论框架，总体上可分为两类：①一般企业并购理论。包括许多不同的学说，威斯通（1998）归纳出以下11种主要并购动因理论：效率理论、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战略性重组、价值低估、信息与信号理论、代理问题与管理主义理论、经理阶层“自大”假说、市场力量、税收因素、再分配[8]。这些理论有的（如效率理论[9]）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认为跨国并购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下的战略协同效应和市场力量效应，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有的（如委托—代理理论[10]和交易费用理论）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并购动机的认识转向了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并购行为的研究，认为企业不但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人集合体，而且是一系列合约的有机组合。②跨国并购理论。主要包括交易成本理论、战略行为理论、组织能力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价值低估理论。本节将详述。
现有的研究表明，选择跨国并购作为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经常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①母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经验、技术能力、产品多样化、国际战略等公司层面因素；②产业层面的因素；③东道国的市场增长、文化差异等国家层面的因素。如Brouthers和Brouthers （2000）发现市场增长力、文化差异以及母国风险规避倾向等产业和国家层面的因素都增强了以收购作为进入方式的可能性；而企业层面的因素，如产品多样化的程度、跨国和本地的经营经验、相对投资规模以及进军国外市场的时机等也是采用收购方式的相关因素。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影响因素运用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分析视角，往往得到不同的FDI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如一些学者发现产品多样化与跨国经验和选择新建投资正相关；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产品多样化与跨国经验和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任何关系。
1．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思想[11]，在放松传统经济学“交易费用为零、瞬间完成的无摩擦市场交易”的市场假设的基础上，对企业替代市场进行了静态分析，认为只要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通过企业这种形式组织生产就会优于市场形式。
威廉姆森（1985）继承科斯的思想，进一步分析了企业规模和边界问题，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的函数。由于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是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所以，资产专用性越强、不确定性越大、交易频率越高，越需要将交易内部化；交易内部化和边界不断扩大，逐步取代市场[12]。张五常（1985）则认为企业与市场只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并无本质区别，并指出：“‘企业’一词只是对于在不同于普通产品市场的契约安排下组织活动的一种方式的速写式描述。”[13]企业取代市场，实质是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市场是产品契约的联结体，企业则是要素契约的联结体，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界限很难明确界定，因此，企业的边界被模糊了。
迪屈奇（Dietrich，1994）批判地[14]继承了交易成本理论以解释企业的性质和边界，认为除了静态地比较节约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大小外，还需要从是否带来效益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边界的变化，而企业的边界由成本比较和效益比较共同决定。
Harzing（2002）指出，跨国并购源于降低或避免交易成本的内在化动机，并可以使收购方获得被收购企业的资源，如知识、技术、人力资源、当地的客户渠道。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影响企业FDI投资方式选择（并购还是新建）有以下主要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来影响FDI进入模式的选择。
（1）母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Hennart和Park（1993）最早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新建与并购选择。他们指出当跨国公司具有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时，并购会增加交易成本，因而宜优选新建投资；如果跨国公司的扩张是在非相关性行业，并购可以减少投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15]。
Anderson和Svensson（1994）认为，拥有较多国际经验的企业通常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完成并购整合，因而越有可能选择并购的进入方式。如果获得目标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主要投资目的，就会选择并购。相反，如果母国企业拥有技术或研发优势，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并希望拥有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新建投资就成为首选[16]。Harzing（1999）也提出，研发投入低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收购从国外获得技术能力，而那些拥有较强技术优势的企业则更加偏好新建投资。
（2）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概括了四个影响新建投资和并购的因素，这些因素均代表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政策，影响着投资方FDI的交易成本或交易的可能性：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并购的可能性就越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但可能提供不了合适的目标企业，新建投资更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FDI的主要投资方式。二是FDI政策。有些国家限制并购，甚至可能完全禁止。三是制度因素。发育不良的金融市场和低劣的会计标准使得估算公司资产相当困难，因而抑制了并购。四是出于救助东道国金融危机或类似灾难后经营情况不佳的公司需要，采用并购的方式。
交易成本理论解释FDI投资方式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交易成本是个模糊的概念，很难进行度量，因而其对于企业在实际决策中的启示作用是有限的；其次，忽视了政府规制的作用；再次，忽略了企业的战略因素；最后，模型是静态的，没有考虑时间因素。
2．战略行为理论
战略行为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战略、组织结构和国际经营环境之间需要动态调整和相互适应。Porter（1986）用“价值链”来描述跨国公司的战略形成和竞争优势来源，认为跨国公司战略实际是公司价值链上各环节经营活动在世界各地区的布局及其协调下的各战略变量的不同组合，而跨国并购之所以成为首选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因为近些年来跨国并购不再仅仅是传统经济学所认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至少不是出于短期利益动机，而是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新部署资源，重新协调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关系的理性反应。邓宁（1993）也认为FDI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必须做出相应修改，纳入“战略”这一独立的动态变量，以便更准确地反映跨国公司的活动。
跨国并购的战略动机可能是：从外部寻求战略性资产（Hagedoorn ＆Duysters，2002），致力于形成核心能力（Wernerfelt，1995；Caves，1996；Hopkins，1999），弥补全球竞争时代公司自身能力的不足（Eisenhardt ＆Schoonhovn，1996；Teeceetal，1997），以获得速度经济性。
迅速进入某一地区或市场往往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行为。跨国并购可以迅速获得目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优势从而具有进入特定市场的速度经济性，这是新建投资无法比拟的。速度经济性理论由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1999）首先提出，他认为企业的经济效率不仅取决于转换资源的数量，还取决于时间和速度。跨国并购可以迅速获得目标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研发能力等资源，防止东道国原有厂商的报复，对后期进入的其他跨国公司构成威胁，与新建相比风险小得多。速度经济性对推动跨国并购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规模经济论还是市场势力论都无法完整地解释对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的选择，但考虑到速度原因就很明了。国际竞争的加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企业对于国际商机做出迅速反应的必要性加强了。跨国并购能帮助企业及时拓展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或帮助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抢先进入，把易被模仿的创新转化为组织的竞争优势，实现迅速的国际成长。
3．组织能力理论
组织能力理论中的组织能力是广义的，包涵企业知识、技术等资源和能力。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的资源与能力的组合（Barney，1991），企业因拥有不同的资源（尤其是知识资源、人力资源）而呈现异质性。其基本假设是：①资源不同质地分布于各个企业之中。②这些资源具有粘性，不会无成本地在企业间转移。企业的特质资源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实现战略管理的基础。③企业的优势资产往往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如土地使用权、采矿权、专利技术等，很难通过市场购买获得。
该理论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具有独特价值、不可替代及难以模仿时，有助于企业达成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当资源可以借助有效的市场交易得到时，企业可采用新建投资方式进入。但是，由于有价值的资源往往与其他资源混合在一起，嵌入在组织内部，因此，某些资源不能完全依赖交易得到，企业需要运用并购的方式获得资源。从组织能力的观点看，企业的增长过程就是更为充分利用自身现有资源以及更大限度地获取外部可用资源和能力的过程。同时，企业投资方式的选择受到市场提供的资源种类和数量、企业自身资源以及资源的市场交易和转移成本等因素影响[17]。当母国企业具有资源和能力优势时，往往倾向于采用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Yip，1982；Hennart，1993，1997；Brouthers，2000）；相反，当母国企业不具有资源和能力优势时，往往采用并购方式来获得东道国企业的某些资源和能力，以实现经营协同效应（Hennart，1993）。
组织能力理论第一次将企业的组织能力加入FDI进入模式的分析框架，局限是忽略了决策者、战略和社会政策因素的影响。
4．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并购的动因和优势在于：第一，优势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减少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和企业的市场势力，取得垄断或寡占的地位，从而保持长期的获利机会；第二，可以有效地降低或消除进入国外市场的壁垒，通过获得目标企业的经营要素，实现企业低成本、低风险的国际扩张。
（1）市场势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势力有特别的诱惑力。企业的并购可通过形成规模获得优势地位、产生市场势力，进而控制市场价格。另外，并购可以使同一产品的市场竞争者更容易达成共谋，从而提高市场力量。
跨国公司通过横向并购，可以迅速地在东道国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在不增加行业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提高市场占有率，并凭借竞争对手的减少来增加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跨国公司的纵向并购则可以通过关键原材料和销售渠道有力地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提高企业所在领域的进入壁垒和企业差异化的优势。如在汽车等寡占市场，通过跨国并购追求市场力量和市场支配地位的动机尤为明显。总体上，横向并购比纵向并购更有能力产生排他性行为以提高市场势力。
Buckley和Casson（1998）认为东道国市场结构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是选择进入方式的重要因素。如果东道国为垄断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成本，跨国公司会选择并购而不是新建投资的方式；如果跨国公司拥有较高的专业化技术，导致进入市场产生较高的适应成本，那么企业会选择新建投资而不是并购的进入方式。Gorg（2000）分析了古诺寡占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力对企业选择进入方式的影响：当将要进入的市场存在两个不同成本的寡头垄断的厂商，跨国公司一般会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但是如果垄断厂商的成本过高时，企业会选择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程新章（2003）构建的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分析框架发现，跨国公司最优的进入方式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当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弱时，新建投资是最优方式，而当竞争激烈时，将选择跨国并购[18]。
当一国市场已经出现有生产过剩、价格下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不会以新建的方式进入市场，因为通过新建方式进入市场会使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剧，很难获利。因此，在发达国家更适合采用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而对快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会较多选择以新建的方式进入。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可以避免国内的激烈竞争，转移风险；还可以利用自己相对高的技术与东道国企业进行有力的竞争。
（2）进入壁垒。产业组织理论相继形成了结构主义、效率和新产业组织三个主要理论学派。各学派基于不同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进入壁垒的含义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从在位企业的角度出发认为进入壁垒是指原有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而没有引致潜在企业进入行业的一种状态，是在位企业拥有的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成本优势。进入壁垒效率学派的斯蒂格勒，从新进入企业的角度把进入壁垒定位在新企业承担的高于在位企业的成本这一意义上，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必须由潜在进入企业承受，但原有企业却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不利因素和障碍），进入壁垒的高低既反映了原有企业优势的大小，也反映了潜在进入企业所遇障碍的大小。新产业组织学派的策略性进入壁垒理论则强调了在位企业的主动性，利用在位优势实施策略性行为阻止潜在企业进入。显然，进入壁垒是对潜在企业而言的。它进入某一产业既要承担在位企业曾经付出的成本，也有可能要面对策略性进入壁垒而付出高于在位企业的成本，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些都可以是潜在企业实施进入的障碍，影响其实施进入的效果。由此，进入壁垒可更宽泛地定义为“使进入企业难以成功进入某一产业的相关因素”[19]。
贝恩[20]认为市场结构是决定市场绩效的主要因素，决定市场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是以企业数目和规模分布为特征的进入壁垒、产品差异和市场集中。在这些因素中，进入壁垒在决定企业数量和规模分布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更重要的，它还能够极大地影响在位企业的市场力量（即市场价格高于成本的差额），成为企业行使市场力量的一个必要条件。
最低有效生产规模、核心技术和政府对产业进入的限制，都可能对新企业进入该行业形成进入壁垒。而企业通过并购行业内企业获得生产能力和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或消除进入壁垒，规避政策限制，从而有效进入。跨国公司不熟悉东道国市场，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业进入壁垒更高；东道国的产业政策对外资进入有更多的限制，构成了更高的产业进入政策壁垒，更需要采用跨国并购规避进入壁垒。在电讯、石油等行业，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公司也难以通过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只能采取并购投资（Yip，1982； Baldwin ＆Caves，1985）。
以往的研究只关注企业的特征、东道国的环境特征等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忽略了对产业层次的研究。产业组织理论从产业层次上提出了产业壁垒对跨国并购产生的影响。尽管产业组织理论不能全面、单独解释跨国并购投资行为（Yip，1982），但这种探索在理论上却是一大进步。
5．价值低估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的动机在于目标企业价值的低估。美国经济学家Tobin（托宾，1969）提出了托宾Q系数（指公司股票市场价值与代表这些股票资产的重置价值之间的比例，Q＝企业的市场价值／该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并认为当Q＜1时，并购就可能是有效的。该理论以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了并购相对新建的优势。
Vasconcellos和Kish（1998）的《跨国并购：价值低估假说》一文证明了目标企业价值低估也是跨国并购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采用1981～1990年被外资并购的76家美国企业为样本，利用Q比率研究价值低估学说对跨国并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Q比率同该企业并购的可能性存在负相关关系，即Q比率越低，企业就越有可能被并购。Ravenscraft（1991）也指出当投资国货币升值时，投资国可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跨国并购大量增加，就是因为外资利用东道国的货币贬值大肆低价收购目标企业，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
Hennart和Park（1993）从并购股价理论的套利角度来分析跨国并购行为：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的关键区别在于FDI所需的相关投入是否可以在不同的市场获得。新建投资通过要素市场（如土地、设备）购买，并购则是从企业市场获得。因此，两种进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不同市场上获取相关投入的不同成本。如果可以在企业市场上套利（如股票价值低估），则选择并购；如果可以在要素市场上套利（如要素价格低于重置成本），则选新建投资。该观点切中要害，但没有深入分析要素市场和企业市场的差异。如果并购和新建市场均不存在套利机会，那么并购和新建是否就没有差异呢？另外，该观点是相对静态的分析，没有涉及并购和新建投资在投入要素方面的动态特征[21]。
目标企业的价值低估通常在以下情况下发生：①经济周期。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投资者对经济增长信心不足，导致公司的价值低估。Harzing（1999）认为经济危机引起资产价格普遍下降，刺激了收购活动。②目标企业出现盈利能力下降、现金流危机，面临生存和破产风险。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③金融市场变化导致公司价值低估。由于证券市场本身发展不完善、政府政策干预（如提高股票交易的费用，实行扩张性或收缩性货币、财政政策等）、投资者认识的局限性（如对公司的生产、技术、管理和市场等缺乏了解），公司价值被低估时，其他企业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收购这些公司，实现低成本扩张。Vascomcellos（1998）认为当东道国股市低迷、公司价值可能被低估时，外国投资者倾向于采用并购的进入方式。Gonzalez（1998）认为资本市场不完全导致公司资产被低估，因而促进收购活动。此外，各国的税收以及政治经济环境下的贴现率确定的差异，会产生并购估价的差异②。④汇率变动导致东道国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货币的汇率变化有时并不能反映两国货币所代表的实际资产的价值。如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调高或降低汇率，国家出于吸引外资、出口的需要而调整汇率，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等，这些因素直接造成汇率变化。Ravenscraft（1991）认为当母国货币升值，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价值时，母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可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⑤母国企业并购中议价能力很强。⑥估价工具缺乏。
该理论的局限性在于：目标企业价值被低估是短期现象，现实情况往往是目标企业价值被高估而非低估，这一点也为本书的实证研究结果所验证；而且此理论很难解释近10年来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股市整体价值大幅上扬之时，欧美并购市场非常活跃的现象[23]。
6．中国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FDI投资方式选择所做的实证研究较少。
张一弛（2003）运用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对1974～1994年间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对美国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跨国投资的第一次浪潮中，兼并和收购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最主要的进入模式；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美直接投资所采用的进入模式在制造业的表现与在全行业的表现有显著的差异；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对进入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的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华人社会自身的文化特征；FDI的目的不是利用投资者自身已有的资源优势获取利益，而是为了提高投资者自身未来的竞争优势而获取战略性的资产。
孙笑华（2004）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资并购情况，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更多地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而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新建投资方式，他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了相应的建议[24]。
姚战琪（2004）对直接投资中的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两种进入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净收益是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的函数，外国企业基于收益最大化，用静态博弈的方法来选择进入方式。如果并购后企业的市场实力增强，跨国企业选择并购的方式进入；如果并购后企业市场势力降低，外国企业从并购后企业的规模扩张得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程度大于由于市场优势地位相对于新建投资的弱减而带来的价格优势的丧失，外国企业仍将从并购目标企业得到比新建投资更大的利益，因而也会选择并购，相反，优先选择新建投资[25]。
陈浪南、洪如明（2005）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市场进入方式选择应该视情况而定，从投资动机看，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应以并购、合资为主；从东道国的外资政策看，中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方式应该以新建、合资为主；从投资规模角度看，中国资源寻求型FDI通常投资较大，进入方式应该以合资为主[26]。
鲁桐（2005）借用罗兰贝格公司对50家中国行业领先企业进行海外经营的调研数据，得出48%的中国领先企业进行海外经营时采用新建的进入方式，其次是战略联盟方式占39%，收购兼并仅为13%。所以，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方式主要为新建投资。
陈云华（2005）[27]选取市场增长率（IMS）、市场份额（MS）、无形资产比率（IAR）、并购次数（MAE）、净资产收益率（ROE）、文化差异（CD）、市场集中度（MI）、企业国际化战略（IS）8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选择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公布的194个电力企业样本，建立了FDI进入模式选择的Logistic模型，得出：
式中：y代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y＝0代表新建投资，y＝1代表跨国并购。其中，无形资产比率（IAR）、并购次数（MAE），净资产收益率（ROE）、文化差异（CD）、市场集中度（MI） 5个指标为显著影响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而市场增长率（IMS）、市场份额（MS）和企业国际化战略（IS）3个指标对FDI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李媛、张烨和刘爽（2008）[28]提出了Logit模型Y＝aX＋u，其中，Y以0表示新建，1表示并购；X为解释变量，包括选择对象所具有的属性；u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选用企业的技术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X1）来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用企业的注册资本（X2）表示企业的规模；用经济自由度指数（X3）近似表示投资环境；用市场集中度（X4）反映市场的竞争程度。他们从《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万方数据库得出56个样本，采用EVIEWS软件分析得出：四个变量的Z统计量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四个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均有影响，变量X1、X3、X4的系数为负，表示该三个变量与并购呈负相关；X2与并购呈正相关。
三、FDI股权结构选择理论
Stopford和Wells（1972）是较早对股权安排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的学者。他们发现，企业的股权结构安排是多种因素（企业的投资战略、企业投入的资产性质和东道国投资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Johanson 和Vahlne（1977）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发现文化和国内外各方面的差异也会对企业股权抉择产生重要影响，此后又分别从宏观、产业和微观因素探究其中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Gatignon和Anderson（1986）比较了合资和独资两种产权结构，发现地区因素、多国化程度、研发和广告密度都会对企业选择产生影响。
FDI股权结构选择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交易成本理论
（1）利用交易成本进行FDI股权结构选择的基本思路。这类研究（Buckley ＆Casson，1976[29]；Hennart，1982[30]）的基本思路是，跨国公司选择特定进入模式的目的在于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长期风险收益效率最大化。影响企业FDI股权结构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31]有：①跨国公司的内部因素。包括企业的专有知识、专有产品、品牌和产品多样性等特点（Willamson，1975[32]；Buckley ＆Gatignon，1986[33]；Hennart，1988[34]）。②外部因素。如文化差异（Anderson ＆Gatignon，1986[35]；Erramilli，1991[36]）、资金密集度（Hill ＆Kim，1988[37]）、合作年限（Pan，1996[38]；Leung，1997[39]）。
Williamson（1979）认为交易成本分析首先假设所进入的市场有足够的潜力，企业能够弥补高控制模式所必须付出的经常费用，否则，不考虑高控制模式[40]。满足这一假设下，有效进入模式取决于专用资产（为一个或几个客户的特殊需要所做的专门投资，不存在现成的交易市场）、外部不确定性（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不可预测）、内部不确定性（代理成本高等企业内部原因造成的经营风险）和“搭便车”问题（交易的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努力而获得利益，而不承担任何成本）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与境外公司的控制程度正相关，即企业拥有的专有资产越多，外部不确定性越高，企业的代理问题越突出，“搭便车”的机会越多，公司就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程度的市场进入方式。
Delios和Beamish（1999）的研究发现，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跨国公司的进入战略会随着保护自身资产和风险最小化的需要而变化。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能够带来的经济租的收入越大，东道国的合资伙伴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就越高，因此跨国公司就更可能采取使风险最小化的高控制进入模式[41]。
（2）Anderson和Gatignon的交易成本分析模型。198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Erin Anderson和Hubert Gatignon发表了题为《海外进入模式：交易费用分析和实施方案》[42]的论文，为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该模型首先把各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为高控制、中控制和低控制三类，认为控制是分析进入模式问题的关键变量之一，它对国外企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决定风险和回报最重要的因素，是企业获得高回报的一个途径，并认为高控制模式会提高风险和回报，低控制模式资源投入少的同时也放弃了一些回报。Anderson和Gatignon（1986）、Makino和Neupert（2000）、Brouthers（2002）认为，FDI不同进入模式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比率决定了外国投资者选择特定的进入模式，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造成的内部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母国投资者往往倾向于选择全资子公司和多数所有权合资企业等高控制的进入模式。
该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下，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控制和资源投入之间的均衡，并提出了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九个命题[43]：
命题一：专有资产越高，企业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方式其长期效益越高。
命题二：对于掌握非标准化的产品和加工方法的企业，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方式其长期效益越高。
命题三：如果产品的客户化程度高，采用高控制的进入模式会更有效。
命题四：产品越成熟，企业越应该选择控制程度低的进入方式。
命题五：在国家风险（政治不稳定、经济波动大）高与专有资产强并存的情况下，企业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方式。
命题六：企业对海外经济实体的控制程度应该与其海外经营经验正相关。
命题七：当社会文化距离大时，低控制程度（小股东、非排他性或非限制合同）比中控制程度更有效，高控制程度（全资或控股）比中控制程度（较大股权、特许经营、限制性排他合同、管理合同、契约式合资公司）更有效，只有当跨国经营的企业有充分的竞争优势时，高控制程度的市场进入方式才更有效。
命题八：企业经营实力越雄厚，选择低控制方式的必要性越低。
命题九：企业的品牌价值越高，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方式其长期效益越高。
Anderson和Gatignon（1980）[44]将交易成本框架应用到美国企业进入模式的分析上，认为保护知识免受被授权人和企业合作伙伴所带来的机会主义威胁是进入模式选择的主要目标。由于企业跨国运营中的知识转移，知识的本质和进入模式的选择缠绕在一起，知识的交易特性使它的转移深受机会主义的威胁，因此，保护知识的要求使企业选择高控制的模式。
Anderson和Gatignon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过度简化了知识的特性（专有性和内隐性）。以知识的专有性（通常采用R＆D费用相对于销售收入的比例来表示）为例，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知识专有性和进入模式选择的关系并不确定。Stopford、Wells和Gomes－Casseres发现R＆D密度与建立子公司的高控制倾向直接相关，但Comes和Cassers （1990）、Hennart（1991）发现R＆D密度与合作程度的选择并无直接相关。黄宇驰（2007）认为这些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将R＆D密度作为各种专有知识一揽子的评价指标，也就是没有对知识进行详细的概念化，没有将各种知识的内容、类型和形式都细分出来；认为交易成本框架在逻辑上还局限于现有优势的保护和发挥，将对外投资仅当做是知识利用的方式，而忽略了对外投资还有知识开发、建立新的能力的一面；并提出一种不同于交易成本的框架——以知识为基础的框架。该框架将以知识为基础的能力区分为建构能力和组合能力，它们影响着进入模式的选择，并认为知识战略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也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45]。
交易成本理论是最近20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FDI进入模式选择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许多学者成功地应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对跨国公司海外市场和FDI进入模式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一理论（包括其扩展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交易成本很难进行度量，导致其对于企业在实际决策中的运用是有限的；其次，忽视了政府规制的作用，而政府规制往往决定了进入模式的可选择性（Anderson ＆Gatignon，1986）；最后，忽略了企业的战略因素，假设进入模式选择的唯一目的是利益最大化，但这在现实中不总如此[46]。
（3）扩展的Anderson和Gatignon的交易成本分析模型。在Anderson和Gatignon建立交易成本分析模型之后，许多学者发展了这一模型。新的发展在于：①提出了环境变量。分析由企业的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以往的研究重点在于企业所有权优势以及如何在企业内部转移，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新的研究则将视角转向企业的经营环境，如文化、制度、东道国的需求潜力、贸易壁垒等因素如何影响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到进入模式的选择。②提出了战略变量。总体上，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变量可分为交易变量、环境变量和战略变量三大类。
Kogut（1988）认为，进入模式与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文化环境的熟悉程度有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文化越接近，就越容易了解东道国文化环境，越容易得到东道国的接受，因此交易成本越小，外国投资者也越偏好高控制的进入模式。
Hill、Hwang和Kim（1990），Kim和Hwang（1992），Kumar和Subramaniam（1997）认为，Anderson和Gatignon（1986）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没有考虑企业战略、环境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不能完全解释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决策行为。因此，他们提出了进入模式的三个内在特征：控制、资源承诺[47]和传播风险[48]。这三者通常相互影响，不可兼得。如果企业在进入模式中要求更大的控制，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承诺；而资源承诺程度越高，企业暴露于传播风险的资产就越多，花费在规避传播风险上的成本就越大[49]。这三个特征的不同组合对应适合于不同环境下的企业，企业通过选择进入模式来寻求这三者合理的结合点。他们还提出了环境、交易（包括知识的价值和隐含性）、战略三个重要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如图2－1所示。
图2－1 扩展的Kim和Hwang交易成本分析模型[50]
该模型的不足在于：其一，没有考虑时间变量，属静态模型；其二，忽略了东道国政府在进入模式选择上的作用；其三，忽略了组织能力理论中企业内部资源变量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只考虑组织能力中的知识变量，没有考虑企业的管理能力和资金能力等其他所有权优势的变量；其四，该模型探讨的是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而没有深入到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内部，因而，需要建立类似的FDI进入模式选择模型。
Brouthers（2002）发现企业进入有严格法律限制或者高投资风险的市场时，往往偏好合资进入。利用类似的理论框架，Wilson（1980）分析了经验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没有足够国外经验的企业为获得适应当地环境的能力，倾向购买已有的企业[51]。
Delios和Beamish（1999）通过引入制度变量，进一步完善了环境变量。他们提出的交易成本扩展模型证明，东道国的法律制度越完善，市场发展潜力越大，跨国公司越易于建立控制程度高的独资公司；投资国和东道国文化差异越大，投资国获取信息以监督和评价企业业绩的成本越高，低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比中控制程度的方式更有效。只有当跨国公司有充分的竞争优势时，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才更有效。Lu（2002）也用制度理论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补充，认为交易成本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无法解释进入模式的演化现象。
Brouthers（2002）进一步将交易成本理论框架扩展为制度、文化和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制度因素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市场交易风险水平的基础，而文化因素会影响跨国公司在目标市场的管理成本和对当地市场不确定性的评价[52]。
南开大学李维安和李宝权（2003）在Kim和Hwang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和学习效应分析，提出跨国公司股权结构战略选择二阶段模型，动态地研究跨国公司在境外投资过程中的股权战略选择问题，并认为跨国公司确定股权结构是一个以跨国公司母公司为主体，以全球经营战略为利益导向，在东道国引资政策制度、市场发育程度、法律完善程度、当地企业经营优势给定的前提下进行主动适应的决策工程和结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涉及跨国公司初入东道国时的股权安排，也涉及自身经验积累和环境变化后跨国公司的股权战略变动[53]。
（4）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有关实证研究。现有的FDI进入模式研究绝大部分属于实证研究，有的应用一种理论框架，有的则应用多种理论框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FDI股权结构进入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主要成果[54]如表2－1所示。
表2－1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FDI股权结构进入模式实证研究
续表
表2－1是现有文献中FDI股权结构选择（独资与合资）的研究发现。符号（＋）、（－）表示该变量与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是显著的正（负）相关关系，（？）代表未发现有显著关系。由于不同学者分析角度、选择样本、分析时间、研究方法不同以及对变量的测量有所不同，导致在实证研究中得出了许多不一致的结论。因此，表中的研究结果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
如果说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对象为交易，关注进入模式的成本最小化问题，那么战略行为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的分析对象则是作为资源和能力集合体的企业，关注的是进入模式在企业能力发展上的价值问题。
2．战略行为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主要是从成本最小化的角度来解释FDI进入方式，但成本最低的进入方式未必能带来最高的利润或者最大的竞争优势。因此，战略行为理论主要从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从而保证利润的角度来选择最优的投资进入模式。它与交易成本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强调通过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来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哈佛大学的Porter（波特）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战略理论，强调环境、战略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动态调整和相互适应。该理论认为，鉴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空前发展，许多行业的跨国公司都倾向于采用更加一体化的战略来实施全球的战略管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如果存在，一定是由于市场存在某种进入壁垒使业外企业无法进入。否则，业外企业源源不断地进入该市场将导致超额利润的消失。所以，在考虑进入模式时，首先需要能够克服该市场的进入壁垒，占领有利于竞争的战略地位。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Hymer（1960）的垄断优势论和Friderik T．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应论。
境外投资是公司的战略行为，母国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影响其境外投资的股权结构决策。母国企业在境外公司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贯彻母国企业的战略意图。独资可完全控制被投资企业，以提高竞争地位达到寡占市场获得超额利润的目的。因此，如果母国企业认为境外子公司在其战略中地位很重要，子公司的活动需要完全服从、服务于母国企业，就应该选择独资或控股公司。如果母国企业对境外公司有战略意图（如为了执行全球战略布局、进行合理化生产、推动其优势在不同海外分支机构间的转移）并需要深度控制时，应采用控股或独资的方式。
Kougt（1988，1991）和Liang（1995）从企业战略行为角度认为，企业选择国际化市场进入模式时还应考虑战略因素。很多时候，企业选择某一进入模式并不是因为其进入成本低，而是在于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其竞争地位，获取垄断优势。如Kougt发现合资是一种战略行为，其动机是为了造成进入壁垒或者消弱竞争对手地位，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Hill、Kim和Hwang（1990）认为全球策略是影响FDI进入方式的主要因素，并认为Anderson和Gatignon把交易成本看成影响跨国公司FDI进入决策的主要因素观点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全球策略和全球竞争因素（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企业选择进入方式的重要性[55]。可以说，Kim和Hwang的模型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战略理论的思想。
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组织，国际市场的扩张战略越来越服务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因此，战略行为理论在国际市场进入的应用研究中得到了高度重视。
3．组织能力理论
组织能力理论是关于企业竞争优势形成、保持和更新的理论。本书归纳的组织能力理论有资源能力理论（Modhok，1997）、组织能力理论（Stopford ＆Wells，1999）和谈判能力理论（Fagre ＆Wells，1982[56]；Lecraw，1984[57]；Kobrin，1987[58]）等。
（1）资源能力理论。潘罗斯（1959）的《企业成长论》被学术界看做资源理论的源头，潘罗斯认为企业的成长就是逐渐积累知识以拓展其生产领域的过程。Merntefelt（1984）的《企业资源基础论》标志着资源基础理论的正式诞生。1990年，Prahalad和Gray Han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能力》一文，将资源基础理论推进了一大步，使资源基础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大为增强。由于产业分析的弊端逐步被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资源基础研究。
Pfeffer和Salancik（1978）[59]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有组织可以完全实现资源的自给自足。为了取得组织生存所需且为外部组织所控制的资源，该组织将会与外部相关组织互动联结，以取得所需资源。
Modhok（1997）[60]认为公司应选择最能有效转移和利用资源的进入模式。如果公司的资源隐含性强，公司的资源就很难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因为市场交易会使公司的专有知识迅速贬值，所以公司会选择新建独资公司的形式；如果公司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可以通过合资企业或并购的方式获得其他公司的资源，增强企业的能力。Mautinelli和Piscitello[61]采用1986～1993年意大利跨国投资企业的数据，发现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如果缺少必要的资源和能力，将会采取合资的方式。
（2）组织能力理论。这一理论将企业本身看做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认为企业是内嵌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体，竞争优势存在于公司可利用的资源中，进入模式的选择应该有助于配置、应用和发展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为了避免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被合作方模仿和利用，独资是默认的进入模式[62]。
国际经验是组织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Johanson和Vahlne （1977）认为经验和学习是进入模式选择中的重要因素。Stopford和Wells（1999）发现，随着东道国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经验的积累，跨国公司和外资趋于建立独资公司。因为经验可减少交易成本[63]和投资风险。此外，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资往往趋于采取高控制权的进入模式[64]。Raff和Ryan Stahler（2005）则发现如果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经验不足，则企业偏好于合资的进入方式。该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更多的实证支持。
（3）谈判能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东道国政府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推动当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时，外资企业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会选择高控制的进入模式。反之，当东道国市场和自然资源对外资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时，外资企业的议价能力下降，选择低控制进入模式的可能性增大。Gomes和Casseres认为东道国的GDP增长、政府特质、外资企业子公司数量、产品的类型、对东道国熟悉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外资企业的议价能力。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时的方式选择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65]，不足在于，暗含了投资方和东道国都追求控制权的假设。
Fagre和Wells（1982）基于谈判能力理论发现，以下因素对FDI股权结构选择的影响规律为[66]：子公司规模（＋）、技术强度（＋）、广告强度（＋）、产品内差异（＋）、产业竞争强度（－）。Lecraw （1984）基于谈判能力理论发现，以下因素对FDI股权结构选择的影响规律为：技术领导（＋）、广告强度（＋）、子公司资产（＋）、出口强度（＋）、母公司资产（＋）、东道国吸引力（－）、潜在进入者（－）、资本密集度（？）。
组织能力理论从企业微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企业资源和能力在FDI进入模式选择中的作用，弥补了交易成本理论的不足，但忽视了社会和政治的环境的影响因素。
4．演进理论
演进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又称国际化阶段模型或UPPSALA国际化过程模型，由20世纪70年代的一批北欧学者（Carlson，1975；Forsgern ＆Johanson，1975；Johanson ＆Wiedersheim－Paul，1975；Johanson ＆Vahlne，1977）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演进轨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的逐步积累而不断变化，基本轨迹是：①企业扩大市场范围的地理顺序通常从本地市场、国内地区市场、全国市场，再到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②企业国际经营方式的转变一般从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许可经营，再到合资建厂、全资建厂。该理论用“知识”和“心理距离”来说明企业国际化的渐进特征[67]。
演进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是连续和动态的，强调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学习与经验积累、心理距离、资源投入及相互关系（Anderson，1993）。其优点是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看成动态的过程，而不似其他理论为静态的过程。缺点是认为“海外经营的经验决定了海外经营活动”，只考虑了国际化经营经验的一个影响因素，将问题过于简化了。30多年来，该理论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支持，但不少实证研究也给予了反驳（Erramilli，Srivastava ＆Kim；1999）。反驳者认为，该理论无法解释一些企业开始国际化经营就选择全资子公司模式的现象（Bell，Crick ＆Young；2004），而且，现实中并非每个企业都经历或按顺序经历了这几个阶段。
Mutinelli和Piscitello（1998）基于演化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下因素对FDI股权结构选择的影响规律为[68]：资源密集型产业（＋）、东道国市场规模（＋）、母公司规模（＋）、国际化经验（＋）、产业技术密度（－）、多元化（－）、人力资本（－）、文化距离（－）、进入壁垒（－）。
从海默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垄断优势论以来的半个世纪，学者不断运用不同的理论对跨国公司海外市场和FDI进入模式选择进行解释。这些理论整体上相互补充、不断演进，在解释能力上也不断发展。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最初的折中理论都只是把FDI作为一种和出口、许可证经营相对应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而随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谈判实力理论等都进一步将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具体的FDI进入模式，甚至对境外公司所有权结构进行了解释。但作为FDI进入模式的专门理论，大部分仅在某一方面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尚有待针对不同国家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
5．中国学者的研究
（1）外商在中国投资的股权结构选择研究。中国关于FDI进入模式的研究是从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股权结构选择开始的，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罗汉青认为东道国风险的锐减、技术外溢是跨国公司在中国选择独资的原因，并认为当合资企业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企业为防范其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宁愿选择具有高控制程度的形式。李晓华、盛狄认为技术控制是独资的立足点，政策松动是独资的外资契机[69]。Sun（1999）应用社会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中国FDI进入模式的影响。Chen和Hu（2002）应用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研究了影响FDI进入中国市场模式的因素以及进入模式与绩效的关系[70]。
邱立成和李娜（2003）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做了定性分析，他们认为影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主要有市场环境因素、政策因素、投资来源和产业结构变动因素、跨国公司知识与经验积累因素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制约因素。
华民和蒋舒（2002）、李维安和李宝权（2003）、卢昌俊（2003）、胡峰（2003）[71]、楚永生（2005）[72]等人进行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之后独资化倾向的研究。
周燕（2004）以企业的合约理论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进行了研究。认为对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进行研究实质是对企业边界的研究，跨国公司对不同进入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不同合约形式与合约结构进行选择。从边际上看，合资似乎比独资面临更大的交易费用，但与独资相比，合资能够节省信息、监管、语言交流、政策制度等费用。这些费用使得合资在某些情况下会比独资面临的交易费用更小。此外，她还具体分析了中国汽车行业的政策费用对合资比例进行限制的管制措施，研究结果表明，补偿性合约安排的存在能够使受政府管制的行业与非管制行业的资源使用效率相同。
许陈生（2004）[73]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实质是组织租金的创造与分配问题，他用综合资源专有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谈判实力理论建立了基于所有权的FDI进入模式选择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吸引FDI进入模式与所有权选择的因素，发现不同因素对跨国公司独资、合资的两种选择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他还探讨了中国FDI进入模式的区位特点和影响中国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区位因素，以及中国FDI进入模式独资倾向的原因、影响和对策。
何伟、冯春丽（2005）和吴俊杰（2005）从技术转移成本的角度来说明技术对跨国公司进入方式的影响。冯春丽（2005）[74]建立了一个基于股权和控制权不匹配基础上的博弈模型，构建了一个有关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一般分析框架，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在综合考虑其自身核心资源状况和东道国区位因素条件下，基于其企业战略做出的一个决策过程和结果；指出随着进入模式中控制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水平会逐步提高，并建立了一个关于进入模式与技术溢出效应的评价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股权进入模式变化趋势，认为这种从低资源投入、规避风险型的低控制进入模式转向资源投入高、战略性强的高控制进入模式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还是非常大的。
潘镇和鲁明泓（2006）对1990～2000年江苏省3452家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来自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外资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的比重要高于来自美洲地区的外资。其中欧洲地区外资选择独资模式的比重为49．09%，亚洲地区为47．96%，而来自于美洲的只有38．23%。总体上，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倾向于采用合资，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倾向于采用独资的进入模式。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股权结构选择研究。以上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视角为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关于中国引进外资企业的FDI股权结构选择的研究较多且相对成熟，而以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中股权结构选择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和文献相对较少。
尹建桥（2001）对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刘松涛（2004）对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陈浪南等人（2005）对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做了研究[75]。
贺慈浩（2002）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进行了研究，认为大多数中小企业势单力薄，在初次进入海外市场时，为了增加投资的成功性，可借助其他企业的力量以合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具有一定规模且创新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则可以尝试独资开拓海外市场。
许晖（2003）以企业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相关理论及模型构建为基础，通过对27家荷兰中资企业的邮寄问卷和深入访谈，探讨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盟市场及国际化经营方面的若干决策。研究发现，在影响进入模式的外部因素中，目标国市场因素相对于本国环境因素以及地区差异性等因素要更加重要一些；在影响进入模式的内部因素中，企业国际经营的经验、企业战略相对于企业在目标国市场资源承诺的状况和程度要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这也说明了中资企业在海外市场还处于小规模经营、初期发展阶段，在海外市场的资源投入较低。
尹盛焕（2004）根据国际生产折中模型的研究思路，从企业所有权优势角度对中国制造企业进入韩国市场的进入模式做了实证分析，发现营销能力、技术能力与控制权程度选择分别成正反关系，财务能力与进入方式没有影响。文章侧重企业所有权优势，而没有对区位因素、内部化因素及文化特征因素和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吴静芳（2005）以中国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FDI股权结构选择的概念性模型，模型中企业优势、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和国际化经验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产权结构选择的独立变量。该研究通过对上海18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用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企业优势和东道国外资、外汇等政策动向对企业产权结构安排有很强的影响作用，与独占产权结构呈正相关，即企业优势越强、东道国政策变动越不可预见，企业越可能趋向于产权集中。这些结果与对发达国家企业FDI研究得到的结果甚为一致。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FDI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使用并很好地保护企业优势和回避环境风险。实证检验还表明，市场差异性、贸易导向战略和企业国际化经验对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安排不相关。
周长辉等人（2005）融合资源、能力和制度文化等因素，建立了一个FDI模式整合性框架，初步开拓了针对中国企业的理论研究，但尚未进行实证检验。
Cui和Jiang（2007）就中国企业对于合资新建与独资新建两种FDI模式的决策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发现中国企业FDI模式的选择存在与西方跨国公司显著不同的独特影响因素。
薛求知和韩冰洁（2008）认为东道国腐败会对跨国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跨国公司必须选择能够规避这种不利影响的进入模式；但不存在普遍适用于所有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跨国公司还必须依据自身战略动机做出调整。他们以1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745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样本，运用MANOVA分析、判别分析、Logistic分析等研究方法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东道国国家层面感知腐败、产业层面感知腐败会使跨国公司采用持股比例较低的合资（控股或非控股）进入模式；第二，东道国腐败程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战略的影响会受到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战略动机的调节[76]。
阎大颖（2008）以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企业发起的109起跨国并购和69起海外合资新建交易为样本，运用制度因素和组织学习的经典理论，根据制度约束和国际经验，就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一系列假设，并通过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约束越强，FDI越倾向于合资；而企业的国际经验越丰富，FDI越倾向于并购的结论。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在制度转型和加速国际化背景下，影响企业选择并购和合资的特定因素——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源优势、融资途径等微观因素，以及东道国的国家竞争优势、经济增长趋势、汇率等宏观因素[77]。
可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FDI股权结构选择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模型和理论指导。受数据限制，实证研究多以典型个案或小样本分析为主（Wu ＆Chen，2001；许晖，2005；Li，2007），尤其缺少针对中国的大样本的相关实证分析。
总体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研究尚未系统化，缺少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多数文章停留在定性的讨论上，缺乏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②多数研究集中于探讨和检验一个或几个因素对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产业与国家层面的发现更为有力，而企业层面的发现却不清晰，对企业层面资源与能力独特价值的测量仍然是一个挑战，而许多细化的指标将为实证研究增添价值。③有关大型跨国公司相关的研究结果是否同样可以扩展地运用于中小型企业也并不清楚。④FDI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大多数是静态的，还需要更多动态和纵向的观点。
因此，需要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进行多角度、更加广泛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尤其是大样本的实证研究。
【注释】
[1]知识产品的生产耗时长，费用高，具有不确定性；知识产品可以给拥有者提供垄断优势；知识产品的价格不易确定；知识产品的市场让渡可能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
[2]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New York：Holmes and Meiers，1976．
[3]周长辉、张一驰、俞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与进入模式研究的理论探索：一个整合性框架》，《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4期。
[4]P．J．Bildley，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London：Macmillan，1976．
[5]刘红忠（2001）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个阶段。
[6]文献反映的是投资方进入东道国在股权结构进入模式（独资与独资）选择的研究发现，符号（＋）、（－）表示该变量与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是显著的正（负）相关关系，（？）代表未发现有显著关系。
[7]许陈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8]叶勤：《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与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1期。
[9]效率理论认为，企业并购的动因在于优势和劣势企业之间在管理效率上的差别。并购活动能产生潜在的社会收益，包含管理层业绩的提高或获得某种形式的协同效应，因此，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是增加并购后企业的价值。
[10]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从企业所有权结构入手，提出了“代理成本”问题，即“委托—代理”模型，认为，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与股东的效用函数可能会发生冲突，经理进行跨国并购可能是股东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考虑，如鲍莫尔的以销售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模型（Baumol，1959）。该模型认为跨国公司经理层的报酬、地位及权力是公司规模的函数，即使跨国并购并不能增加股东财富，跨国公司规模越大，它们控制下的资产和销售规模也就越大，其相应的报酬补偿也就越高。公司必须为此付出代理成本。当其他制度安排不足以降低代理成本时，接管被看作是最后的一种外部控制机制，即公司处于被收购的威胁之中时，对公司管理层会产生一个有效的激励，迫使其改善公司业绩。如果市场中存在管理层因素的X—非效率企业（Leibenstein，1964，1966），而并购方本身的管理效率比被并购公司的要高，那么通过实施并购可以把并购方的管理效率“输出”到被并购公司，将会产生一种管理上的协同效应。
[11]科斯并没有明确定义过交易成本，但其论述可以将其归纳为，交易成本是市场运行费用，包括搜索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签约成本、检查和执行签约的成本。
[12]陈玉罡：《并购与剥离的可预测性——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13]S．N．S．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Vol．26（April）．
[14]迪屈奇认为科斯未能认识到公司的最重要特征是对生产—销售过程的管理。
[15]叶勤：《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与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1期。
[16]韩硕果：《理论综述：跨国公司进入方式的选择》，《财经界》2007年第3期。
[17]陈云华：《企业并购与新建投资适用边界研究：以发电企业为例》，北京交通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18]张小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决策过程》，《亚太经济》2007年第3期。
[19]侯贤明、穆瑞田：《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进入壁垒理论》，《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
[20]J．S．Bain，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21]② 顾卫平：《管理跨国并购——基于契约和资源整合的模式》，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23]曹洪军、安玉莲：《跨国并购理论研究综述》，http：／／www．xinzhitax．com／html／14957＿1．asp。
[24]孙笑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资并购情况及其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12期。
[25]姚战琪：《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作为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及一个模型分析》，《财贸经济》2004年第1期。
[26]陈浪南、洪如明：《我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战略》，《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7期。
[27]陈云华：《企业并购与新建投资适用边界研究：以发电企业为例》，北京交通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28]李媛、张烨、刘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企业管理》2008年第7期。
[29]P．J．Buckley，and M．C．Casson，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acmillan，London，1976．
[30]J．F．Hennart，Theor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MI，1982．
[31]陈静：《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32]O．E．Williamson，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The Free Press，New York，1975．
[33]P．J．Buckley and M．C．Casson，A Theory of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Special Issue，1986．
[34]J．F．Hennart，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8，9（4）．
[35]E．Anderson and H．Gatignon，Modes of Foreign Entry：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6，17．
[36]M．K．Erramilli，The Experience Factor in Foreign Market Entry Behaviour of Service Firm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22．
[37]C．Hill and W．Kim，Searching for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Transation Cost Mode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8．
[38]Y．Pan，Influence of Foreign Equity Ownership Level in Joint Vertures in Chin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6，28（1）．
[39]W．F．Leung，The D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Foreign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Applied Economics，1997，29（10）．
[40]O．E．Williamson，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October）．
[41]周长辉、张一驰、俞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与进入模式研究的理论探索：一个整合性框架》，《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4期。
[42]Erin Anderson and Hubert Gatignon，Modes of Foreign Entry：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6．
[43]鲁桐：《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
[44]E．Anderson and H．Gatignon，Modes of Foreign Entry：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6，17．
[45]黄宇驰：《知识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一个不同于交易成本的框架》，《技术经济》2007年第7期。
[46]许陈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47]资源承诺指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所投入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如专有有形资产（厂房、设备）和专有无形资产（管理经验、专利技术、商标、商誉）。资源承诺构成了企业的退出障碍，意味着企业为了进入外国市场的沉没成本。控制程度越高，资源承诺越高。
[48]传播风险指企业在进入外国市场时，比较优势（如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所投入的特质资源）被披露和不正当利用的可能性，以及由此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合资公司的控制度高、资源承诺高、传播风险小，而合资公司的控制风险低，资源承诺低，传播风险高。
[49]冯春丽：《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50]W．Kim and P．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2．
[51]胡峰：《基于投资模式选择的跨国并购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http：／／so．16888．com．cn／snapshot／20061013163134587．html）。
[52]许陈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53]李维安、李宝权：《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成因分析：基于股权结构战略的视角》，《管理世界》2003年第1期。
[54]许陈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55]韩硕果：《理论综述：跨国公司进入方式的选择》，《财经界》2007年第3期。
[56]N．Fagre，and L．T．Wells，Bargaining Power of Multinationals and the Host Govern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2，13（Fall）．
[57]D．J．Lecraw，Bargaining Power，Ownership，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Transi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4（Spring，Summer）．
[58]S．J．Kobrin，Testing the Bargaining Hypothesi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 Organ，1987（Atumn）．
[59]普费弗、萨兰克林：《组织的外部控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0]A．Modhok，Cost Value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the Ttransaction and the Fim，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
[61]M．Mutinelli and L．Piscitello，The Entry Mode of MNEs：an Evolutionary Approach，Research Policy，1998（27）．
[62]B．A．Bartkett and S．Ghoshal，Managing Across Borders：The Transnational Solution，Boston：Havard Bussiness School Press，1989．
[63]交易成本视角和组织能力视角往往是有联系的。
[64]韩硕果：《理论综述：跨国公司进入方式的选择》，《财经界》2007年第3期。
[65]李冰洁：《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理论述评》，《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6]符号（＋）、（－）表示该变量与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是显著的正（负）相关关系，（？）代表未发现有显著关系。
[67]冯春丽：《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68]符号（＋）、（－）表示该变量与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是显著的正（负）相关关系，（？）代表未发现有显著关系。
[69]卢鸿：《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投资方式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70]许陈生、夏洪胜：《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对独资倾向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4年第10期。
[71]胡峰：《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72]楚永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控股、独资化趋势研究》，西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73]许陈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74]冯春丽：《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75]蔡会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商业时代》2006年第27期。
[76]薛求知、韩冰洁：《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77]阎大颖：《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跨国并购与合资新建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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