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定义和测量

第五章　模型与研究方法

一、Logistic模型

1．选择Logistic模型的原因

在管理学、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中，被解释变量属于二元数据或多元定性选择，如购买与否、满意与否、决定投哪个候选人的票、选择何种交通出行路线等。当所要预测的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而非连续的时，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等多变量分析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分析处理上的缺陷，这时适宜采用Logistic模型。

Logistic模型是离散被解释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Models with Discrete Dependent Variables）之一，与多重线性模型均归于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是管理学、社会学、生物统计学、临床医学、数量心理学、市场营销等统计实证分析的常用方法。该模型基于决策者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主要用于寻找影响因素，并预测和判别发生某种情况的概率。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取值，Logistic模型分为二元和多元Logistic模型，其中二元（如好与坏、有效与无效、成功与失败、某种意愿的强与弱等）Logisic模型更为常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可以有效地检验二元取值的被解释变量与一组解释变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设X1，X2，…，Xi是与Yi相关的解释变量，获取的n组样本数据为（Xi1，Xi2，…，Xij；Y），其中Y是取值0或1的随机变量。一般以极大似然法对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找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度，在本研究中，也就是找出“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Y”与“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Xi”之间的相关关系。

Logistic模型是利用标准化Logistic分布的累积分配函数推导得到，Logistic分布的概率为：

式中：p（或Y）为被解释变量发生的概率；i代表解释变量的个数；j代表样本的个数。

需要注意的是，Logistic模型和Logit模型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Logistic模型是直接估计被解释变量发生的概率p，而Logit模型对概率做了Logit变换（Cox，1970）：设p／1－p为被解释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概率之比，LogitP＝Ln（p／1－p）＝α＋β1x1＋β2x2＋…＋βixi。

本书将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研究中国企业FDI投资方式和股权结构的选择问题。

2．Logistic模型的特点和系数的意义

当只有一个解释变量时，

以相应的预报概率为纵轴，解释变量为横轴，可绘制出一条S形曲线。如图5－1，回归参数β的正负符号与绝对值大小，分别决定了S形曲线的形状与方向。

图5－1　Logistic模型图形特征

此时，Logistic函数^[1]特点是：

（1）当β是正数时，函数随X的增加而单调增加；β为负数时，函数随X的增加而单调减少。因此，β反映X与概率函数Y直接的对应关系。类似多元线形回归可以通过回归系数来判断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Logistic函数中的系数β也可以表示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β为正时，表示该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正向影响；β为负时，表示该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产生负向影响；β不显著时，表示该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没有影响。

（2）－α／β是曲线的中心，这一点上的概率函数为0．5，函数以拐点（－α／β，0．5）为中心对称，在这一点曲线的变化率最大，而且距离这一点越远，曲线变化率越小。

（3）β的绝对值越大，曲线在中段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越快。因此，β的绝对值可以反映X对Y的影响强弱。

当有多个解释变量，系数仍具有以上性质。本书的Logistic模型就充分利用了此数学特征，来分析判断影响因素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方向和强度。

3．FDI投资方式选择模型

FDI进入模式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东道国的产业特征、经济制度、母国的文化距离、投资方的战略目标、技术能力和国际经验等，模型涉及的参数相当可观。因此，学者们都是选取认为重要的因素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同时强调进入模式中的1～2种特性来建立各自的模型。

这种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因为将所有因素均考虑进入的模型很难建立。但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其总有可能漏掉了某些特定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2]。所以，本书的解释变量（影响因素）拟选5个。

式中：y代表企业FDI投资方式选择模式，y＝1代表跨国并购，y＝0代表新建投资；x代表企业选择并购还是新建投资的决策影响因素；i代表解释变量的个数，拟选5个；j代表样本的个数，拟选150个。

模型中，FDI进入模式（并购或新建投资）为被解释变量，进入模式的决策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本书通过设计量表和问卷、进行问卷调查以量化解释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由解释变量的系数特征来验证FDI投资方式选择的研究假设。

4．FDI股权结构选择模型

Hill（1972，1992）强调应建立一个综合模型，将不同因素考虑进入并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战略因素、环境因素等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应在模型中一并考虑。但这类研究迄今没有满意的成果，所以新的原则和研究模型还在不断探讨之中。

Hwang和Kim（1990）提出了有关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影响因素的一般模型，他们认为影响企业选择进入模式的因素是有差别的，只要考虑影响较大的关键因素，就能比较准确地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3]。Kumar和Subramaniam（1997）、Young（1989）认为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模糊的、复杂的和动态的，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不相同，而且同一因素在不同环境中起不同的作用；不同预期的研究者会选取他们认为重要的因素作为模型的变量，并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两种特性来建立他们的模型；事实上，将所有因素考虑进模型中也是不现实的，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总可能漏掉某些在特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FDI进入模式是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深入研究。本书拟建立以下FDI股权结构选择的Logistic模型。

式中：y代表企业FDI股权结构选择模式，y＝1代表独资，y＝0代表合资；x代表企业选择独资还是合资的决策影响因素；i代表解释变量的个数，拟选7个；j代表样本的个数，拟选150个。

二、变量定义和测量

1．FDI投资方式选择模型的变量定义和测量

为得到FDI投资方式选择的Logistic模型，对Y和影响因素Xi进行变量定义。为测量变量，设计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见表5－1）。

表5－1　FDI投资方式选择的变量设计和问卷内容

（1）被解释变量的测量。选择跨国并购进入模式，Y＝1。选择新设投资进入模式，Y＝0。

（2）解释变量的定义、测量和问卷设计。为测量每一个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设计量表和调查问卷以量化影响因素。量表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应用的一种测量工具，它通过一套事先拟订的陈述和数目来定量测定抽象的概念。本书所采用的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是评分加总式量表最常用的一种，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Likert （1932）提出。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1、2、3、4、5”，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分数的加总或平均，这一分值可说明被调查人在这一量表上的态度强弱。

X1——母国企业技术（能力）优势（JISHUYS）

技术能力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Desai（1984）是最先从企业角度研究技术能力的学者之一，他把技术能力概括为从技术购买、使用、模仿到创新四个层次，包含了技术能力的基本含义。Katz （1984）第一个明确地把技术能力定义为技术诀窍的存量。巴顿（1991）是最早提出核心技术能力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技术能力包括职工知识和技能系统、物质技术系统、管理系统、企业的价值和思想体系四个方面^[4]。技术能力的本质是知识，本书采纳魏江（1997）的定义：技术能力是企业为支持技术创新的实现，附着在内部人员、设备、信息和组织中的所有内在知识存量的总和。

高山行、黄烨琳和卢丹^[5]（2008）利用技术管理能力（Westphal，1981）^[6]、技术创新能力（许庆瑞，1986）^[7]、技术吸收能力（魏江，2002）^[8]三个角度表来表达技术能力，采取李克特七级量表法，通过问卷调研方式获得相关初始数据。他们首先在西安高新区进行调研，在对问卷进行调整与修正后，最终确定问卷，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226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最终得到的信度0．9459、效度0．916。

R＆D投入量是目前技术创新能力最有代表性的测度参量之一。国外通常按R＆D经费（企业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和技术人员（经常或专职从事R＆D活动的技术人员占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两个投入量来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Kogut和Chang（1991）在考察1976～1987年日本制造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时，以R＆D支出衡量企业的技术能力^[9]。Doukas（1995）、Hennart和Park（1993）、Shihfen Chen和Ming Zeng（2004）用产业的R＆D密度（产业R＆D支出／销售额）来表示产业技术水平^[10]。

专利、有关新产品等产出指标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11]。Henderson和Cockburn（1994）认为，度量企业技术能力的指标有专利数量、产品开发领先时间、新产品储量和科技成果发表。美欧等科技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部门已经利用专利数据进行国家和企业间的比较并定期发布年度报告，专利数据也被用来分析企业间技术全球化的特征和程度^[12]。Pavitt（1992）通过收集1963～1981年9个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的涉及29个技术领域的专利数据，分析各国技术储能的特点与决定因素^[13]。但该方法存在一些问题：①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可以用专利来表现；②申请专利的习性因国家、行业、技术类型或者公司的不同而不同（Mansfield，1986；Scherer，1983），而且申请专利的过程就意味着技术的公开；③专利的数量并不代表专利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些专利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价值，成为技术基础，但有的专利可能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和技术影响。所以，本书不采用专利数量作为企业技术优势的测量指标。

Sharif（1988）提出企业的技术能力是由技术的构成成分来衡量的，包括生产工具及设备、生产技术及经验、信息以及生产的安排与组织四个单元^[14]。尹盛焕（2004）用开发新产品能力、R＆D投资水准、品质管理能力、核心技术及研究人员水准表示技术能力^[15]，得出在韩国的中国企业技术能力越高，越选择合资进入模式。杨柳勇（2002）用技术密集度（每个从业人员拥有的固定资产量）对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行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技术密集度高，技术先进性明显高于内资企业^[16]。

综上，本书用研发费用（JISHUYS1）、工程技术人员数量（JISHUYS2）、工艺、设备先进（JISHUYS3）、产品性能好（JISHUYS4）来测量企业技术优势。其中，前两项测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后两项测量企业技术的先进性——先进技术往往表现为工艺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和性能好等方面。

X2——母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GONGSGJH）

英国学者Dunning提出了衡量企业跨国经营程度的六个方面：①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国外子公司的规模和数量；②企业所从事增值活动的国家数量；③在企业的总资产、收入或职工人数中，国外子公司所占的比重；④企业的管理或股份国际化程度；⑤企业的高附加值活动，如研发等的国际化程度；⑥企业因管理或为协调分散于不同国家的经营活动而建立的组织优势的形式和程度。

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使用跨国化指数，从经济角度衡量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卷入程度。该指数由国外资产与公司总资产的百分比、国外销售与公司总销售的百分比、国外雇员人数与公司雇员总人数的百分比三个指标构成。跨国化指数＝（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总销售＋国外雇佣人员／雇员总数）×100%^[17]，评分标准是：5分（跨国化指数80%～100%）、4分（60%～79%）、3分（40%～59%）、2分（20%～39%）、1分（1%～19%）。

美国学者Daniel Sullivan用五种经济指标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18]。

Luo（1999）用向国外市场销售产品的时间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经验。Mutinelli和Piscitello（1998）将此经验定义为国外经验的时间长度，Erramilli（1991）将所拥有的外国子公司的数量或企业外销的国家（地区）定义为国外经验的宽度。Han（1997）、Reuber和Fisher （1997）^[19]认为，个人的国外经验指决策成员是否曾经在国外工作、生活或学习过，是否掌握外语和曾经做过国外市场的销售工作。

Kogut和Singh（1988）、Hennart和Park（1993）、Barkema和Vermeulen（1998）均以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涉及的国家（地区）个数来度量国际经验的积累程度。Kogut和Singh（1988）、Hennart和Reddy （1997）、Yiu和Makino（2002）用跨国并购次数来测度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阎大颖（2008）以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涉及的国家（地区）个数、外资控股比重、跨国并购经验和海外融资经历来测量国际经验。

国际化经营程度还可用出口比率或者重点企业所在经营国的数目来测量。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一般认为海外收入超过30%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一个标志，但是从上报的174家企业提供的数据来看，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还比较薄弱^[20]。

本书认为，公司子公司的个数、海外经营的时间这些指标最终都将反映在业务收入上，公司业务收入最能够集中反映母国企业在境外的经验、时间、资产、子公司数量等综合指标。境外业务收入越多，母国企业越熟悉外国的企业环境和文化差异，越能够独立面对海外市场，抵御境外经营风险。所以，本书采用母国企业的境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测量其国际化程度。

X3——产业进入壁垒（CHANYBL）

产业进入壁垒包括制度进入壁垒和市场进入壁垒两方面。世界各国（地区）的产业统计资料良莠不齐，总体上，构成产业进入壁垒的一些关键变量缺乏数据支持，使得进入壁垒的度量非常困难。本书主要参考李平、于雷（2007）^[21]进入壁垒分析，并考虑不同行业的特征和中国企业FDI的实践，用行业特许经营（CHANYBL1）、所在行业的技术壁垒很高（CHANYBL2）、进入所在行业的最低初始投资很大（CHANYBL3）来测量产业进入壁垒。

对于产业壁垒的度量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各种构建产业壁垒的因素应该如何加总？自贝恩以来，各学派的学者又提出了许多种进入壁垒的形式，如研究与开发费用的累计支出、在位厂商的生产能力储备、经营多样化等。这些细分的进入壁垒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存在其中的几种。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市场上存在多种形成进入壁垒的因素，这个市场的总体进入壁垒状况应该如何来判定呢？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答。一种通行的方法是采用回归分析法对进入壁垒的有关变量进行检验，然后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再按照这些重要性不同的指标来判断总体进入壁垒高度。如贝恩认为，汽车工业有高的规模经济壁垒、高的产品差别化壁垒、高的必要资本壁垒和低的绝对成本壁垒，因此，汽车工业总体的进入壁垒很高。而钢铁行业的进入壁垒居中，虽然它有高的绝对成本壁垒、高的必要资本壁垒，但其规模经济壁垒中等，产品差别化壁垒较低^[22]。为简便，本书采用各指标简单加总来考虑行业的进入壁垒。

X4——东道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ZIBENFZSP）

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指东道国证券市场、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抵押担保市场、中介机构等市场的发展和开放水平，反映了东道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金融和经济开放水平及投资环境。所以，一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相关。

经济开放度是一国经济开放性的综合指标，其定量描述涉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利率、汇率等各个方面。20世纪60年代，理论界开始研究如何度量经济开放度。

传统的经济开放度以对外贸易比率（或称外贸依存度，即一国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单一指标进行度量。许多研究都是采用外贸依存度来简单判定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一国对外经济开放超越了单纯的贸易领域。经济开放度的研究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些研究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主张对外贸易比率仍然是可取的，但需对它进行修正^[23]或者增加新的度量指标。如增加对外金融比率（一国对外资产和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第二类主张应从考察一国经济体制的开放性来判断经济的开放度^[24]。如道—拉斯法（Dol－lars，1992）、萨克斯和瓦诺法（Sachs ＆Warner，1995）及爱德华兹法（Edwards，1998）均在对外贸易比率的基础上，从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宽泛的角度来综合度量贸易开放度^[25]，进而度量经济开放度。

很多中国学者研究了经济对外开放度。李翀（1998）认为度量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必须从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际金融（对外资产和债务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度与对外间接投资之和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三个方面着手。黄繁华（2001）^[26]认为，度量经济开放度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四个不同角度综合测定。胡智、刘志雄（2005）^[27]选取了贸易开放度、实际关税率、金融开放度、投资开放度和生产开放度这五项代表性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出中国1985～2002年的经济开放度，较好地解决了各项指标间信息重叠问题。赵三英（2006）^[28]选取了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投资开放度三项一级指标，下设商品进出口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当局对外开放比率、银行机构对外开放比率、证券投资开放比率、其他投资开放比率、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开放比率和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比率八项二级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中国1980～2003年的对外开放度。

金融开放度反映的是一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是一国资本流动总额与GDP的比值。姜波克^[29]、Honggiang Le^[30]、李伟^[31]、Carmignani 和Chowdhury^[32]等人分别从金融市场、资本流动、金融服务与法律法规四个角度对金融开放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张金清、管华雨、连端清和刘庆富（2008）的金融开放定义更加全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服务国际化^[33]、外国（或地区）金融服务本土化^[34]和资本实现跨境自由流动。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开放程度由外国金融服务本土化程度^[35]、本国或地区金融服务国际化程度^[36]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程度构成^[37]。

本书认为，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均从宏观的角度来测量一国的投资环境。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企业更加关注资本市场、中介市场、抵押担保市场和产权市场等实实在在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这些市场的发展情况不仅体现了一国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的一些内容，而且比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对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来得更加直接。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制度安排和中介机构通常较发展中国家有优势。所以，本书用证券市场完善（ZIBENFZSP1），产权交易市场发达（ZIBENFZSP2），抵押担保市场完善（ZIBENFZSP3），东道国的评估师、律师、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多少（ZIBENFZSP4），来测量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和开放水平。

X5——文化距离（WENHJL）

Veuglers（1991）采用语言变量代表文化相关性，发现该变量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内部分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Gupta（2002）提出文化簇模型（Cultural Cluster），根据Daily （2000）的研究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量化。该模型采用语言、地理、宗教和历史等标准将世界61个国家分为10个簇。将各簇的差异分值按大小排序，中国所在的儒教亚洲取值1、南亚2、阿拉伯国家3、撒哈拉非洲4、拉丁美洲5、东欧6、日耳曼欧洲7、北欧8、拉丁欧洲9、安格洛文化（Anglo）10。10个簇的总分为55（谢军，2007）。文化距离的计算公式为：文化距离＝∑所有覆盖销售的区域分值／55×100^[38]。

Hosftede（1983）^[39]根据1967～1978年对11．6万名IBM雇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提出的文化距离指数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证实较好，被广泛引用和认可。该模型确定了评价国家之间文化差异性的四项指标：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男／女性主义（Masculinity）和个人／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Hofstede（1994）在此四项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长／短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成为五个维度的国家文化模型^[40]。但“长／短期趋向”指标目前只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文化距离的挑战不仅来自国家文化的差异，还包括企业层面的组织文化冲突。所以，文化距离可分为国家及公司层级。有关国家层级的文化距离对所有权选择的影响已有研究（Hofstede，1983，1994；Kogut ＆Singh，1988；Erramilli，1991，1996；Veuglers，1991；Trompenaars，1993；Agarwal，1994；Barkema、Bell ＆Pennings，1996；Tayeb，2000；Gupta，2002；Hennart ＆Zeng，2002）。企业层次的文化距离常常探讨联盟伙伴间的核心业务、管理实务、决策过程、需求及学习能力差异性（Makhija ＆Ganesh，1997；Pearce，1997）。

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不易测量，往往也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如权力距离（即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对权力的看法差异较大，美国更注重个体能力的发挥，对权力的追求程度要低于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更加注重权力的约束力，其政府或企业均具有较重的权力色彩^[41]。因此，本书用两国国家文化距离来测量并购双方的文化距离。更具体地说，是采用Hofstede法，根据Geert－hofstede．com公司提供的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女性主义和个人／集体主义这四项数值，计算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3）目标企业并购价值。为验证假设“H3：采用跨国并购方式进入的企业获得了目标企业的价值低估利益”和“H4：采用跨国并购方式进入的企业获得了目标企业的速度经济性利益”，需要测量目标企业的并购价值。

本书从速度经济性和价值低估角度，用“通过并购，中方股东迅速进入了东道国相关领域”和“被并购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来测量企业的并购价值。从笔者在对外投资领域多年从业经验来看，回答调查问卷人如果了解所投资的企业，对此两个问题一般会有准确、直观、切身的体会。

（4）绩效（JIXIAO）。多数研究以财务绩效指标（如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及成长率）来测量境外投资的绩效。然而，财务指标不能反映公司全部的信息，且通过问卷调查很难获取企业具体的财务数据。因此，参考前人研究（Delios ＆Beamish，2001；Makino ＆Delios，1996；Woodocock、Beamish ＆Makino，1994）中常使用的测量方法，本书以李克特5级量表下的经理人主观满意度^[42]来衡量绩效。

本书从两个方面考察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是考察企业的短期绩效，以销售额和净利润为分析指标；二是考察企业的长期绩效，即考察企业战略实现程度。因此，以“促进了中方股东的战略目标实现（JIXIAO1）、有利于改善境外公司的收入（JIXIAO2）、有利于改善境外公司的净利润（JIXIAO3）”三个问题来测量企业的业绩。

2．FDI股权结构选择模型的变量定义和测量

为得到FDI股权结构选择的Logistic模型，对y和xi进行变量定义；为测量变量，设计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见表5－2）。

表5－2　FDI股权结构选择的变量设计和问卷内容

续表

（1）被解释变量的测量。Makino和Neupert（2000）^[43]认为只要外方所有权比例超过95%，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与独资企业的差别就很小。Gatignon和Anderson（1988）^[44]、Gomes和Casseres（1989）^[45]等人通常将95%作为合资与独资的分界线。为与前人的研究保持一致，本书将中方股东持股95%（含）以上［95%～100%）^[46]为独资，95%以下（0～95%）为合资。

采用以上定义，中方股东持股（含通过母国企业的下属企业间接持股）95%及以上，y＝1；持股小于95%，y＝0。

（2）解释变量的定义、测量和问卷设计。

x1——母国企业技术优势（JISHUYS）

见前文，此处不赘述。

x2——母国企业技术隐性（JISHUYX）

对技术隐性水平的测量有许多不同的方法。Kogut和Zander （1993）用不可编码程度来测量知识隐性。Bresman等人（1999）、Nonaka等人（1994）也认为隐性知识是不易表达的或模糊的。Argote 和Ingram（2000）认为知识大多嵌入到某种载体中，载体的不同决定了知识的复杂性，如嵌入到个人和工具中的知识就不具有复杂性，而嵌入组织、任务、关系网络里的知识就比较复杂，因为与它们联系的事物太多，仅从一个角度很难全面理解这些知识，所以用“复杂性”可以很好地表示知识隐性。Kogut和Zander（1995）、Jaime（2001）、Lahti（2002）等人使用“难以传授”作为可观察变量反映知识隐性，由于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造成了它很难被放在教材中供人学习，而它的难以捉摸使学习者更难在短期内掌握这些知识，通常需要学习者花费很长时间慢慢体会。

关涛（2005）运用引用可编码化（Kogut ＆Zander，1993）、模糊性（Kogut ＆Zander，1993；Nonaka，1994）、易传授性（Argote ＆Ingram，2000）来表达技术的隐性^[47]。

行业的技术密集度作为知识隐性程度衡量也为许多学者所采用（Davidson ＆McFetredge，1985^[48]；Gatignon ＆Anderson，1988^[49]；Hennart，1991^[50]）。技术密集度的衡量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51]划分高技术产业的方法，将属于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的行业取为1，属于中低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行业取为0，并认为高科技企业的隐性水平高于中低技术产业。这种分类过于简单，本书不采用。

本书拟用知识的隐含性程度和隐性知识存量两个方面衡量隐含性水平，即难以记录和传授的隐性知识存量较多（JISHUYX1）和隐性知识对公司非常重要（JISHUYX2）来测量母国企业的技术隐性。

x3——母国企业国际化程度（GONGSGJH）

见前文，此处不赘述。

x4——母国企业集权偏好（JIQUANPH）

集权和分权是公司管理永恒的主题。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决策权力分配因公司而异。公司职能部门和公司决策者之间、公司主要决策人和副职之间的权力分配通常不同，主要有集权和分权两类。若公司主要领导性格强悍、泼辣、有强有力的发展方向，往往以集权进行管理，副职和职能部门在决策中的作用较小。分权管理的企业领导者通常性格温和，更多地听从下属的建议，民主决策，并可能将部分权力下放到职能部门和副职。

对子公司、尤其控股子公司的管理程度特别能反映母国企业的投资决策风格和集权偏好。理论上，对子公司的管理是由派出董事、监事，通过股东会和董事会来决策，但集权管理的跨国公司决策者（即使决策者本人不担任海外子公司的董事等）实质上掌握了子公司战略、投资、人事等重要权力，子公司的任何重大决策均需要母公司的审批。所以，本书拟用对子公司集权管理（JIQUANPH）来测量集权偏好。

x5——母国企业的投资方式（TOUZFS）

选择并购，TOUZFS＝1；选择新建，TOUZFS＝0。

x6——东道国产业的市场潜力（SHICQL）

东道国所在产业的市场潜力可从国家和产业个角度进行测量：其一，用GDP及其增长率来测量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水平。一国的GDP发展越迅速，产业的市场潜力就越大。其二，通过问卷直接提问所在行业的市场规模和增长率。

由于“GDP及其增长率”和通过问卷得来的数据两者类型不同，不好加和。所以，本书用所在行业的市场规模大（SHICQL1）、所在行业的市场增长率高（SHICQL2），仅通过问卷来测量东道国产业的市场潜力。

x7——文化距离（WENHJL）

见前文，此处不赘述。

（3）合作伙伴提供的战略资源。为验证假设“h6：采用合资时，东道国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母国企业获得了资源互补”，需要测量合作伙伴提供的战略资源。

东道国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人脉、政府关系、市场、技术等资源对合资公司的意义重大，往往构成对母国企业的合资吸引力。本书拟用“境外公司的外方股东提供的市场或技术等资源重要、外方股东提供了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有利条件、外方股东有利于与东道国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合资使境外公司享受东道国特殊的税务等优惠”来测量合资伙伴在合资过程中提供的战略资源。在问卷调查中，这些问题仅要求以合资方式进入的企业回答，不需要以独资方式进入的企业回答。

（4）绩效的衡量。见前文，此处不赘述。

三、问卷设计、调研和最终确定

从一个相对繁冗的初步问卷，经过访谈、试问卷、调整精简，形成系统的最终问卷，是本研究的重要环节。

1．问卷初步设计

在基本完成本书“变量定义和测量”有关内容的基础上，2008年10月22日设计出调查问卷的初稿，问卷主要分为填空题、选择题和李克特五级量表选择题三类。

2．先期试验（Polit Study）

2008年10月23～24日，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暨2008年学术年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在这次会议期间，笔者请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秘书长兼某境外公司的董事长王慧、中国云南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副董事长汪桔当面填写了问卷，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两人提出了以下建议：

（1）答卷的时点。本书研究企业在投资当年的进入模式选择，相关的影响因素也需要以当年的时点来描述。答卷人易忽略，误以现在的情况来填写问卷，所以，需要在合适位置提示。

（2）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不一和某些概念存在歧义。

（3）企业净资产规模往往不能正确记忆，企业的注册资金往往能够准确回答，所以建议由“注册资金”取代“净资产”来表达企业规模。

之后，笔者与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等北京的三家企业进行了访谈与试问卷，进一步修改了问卷中的概念偏差、语句歧义、内容不清等问题。如持股比例由原来的“95%及以下，95%及以上”，调整为“50%及以下，50%～95%，95%及以上”，以便必要时对控股和非控股进行分类。

在以上5个企业试问卷的基础上，又与导师和行业专家进行专题沟通，发现并修改了问卷中的一些问题。如：①问卷篇幅太长，答卷人不能集中精力认真填写，去除了不必要的描述。②问题的排序。从原来按照研究思路排列问题，改为从答卷人的角度去排列问题，归类填空题和选择题，以便答卷人集中精力填写问卷，保证数据质量。③问卷人的身份将影响答卷人的重视程度。所以，将笔者的另两个身份“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投资评审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二、三届中国科学院创业大赛评委”写在了问卷上，以唤起答卷人的重视，防止轻视乱填，提高问卷质量。

3．问卷的最终确定

经过先期试验，并对解释变量测定的文献再次深入检索，以及问题剔除和修改后，问卷基本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某些企业（如上海的样本）对销售收入和注册资金的信息非常敏感、不愿披露，认为涉及商业秘密。所以，问卷在不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将提问被调查公司注册资金的具体数值，改为提问选择被调查公司注册资金的所在区间。

至此，问卷定稿。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填空和一般选择题两类；第二部分是影响FDI决策选择的影响因素及绩效的测量，全部是李克特五级量表选择题。问卷共38个题项，其中5个填空题，7个一般选择题，26个李克特五级量表选择题。详细见附录。

四、数据来源

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突破千亿美元，达1179．1亿美元。这1．2万家境外企业是本研究的样本总体。

1．样本规模和调查对象

按统计学要求，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样本数应该为总体数的20%，相关性研究的样本数至少有30份。Hair等人（1996）认为回归分析的样本数应该至少是模型变量数的5倍。本书的变量数为7个，则最少的样本数应该不低于35份。

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中国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发出800份调查问卷，不限定行业，但希望各行业的比重尽量接近2007年中国商务部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存量投资中各行业的比例，以使样本具有代表性。同时，要求返还的问卷不低于150份。

被调查的答卷人为境外公司的高管（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中层领导、基层的投资业务经理或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以及境外公司中方股东企业的高管、中层领导、投资业务经理或参与投资的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由于问卷中技术层面的内容较多，答卷人必须了解境外公司。

2．抽样方法和样本选择

面向企业的问卷调查回收率低，一直困扰实证研究。问卷发放和回收是本研究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成功回收150份问卷确实困难。困难在于：①问卷对象局限在进行对外投资的中资境外公司，所有的这些企业加起来只有1．2万家，散布在世界各地、各行业。②答卷人必须了解被调查的境外公司。③一些被问者过分担心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尽管问卷已经尽量回避了企业的敏感问题，因不了解问卷的最终去向和披露的程度，问卷调查仍然遭遇某些企业的宛然拒绝。

为了保证抽样与样本的科学性以及足够的有效样本回收，本书进行了以下工作。

（1）对外投资主体的性质兼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中化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等中国30家最大FDI企业中的中央企业作为调查对象。同时，获得了湖南省商务厅、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学会温州分会、中国贸易促进会大连分会、北京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有关人士的支持，获取民营企业及地方企业的样本。

（2）充分利用协会的资源，兼顾不同的行业。得到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机电商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支持，并将问卷发放到中国商务部第一届（2007）跨国人才培训班的部分学员，力求样本的行业代表性。

（3）充分利用相关会议发放问卷，提高问卷回收的效率。笔者参加了2008年10月在河北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承包工程商会理事会、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年会、2008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2009年华人经济年会，与相关人员进行当面交流、发放问卷。同时，通过会议主办单位获得参会人员通讯录，深入跟踪、发放问卷。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项目2009年政策说明会”2009年1月11～12日在北京大方饭店举行，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及来自境外投资等领域的1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主办单位、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的协助下，笔者向参加会议的人员发放了150份调查问卷，结果回收问卷9份。此外，请《国际商报》“走出去”版的秦庚主编2008 年12月在温州参会期间，代为发放并获得了有效的问卷。

（4）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兼顾。上市公司是中国公司的典范，必须在本研究中占有一定比例。为了获得上市公司类中方投资主体的样本，除与一些上市公司进行沟通外，2008年12月11～13日，笔者在海口参加了国泰君安证券公司2009年投资策略年会，进行了主要面向上市公司的问卷发放和回收工作。

（5）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笔者就职的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多个国家设有代表处。本次问卷调查获得了中国驻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参处和当地中资公司的支持。此外，通过在美国、加拿大、荷兰的朋友进行了问卷发放，充分兼顾投资所在国的国别代表性和多样性。

（6）利用MBA和高级经理培训班的资源，提高问卷质量。在中国人民大学MBA、清华大学MBA、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南开大学MBA、北京大学培训中心总裁班，选择相关学员及他们的人脉资源进行问卷调查。由于他们熟悉企业管理，相关素质较高，回收问卷质量也不错。

（7）充分利用人脉提高样本回收率。问卷调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而且必须借用人脉资源。笔者在北京学习工作了20年，从事产业投资工作10年（包括境外投资7年），主持或参与过5家境外公司的设立或投资管理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投资领域人脉关系。由此发出问卷的回收率和质量相对较高。

3．问卷发放形式和回收

问卷的回收不易。问卷的调查对象有的在国外（境外公司），有的在国内（境外公司的中方股东）。为保证问卷及时有效地回收，本次研究问卷采用当面填写、传真答卷、E－mail答卷、问卷挂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网站（http：／／www．zxsx．org／zj．asp？id＝8833）上四种形式发放。有些问卷当面送达即时回收，有些问卷委托他人跟踪回馈，有些问卷保持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并对通过会议发放的问卷进行了从发放到回收的全程跟踪。企业的领导公务繁忙，发放问卷正值岁末年初，更是日理万机，容易被遗忘，所以，本研究酌情进行了必要、及时、恰当的短信或电话催促。

经商务部发出问卷10份，回收2份；经大连市贸促会发出问卷12份，回收2份；经《国际商报》发出问卷30份，回收6份；经中国机电商会发出问卷10份，回收3份；经笔者2002年在上海参加投资会议的同行30人发出问卷，回收0份；经湖南省商务厅发出问卷10份，回收1份；经南开大学MBA班发出问卷15份，回收1份；经2009年1月11～12日在北京大方饭店召开的行业会议发出问卷150份，回收9份；在海南举办的2009年国泰君安投资策略年会上发出问卷10份，回收3份；2009年11月在北京中苑宾馆举办的中国2009年外经贸企业年会上发出问卷10份，回收2份；中国人民大学2007级MBA发出问卷10份，回收1份；清华大学2006级MBA发出问卷10份，回收3份；北京民营企业家协会发出问卷6份，回收1份；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发出问卷20份，回收2份；经中国中小企业商会在互联网上的问卷调查和电话督促，回收1份；在阿尔及利亚经参处、埃塞俄比亚经参处的协助下，该两国回收的样本较多，分别达到18份和15份，但考虑到样本分布的原因，在数据分析时剔除了该两国的部分样本；南南北京生物技术中心发出问卷8份，回收1份；非洲企业联盟发出问卷8份，回收2份；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念博士的中学同窗张绪平于加拿大发出问卷3份，回收0份。

总体上，问卷采取方便样本，主要利用人脉关系、协会、专业会议等资源，同时充分考虑样本代表性。关键联系人所在单位列表如下：

表5－3　问卷调查关键联系人所在单位

续表

总之，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占中国2007年底所有1．2万家境外企业的6．6%。收回151份问卷，回收率18．8%。从本书第六章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问卷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进入方式分布均比较合理，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注释】

[1]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张一弛、欧怡：《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述评》，《经济科学》2001年第4期。

[3]Hill et al．，An EclecticTheory of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11．

[4]魏江：《企业技术能力研究的发展与评述》，《科学管理研究》2000年第10期。

[5]高山行、黄烨琳、卢丹：《企业技术能力对技术联盟状态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8年第2期。

[6]L．E．Westphal，Yung Rhee and Gary Pursell，Korean Industrial Competence：Where it Came From，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1981．

[7]许庆瑞：《科研组织特殊功能的探讨》，《科研管理》1986年第2期。

[8]魏江：《技术能力论——技术创新的一个新视角》，科学出版社，2002年。

[9]B．Kogut and S．J．Chang，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1，73（3）．

[10]周宏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浙江工业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未发表。

[11]吴运建、吴健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年第10期。

[12]I．J．Cantwel，The International Is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tiv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veness，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Internationalisation of R＆D and Technology，1992．

[13]K．Pavitt，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Strategies in Global Competition，London：Croom Helm，1992．

[14]M．N．Sharif，Technology Strateg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volving from Comparative to Competive Advant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1988，14（4）．

[15]尹盛焕：《企业所有权优势与进入模式——中国企业在韩投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1期。

[16]杨柳勇：《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用外资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7]http：／／old．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lutong／wenzhang／ce＿liang＿qi＿ye－lutong．pdf。

[18]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该概念一般用来衡量投资者对海外市场的熟悉程度，心理距离近表明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相近。

[19]谢军：《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模式及国际化绩效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20]http：／／tzswj．mofcom．gov．cn／aarticle／f／200809／20080905756977．html。

[21]李平、于雷：《我国制造业产业进入壁垒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11期。

[22]陈天慈：《中国产业壁垒问题研究》，厦门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23]代表性的修正观点有：其一，认为衡量开放度的对外贸易比率，只应是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其二，认为因服务业产品属非贸易品，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比率时需把服务业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其三，主张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国国内生产总值；其四，认为开放度的国别比较，只能限于经济规模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最新的研究则是通过建立对外贸易比率与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等的多元回归方程，并以此计算特定国家的“内生对外贸易比率”，而经济开放度则是对外贸易比率与内生对外贸易比率的差值。

[24]《中国经济开放度及其国际比较研究》，http：／／www．studa．net／china／080704／09493869－2．html。

[25]应健、张国林：《经济开放度及其度量方法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10期。

[26]黄繁华：《90年代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新方法及其启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第1期。

[27]胡智、刘志雄：《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28]赵三英：《中国对外开放度指数的构建与测度》，《统计与决策》2006第11期。

[29]姜波克：《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方式与影响》，《金融研究》1999年第5期。

[30]Honggiang Le，Financial Openness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Asia Pacific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orking Paper，2000．

[31]李伟：《金融深化、金融约束和中国金融开放》，武汉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32]Carmignanif and A．Chowdhury，The Impact of Financial Openness on Economic Integration：Evidence from the Europe and the CIS，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UNECE），Working Paper，2005．

[33]金融服务国际化是指本国（或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境外提供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其主要包括放松或取消本国（或地区）资本和金融机构（包括其他居民）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本国居民在境外金融市场上的投融资活动情况等。

[34]金融服务本土化是指外国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东道国金融市场，并享有本国居民的同等待遇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具体内容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其他承诺。

[35]外国或地区金融服务本土化程度由市场准入承诺水平、国民待遇水平与其他承诺水平构成。这三个承诺水平通过法律法规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与其他金融服务中的具体金融服务承诺规定以及四种金融服务实现模式体现出来。

[36]金融服务国际化程度越高，海外金融资产占该国或地区金融资产的比重就越高。本国或地区金融服务国际化程度可以简化处理为由本国或地区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占国内外金融资产总量来度量。

[37]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涉及金融服务跨境交易、资本跨境流动。根据跨境交易中的金融服务内容，从金融服务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构建金融账户开放程度指标体系。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度量：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金融衍生品、信贷与担保、直接投资、个人贷款捐赠与清偿、不动产交易等（张金清、管华雨、连端清、刘庆富：《金融开放程度指标评价体系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38]谢军：《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模式及国际化绩效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39]G．Hofstede，National Culture in Four Dimens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1983，（8）2．

[40]G．Hofstede，Uncommon Sense about Organizations：Cases Studies and Field Observations，Sage Publications，1994．

[41]陈云华：《企业并购与新建投资适用边界研究：以发电企业为例》，北京交通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42]前人的研究发现，经理人的主观知觉绩效与客观的财务绩效具高度的相关性（如Geringer ＆Hebert，1991）。

[43]S．Makino and K．E．Neupert，National Culture，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Choice between Joint Venture and Wholly Owned Subsidia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31（4）．

[44]H．Gatignon and E．Anderson，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egree of Control over Foreign Subsidiaries：an Empirical of Transaction Cost Explanation，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4（2）．

[45]B．Gomes and Casseres，Ownership Structur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9．

[46]前为方括号指包含的意思，此处指包含95%。下文同。

[47]关涛：《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过程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发表。

[48]W．Davidson and D．McFetridge，Ke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5，16．

[49]H．Gatignon and E．Anderson，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egree of Control over Foreign Subsidiaries：an Empirical of Transaction Cost Explanation，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4（2）．

[50]J．F．Hennart，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Management Science，1991，37．

[51]邓郑芳：《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