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FDI对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的影响:定性与定量分析
上述优势是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而差距则使我们明确了需要努力提高和改善的方向。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只要中国抓住世界制造业转移加快的机遇，充分发挥好中国的比较优势，加快新型工业化建设，不断提高装备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层次，逐步从初级加工、OEM[26]向高加工、自主开发创新转化，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的日子就会更快到来。
2.5.1 中国制造业利用FDI现状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2002年中国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流入外资近500亿美元。到2004年中国累计实际吸引外资达到5621亿美元;如果加上外资企业在华累计投资额的话，实际利用外资投资额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27]
2.5.1.1 中国制造业利用FDI的进程和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制造业主要经历了如表2－6中的四个阶段。
表2－6 中国制造业利用FDI的四个阶段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外商直接投资报告》(2005)。
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发展，2005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424.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FDI金额603.2亿美元的70%。[28]自2000年起，中国制造业利用FDI额平均占中国利用FDI总额的67%，并在绝对数额上同中国FDI吸收总额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图2－2 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FDI额与中国吸收FDI总额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5.1.2 中国制造业利用FDI的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深化，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由20世纪80～90年代追求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型FDI逐渐转变为市场型FDI，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获得市场扩张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如表2－7所示，中国制造业通过不同形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使得FDI在不同行业发挥不同的作用。
表2－7 中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形式
资料来源:马建堂、杨正位:《中国离全球制造中心有多远?》，《专家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1.3 中国制造业利用FDI的来源结构[29]
从外商直接投资来华的阶段发展来看，中国制造业吸收的FDI中，来自港、澳、台的资金一直占据较大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其比重达80%。之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快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增加在华投资比重。2005年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区、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开曼群岛、德国、萨摩亚。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71.17%。[30]
从近几年的FDI来源可以发现，按国别和地区来分，英属维尔京群岛在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10.8%，在2005年也名列第二位，而且2003年全部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占了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50%。近年来，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仍在增加，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考虑到FDI的质量问题。这部分由离岸金融中心投向中国内地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在该地注册的中国离岸企业，属于“出口转内销”，其目的主要是将内资转变为外资进入中国而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2.5.2 FDI对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有益的外部性
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世界上流入FDI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近70%向中国制造业集中。中国制造加工业日益融入全球生产制造的分工体系，产品因此而出现大规模跨国流动，成为世界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根据“外部性”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外部性影响”。
在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有可能不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中，即发生溢出效应，一般认为，发生溢出效应的途径有模仿、竞争、关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等。
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途径由主要通过生产制造活动转向通过设立研发机构，从新技术的引进向利用本土资源进行新技术研发转变，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1)在合资合作经营过程中，中国制造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和加工工艺，使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我国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增加。由图2－3可以看出，除国家政策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外资企业在技术水平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同时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总体上看，FDI对中国的专利申请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可以促使专利申请总量增加0.16%～0.17%。[31]
图2－3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2003年按企业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跨国公司的机构和研发中心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直接学习的机会。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管理人才参与跨国公司的研发和管理，并接受跨国公司国际化的培训，使跨国公司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其设立的外资企业内部扩散，并通过人才流动向外部扩散。第二，外资研发机构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能够为其展示该行业产品和技术的发展方向。第三，在中国企业还未涉足的新兴领域，外资研发机构能填补空白，使研发和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努力赶上。
(3)利用FDI提高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现代制造业已经不仅仅只是生产，而是包括了管理、制造、科技、经济学等诸多关联领域，管理一个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是要管理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制造业来说，管理上的改革、技术上的变化、赢利模式的创造都是一种创新，都能带来比较竞争优势。
2.5.3 FDI对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存在的负外部性
FDI的“外部性”影响不仅有好的方面，还存在着不利中国的一面，即技术本身存在内敛性和跨国公司利润空间变大而中国社会成本提高。
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来看，FDI的主要方式将由合资企业向外商独资企业转变，将会严重影响到技术外溢效益，甚至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是因为外资对拥有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的绝对控制权有越来越高的期望，它们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全球战略布局而非中国经济发展来考虑实际问题。FDI技术转移在价值链中的趋前化也说明了这个现象。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对其上游供应商提供同步技术指导，而对同业竞争者采取技术封锁或只解密边缘技术和扩散技术，[32]严格控制核心技术。同时，外资的品牌策略也使得中国的民族品牌长期处于第二或第三梯队。
同时，外商在华投资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各地的引资竞争使得各地区引资成本过高，造成了土地等资源的巨大浪费;部分行业外资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负担。
2.5.4 FDI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里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量以及出口结构的相关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从实证角度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过程中的贡献和不足。
2.5.4.1 回归模型的建立和计算结果
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如下表达式:
Yj=β0j+β1jX+ε
其中，Yj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β1j为估计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1)样本说明。本回归模型采用1980～2004年的数据，共有25个样本观测值(N= 25)，符合回归分析中所要求的数据标准，样本数据见表2－8。
表2－8 1980～2004年中国相关经济数据
续表
注:①为中间价，表示100美元对应的人民币价格。
②1980～1984年汇率统一采用1984年的年平均汇价。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5年。
(2)变量设定。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工业总产值(Y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Y2)、初级产品出口额(Y3)、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Y4)、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Y5)，解释变量是中国实际利用FDI额(X)。
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得到以下五个一元回归方程:
各方程的统计值如表2－9所示:
表2－9
2.5.4.2 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检验
(1)回归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对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做T检验，t0.025(23)= 2.069，以上方程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2.069。这说明作为解释变量X的FDI对几个被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线性相关。
(2)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看，五个一元方程的拟合优度R2值均较高，表明回归方程所代表的直线与样本观察值拟合得较好。并且所有方程的F值都大于临界值F0.05(1，23)= 7.88，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Yj具有显著的影响性。方程可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即:解释变量X与被解释变量Y1、Y2、Y3、Y4、Y5之间存在方程所表示的关系。
2.5.4.3 统计结果的经济意义
(1) FDI在量上促进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有显著的作用。方程ⅰ的t值比较大，说明FDI与工业总产值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每增加1个单位的FDI，可以增加21.688个单位的工业总产值。从方程ⅱ来看，FDI对工业制成品出口增加有显著的拉动效果。
(2) FDI也在质上拉近中国与自主创新型“全球制造中心”的差距。一方面，FDI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改善了其出口商品结构。虽然方程ⅲ的相关系数和方程ⅱ的相关系数相差不大，但回归系数相差较大，分别为0.322和5.298，这表明了FDI主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而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小，FDI主要集中于中国工业制成品制造业，改善了中国的出口结构。另一方面，从统计结果来看，FDI对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比较方程ⅳ和方程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46和0.653，说明FDI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正相关程度要高于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相关程度。而从回归系数来看，每增加1个单位的FDI，可增加2.798个单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2.593单位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
以上结果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口导向型引资政策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高度相关性也说明，FDI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轻工业和一般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而这些产业正是中国自身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虽然长期来看FDI对中国制成品出口结构和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有优化作用，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表明，FDI的优化作用还是十分有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过剩产业的过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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