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探险记忆

南极探险记忆

口述/凯撒  整理/molly

2009年的时候，探险家凯撒踏上了南极大陆，待了两个多月。多年后，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他零零散散地回忆了当时的故事，有单调，有惊险，有欢笑，有奇怪。此外，凯撒还回忆了在南极度过的那一次春节，以及让他念念不忘的小品《不差钱》。

南极，神秘的大陆。

2009年，因为中国南极昆仑站建站，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媒体报道团，准备拍摄一部关于南极的纪录片。当时选了我帮他们提前在南极踩点，提供安全保障。我就这样在南极待了两个多月。

我先行到南美洲南端的一个小城蓬塔阿雷纳斯，非常幸运地与五位欧洲的探险家一起包了一架小飞机飞往南极。

在南极这样没有多少人的环境里，突然见到一个陌生人，常让人陷入非常兴奋的情绪中，他们会给你食物，安排住宿。我突然发现语言在这块大陆上变成了多余的存在，比划着就可以实现沟通，你要去哪儿，他们会派雪地车送你。我就这样搭乘他们的雪地车去了一个又一个科考站、冰川，不自觉地在南极转了好几圈。

避难所、教堂与环保

中央电视台的媒体报道团来了之后，我开始协助他们拍摄纪录片。

我去冰川、冰穹察看地形，要找到既适合拍摄，又能大概看出冰川规模，还能保证安全的地点。当然，我也在企鹅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海豹湾做了一些记录，为他们的拍摄提供一些信息。

在一次踩点中，我发现一座铁皮小房子，印着俄罗斯的标志。这里也没有科考站，怎么会有房子？我暗暗揣测。当我走进去，才明白那是一座避难所，南极设有这样的地方是为了给搞研究或者遇险的人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里面有睡袋、简单的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应急的食物。其中有一个记事本，上面用各国语言写满了文字，还有画的画，都是在这个避难所待过的人留下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用这些东西，只是用完收拾好就行。

俄罗斯沃斯托克站附近有一座用小小的原木搭建的东正教堂，我在南极期间，正好赶上东正教的圣诞节，他们的站长邀请我们参加活动。我们过去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教堂的附近有很多垃圾从雪地里钻了出来，当然不是我认为的生活垃圾，多是如油桶、机械类钢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究其原因，原来是俄国人没钱把垃圾拉回去，于是就地掩埋了。后来，有环保人士看到了就去找他们，说必须处理掉这些垃圾。结果俄国人说他们处理不了，你们处理吧。

去南极前，我们都接受了一个培训，南极不属于任何国家，所以大家要对它的环境、生态进行保护，垃圾是必须带走的，像中国科考站的垃圾都要装在集装箱统一拉回来的，不能留在南极处理。

我们国家对环保盯得比较紧。长城站的吴松笛是站区的医生、环保官员，他说站区这边有一个环保组，几个人负责站区环境保护工作。如果有空闲时间，站长也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站区周围垃圾的收集。在菲尔德斯半岛，长城站的环境保护是很有成效的，长城站的环保气息也很浓烈，工作人员会从一点一滴做起关注南极的环保。

世宗王站遇险

与长城科考站隔菲尔德斯湾相望的是韩国的世宗王站。朝鲜世宗李祹在韩国被奉为文化方面的民族英雄，受到极度的推崇。我们坐橡皮艇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世宗王站。此站既不是大站，也没什么特点，我们过去仅仅是进行基本的交流与拍摄。没有想到，我们到达的时候，正好碰上韩国的中学女教师在那儿参观慰问，也算是惊喜吧。

短暂的交流后，在我们返回途中，天气骤然变坏，起了大雾，看不见路，风越来越大，海浪也开始躁动。两艘橡皮艇在海面上无助地颠簸起来，我们一行十多个人都十分紧张。驾驶橡皮艇的两个人虽是站里的工作人员，却不是很有经验，其中一人建议大家把救生衣边带打成死结。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恐慌的表现。我对驾驶橡皮艇的人说，咱们贴着岸走，虽然远一点，但肯定不会进入外海。

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橡皮艇行驶得又太靠边了，螺旋桨经常打到沙石什么的，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回到长城站里。后来我看到螺旋桨都在这次遇险中损坏了。

回到北京后，我看到了制作完成的纪录片，那次遇险被剪辑了进去，不过只有简单的介绍：出发前根据天气预报，六小时后会有大风出现，因此必须要在六小时内结束拜访，回程的时间是要严格遵守的。虽然严格遵守了时间，但在海上风浪比几小时前大了许多，一船人都被风浪打透了。

这次的遇险就像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也给我平静的南极探险生活掀起了许多波澜。

不过，这小小的插曲也在提醒我们南极的拍摄一定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它有太多未知的危险。果然，我们被告知有一股强大的气旋要来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怕是拍摄组既干不了活，也走不了，于是拍摄组不得不提前终止拍摄，提前撤出（他们也就待了十天左右）。虽然摄制组也拍了很多素材，但是比原计划还差了许多。

南极的帝企鹅一家。供图/全景图片

上图  英国南极科考站A基地。供图/全景图片

下图  乘坐皮划艇的南极探险者。供图/全景图片

艺术挂历

星球之极，茫茫天地，好像除了企鹅、海豹、鲸鱼、贼鸥等些许动物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似乎这是一片孤独的大陆。

大部分国外的科考站（包括研究机构设的小站）人很少，有些站有十几个人，有些只有几个人，而且多为男性。一次我们去了菲拉斯少校南极站，一个小站，没几个人。不过他们站有一位女工作人员，典型的南美女人，看到我后，一把抱住就不撒手了。当时跟我一起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极地科考的首席科学家刘小汉，他说你怎么看到美女就不撒手啊，我说你看看到底是谁不撒手。

还有一次，我坐意大利科考站的一辆雪地车——前面的履带车有动力，后面挂的斗没有动力，斗上有两排对座，最多可以坐十个人。后来上来了一男一女，他们是德国研究冰川的科学家，女的中等容貌，但在南极就是大美女，当时我都看傻了；男的用手拐了她一下，他们就笑了。他们全程在用德语交流，通过他们的目光，我知道他们肯定在说我。

在南极待得时间久了，我知道我的“怪异”行为是在那儿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记得我刚到长城站的时候，发现每个房间都挂着艺术挂历—一度让我感到很奇怪。

南极科考站有两种队员，一种是夏季队员，一种是越冬队员。不管是科研人员，还是我这样的人，或是在建设昆仑站的那些人，都是利用夏季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工作的夏季队员。像长城站这种大站，每年都有六七个越冬队员守着，包括站长、站长助理、厨子等。最苦的就是这些越冬队员，南极的冬天是极夜，24小时都是晚上，气温在零下五六十摄氏度，甚至能到零下70摄氏度。每到那个时候，人只能在屋里待着，大把的时间只能看光盘，一张光盘都能看八遍。

曾经我和心理学家闫巩固为这事聊天，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心理会有变化的。我说，我在南极两个月都要待出神经病了，还好我到处跑，没什么问题。

我又问闫巩固，这儿都是搞科研的，你跑到这里来干吗，他说他研究心理。我说，站里好像是有几个“神经病”。他笑言，什么几个，都有。其实，闫巩固除了给科考站的工作人员做心理工作之外，还研究人的行为心理。

南极的动物

在南极，海天与冰川相交，企鹅海豹相伴，飞鸟划过，鲸鱼摆尾，千姿百态。搭乘小艇漂浮在海面，穿梭蓝白冰川间，这是我眼中的自然最初的形态。

企鹅可以说是南极的代言动物，它们基本上离岸不远，除了帝企鹅稍微离岸远一点。生活在岸边的动物除了企鹅，还有海豹，它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海洋。在海岸上海豹跟企鹅和平相处，下海后它们就变成了对手，这是大自然的生存规律。在南极内陆还有一些贼鸥，长城站周边就是它们的越冬地之一，这种动物非常讨厌，经常袭击人。

斑海豹、象海豹，都像猪似的，你捅它半天，它就看你一眼，尤其象海豹，好几百只，吃喝拉撒在一起，就跟猪圈似的很臭。

还有一种动物，体型不大，小耳朵尖尖的海狗，你离它两米左右，它就开始警觉起来，然后就追着你咬，虽然它跑得不快。

企鹅岛上全是企鹅，我们去的时候小企鹅都孵化了，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我们刚到的时候，它们很害怕，潮水一样往后退。我问怎么办，他们说你站着比它们高很多，它们害怕你，你蹲下来，动作一定要慢、要轻，它们就慢慢地靠近你了。后来我就蹲下来拿着相机拍照，企鹅特别好奇，只是走过去它们依旧很害怕，于是，我把动作放慢，它们就慢慢地围过来了，之后就不再管我了，各自梳理毛发，或者就是待着；小企鹅围着我，毛茸茸的像小孩一样傻呵呵地看着我，特别可爱。最逗的是帝企鹅，个头大，跟我蹲着一样高，我在企鹅中拍照的时候，它们就围了过来，发出“哦哦”的叫声，还挤了我一下，直到把我挤开。这让我非常好奇，后来我还找研究动物的专家询问企鹅为什么如此，他说其他企鹅也就有个三十厘米，帝企鹅却有五六十厘米，个头非常大，它把你挤开，意思是你占它地儿了。

南极的春节

非常幸运地在长城站度过了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春节。

大年三十这天（比北京时间晚了12个小时），早上8点，长城站的工作人员一起看春晚，有的人通过网络跟家里联系拜年，还有些队员贴春联。休息室里布置得非常喜庆，挂起了彩圈，还有五颜六色的气球。白皑皑的雪地中多了份中国红。

在长城站，敲钟的时间不是晚上12点，而是中午12点。快到时间了，大家齐聚外面的广场，由站长裴福余指挥，大家齐声向祖国人民拜年，祝福祖国。

站长敲响了站前的钟。

大家进屋包饺子，有些人不会包，也有包饺子的能手，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毕竟这是在南极包饺子，而这也是特别的除夕夜。新年里，裴福余站长给站上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发了红包，这让大家非常开心。平时严肃的裴福余站长，那一天也止不住地开怀大笑。

过年，最不能少的就是年夜饭，在所有队友的通力协作下，大家吃上了一桌桌荤素搭配、色香俱全、中国味十足的年夜饭。在南极这样一个物资匮乏、补给不便的地方，长城站的年夜饭绝对配得上“豪华”二字。

晚上，大家还策划了别开生面的“南极春晚”，我还表演了一个双簧节目。

在南极过春节，少不了邀请各国的站长和家属到长城站欢度春节。这也增进了各国考察站之间的友谊，加深了解彼此的好机会。裴福余站长和助理在联欢会场外，迎接着各国外宾的到来。可爱的外国队员，还用刚学的吉祥话，给大家拜年。

此外，长城站还专门为外国客人和家属准备了冷餐会，大厨陈文特意准备了十二个菜，在南极这些食材都来之不易。中国的美食从来都不乏外国科考队员的称赞，饺子更是那一天的大餐。冷餐会后，科考队员和外国客人齐聚广场，升国旗，唱中国国歌（在南极有外国科考队交流活动，就会升起他们国家的国旗，这是惯例）。

应该说，这真是难得的热闹，毕竟南极的娱乐设施太少。而长城站的电视也只能收到中央电视台四套，终归没有耽搁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而在那次春晚中横空出世的小沈阳和他的小品，让我在极端无聊的环境下笑了个把月。

坐直升机蹭饭

每次有人到南极，都会帮科考队员带光盘，或者新鲜的蔬菜水果，我在南极两个月的时间，新鲜蔬菜的运送也就两次，其中一次是政府慰问团带过来的。其实这是在南极科考生存最需要的两个东西，一个为打发孤独，一个为身体需要。

说起饮食，就不得不说在长城站起来最早的人——大厨陈文。每天早晨5点半他就起床，媒体报道队的到来加大了他的工作量，他要5点起床准备早餐，比如有一天准备的是豆浆、稀饭、豆沙包、肉包。在南极一个是蔬菜少，一个是东西都是冷冻的，罐头比较多，吃的时候会出现不太受欢迎的食物。做出让大家都喜欢的饭菜，的确是最困难的事情，这与干活时间长一点短一点都是没有关系的，毕竟众口难调。于是，陈文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看菜消耗了多少，菜消耗得多了证明大家喜欢吃，下次多做，如果菜剩得多了，证明大家不喜欢吃，那就少做一点。

在雪地中打滚的幼年海豹。供图/全景图片

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

科考人员在南极长城科考站欢度春节。

说起饮食，就不得不说在长城站起来最早的人——大厨陈文。每天早晨5点半他就起床，媒体报道队的到来加大了他的工作量，他要5点起床准备早餐，比如有一天准备的是豆浆、稀饭、豆沙包、肉包。在南极一个是蔬菜少，一个是东西都是冷冻的，罐头比较多，吃的时候会出现不太受欢迎的食物。做出让大家都喜欢的饭菜，的确是最困难的事情，这与干活时间长一点短一点都是没有关系的，毕竟众口难调。于是，陈文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看菜消耗了多少，菜消耗得多了证明大家喜欢吃，下次多做，如果菜剩得多了，证明大家不喜欢吃，那就少做一点。

这种感觉，非常像《南极料理人》里面堺雅人饰演的厨师，他每天绞尽脑汁为考察队员烹饪一日三餐，稀松平常的事情让人感到非常治愈。陈文也是如此，他还自己制作了豆腐，嘴里常常唠叨着不好吃，可是还在继续做，用他的话说，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他有一个理论：全国几百万厨师里面，按照每年来两个，到现在第二十五次考察队，也就来过五十个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其他人都休息的时候，长城站只有大厨一天也歇不了。

准备好队员们的饭菜，陈文就坐在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前，等待着大家的到来。陈文难得有这样悠闲的时候，平时要做六七十个人的饭，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科考站的饭菜做得好，味道可口，可以说早就声名远播，其他国家的科考站站长，经常来咱们国家的科考站蹭饭。最夸张的是巴西一个科考站的站长，离得远，他就坐直升机来，说是来谈事儿，其实是来蹭饭的。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胡子探险家，也会来我们的科考站吃饭。我没跟他沟通过，只是远远地看到了打了个招呼。再在海岸看见他时，他一个人已经开着橡皮艇潇洒地走了。

珍惜每一天的热情

我们的长城站设备齐全，附近其他科考站会经常向我们借东西，包括吊车、铲车等大型设备。

长城站的工程师张清兵，每天都要去智利站，帮助他们建设海军站的防设，他驾驶的重型吊车就属于长城站，他也是这里唯一能够驾驶操作它的机械师。长城站英语好的队员会轮流到其他外国站协助工程师与外国队员交流。

南极就像个大家庭，科考站之间有困难互相帮助，也经常分享彼此的热闹。

有一次，智利南极研究所附近来了好多人，好不热闹。原来是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来了，当时他以联合国形象大使的身份带了20多个随从来慰问考察，智利南极研究所宴请他。另外，还邀请了周围科考站的站长,当时我跟着咱们长城站的站长一起去了。我还担心我不够格，他直接说你够格。

这是南极偶尔出现的热闹，现在有旅游团去南极旅游，但都在外海转转，橡皮艇把你送上岸，也就拍拍企鹅而已。

南极，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美好，当然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神秘不可测。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儿生活、行走的人或多或少都拥有着探险家的精神，他或者她，都在忍受着孤独、困乏、恶劣的天气，同时也在珍惜着每一天的热情，以及对未知的向往。

作家茨威格曾经书写两位探险南极的勇士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今天设在南极南纬90°的科学实验站就取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就是美国人为了纪念一个世纪前两位探险家而命名的。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热情地赞美：“只有雄心壮志才会点燃起火热的心，去做那些获得成就和轻易成功是极为偶然的事。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占绝对优势的厄运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

每一次读到这句话，都让我心潮涌动，我在南极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可身处这极寒之地、极困乏之地，我无时无刻没有在面对着自己的内心，我也坚信这两个月的选择足以使我更加清晰地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