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二年以后的流移附籍

（三）成化十二年以后的流移附籍

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处置之后，山区地方还曾多次查编流移附籍，试分述如下。

成化十五年（1479年）的查编。湖广、陕西都有关于此次查编流移的记载。《明宪宗实录》卷187云：

成化十五年（1479年）二月，给陕西凤翔、巩昌、汉中等府属流民户由，为户一万一千七百有奇，从陕西诸守臣奏，仿都御史原杰处置荆襄流民例也。

时距原杰大规模编查仅两年，而得新附籍者为原杰编查入籍者的三分之二强，应该说相当可观了。湖广此次编查，未见于《明实录》等记载，亦不得湖广境内附籍总数。不过，成化十二年（1476年）新置竹溪县的首任知县曾熙却对此事有所记录。其《创竹溪县治记》写道：“所籍民户编为七社，土著一社，曰尹店。新附六社，曰在城，曰浪河，曰秦坪，曰竹溪，曰柿河。又二年己亥（成化十五年，1479年），有例取勘漏籍流民，续编二社，曰南江，曰后溪，合之凡九社。”⁽⁸⁸⁾既称“有例取勘”，应是有关各地统一的行动，湖北境内当非竹溪一县之事，且河南亦不会例外。

前引弘治二年（1489年）的流移清查亦很重要。当时，由巡抚都御史郑时主持，在郧、襄、汉中等地清出流移80349口，其中有66181口附籍，“照例存留抚驭三年之后，乃议差科”。在66181口中，属湖广境内者60934口。

大约十年以后，有巡抚湖广都御史阎仲宇提议，秦巴山区要进行新一次流民审核，“如住久置有产业，不愿回还者，照例收附里籍，三年以后，随垦田多少，从轻纳粮当差”⁽⁸⁹⁾。接着，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曾玉、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杨纶等都提出了类似请求。核查结果如何，《明实录》等官方文献中未见记录，可资佐证者有一通珍贵的碑刻。其碑文称：

弘治辛酉□月，吾奉命编查□□，□户之愿入籍者万有五千，得里者十有三。金州曰金宁东里，金牛西里；白河曰长春；平利曰太古；汉阴曰□□；西乡曰金洋；城固曰文川；凤县曰□□；洋县曰./，骆谷；南郑曰望□□□□；洵阳里虽编而里之名未立……⁽⁹⁰⁾

此碑刻表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陕西汉中府曾经编查流移，得15000户入籍，分布在府属洵阳、白河、平利等十州县内，共编13里。若以每户四口计，汉中入籍人口在六万左右，遗憾的是尚未见到湖广郧襄和河南南阳一带这次编查的具体资料、数据。

秦巴山区编查流移入籍人数最多的一次，当推弘治、正德之交何鉴及孙需主持的流民清查。不妨以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和十月何鉴及孙需奏报的数字相参照，可大约完整地看到此次清查的基本情况。何鉴的奏报是：

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235600余户，739600余口。其愿附籍者，请各给户由，收入版籍。

据此，所得流民每户均约3.14口，不及原杰抚治时户均口多。惟没有言明附籍的具体户口数。半年后孙需的奏报是：

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流民118971户，愿附籍者92370户。

愿附籍之流民户的比例约占清出流民户数的77%。由此推算，此次清查中前后附籍的流民约为275196户，864115口。远较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主持附籍的数量为多。同时，也就是说，截至正德初年，除了原杰成化十二年（1476年）主持编查入籍的近40万人口以外，在秦巴山区还先后有过130万以上的流民附籍，而且，这还仅仅是有数可稽部分的统计，其实际附籍的数字可能更高。

正德以后，秦巴山区清查、安插流民的行动仍没有完结。嘉靖元年（1522年），徐蕃就任巡抚郧阳都御史，在任三年，除了兴学校、禁征敛、节财用、洗冤情等政绩外，其最大、最突出的政绩应是招抚流移。针对当时贪官污吏诛求民间，致使大量百姓流离、秦巴山区流移继续集聚的状况，徐氏和都御史金献民先后奏请大加抚治。此次抚治特别强调对“官庄巨室、深山大寺隐藏佃户、发僧，占緗不发”的惩处。⁽⁹¹⁾“乃会藩臬重臣，择郡县可任使裨新政者，规画条制，宽而不苛，情俗去留，通而不滞。令下，民争效诚，相率以来，不逾时得户二十二万，丁口五十七万有奇。”⁽⁹²⁾仅就所得流移人口而言，与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主持的抚治相比，其招抚规模、成效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徐氏亦因此政绩而得以升任户部尚书。

嘉靖十年（1531年），巡抚都御史潘旦任上，亦奏请并得允准，对流逋之民进行普遍清查，并用附籍者填补逃亡虚户。

三十多年后，吴桂芳巡抚郧阳，鉴于山内土著与流移之间赋役负担严重苦乐不均等问题，吴氏再一次奏请清查流民，编入户籍。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客商、流民潜居山中各地，种地、营利而躲避粮差的种种弊端，以至有“宗分数代，人至百十，而册籍通无一名者”，因此，他要求除了原来已经附籍，以及暂时来往贸易或者工匠杂艺赁店居住者，不得妄行搔扰外，“其余娶有室家，置有房屋，典种田地，营运多年，势在重迁者，务要核门逐户，从实开报到官，令其附籍本住里下……”⁽⁹³⁾清查的结果如何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山区流民问题仍将继续存在。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己酉，郧阳巡抚杨俊民疏请补编户口，并举商州商南县为例。其疏云：

商南小邑，路夹郧、陕，逃户遗产，尽属流民典买，粮米遇割，差不承认，土著之民赔累难堪。议将有产客户行令入籍，仍将银、力二差，土民派六，新民派四，以至日久一概均摊。⁽⁹⁴⁾

此议经户部议准，皇帝首肯而推行。万历年间见于记载的秦巴山区流移编查还有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月都御史裴应章主持的一次，记载中仅见有郧县一地的编查结果，即“编附郧县流寓安国禄等二千八十九人于邻居里分，折半当差”⁽⁹⁵⁾，其他地方的编查情况尚待考究，

就今所见有关记载看，正德之后秦巴山区的流移清查，目标比较明确，那就是补充原有里甲的赋役承受能力，均平土著与流移之间的赋役负担，因此，较少再增编新的里甲。后文还将论及，这与嘉靖、万历以后秦巴山区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

以上主要论述了明代秦巴山区的流移积聚和附籍情况，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成化元年（1465年）发生的刘千斤、李胡子为首的流民起义和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主持的流移附籍等，只是这一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如果将它们分别视为明代秦巴山区流移问题这一坐标系中的一个点，则此外还有许多坐标点存在。为了完整了解问题的面貌，我们的眼光仅盯住这个别标志性的点是不够的，掌握完整的过程不仅为考察问题整体所必需，而且有助于对标志点的深入理解，因此，对研究者而言，完整过程的考察甚至更为重要。

另外，大量流移的集聚和附籍只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就在大量流民落居附籍的州县，也前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口逃流的现象。在邓州“邑多流民，野有旷土”的同时，又有“迩岁以来，客户集而土著徙”⁽⁹⁶⁾的记载。在汉阴：“其旧在版图者今十存一二，皆各省流民，习尚不一，兼无厚产。或有差役，或罹刑宪，挈家辄逃。”“邑最苦徭役，民不惮捐常业以避征缮。”⁽⁹⁷⁾在竹山：“先是尹店隶于竹山，民户所佃官（田）亩税二斗七升，逃户之田吞没于豪猾者，频年责税于他户，贫民苦之。”⁽⁹⁸⁾就是已经附籍的流民也有再一次逃移的，即文献中所谓“有先年附籍……随复逃移”者。秦巴山区因之有流民“去留无常”之称。

论者或以为秦巴山区谋生条件相对好，对人口的吸引力强，所以，应该不存在人口外流的问题，即使有，也是明末大的战乱发生后的事情。其实，山区居民逃亡问题，大约自嘉靖朝始就愈益严重起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赋役繁重，这一点与山外流民的成因是相同的。流民附籍后，到赋役征收的优惠期满，慢慢也就背上了繁重的负担，终至于不得已而重新逃流。嘉靖年间，潘旦巡抚郧阳，两年中时加询访，对秦巴山区的流移人口情况有较多了解，其中，对秦巴山区内自身出现的人口流移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指出：

中间流民，有先年附籍，数姓朋户，今众至二三十丁，或五六十丁，自有附籍之心，后因府官科差烦重，随复逃移，版籍为虚者；又有流来年久，迷失乡贯，造屋买田，娶妻生子，不曾报册者；又有近年荒困，流移趁食未归者；又有逃军、逃匠避罪不还者。⁽⁹⁹⁾

潘氏因此建议，将先年附籍复逃虚户开除，然后用“数姓朋户，人丁多至十丁以上者，酌量分拆，其有事产、妻室未报册者，姑免问罪，即以附籍，补填前项虚户格眼”。据前揭吴桂芳的《条陈民瘼疏》报告，约到嘉靖朝晚期，秦巴山中户口逃流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吴氏指出：“土著之老户变为逃亡，附籍之流徙潜归乡井。昔时版籍之实民，今多纸上之虚数。”以至于原编里甲图保不能满员，难以承受官府的徭役负担，不得不进行归并。前述万历七年（1579年）郧阳巡抚杨俊民疏陈商南县“逃户遗产，尽属流民典买”等状况，正是同一地方逃户之出与流民之来现象并存的写照，而且绝非商南一邑所独有。于是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附籍和增设里甲图保之举，嘉靖时又有相反的归并之举。据说商州属商南县的十二里中，仅实存三里，南阳县的二十一保中，实际上也只有九保余而十保不足。也许吴氏所举的是问题最严重的例子，但无论如何，自成化朝至嘉靖朝秦巴山区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不能不令人吃惊。其间缘由，更值得深思。

最后，讨论人口流移及其附籍诸问题，自然不能不提及户口清查、编审的成效，亦无法回避户籍审编中的各种弊端。由于流移人口的特殊身份及其处境，致使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编审都不会很彻底。正统二年（1437年）四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苑恪论及流移原因时指出：“访得逃移之人，情状不一。有因原籍赋税浩繁、家道贫窘者，有因犯强窃盗劫杀人命、越狱在逃、赦所不原者，有因为事发充军脱逃者。”⁽¹⁰⁰⁾所列原因大多是流移者不敢、也不会主动承认的，其对流移户口的编审结果无疑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阮勤关于流移处境的分析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汉中商洛等处流民先时报籍，迫于兵威，惧有谪发，十报二三。今既立州县，其遗报者以无属籍，奸民每胁之，有司欲逐之，原籍又摄取之，率以贿免。今宜按籍审核，果有父兄伯叔旧籍，许令子孙弟侄新收，而蠲其原籍差徭，若军匠逃囚及续逃流民，悉行驱遣。”⁽¹⁰¹⁾

大户对流民的招徕与隐匿是严重影响流移户口编审结果的主要弊端。前面曾经提到光化县附籍流民陈长子一例，其名下招聚流民1 000余人，占垦山区40余里。⁽¹⁰²⁾虽然此例有可能极端，但可以肯定，类似现象在秦巴山区是较为普遍的。浮梁人戴珊，字廷珍，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累官至都御史。弘治三年（1490年）抚治郧阳。其在郧阳任上的主要政绩便是清查隐匿户口。史称“诸府豪右多匿流民为利，珊刻日令自首”⁽¹⁰³⁾。前揭吴桂芳指出的“宗分数代，人至百十，而册籍通无一名者”的情况，⁽¹⁰⁴⁾亦属人口隐匿之一种。正德、嘉靖年间，“南都四君子”之一胡世宁曾论及四川和湖广的户与人口欺隐。他说：“近访得四川土俗，人丁欺隐之弊与湖广大略相似，与他处大不相侔，其大户或十数姓相冒合籍，而分门百十家，其所报人丁不过数十。”⁽¹⁰⁵⁾

户口审编弊端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大户、豪右之家的隐匿；另一方面便是因为书役之舞弊。不过，各地情形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时人曾将陕西和四川作过比较，虽然不一定很贴切，却也不无参考价值，不妨引录如下：“姑以秦蜀之民观之，蜀民主户一而客户数十，故一人应役而数十人辅之，故役虽繁而民不疲。……陕西则不然，里无遗户，户无遗丁。死亡在于岁月之间，册籍造于十年之后，故人虽死而丁犹存，户虽耗而其差不免。况审差之时，闾阎之情叵测，里书之弊多端，民之害可胜言耶。”⁽¹⁰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