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及族谱所见乾隆朝的进山流移

（二）碑石及族谱所见乾隆朝的进山流移

民间遗存下来的有关碑石也反映着上述过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立紫阳《陈亮远夫妇墓碑》⁽⁵⁴⁾：

原系湖广武昌府武昌县今（金）牛镇马八里河田港民籍陈士胜家，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徙居陕西兴安州紫阳县洞河口落业。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腊月立砖坪《叶仁安夫妇墓碑》⁽⁵⁵⁾：

生于楚北通山邑，欢欣移居至秦境，生于康帝五十五（1716年）……殁在乾王庚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安葬此处平利境，木马河尾小地名。

嘉庆四年（1799年）立白河《马光显夫妇墓碑》⁽⁵⁶⁾：

公讳光显，字符谟，康熙辛丑年（六十年，1721年）十二月初三日午时生于湖北武昌府蒲蕲（圻）县黄龙街皂角树，幼而贫乏，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楚入秦，随山刊木，筑室于白河南乡南岔沟白果坪而创业焉。

嘉庆五年（1800年）立《白河重修东岳庙碑》⁽⁵⁷⁾：

太皇在位之十五年（1750年），予先君廉正公讳泽本，字中也大人，偕予兄长亿口、次亿亮□□□□□自楚之秦，建业于白河县圣母山。四顾峰峦，茂林奥草，时逢六月，不知其暑。

又嘉庆七年（1802年）立平利《洪朴避难记碑》⁽⁵⁸⁾：

朴，平邑人也，祖居湖南衡阳。乾隆九年（1744年）来邑，家东乡连仙河口。

道光二年（1822年）的平利《洪永容墓志》⁽⁵⁹⁾：

原籍湖南衡阳，祖元忠，于乾隆九年（1744年）乔迁平邑连仙河口。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立西乡县《王维才与妻合葬墓碑》⁽⁶⁰⁾：

昔我祖籍，乃黔阳平越府余庆县、小地名水漩江人也。自乾皇年间，始迁来秦地，至今五辈人也。吾父落于西邑上高川龙洞河，克勤耕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洵阳《祝方厚墓志》⁽⁶¹⁾：

先世安徽安庆宿松县人也……府君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甲岁九月初三日子时，甫五岁，随大父集成翁由宿迁郧西，遂家焉。⁽⁶²⁾

道光三十年（1850年）立西乡县《陈克相妻黄氏墓碑》⁽⁶³⁾：

吾父讳克相老大人，祖籍广东嘉应州程乡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自粤迁秦，卒则葬于石泉县之熨斗坝。

同治五年（1866年）立汉阴《涧池王氏后裔请鉴祀典禀词及汉阴抚民分府批示碑》⁽⁶⁴⁾：

如生族者，祖籍衡南。乾隆初年，曾祖昆季十余人，自楚来陕，卜居治城路涧池铺，耕读治家，勤俭励己。

同治十一年（1872年）立西乡《王维智夫妇合葬墓碑》⁽⁶⁵⁾：

父原籍贵州平越府鱼庆县河江里，小地名水漩江人氏，母系四川绥定府大竹县汪家坝，小地名兴隆湾人氏……我父母于乾皇年间迁秦，辛勤置业于西乡县上高川罗拐沟，已经数世。

光绪十三年（1887年）立西乡《何太喜夫妇墓碑》⁽⁶⁶⁾：

昔吾祖籍系湖南辰州府沅宁县大黎树人氏，乾皇年间自楚至秦，迁驻佛坪东石门之地，至嘉庆，又移本邑上川狮子坪、小地名锅厂立业。想祖父生儿父兄弟六人，父派行三，幼惜（原文如此——引者注）诗书，功未成就。至于道光十九年，蒙仰亲族绅耆举，锡八品修职郎之荣，喜庆门楣。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兄弟六人，此时丁盛人繁，分居另迁，儿父阄占周家坝（奉祀男何万盛、王氏，万华、袁氏，万礼、喻氏，万德。孙仕发、汤氏，仕安、王氏，仕才、覃氏。重孙兴禄、兴福、兴祯、兴祥等仝叩）。⁽⁶⁷⁾

光绪十七年（1891年）刊商州龙驹寨《田永丰墓志》⁽⁶⁸⁾：

高祖妣陶太婆，自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古角镇凤源乡，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束脊来陕，站商州东乡蒲峪里资峪保麻子坪安居。□□□□房、大房、三房迁居洛邑，儿父宗派兴铨讳永丰，生于嘉庆庚申五年（1800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立紫阳《钟资万墓碑》⁽⁶⁹⁾：

资万钟老太翁，湖北崇阳籍。幼随父来紫，创业营居，慷慨有大志，素为桑梓所尊。嘉庆初，教匪窜境……

碑刻之外，有关家谱中亦有大量人口迁移资料可以说明问题。陇西堂《李氏宗谱》载：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该族第十一世至第十三世中，先后有如瓒、如光、如万、如珩、如有、如燔、如德、如刚、如方、如琅、如冯、如清，必照、必光、必英、必寿，世章、世友等数以十计的家庭自湖北武昌府咸宁县迁往陕南山区的白河、洵阳等县，其子孙繁衍甚多。

宝善堂《熊氏宗谱》、考亭堂《朱氏宗谱》、青莲堂《李氏宗谱》、友爱堂《赵氏宗谱》等，都载有较多的人口迁移资料，迁移时间以清朝乾隆年间最为集中，而陕南的商州、商南、镇安、白河、洵阳、平利等州县则是迁居的主要空间。

据商州《李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李氏自安徽潜山县迁居商州炉道乡三里漫。又据《余氏族谱》记载，清初余氏自湖北黄梅县迁居商州峦庄、桃坪。《田氏家谱》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田氏自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古角镇迁居蒲峪里麻子坪。⁽⁷⁰⁾

陕南山区之外，鄂西北山区、川东北山区在康熙、雍正年间流移已落居较多的基础上，乾隆年间仍持续有大量流移迁入。

乾隆末年，章学诚修《湖北通志》，其《食货考》对各地风土习俗均有概括，论及鄂西北时章氏指出：“郧阳多山，往昔居民颇少，近迁入者众，郧阳开垦水田，多外来人，衣食自裕。”⁽⁷¹⁾房县亦是“少土著，多新迁者”⁽⁷²⁾。在郧西县，乾隆《郧西县志·凡例》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始也人户星散，今则外来者众，稍稍复旧。”同志卷5《赋役》亦称：

西邑叠嶂崇山，绝少平旷，兼以地土确薄，经年芟柞，不能树艺。闻明之中叶，安辑招徕，赋税渐广。国初遭兵燹，人民外散，土地荒芜，存者十之一二。至是承平日久，户口岁益，田亩日增，几复旧观。

乾隆中期知县张道南所撰《劝修上津城隍庙记》、《营制议》等文，无不论及乾隆前期大量流移进入郧西境内这一突出现象。据新编《郧西县志》调查：县境曾、阎、师、卢、仇、张、孟、高、徐、刘、柴、钟、姚、周、朱、袁、纪、雷、韩、郭、冯、彭等姓，到修志时，迁入郧西后大都已传至十一二代，由此推断他们很可能多是乾隆以后迁入的。⁽⁷³⁾

新设宜昌府地方接纳的流移数量相当可观，史有“自设府以后（雍正十三年，1735年），流庸浮食者众，五方杂处，风俗大变，井邑十倍其初”之说。⁽⁷⁴⁾

川东北山区在众所周知的“湖广填四川”人口运动中接纳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流移人口，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北、川东风土与汉南相近，自明以来，荆襄流民即聚此数郡之间。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遗民所存无几。承平既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易于搬移也。”与陕南邻近的地方，陕西人迁居者亦复不少。如广元县，“献贼蹂躏后土著者少，其四方侨寓者率皆秦、楚、吴、粤之人”⁽⁷⁵⁾。陕西人似乎比楚人还多，当然，不可绝对、静止地加以断定。对四川接纳流移的情况，论者已多，在此从略。

民国《云阳县志》对本地流移落居时间的统计，可以从一个方面佐证乾隆时期是清代流移进入秦巴山区的高潮阶段。在该县知始迁时间的161个族姓中，宋代政和年间来者1族，明代来者31族（洪武20族，万历3族，崇祯5族），清代来者128族（顺治7族，康熙38族，雍正11族，乾隆54族，嘉庆14族，道光4族）。⁽⁷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