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木材采伐业

（二）清代的木材采伐业

山区之垦殖、林木之采伐历代均在进行，尽管规模大小、程度深浅互有差异，因此，所谓山区老林面积广大、森林资源丰富，皆是相对而言。特别是到了清代，秦巴山区之森林已并非某些文献所云随处皆是，唾手可得，而是需要到深远险僻之区采伐方能有获。民国《銩稨县志》引康熙《銩稨县志》所称“南山夙称陆海，林木之利取之不穷，然必有力之家，捐重赀，聚徒入山数百里，砍伐积之深溪绝涧之中，待大水之年，而后随流泛出”，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查康熙《銩稨县志》修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说明清初甚或明末，在銩稨这样的深山老林区，材木采伐已非易事。康熙《县志》亦有“即云近山易生，如薪炭、木枋、桕泥、纸竹可以负鬻，然做厢而浮涝（河）者，韩城等处也，闻山亦刊尽矣”⁽¹⁶⁾的记载。清代秦巴山区材木采伐业的高潮在乾隆、嘉庆乃至道光初年这一期间，是与大量流移、客商进入山区的高潮相对应的。由于采伐难度大、需要投入工本多，所以，开厢设厂者多为外地富商。史称“凡开厂之商，必有赀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本利，其赀值帖然为用”⁽¹⁷⁾，当非空言。有些大的商人并不直接进山经理，而是委托或雇佣其他人代为经营。

开厂出赀本商人住西安、銩稨、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账目、经管包揽承赁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¹⁸⁾

山中各厂内佣工力作之人，亦多客民、流民，而且像木厂这样工序多、运程远、劳动强度大的厂，需用人工的数量相当可观，大者至以千计。

各种记载表明，山内各厂多采用租地经营形式，木厂亦不例外。如洵阳山区各厂：“山中聚业俱谓之朳（音拜，转石伐木也），放树生菌耳者，统谓之耳朳，伐木烧炭者，谓之炭朳，板造器者谓之板朳，收买药材者谓之药朳，惟药朳见货给值，有业户赊值不能偿者。其余各朳亦如稞山者，然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¹⁹⁾紫阳县山区是“川人伐木共结林朳，闽客开山自养蕈树，缀危栈于绝壁，缘侧径于巅崖”⁽²⁰⁾，所以，严如熤说：“山内木、盫、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藉资生者。”⁽²¹⁾

清代秦巴山内材木采伐点很多，而最为集中的大规模采伐区为地跨略阳、凤县、沔县、留坝厅的黑河林区和秦岭深处的銩稨附近林区。关于銩稨附近林区的采伐，嘉庆《汉南续修郡志》载《华阳山形图说》称：

终南、太白两大山，其脊背在銩稨之南、洋县之北，林深谷邃，蟠亘千余里，为梁雍第一奥阻。承平日久，各省流民结棚垦荒。秦岭厚畛子、黄柏园、神仙洞等处，大小木厢百数十处，匠作负运多者一厢至一二千人，少亦以数百计。

部分采伐点的厂厢数量之多达百数十处，实可谓轰轰烈烈。而一处大木厢有工匠一二千人，其规模也堪称可观了。即使每厢约以数百人计，当时秦岭的木材采伐规模、采伐量之大，亦可以想见了。严如熤的相关记述之外，乾隆《銩稨县志》对境内木材采伐业的盛况也有记载：

黑水谷其源最长，每岁所出木植，近至西（安）同（州），远及晋豫皆赖之。每年木植出山之日，黄巢峪地方木商山客互相交易者，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其余枋板、椽栈、柴炭等物，又不止独出自黑水，而骆谷田等处亦皆有之，其利亦远及外郡他省。

上面所举厚畛子、黄柏园、神仙洞等处主要是讲的木材采伐规模，此处又讲到木材交易规模。仅黄巢峪一处，参与木材交易的双方人数就达万人之众，亦可从另一个方面验证山中木材采伐量之大。严如熤则指出：“銩稨县所管山内地方，西南至洋县六百里，山深路险，且木厢最多，匠作佣工之人不下数万，偶值岁歉停工，易滋事端。”⁽²²⁾

时人认为，銩稨附近林区的采伐高潮是在嘉庆初年的白莲教战事之后。路闰生在《周侣俊墓志》中写道：

南山故产木，山行十里许，松梓蓊郁，缘陵被冈，亘乎秦岭而南，数百里不断，名曰老林。三省教匪之乱，依林为巢，人莫敢入，木益蕃。贼平，操斧斤入者恣其斩伐，名曰供箱。木自黑水谷出，入渭浮河，经豫晋越山左达淮徐，供数省梁栋，其利不赀，而费亦颇巨。一处所多者数千人，少不下数百，皆衣食于供箱者。木逾山度涧，动赖人力，遇山水陡涨，木辄漂失。比年以来，老林空矣。采木者必于岭南，道愈远，费愈繁，而售者反稀，业此者每利不偿害，甚者荡产云云。⁽²³⁾

此说与嘉庆白莲教战事后形成的清代第二次流民入山高峰、垦殖开发高潮并无矛盾，只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即对于此前的采伐活动不可以完全忽视。对山区林木的采伐应是一个不断递进、深入的过程，林厂有远近，采伐有难易，区域间有差别，所谓的采伐程度亦是相对的。县与銩稨相邻，康熙《县志·地理》论及境内涝峪山林木采伐时就指出：“沿峪两岸，西銩东，南极秦岭，韩城、合阳做厢贩木者多由其中。近山场将尽，土人入山贸木者无所利。每厢出口，大水漂木，有流入居民地内者，木客兴讼，大为土民之累。”直到道光年间，銩稨山内仍然是材木采伐的重点区域（参见后文所列“《秦疆治略》载陕南山区各厂分布表”），“供厂之人甚伙”，但是，大木厢仅有三处，板厢亦仅剩十余处了，较之乾隆、嘉庆时的百数十处已相去甚远。

相邻的县、岐山、宁陕等地，木材采伐也曾兴盛一时。道光《宁陕厅志》云：“南山虽夙称陆海，其实物产平平尔。惟材木之利取之不尽，木厂枋楂为利颇巨。”嘉庆十八年（1813年）岐山县南山三才峡伐木工人因岁饥“木商停止工作，无处佣工”而四处掠食，推万五为首领，集众数千人，焚毁木厢，聚众滋事亦可为例。⁽²⁴⁾至道光年间，县仍有柴厢十余座。

黑河山内木厂的数量及规模，未见具体记载，但是，从山中客民集聚的数量及老林采伐的速度、程度，也可以想见大概。嘉庆《汉南续修府志》载《黑河栈坝图说》云：往时黑河四面皆老林，今东南、西南林胥辟。林内产花梨、杂木，间有松、柏、杉，材质颇美。“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盛。安徽、两湖、四川无业贫民转徙垦荒，依亲傍友，日聚日多，砏岩邃谷，皆为民居。略阳所管辽阔，河林内外至一万数千户，凤（县）三四千，沔（县）五六千，留坝二千余，两当、徽县两邑亦盈千。嘉庆十五六年（1810～1811年），包谷青空，搬去者十之二三，通计尚三万余户。”严如熤又有《黑河吟》诗，述及山中木材业有云：“棚居杂吴语，板屋半楚咻……斧斤纵栈坝，材木堆山丘；徒匠累千百，升斗各为谋；共垦老林荒，此地为黔娄；工停无他业，颇同悬赘瘤。”⁽²⁵⁾

留坝厅设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是黑河林区中栈坝林所在的主要区域，自设厅至嘉庆、道光之际，短短数十年中，境内老林已采伐殆尽。《留坝厅乡土志》记载：“厅属万山复叠，林木矿产之饶，自来未经开采。设厅后，远商始集。当时商务上握重点者，一曰厢，在褒、沔二水上游，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也……道光之际，商犹六七家……厂厢之业虽不及他县魄力之厚，业此者既十余号，所需工匠、夫役及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一二万人。”其规模也算不小了。到道光年间，境内的林木为“客民伐之，今已荡然”⁽²⁶⁾，只有山内极深处的太白河、光化山等处尚存有老林。

略近秦巴山区东部的商州属镇安县、西安府属孝义厅等地老林，清代仍在不断进行采伐。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论及山中开林伐木时指出：“山高者水自大，巨木亦可放下。如洵阳、镇安、孝义各老林，十数年来，斫伐结牌，直下老河口者不少。”孝义厅方志所载可为佐证：

各山材木，先年颇多，乾佑河、洵河两岸，木厂无数，山木运至河岸，札筏顺流入汉，其利甚巨，故地方颇形富庶。近则山水濯濯，河道亦壅塞。土人日用之费，赋税之资，惟恃秋收。⁽²⁷⁾

林木资源的枯竭，导致有关州县失去一种重要利源，对地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颇深。

被文献记载的、具有大中规模的木厂采伐之外，应该还存在着众多的小规模或不成规模的山民个体采伐。正所谓“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²⁸⁾，“山主自造枋板猴柴”，只是因文献记载缺失，无从统计，但却不可忽略其采伐作用。

川东北大巴山老林的采伐规模亦大，采伐程度亦深。民国《西乡县乡土志·地理》称：“大巴山，在城西二百五十里，绵亘数百里，界连川境，崇冈复嶂，高入云表，积雪盛夏始消。内有木马河源向北流出，又有侯家坡等地，多产竹木，山主自造枋板猴柴，由杨泗庙入河，架朳放出汉江。”再以城口厅境内各山为例：牛心子山，“在七保岚溪河，距厅东一百四十里。山高大，皆老林，多出木料，今开伐过半”。百笋坪，“在九保，厅南一百二十里，山极大，延袤数百里，高五十里，厚数十里。昔为老林，多巨树，今开垦将尽”。神田，“在七保，交陕西界，厅北一百五十里，其山最高绝，顶平旷，纵横宽数十里皆老林，地产洋芋、荞麦最丰熟。近日附近州县穷民多徙此就食，开垦耕种，养活以数万计”。⁽²⁹⁾

木厂所产，有圆木、枋板、猴柴、器具等种类，各视材木之长短粗细、距离水次远近、材质坚虚优劣等而进行不同处理。一般言之，相其材质，长三五丈者作圆木，长一丈内外者锯作枋板，臃肿不中绳尺者劈作猴材。圆木、枋板、猴材必须在靠近水道处才能生产，直接加工成器具者不一定非近水次不可，主要考虑到运输问题。资本雄厚的大厂，可兼备圆木、枋板、猴材之生产。只作枋板、猴材者，往往是资本不足、无力经营圆木的中小木厂。问题的症结仍然是运输，圆木之运输尤其不易，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运用溜子、天车等设施运达水次。所谓“溜子”、“天车”，据严如熤记载称：

銩稨之黄柏园、佛爷坪、太白河等处大木厂所伐老林，已深入二百余里，必先做溜子。截小圆木长丈许，横垫枕木铺成，顺势如铺楼板状，宽七八尺，圆木相接，后木之头即接前木之尾，沟内地势凹凸不齐，凸处砌石板，凹处下木桩，上承枕木，以平为度。沟长数十里，均作溜子，直至水次。作法同栈阁，望之如桥梁，此木厂费工本之最巨者……

溜子外高中洼，九十月后，浇以冷水，结成滑冰，则巨木千斤，可以一夫挽行。⁽³⁰⁾

伐木作料之处，多在山沟，度山越岭，人力难施，必用天车。挖山梁，树木桩二根，中横一木，安八角轮，绳担轮上，轮随绳转。再离安桩处数步，挖地稍平，另安转车。竖大木桩一根，中安八角轮一架，平转，有柱八根，装于轮之八角，用大牛皮绳一条，一头安轮上，将绳担过天车，一头扣住木料上所钉铁圈，用牛二头或骡马四五头，倘无牛骡，用健夫二三十名，如推磨式，将转车推挽。绳绕轮角柱上，则木随绳上。转轮径七八尺，高六七尺，绳长不过三百丈，就山之高低，安车三四层，名曰天车。此木厂用人夫之最多者。⁽³¹⁾

可见溜子类似用木头铺成、供滚运木材之轨道；而天车实即用木桩、绳索、滑轮等组成的简易吊车，用人力或畜力推动，将材木吊运过山。有时要根据山之高低，安装三四层这样的“吊车”才能越过一座山头。溜子路距长、费木多，为“木厂费工本之最巨者”。天车因要提升木材过山，工序多而且重，故“此木厂用人夫之最多者”。大的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³²⁾。关于陕南山区木厂的分工、劳动状况，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早有论述，可供参考。⁽³³⁾

黑河山内林木的采伐，树无论大小，皆用斧砍，圆木长自二丈至三丈不等，但不能长至四五丈。树之周围自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可知皆大树，甚至有周围八九尺至一丈以上者。树种有黄松、油松、铁林木、野杉树、段木、化木、桃红、白桃、插柳木、艾叶杉、大叶匏、红椿、罗揭、莎楸、银杏，等等。枋木以油松为上等，一副油松棺材料，价值数十上百金。猴材实为圆木、枋板所不用之余材，长不过二三尺，将圆木四劈或两劈成柴，每块重四五十斤不等。

第三章曾经讲到明代遇山中溪河水涨，偶尔会有成批巨木随流漂下的情况，到了清代，此类情况更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竹山县议修学宫，但缺乏大规格木材。到夏四月，天降大雨，山溪暴涨，有巨木数百顺流而下。⁽³⁴⁾嘉庆元年（1796年），郧阳府城修城隍庙，“适汉水涨，有巨木百余漂下，郡人捞获，足敷修造”⁽³⁵⁾。

深山之材木采伐虽然不易，但因山内材质优良、采伐成本相对低廉，商人却有厚利可图。据记载，按采伐之材木量计，能有十分之七八运到市场销售，即可“获利不赀”，“其利以十倍”。甚至只要能运出十分之二三销售，亦可获利。《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称：“孝义、镇（安）、郧（阳）各木客，遇水漂失者甚多，然于百株之中，能留二三十株，即为获利，以林木质大而价重，且多松、柏、花梨，美材可作器具，不止房屋板片之用也。”⁽³⁶⁾

然而，山主却未必因此有较充裕的收入。前引《洵阳县志》所载便是例证，客户租山经营，以“木尽留山”为准，“山主贪其微值，懵然莫辨矣。噫！木既尽矣，又安用此濯濯者为哉！”宁陕厅之木厂“枋楂为利颇巨，然皆商人擅之。山氓则惟知斫椽、割漆、练纸瓤、采药材、挖蕨薇，皆裹粮犯险，冒霜雪求之”⁽³⁷⁾。地方志中更多的“客富主贫”之类的记载，当与此不无关系。

有关秦巴山区各工厂内工匠、夫役工值的记载极为少见，因此，难以作出具体的分析，仅引有关一例以供参考。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十日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题本有如下内容：兴安府紫阳县仲思陇雇余万和帮工，言明每拉板一丈，工钱一百文，按月清给。⁽³⁸⁾所谓拉板，应该指用人工将圆木锯成木板，此处乃计量给薪制，按月清算，应当为长期工作，只是不清楚仲某是否雇有他人，规模多大？

朝廷采木这一重役，清代亦未停止，秦巴山区虽然已不是“采办皇木”的主要地区，亦仍在供办区内。关于清代的官方采伐，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户科给事中姚文然疏言：“四川、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五省采办楠木，每有不肖官役借事吓诈，封锁民房，砍伐坟树，百姓受殃，必用贿求免。况采木原有丈尺定式，乃不问大小，砍山陆运，假公行私，致累小民，请敕严禁。得旨：采办楠木，以备大工之用，不肖官役及奸商土棍，借名生事，苦累小民，著督抚严禁。”⁽³⁹⁾雍正六年（1728年），四川巡抚宪德的采木奏疏中，广元等地仍是楠木的重要产地之一。⁽⁴⁰⁾经历了明清数百年采伐、破坏之后，符合宫殿梁栋之材标准的“大木”已不可多得。乾隆年间，原本为大木主要产地的四川已是“产木山场，砍伐已尽，穷山邃谷，亦无不遍加搜寻，即如酉阳州属，原系苗疆，从不采办之区，亦经委办，尚难多购合式大料，并有艰于出水之处”⁽⁴¹⁾。不仅川东北山区，川东南山区情况大体类似。到嘉庆年间，谕令川楚二省采办楠木31件，采办委员、四川屏山知县李师曾“在川境各老山内遍加采访，并无合式材料”，直踩至云南所属永善县地方，才采到19根“合式大木”。⁽⁴²⁾

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探讨，即明代也好，清代也罢，由于各级官吏营私舞弊，加之官采大多采用招商方式，官商勾结通同损公肥私等因素普遍存在，在所谓“采办皇木”的官方采伐过程中，大多夹杂着各种形式、比重不同的实质性的私家采伐，部分木材借此途径进入流通领域。⁽⁴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