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印两国发展农业的成就、经验和问题
50年代初，中印两国在农业发展水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这些方面是极其相似的。1952年，农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827亿元中占56.9%，在全国总人口57482万中农村人口占87.54%。[1]1950～1951年度，农业在印度国内净产值883.3亿卢比中约占59%，[2]在全国总人口约3.6亿中农村人口占82.7%。[3]近40年来，中印两国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农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各自面临着一些问题。本章将就这个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第一节 农业发展过程
一、中国农业发展过程
近4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大体上经历了6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7年
这个阶段中国农业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农田基本建设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稳步的增长。解放前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宣告胜利结束。大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4660多万公顷的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制度，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的农业生产已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从1949～1952年，粮食生产增长45%，棉花生产增长1.91倍。[4]在1952～1957年间，中国胜利地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并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到1957年，全国已有97.5%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总数达到78.9万个，其中包括高级社75.3万个。[5]在这5年间，农业总产值增加了24.8%，粮食产量从1.64亿吨增至1.95亿吨。棉花产量从130万吨增至164万吨。[6]
（二）第二个阶段——从1958～1961年
在这期间，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1958年夏季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仅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大约9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3630个农村人民公社。[7]农村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致使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平调风泛滥成灾，严重侵犯了农民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为农业生产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从1958～1961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6.33%。按195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为566亿元，1959年减至489亿元，1960年减至427亿元，1961年再减至417亿元。[8]在这3年间，粮食生产从2亿吨减至1.475亿吨，即减少了26%。
（三）第三个阶段——从1962～1965年
1961年冬，党和政府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1、2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着重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调整了农业政策，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1962年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把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从而进一步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从1962年起，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1964年农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5年又比1964年增长8.26%。从1962～1965年的3年间，农业生产增加了37.2%。[9]
（四）第四个阶段——从1966～1976年
这一阶段经历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农业生产再一次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在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限制和取消家庭副业，禁止农村集市贸易，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7年农业总产值只比1966年增加了1.56%，1968年再一次出现农业生产倒退的局面。只是由于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抵制，才扭转了这种趋势。从1966～1976年，农业总产值才增加了39%。在这10年间，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经济作物产量下降，其中棉花下降12.1%，三种油料作物下降1.7%，粮食生产也只增加了33.79%。②
（五）第五个阶段——从1976年打倒“四人帮”至1984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各地开始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管理体制、市场机制、信贷以及商业等各个方面全面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1979年提高包括粮、棉、油、麻、猪、牛、羊在内的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24.8%。1983年，全国农村95%以上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成为一个重要的经营层次，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乡镇企业和林牧渔业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村社会总产值，而且反过来又推动了种植业的迅速发展。从1953～1978年的26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2%，而从1978～1984年的6年间，这个年均增长率高达9.3%。从1953～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6683亿吨增至3.0477亿吨，平均每年增加530万吨，而从1978～1984年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1亿吨的高峰，比1978年增加33.7%；棉花和油料也达到625.8万吨和1191万吨的空前纪录，分别比1978年增长186.6%和128.2%。[10]
（六）第六个阶段——从1985年至现在
这一时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虽然保持在4%左右，但以粮棉为主的种植业却出现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局面，直到1989年才有了转机。由于1984年农业丰收后政府“对粮食形势估计过于乐观，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政策措施，抑制了粮食的发展”。[11]粮食播种面积从1984年的16.9326亿亩锐减到1985年的16.3268亿亩，一年内减少了6000多万亩。棉花播种面积也从1984年的1.0385亿亩减少到1985年的0.7711亿亩。1985年政府还作出了限量收购棉粮和降低粮棉收购价的决定。农业投资在国家基建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84年的5.0%下降到1985年的3.4%。结果粮食生产1985年比1984年减少2820万吨，棉花生产则减少211.1万吨。1986年以后，政府虽然多次作出关于加强农业的决定，但地方各级政府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向工业，特别是向乡镇工业倾斜，农业投资、农业信贷和农产品收购资金等仍十分紧缺。此外，在农村体制改革第一步取得伟大成功后，对于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充分发挥集体统一经营，并使两个经营层次相结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原来主要由集体经营管理的灌溉设施非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有所削弱。全国灌溉面积从1983年的4464.4万公顷减少到1985年的4403.6万公顷，1988年也只恢复到4437.6万公顷。应该由集体组织经营的各种产前产后服务也没有受到重视。所有这些造成1985年以后的农业徘徊。由于粮食产量停滞不前，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1984年的395.5公斤下降到1988年的362公斤。在农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加强农业的重要决定。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过严密部署后于1988 年11月发出了《关于夺取明年农业丰收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重新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从此，中国农业开始出现新的转机。1989年农业总产值增加3.3%；粮食产量增加3.4%，达到4.0745亿吨，略为超过1984年的水平；但棉花产量减少8.7%，仅379万吨，相当于1984年的66%。
二、印度农业发展过程
独立以来，印度农业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1947～1956年
这个阶段是从印度独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国大党政府针对独立初粮食和棉、麻等原料的严重短缺，于1947～1951年间实施农业增产运动，其核心为粮食增产运动（Grow More FoodCampaign）。执行结果，棉、麻增产取得显著成果，从1947～1948到1950～1951年度，棉、麻分别从198.1万包和169.8万包增至291万包和328.3万包，增长率分别为46.89%和93.34%。[12]在这4年内，实际粮食增产量仅270万吨，只有原定指标448万吨的60.25%。由于1950～1951年度粮食减产，1951年粮食进口达到480万吨的空前纪录。[13]1952年10月，印度政府在美国援助下开始实行乡村发展计划（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这项计划试图动员农村全体居民发展各项生产、服务和文化事业，推广合作原则。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发展区和干部培训中心。到1956年已在全国五分之一地区的农村实施了这项计划，并在60年代初推广到全国。这项计划终因广大农民缺乏热情以及经费的短缺而陷入困境。60年代中期以后该计划已逐步为其他各种农村发展计划所代替。50年代上半期，印度实施了以废除中间人地主柴明达尔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使2000万有能力偿付法定地价的永佃农与国家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各种中间人地主除保留大量肥沃的土地外，还得到67亿卢比的偿金。[1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总开支196亿卢比中，农业占36.9%。[15]在“一五”期间，农业产值增加了22.2%，其中粮食增产27.4%。
（二）第二个阶段——从1956～1966年
这个阶段相当于印度执行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这一时期印度政府采取重工轻农，特别是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战略，国民经济失调。农业开支在计划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五”的36.9%分别下降到“二五”和“三五”的20.6%和20.5%。[16]印度政府所推行的第二步土地改革（实施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农村生产合作和乡村发展计划等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成效。印度政府在60年代初曾在一些经过选择的耕作条件较好的县和地区实施农业精耕县计划（Intensive Agriculture District Programme）和农业精耕地区计划（Intensive Agriculture Area Programme），集中使用和推广各种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投入，以期达到短期内增产粮食的目的。但这些计划因条件不具备而收效不大。在这10年间，印度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农业生产仅增加14%。1965～1966年度和1966～1967年度连续两年遇到旱灾，农业生产总值均比1964～1965年度减少16%～17%。印度的粮荒空前严重，并引发了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
（三）第三个阶段——从1966～1984年
印度政府于1966年开始了全面的战略性的经济调整。在农业方面，政府在世界银行和美国的推动下采取了一项农业新战略，即所谓“绿色革命”。新战略是从1966～1967年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品种开始的，它主张在耕作条件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全面引进现代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以引进高产品种为核心，并辅以水利灌溉、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化投入。印度在实行农业新战略的头15年（即从1965～1966到1980～1981年度），农业总产值增加了67.32%，种植面积扩大了9.47%，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46.5%。从1965～1966年度到1983～1984年度，印度粮食总产量从7235万吨增加到1.5237亿吨，18年内翻了一番。但是，到80年代中期，印度的“绿色革命”主要仍局限在西北部的旁遮普、哈里亚纳两个邦和北方邦西部，而且增产幅度最大的是小麦，其他地区农业发展步子不大。东部产米区如西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阿萨姆等邦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四）第四个阶段——从1985年到现在
印度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七五”计划的目标是“要通过提高东部大米产区和旱地农业地区的农业生产率，把绿色革命推广到新的地区”。1985年以来，印度连续三年遭到干旱，农业生产徘徊不前。1987年的旱灾更是独立以来所罕见的。1987～1988年度粮食产量仅1.3841亿吨，比1983～1984年度达到的高峰1.5237亿吨下降10.08%，而在这4年内印度的人口增加了6100万。为了扭转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印度政府于1987 年8月开始制定新的农业发展战略。这项战略把印度全国划分为15个农业—气候区，并针对各个农业—气候区的特点制定发展农牧林渔业和农村工业的具体计划，以及引进适用的最新农业技术。1988年2～3月，印度政府在新德里召开全国粮食生产特别会议，讨论并通过一项特别粮食生产计划。该计划在印度14个邦选择169个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县作为实施计划的重点，集中力量推广各项农业新技术，要求1988～1989年度的粮食产量达到1.66亿吨。1988～1989年度实际粮食产量达到1.725亿吨，不仅超过当年增产指标，而且接近“七五”计划期末（1989～1990）的粮食生产指标，油籽、甘蔗也接近“七五”计划生产目标，分别为1789万吨和2.06亿吨。1989年12月印度第九次大选后新组成的以维·普·辛格为首的全国阵线政府表示今后将重点发展农业，宣称要把发展资金的一半投入农业和农村发展，把农业和工业放在同等的地位，并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农业政策。
第二节 概括的比较
中国和印度由于社会制度和客观条件的不同，在农业发展中有些方面是难以比较的。而且，在进行比较时，应该估计到下面这些因素，即：中国的总人口约相当于印度的140%，印度的耕地面积约相当于中国的166%。现在仅就发展速度、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结构等3个方面进行概括的比较。
一、农业发展速度
根据官方统计，中印两国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35年内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情况见表6-1。
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35年内，中国农业总产值增加了5.6倍，印度增加了2.7倍。从1950年（1950～1951年度）到1965年（1965～1966年度）的前1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72.90%，印度增长38.12%，中国的增长幅度为印度的1.89倍。从1965年（1965～1966年度）到1985年（1985～1986年度）的后20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229.3%，印度增长97.5%，中国增长的幅度为印度的2.35倍。
表6-1 中印两国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注：①印度1967～1968至1969～1970三个年度的平均数为100。②中国的统计以1967～1969三年的平均数为100，各年的指数采取日历年，即1950、1965、1980和198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第51页；国家统计局：《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7页；印度政府：《关于印度经济的基本统计，1950～1951年度至1980～1981年度》，德里，1983年，第1页；印度政府：《1986～1987年度经济概览》，第S-4页。
由于中印两国农业内部结构的差异，农业总产值的比较有时不能充分反映出种植业，即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发展状况。1984年以后，中印两国的种植业都曾出现连续几年的徘徊。中国农业总产值中林牧副渔等业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发展速度较快，因此种植业的停滞没有造成农业总产值的下降。印度的情况则不然。例如，以1988年与1984年相比，中国粮食减产1.4%，棉花减产33.7%，油料增产9.79%，农业总产值指数（1952= 100）仍然从1984年的310.4上升到1988年的364.9%，升幅为14.94%。而印度粮食减产直接造成农业总产值的下降。以1987～1988年度与1983～1984年度比较，印度粮食减产9.16%，棉花和油籽基本持平，农业生产总指数（1966～1967至1969～1970年度为100）从1983～1984年度的156.4下降到1987～1988年度的149.3，降幅为4.53%。由此可见，农业生产总指数的变动有时不能完全说明两国种植业的状况。为了对两国种植业的实际状况做进一步的分析，下面再以两国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变化进行比较，见表6-2。
表6-2说明，在粮食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方面，中印两国是十分接近的。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将近40年内，中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87倍，印度在这方面超过中国，达到2.35倍。在主要经济作物方面，中国的增产速度大大超过印度。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中国的棉花产量增加了4.48倍，印度只增加1.85倍。同期内中国的油料作物产量增加了3.34倍，印度只增加2.47倍。
表6-2 中印两国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增长
注：①中国按日历年，即1950、1965和1973年等，印度按7月1日至次年6月30目的农业年度。②中国粮食总产量包括薯类，印度则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8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1日；印度政府：《关于印度经济的基本统计（1950～1951年度至1980～1981年度）》，第32页；印度政府：《1989～1990年度经济概览》，第S-14页。
总的说来，在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将近40年间，中国农业发展速度高于印度，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期间中国农业曾遭到过两次严重的破坏和挫折，而且每次持续的时间较长。中国农业总产值1958年曾达到550亿元，1959年降为475亿元，1960年和1961年进一步降为415亿元和405亿元。1961年只相当于1958年的73.6%。中国粮食总产量1958年曾达到2亿吨，1960年和1961年分别减少到1.435亿和1.475亿吨。只是到1965年农业总产值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减产停滞的局面持续了7年。紧接着中国经济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1966年到1969年农业生产再次出现停滞下降的局面，以1952年为基期的农业生产总指数1966年为149.0，1967年为151.2，1968年下降为147.5，1969年才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49.2）。此后中国农业陷入缓慢发展的低谷，70年代初甚至又出现了倒退的现象。直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决定后，中国农业发展才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印度由于在全部耕地面积中干旱和半干旱的地区占70%左右，雨季雨量多少和是否及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这个因素长期以来使印度农业每隔2～3年出现一次停滞或减产。例如，在50年代出现过4个减产年，60年代有一个停滞年和3个减产年。70年代也有两个停滞年和两个减产年。但一般说来，印度的农业停滞或减产只涉及个别年份，而且减产的幅度不大。农业发展总的呈缓慢而稳定增长的趋势。60年代中期印度实行农业新战略以来，由于农业投资增加，特别是灌溉面积逐年扩大（每年平均扩大200多万公顷），抗灾能力有所增强，农业生产波动的幅度正在缩小。尽管1985～1987年连续3年干旱，印度粮食储备却从1985年初的2255万吨增至1986年初的2521万吨，1987年初稍稍下降到2363万吨。只是由于1987年百年一遇的大旱灾，粮食储备才下降到1988年初的1414万吨和1989年初的948万吨。[17]就是在这3年（1985～1987）干旱期间印度还净出口粮食78万吨。1987～1988年度的大旱灾只使农业减产2.1%，当年国内总产值还增长了3.6%。而1979～1980年度印度遭受的旱灾程度比1987～1988年度轻得多，该年度农业减产幅度却高达15.2%，当年国内总产值减少了4.7%。[18]
二、农业技术水平
50年代初期以来，中印两国在农业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们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实行转变的不同过程中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表6-3、表6-4说明了中印两国农业技术水平30多年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
从上面的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中国在农业机械方面（动力水泵除外）
表6-3 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平（年底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75和183页。
表6-4 印度农业的技术水平
注：①1989年印度年产拖拉机117079台，近几年，印度拖拉机年销售量在10万台以上，据此估计，1988～1989年印度拥有的拖拉机在百万台左右。②1980～1981年度印度还有柴油动力水泵440万台。③印度农业用电占全国电力消费量的比重已从1984～1985年度的18.4%上升为1987～1988年度的23.8%。
资料来源：印度农业部：《印度农业简览》；印度政府：《关于印度经济的基本统计，1950～1951年度至1980～1981年度》；印度《经济时报》，1982年2月24日和1990年2月3日；印度政府：《1989～1990年度经济概览》。
明显高于印度。在化肥施用量方面也比印度多一倍以上。但是，在灌溉面积方面，印度超过中国52.9%，而且印度的灌溉面积从80年代初期以来以每年平均180万公顷的速度稳步增长。反之，中国的灌溉面积在这一时期却出现停滞和减少的现象。
还应该看到，在反映农业技术水平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即农业金融和农业科技方面，印度政府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印度的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体系、邦政府以及农业电气化公司等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提供信贷。自1969年6月政府将14家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收归国有以来，商业银行开始把农业作为优先贷款的领域。从1969年7月到1987年3月，全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从8321个增至53565个，计增5.43倍；其中农村分支机构从1860个增至29920个，计增15倍，它们在分支机构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从22.3%增至55.9%。商业银行对农业的贷款在这将近18年间从16.2亿卢比增至1013.8亿卢比，计增61.58倍。1975年政府又在各地设立了地区农村银行，到1988年6月这种银行已遍布全国365个县，分支行处达13586个，平均每40个村庄就有一处地区农村银行。1982年成立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是印度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各项事业提供资金的最高专业银行，目前它已成为印度各种农村信贷机构的总后盾。60年代末以来，印度农村信贷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印度储备银行统计，印度各国营银行系统对农业贷款的户数和余额1969年6月分别为16.5万户和16.2亿卢比，到1988年3月已增加到1881.6万户和1185.7亿卢比，[19]分别增长了113倍和72倍。
中国农村金融主要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由于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几次重大变动，农业银行在1955年建立后曾两次被并入人民银行，直到1979年2月才恢复和重建，成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但仍由人民银行代管。从1981年年底到1988年年底，农业银行机构总数从28974个增至50777个，职工人数从310984人增至443976人，7年间分别增长75.4%和42.8%。中国农村信贷合作机构过去长期附属于合作社——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1980年农村体制改革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才成为独立的法人，但仍受到农业银行的领导。从1981年年底到1988年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总数从389726个增至398061个，脱产职工人数从290335人增至471910人，7年间分别增长2.1%和62.5%。从1981年年底到1988年年底，农村存款余额从278.40亿元增至669.55亿元，对农村的贷款余额从182.33亿元增至814.21亿元，分别增长140.5%和346.6%。[20]实际上，直到1990年年初，中国银行金融界承担农业资金投入的只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别的金融机构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往往打着“竞争”的牌子，到农村去设网点，其目的是大量吸收农村资金，投入到盈利高的城市工业和流通领域。这就是所谓农村资金的“农转非”。即使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常常愿意把资金投入利润率高的乡镇企业。这造成了农业信贷资金的严重不足和农业投入的短缺。在农村金融方面，中国不仅在发展程度方面落后于印度，而且缺乏法规方面的保证。在印度，不仅根据各种法规建立一系列专营农村信贷的机构，而且由印度储备银行具体规定，所有商业银行必须将40%的贷款投向包括农业、小工业在内的“优先部门”。
印度的农业科研事业独立前就有一定的基础，独立后印度政府改组了原有的农业科研体系，成立了一个全国农业科研协调机构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该理事会负责管理30多个全国性的农业研究所，其中5个从事一般农业科研，9个专门研究特定的农作物，3个从事牲畜科学研究，两个研究渔业，3个研究土壤，还有专门研究农业统计和农业机械的机构。60年代以来，印度各邦纷纷设立农业大学，现在全国已有22所农业大学，它们已成为各邦农业科研的协调中心，并培养了大批高级农业科研人员。50年代初，印度大专院校毕业的农业专业人员只有15000多人，到80年代初已达十几万人。中国的农业科研事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取得很大的成就。5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农业院校的毕业生达30多万人，中等农业学校毕业生55万人，他们是今天中国农业科技队伍的骨干力量。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科研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983年地区以上的农业研究院、所共有1300多个，科技人员42000多人。[21]1985年中国开始实施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专门致力于培训农民科技人员。到1989年底已有397万人学习掌握了一两门生产实用技术或经营管理知识，成为实施“星火项目”的骨干。“星火计划”在“七五”计划期间规定的三项主要目标，即建立500个星火示范点，培训100万名农村知识青年和管理人员，开发100种农村适用的成套技术装备，已经提前超额完成。[22]
三、农业结构
由于中印两国关于农业结构的统计在分类和范围方面有所不同，在进行比较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从两国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出一些主要的趋势。总的说来，中印两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都有所下降。从1952～1988年，农业在中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45.42%下降到19.65%。印度农业产值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50～1951年度的58.90%下降到1986～1987年度的30.82%。但是，在两国农业内部各业所占比重的变化却表现出不同的趋势。
从表6-5可以看出，近40年来中国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是很大的。
表6-5 中国农业总产值的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7页；《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6页。
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趋势表现在农业内部农作物种植业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以及其他各业所占比重的上升。这种趋势在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不很明显，只是由于近10年来实施农村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才出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从1949～1978年，农作物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82.5%下降到76.7%，30年内只下降了5.8个百分点。而从1978～1988年，这个比重从76.7%下降到55.9%，10年内下降了20.8个百分点，为前30年的3.59倍，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其他各业中增长最快的牧业，其次是渔业，林业的发展缓慢，副业由于已不再包括乡镇企业，增长的速度也不快。
在农作物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所占的比重在下降，经济作物的比重在上升。这可以从两者的种植面积变化中看出来。1952年，在全部农作物播种面积1.4126亿公顷中，粮食作物占87.8%，经济作物占8.8%；在1980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1.4638亿公顷中，这两个百分数已改变为80.1%和10.9%；在1988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1.4487亿公顷中，这两个百分数进一步改变为76.0%和14.8%。[23]这就是说，在1952～1988年的36年内，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关系从将近10比1下降到5∶1。
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在社会产业结构方面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向农、工、建筑、运输、商业、服务业等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这在更大的范围内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下表说明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近10年来发生的变化，见表6-6。
1978年农村实行改革前农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68.5%，到1987年后这个比重下降到49.6%，这就是说农村社会的非农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1988年这一非农化过程仍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工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10年来从19.4%提高到38.1%，增加了18.7个百分点。据统计，由乡、村两级经营的乡镇企业1988年即达到1888.16万家，雇用职工共9545.46万人，产值6495.66亿元，已成为农村经济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于中国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与印度农村工业发展的比较，下文将有专章进行论述。
表6-6 中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4页。
关于印度农村产业结构缺乏官方的统计。据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国家教授V. K. R. V.拉奥198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印度农业结构的变化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况。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30年中，在农牧业中农业（农作物种植业）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畜牧业则有所下降。在农业内部，谷物增产的速度较快，经济作物中除甘蔗、水果和蔬菜外，一般发展缓慢。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林业产值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渔业产值的比重略有上升。[24]
在50年代前5年（1950～1951至1954～1955），农牧业总产值（年平均数）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为81.68%，畜牧业所占的比重为18.32%，到70年代后5年（1975～1976至1979～1980），农业所占的比重上升到83.44%，畜牧业的比重下降到16.56%。
在农业（农作物种植业）中增长最快的是水果和蔬菜。从1950～1951年度到1979～1980年度，水果和蔬菜产值的年复合增长率达4.2%；其次是甘蔗3.0%；第三是谷物2.9%；第四是纤维作物（棉、麻）2.3%。在这期间，油料作物的年复合增长率只有1.9%，而豆类作物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年复合增长率仅0.1%）。从50年代前5年到70年代后5年，农业产值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见表6-7。
表6-7 印度农业（种植业）产值结构（%）
资料来源：V.K.R.V.拉奥：《印度的国民收入，1950～1980》，第56～57页。
在畜牧业中增长率最高的是禽蛋品。从1950～1951年度到1979～1980年度，禽蛋品年复合增长率为3.2%，其次是牛奶及其制品2.0%，第三是肉类产品1.3%。在这期间牛羊皮产值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3%，羊毛为1.0%。在50年代前5年和70年代后5年这两段时期，畜牧业总产值中各类产品所占的比重分别见表6-8。
表6-8 印度畜牧业产值结构（%）
资料来源：同表6-7。
印度农村的副业主要是传统手工业如手纺织、皮革、火柴、榨油、蚕丝、土糖、椰皮纤维纺织业和手工艺品等以手工为主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印度官方统计没有把它们的产品计算在农业总产值内。80年代中期，在印度农村传统工业中就业的人数达2100多万，产值约772.56亿卢比。近年来印度农村也出现了一些以现代技术装备的小型工业。关于这些问题将在后文中专章论述。
上述情况说明，从50年代初期以来印度农村各产业都有所发展而且增长的速度相差不远，因此农业结构的变化并不显著。印度农业至今仍是以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业为主，而在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作物为主。中国农村近10年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体制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专业户大量涌现，有些地区还形成了不少专业村。专业户的发展又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多层次的联合，形成了新的经济联合体。1988年，这种联合体达47.06万个，从业人员433.95万人，共拥有固定资产91.73亿元，当年总收入达212.5亿元。[25]
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印度农村由于土地关系的不合理和某些传统的社会原因，以及城市中由大财团控制的大工业对农村工业的压制，在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障碍。在某种意义上，克服这些障碍也是印度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节 经验和问题
回顾50年代初期以来中印两国的农业发展，可以得出不少共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
（一）农业政策必须符合农村实际并保持稳定
中国从50年代后期到1978年的20年内，农业政策脱离实际，一改再改，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左”的倾向的干扰，农业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1979年以来，中国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而带来了农业连续5年的丰收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大好局面。1985年后，由于政府对农业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在实际上颠倒了“农轻重”的基本政策，忽视了农业，从而出现了农业的4年徘徊。直到1989年纠正了这种农业偏冷的政策后，农业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健康发展的阶段。
印度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曲折。50年代中期，国大党政府试图通过推广合作耕种和实施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等来发展农业，但因印度农村社会长期受传统的封建宗教和种姓势力的束缚，这些政策根本行不通。后来政府又曾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过乡村发展计划，要想在一个阶级和种姓严重对立的农村社会动员农民群众来参加乡村建设，同样没有得到成功。60年代中期印度开始实行的以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为主的农业新战略，先是在西北部几个邦推广小麦良种，然后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大米等其他作物。事实说明，印度这种农业新战略比较符合实际，因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二）正确运用价格政策杠杆发展农业
中国于1955年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很少或较少利用市场机制。加以政府长期内实行向工业倾斜的政策，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形成了巨大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26]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从1979年起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则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对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印度曾经以信贷方式从美国进口大量小麦和其他农产品，并在国内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及平价定量配售粮食的系统，从而压低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印度政府考虑到这种情况，便着手改变这种不利于农业生产者的价格政策，于1965 年1月建立农产品价格委员会，负责对各种农作物的生产成本进行调查研究，在每种主要农作物播种前提出有利于生产者的初步价格，为政府制定各种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和收购价格作参考。这种价格政策的改革推动了印度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印度农业新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重视农业科研教育，使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这是中印两国发展农业的一条共同经验。从15世纪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是靠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其后则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单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粮食作物品种经过3～5次更新，每次更新约增产10%。进入80年代以来，科研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日益增长。据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王连铮称，“六五”期间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的35%是靠农业科技进步来实现的，“七五”期间这个比例还要大一些。[27]进入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更加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广。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农业发展目标一节中提出：“要把新技术的好处推广到农户、农作物体系和各地区”。[28]
中国和印度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不少问题。由于两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不同，问题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但是，中国和印度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不少问题上有其共同或相似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消除农村地区部分居民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方面较多，准备在以下两章分别论述。
农业发展地区不平衡是中印两国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在中国，发展程度最高的是东部地带、其次是中部地带，西部地带比较落后，而且近年来3个地带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如1988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239公斤，东部的江苏和浙江的数字分别为335公斤和325公斤，而西北部的陕西和甘肃分别为158公斤和141公斤，西南部的云南和贵州分别为183公斤和179公斤，相差竟达一倍左右。在印度，20多年来的农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西部，以及西部古吉拉特邦和南部安得拉邦的部分地区，东部的奥里萨、比哈尔和阿萨姆等邦则停滞不前。从1980～1981到1984～1985的5年间，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中有85%来自4个邦——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和安得拉邦。其中旁遮普和哈里亚纳两个邦仅占全国播种面积的6%，却提供了政府粮食收购总量的50%以上。[29]
耕地减少和耕种单位面积的细分化也是中印两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从1978～1988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了5500多万亩，平均每年减少550万亩。而在这十年间，人口净增1.33亿。人均耕地从1978年的1.6亩下降到1988年的1.3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30]由于80年代初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被分给一家一户经营，造成了土地的细分化。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度农业调查所作的估计，全国农村每个农户平均经营的耕地面积只有9.2亩，分为9块，平均每块1.02亩。这恐怕是自古以来中国耕地分割最为零碎的。印度由于种种原因，大约每年要减少100万公顷的耕地。据印度著名农业科学家M.S.斯瓦米纳坦估计，印度人均占有的耕地已从1951年的0.4公顷减少到1981年的0.26公顷，到本世纪末将减少到0.11公顷，即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31]印度耕种单位面积细分化的过程也在继续。据印度政府1988年发表的《1980～1981年全印农业普查报告》，从1976～1977年度到1980～1981年度，耕种单位从81569个增至88883个。耕种面积不到1公顷的边际农由4452.3万增至5012.2万，即增加12.6%；耕种面积从在1～2公顷的小农由1472.8万增至1607.2万，计增9.1%；而耕种面积在1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从244万个减少到216.6万个，即减少11.2%。[32]
此外，如何提高旱地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也是中印两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2.5%，而无灌溉条件的雨养农田（旱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4%以上。印度的情况与我国相仿，年雨量在750毫米以下的干旱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0%，雨养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也高达73.5%。7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重视发展旱地农业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设在海德拉巴市的全印旱地农业协调规划局和国际半干旱赤道地区农作物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农业科研机构在改进旱地农业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1986年10月，印度政府在部分干旱半干旱地区实施一项全国各流域开发计划，被选择的地区年雨量在500～1125毫米之间，无灌溉条件，并可望在短期内达到显著增产和稳产。实施这项计划的旱地总面积达92.8万公顷，分布在全国16个邦的99个县。[33]但是，据印度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期中评估，旱地农业尚未开发出一种完全可靠的栽培技术，该评估报告指出，“正是这个研究领域需要予以加强，以便开发出一种可供旱地农民使用的技术，以便大大缩小年与年之间粮食产量波动的幅度”。[34]中国系统研究旱地农业起步不久。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发展旱地农业被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国务院确定西北农业大学组建中国干旱半干旱农业研究中心，并很快在北方旱区建立了研究网络。在山东、河北、青海、陕西等地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在旱地农业研究推广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山东省开发出一整套抗旱小麦品种的增产技术，1986年以来在鲁西北等旱薄地区推广，面积达3400多万亩，4年来增产小麦达100多亿公斤。又如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物农业研究所根据当地特点，以抗旱节水型农业为研究中心，搜集整理抗旱种质资源，已培育出棉粮作物新品种14个。[35]为了使粮食生产在2000年登上5000亿公斤（5亿吨）的新台阶，加快旱地农业的开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注释】
[1]国家统计局：《1981年中国统计年鉴》，1982年，第17页、89页。
[2]印度农业部：《印度农业简览》，第19版，新德里，1982年，第6页。
[3]印度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度经济的基本统计，1950～1951至1972～1973》，新德里，1975年，第5页。
[4]《1955年世界知识手册》，北京，第128页。
[5]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1982年，第109和112页。
[6]国家统计局：《198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34、143、144页。
[7]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12页。
[8]国家统计局：《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43～45页。
[9]②国家统计局：《光辉的三十五年，1949～1984年，统计资料》，1984年，第51页。
[10]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6页、198页。
[11]农业部新闻发言人缪建平答记者问，见《经济日报》1989年10月23日。
[12]印度政府中央统计组织：《1963～1964年度印度联邦统计摘要》，第58页。
[13]印度农业和粮食部：《1977年粮食统计公报》，第129页。
[14]《印度国家农业委员会1976年报告》，第15卷《土地改革》，第50页。
[15]《印度国家农业委员会1976年报告》，第1卷《回顾和进展》，第222页。
[16]《印度国家农业委员会1976年报告》，第1卷《回顾和进展》，第222页。
[17]《印度教徒报》，马德拉斯，1989年5月18日。
[18]《商业旗报》，1990年1月31日。
[19]印度储备银行：《1987～1988年度货币与金融报告》第1卷，孟买，第157页。
[20]国家统计局：《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15～616页；《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78～679页。
[21]中国农牧渔业部：《新中国农业的三十五年》，载《光辉的成就》，上册，第11页。
[22]《经济参考》，北京，1990年1月19日。
[23]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92页。
[24]从1950～1951年度到1979～1980年度，印度国内净产值中林业所占的比重从1.52%下降到1.08%，同期渔业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0.49%稍稍上升到0．53%。
[25]国家统计局：《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236页。
[26]据有关部门的一项研究，工农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况是：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1957年为38.8%，1965年为45.6%，1971年为40.6%，1978年为35.6%；农民因此少收入的金额分别为137.9亿元，257.4亿元，252.2亿元和308.4亿元。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957年为53.9%，1965年为43.7%，1971年为36.7%，1978年为19.7%；农民因此多支出的金额分别为82.6亿元，100.8亿元，132.2亿元和133.4亿元。
[27]《经济日报》，1990年6月19日。
[28]印度计划委员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第98页。
[29]《商业旗报》，1989年6月11日。
[30]《经济参考》，1989年7月2日。
[31]《金融快报》，1988年10月3日。
[32]印度政府农业部：《1980～1981年全印农业普查报告》，德里，1988年，第17页。
[33]《商业旗报》，1989年2月10日。
[34]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期中评估》，新德里，1988年，第92页。
[35]《经济参考》，1990年2月27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