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的经验教训

第九章　中印两国科技发展的成就、政策和经验教训

第一节　科技发展的成就

在旧中国和殖民地时期的印度，科学技术都十分落后。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时，绝大部分的现代科学以及新技术部门几乎是空白，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名，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不过500人，科研机构只有30多个。工业生产中的技术和工艺陈旧落后，农业生产沿袭传统的耕作方法与工具。作为发展科学技术基础的教育事业也极为落后，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绝大多数是文盲。印度的情况基本上类似中国，但相比之下要略胜一筹。早在独立前，印度就有全国性的科研领导协调机构，如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农业研究理事会等。独立不久在原子能、医学、国防等领域设立中央的领导协调机构，1950年时印度科技人员已有18.8万。

近40年来，两国为发展科技事业做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努力和成就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科研经费

两国都花费了相当多的资金用于科技的研究和开发。关于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自1978年官方才公布这方面的统计，1978～1987年期间浮动在1.0%～1.6%之间，“六五”计划（1986～1990）期内为1.3%。印度研究和开发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1958～1959年度为0.23%，1982～1983年度增至0.85%，1984～1985年度再次上升到0.96%。另据1990年1月印度技术发展秘书说，印度投入研究和开发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发达国家如美、英、联邦德国的相应数为2.5%，表明中印两国都远低于发达国家。六个五年计划期中国科研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份额依次为：1.1%、4.3%、4.3%、4.7%、5.0%和5.8%，^[1]印度科研经费在国家五年计划开支中的份额七个五年计划期依次为：7.6%、5.9%、0.8%、0.8%、4.4%、0.9%和1.4%。^[2]

从以上两组比例看，中国都高于印度，但需要说明，中国科研经费基本上全由国家财政承担，近几年科技体制改革，有些单位开始自筹科研经费，但为数极少。印度有一个庞大的私营部门，各个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科技开支，这部分科研资金约占印度全部科研资金的10%～15%。

二、科技队伍

目前，两国都已形成了一支较强的科技队伍。到1988年年底，中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领域人员共966.1万，是建国初期（1952年）42.5万的22.7倍，是10年前的2.2倍。在这批科技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指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等）有53.8万，中级职称（相当于工程师、讲师）的有246万；从学历看，47.9%受过大专以上教育。^[3]科研机构大大增多。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现有110个独立研究机构，拥有高级研究人员1.2万。县以上（不含县）政府部门所属独立的研究与技术开发单位有5000余个。高等学校已从1952年的201所增加到1988年的1075所。^[4]近80%的理工农医类高校都从事一部分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

印度科技基础原来比中国强，独立后发展也快。它的科技人员数没有像中国那样精确的统计，80年代以来，它一直自称有200多万，现估计为250万，并被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印度杰出生物科学家P.M.巴加瓦博士撰文说，印度的200多万名科技人员是指持有工、农、医等学科学位的、训练有素的科学人才。如按这个标准，中国的科技队伍尚不如印度。中国“文革”前虽然培养过研究生，但其程度为硕士水平。“文革”期间，正规大学教育遭破坏，1981年才恢复学位制。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中国具有学位的科技人员很少。在966.1万科技人员中，有半数以上（53%）只有中专或中专以下学历，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才53.8万。当然，240多万中级职称的科技人员未必都低于印度200多万科技人员的水平。事实恐怕是：相对而言，中国的高级科技人员太少，不如印度；初级人员比例太大，严格说他们难称得上专业科技人员。这正是中国科技队伍能级结构的不足之处。印度中央部门共设立科研机构320个（1986年数）。其中240个是大型研究机构，承担着一批开拓性的基础研究项目。还有一批从事应用技术的研究所。此外，企业自设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有850个（1984年数）。印度的高等学院分类细，大学120所，技术、科学及商学学院4078所，职业培训学院2153所（1985～1986年度数）。^[5]各主要大学一般附设一批学院，还有15个类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理工学院。印度的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1985～1986年度为335.1万。1988年中国的在校大学生206.6万，研究生112776名，印度大学生比中国多得多。但中国这几年成人高等教育兴旺，每年有一百几十万在职青年获得大学学历。科技力量强弱的另一标志是印度在世界科学界被认可的程度。英国皇家学会是历史最悠久的科学院，当选为该会会员的印度科学家共有27名，其中17名是印度独立后当选的，他们涉及的领域较广，有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农学、地质等。

《最新刊物目录》（Current Contents）（周刊）是汇集全世界达到一定标准的科学杂志的目录刊物，它除列出目录外，还统计这些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数目，印度出版的18种科学杂志被收入该目录，印度科学家撰写的论文篇数居前十位。80年代以前，由于闭关政策，中国科学家几乎与世界科学界隔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家才有了在世界上表现才能的机会。据报道，中国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从1980年的世界第35位上升到1987年的第24位。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1987年列世界第14位。两国上述的数字不属同类，难以比较，但看来目前印度的地位似乎略胜于中国。中印两国科技队伍共同的特点是力量比较强而齐全，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比不上的。至于两国科技人员数谁大谁小，因各自采用的标准不一，难作简单论断。可以明确的是，高科技人才的数目印度比中国多，但中国在高技术和尖端科学方面胜于印度。此外，印度科学家及其成果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略高于中国。

三、工业技术基础

两国都有较好的工业技术基础，工业技术设备的自给能力较强，并达到一定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位于前列。同时，与发达国家比又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据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界估计，中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大约20%具有60年代到70年代的世界水平，比较先进和先进；约20%～25%的技术已落后，但设备完好，这两部分合计大约为40%～45%，其余的55%～60%均已落后，而其中的35%则十分落后与陈旧。据印度资料估计，80年代中期，印度工业装备的大致状况是，具有60年代至70年代的比较先进和先进的约占40%，30%左右已落后，但设备基本完好，尚能适应印度现在的生产技术要求，其余的30%则属十分落后陈旧，需要报废或改造。以中印两国各自估计的水平来比较，印度强于中国，它的陈旧落后程度没有中国严重。这是一种总的估计，许多情况是各有长短。在本书工业一章中已有阐述。

四、农业科学技术

两国在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上都有突出的成果。在农业一章中已有过介绍，这里再做些补充。中国的农作物品种都已数代更新，特别是水稻杂交技术经过十几年努力，在多点试种成果基础上，已全面推广，“籼型杂交水稻”新品种已推广至12亿亩，亩产能提高20%～30%。这项新技术已转让给美国，还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小麦、油菜、棉花等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和杂交技术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小麦、棉花、烟草、玉米等作物的良种也在大面积推广。此外，对防治病害、塑料薄膜覆盖技术等也做了一定规模的推广，取得了成效。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现有92万，分布在22万个大小技术推广站。印度在6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农业生产，开展绿色革命，推行包括良种、灌溉、化肥、农药、农机等的整套现代耕作方法。农业科学家引进墨西哥的小麦良种，然后对它们加以改良，使之适应印度的土地、气候条件以及消费者口味，在印度已培育了近千种小麦高产品种，使小麦产量以年增长率9.9%的速度增长。1983年还培育成一批无壳高产大麦品种，在一般肥力的土地上每公顷产量可达5吨。这种大麦可以在印度北部1000多万公顷的盐碱地上生长，种植成本比小麦低40%～50%。

印度已将6种大麦品种的种子提供给墨西哥，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将这些品种提供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干旱地区推广。印度的种子培育与推广工作发达。中央和邦都设有种子公司，有近2000家种子农场，为农户提供良种。中印两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以农业为生计，广大农民仍采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基本上处于小农生产方式，与两国的工业相比，农业的落后程度更严重，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为维持供需平衡而需要把粮食生产翻一番的目标中，最起码有70%以上要通过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来实现。中印两国更不例外。两国都需要加紧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并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五、高新科技领域

两国在高新科技领域上有许多成就为世界瞩目。不少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一）原子能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和开发核技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具有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核技术在国防工业上试验或试制成功的有：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7年第一颗氢弹，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进入80年代核能技术的民用提上日程，现正在兴建两座核能发电站。原子能的辐射还运用于农业育种，如水稻、棉花、大豆等已培育成160多个新品种。

印度原子能研究始于1948年，它主要致力于核能发电的研究和开发，其战略分三个技术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然铀为燃料的核反应堆，第二阶段是建立以钚为燃料的快增殖反应堆。该阶段不仅发电，而且还将转化成铀-233，印度的卡尔帕克反应堆已处于此阶段成功的关键时刻。第三阶段是以钍为燃料的快增殖反应堆。印度钍藏量丰富，印度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一旦达到第三阶段，在理论上印度就享有了无限的电力。^[6]前几年印度开发成的钚—铀碳化物的混合燃料油，前总理拉·甘地称这是世界上首次开发成的一种燃料油。经试验，它比其他铀燃料具有快得多的增殖反应。核反应堆发电需要的重水，印度依靠自己技术制造生产，已有4个重水厂。在处理剧毒放射性废料方面，已经建成和还在建造废料处理厂，以图使放射性物质几千年内都不会因水、地震或战争而泄漏。印度在60年代中就建有3个核试验反应堆，第一个核发电反应堆于1969年投产，现共有7个反应堆在发电，发电量为1300MW，还有7个正在建设中。印度核发电的规模不如一些发达国家，其发电量在国内发电总量中占的比例也很小，不到2.5%。但它不失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己设计、制造和进行生产的核发电国家之一。在国防工业核技术的运用上，印度1974年第一个核装置爆炸成功，从而表现出它是世界上第六个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的国家。

从中印两国在原子能这个领域里的水平可以看到，核技术在军用上中国的规模和水平大大高于印度，第一个核装置的爆炸的时间相差10年。在利用核能发电上，印度则早早地走在中国前头，它第一个核电站进口设备达70%、第二个减少到30%、第三个进而减少到10%，以后全部靠自己。而中国近年才开始兴建核电站，且大部分的技术设备依靠进口。

（二）空间技术

中国航天事业起步于1956年，1964年后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并成功地发射了多种用途不同系列的运载火箭。1965年开始研制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至1988年中国共成功发射了25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11颗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是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87年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3颗卫星，成为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1990年7月又用一枚新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2-E型捆绑式火箭，将模拟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表明已具有发射重型卫星能力。1984年4月首次发射试验通信卫星获得成功，1986年2月发射了实用通信广播卫星，为每日传送电视节目、广播以及通讯事业服务。1990年4月，中国的卫星发射业务进入国际市场，为海外发射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此外，空间技术运用于矿产勘探、地质调查、环境测绘等方面也收到显著的经济效果。

印度空间计划于1972年设立空间委员会起正式开始，起步比中国晚。1975年4月自己设计制造成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于运载火箭技术未跟上，这颗卫星以及1979年7月和1981年11月的另两颗卫星都在苏联用苏制火箭发射，获得成功。1980年7月，印度首次用自己制造的4级火箭成功发射了35公斤的罗西尼-I号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七个能自己制造运载火箭的国家。1981年6月印度在法国用法制火箭发射了印度自己制造的第一个试验通信卫星（APPLE），它标志印度卫星进入通信时期：1983年8月发射“印度国家卫星系列”（INSAT）IB号卫星，它为28个地面电信站和其他使用部门服务。1988年3月又发射一颗遥感卫星（IRS-1），它携有三个直线图景自动扫描照相机，它们能用4种颜色拍摄148公里宽广地区的地表图像。迄今，印度发射成功的卫星15颗，其中有科学实验卫星4颗，对地观察卫星7颗，地球资源、海洋与气象研究卫星1颗，通信试验卫星一颗，通信广播和气象多用途卫星4颗。比较两国的空间技术，中国比印度强得多，中国自制卫星比印度早而且多。运载火箭技术已完全成熟，并能承接国际发射业务。印度发射成功的自制火箭都属于较轻量级，1987年两次试制的增大运载火箭（重量分别为39吨和16吨）均未发射成功。

（三）其他高新技术领域

两国的其他高新技术也各自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就。在新材料方面，中国研制出高质量的超导薄膜和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提高了超导材料的临界电流密度，寻找到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其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在非线性光学、稀土永磁、农用稀土、集成电路用砷化镓等材料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信息技术领域和智能计算机主题的研究方面，声音语言处理系统的单字呼叫识别率达到85%，几百个常用词组的呼叫识别率达到96%。印度在新材料研究领域也取得突出进展，它已发现镧、锶、铜氧化物、钇、钡，以及铬氧化物的高温超导性能，在超导材料领域也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电信业也是印度当前最大的技术革命方面之一，在首都新德里正在实施一项采用数字电子交换系统和光导纤维系统等现代技术传输手段，除满足电话用户需要，还可以处理图像和进行数据传输。关于两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状况在本书工业一章中已有阐述。

六、技术咨询业

技术咨询业中国以前是空白，改革开放后，政府明确了科技是商品，并开放了技术市场，咨询业才登上经济舞台。咨询业务包括各级政府或部门的技术决策咨询和具体工程项目的技术咨询，如上海的大型宝山钢铁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个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咨询为领导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咨询业的崛起还推动了中国技术咨询的出口。1987年成立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三年来已有1300名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受聘于外国公司或科研机构。总的来说，中国的技术咨询业务开始不久，其规模和服务范围很小，当前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印度的技术咨询业由来已久，它的业务活动包括向印度国内外客户转让技术和从事研究开发。近10年发展很快，70年代末技术咨询行有150家，到80年代中发展到300家，80年代末已达700家，专业人员75000名，可以为农业、工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自然资源、城市建设、财政管理等几乎所有行业提供全套咨询服务，从可行性论证、细节工程、基础工程直到工厂建造和投产。冶金、采矿、发电、造纸、制糖、水泥以及铁路等方面具有最充足的技术力量。印度咨询业的发达程度还可以从它的出口值中得到反映，印度的咨询出口有5大类：基础设施、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机械工业、加工工业以及经营管理业（主要是计算机软件），1978～1979年度这5大类的咨询出口价值9561万卢比，以后逐年增长，到1987～1988年度增加到10.034亿卢比，近两年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显然技术咨询业印度比中国发达得多。

第二节　发展科技的进程和方针政策

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发展科技事业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从1949～1966年

这是中国科技事业艰苦创业奠定基础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技事业。首先，在旧中国科学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调集一批高级科学家，并在一些大城市先后恢复或新建数十个研究所，以后许多产业部门和省市也相继建立一批科研单位。到1955年全国已有科研机构840多个，科技人员40多万。接着，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教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还指出，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应该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会议宣布要制定1956～1967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次大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把发展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喷气机以及火箭等新兴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紧急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58年组成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技工作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也设立相应的机构。1961年6月，针对当时科技工作中“左”的表现，国家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强调了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保证科研时间，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又红又专等原则和措施，明确研究单位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它们保证了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个时期还制定了较为正确的引进技术的方针，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由于当时工业和科技十分落后，进口了大量的成套设备和工艺技术，并对这些引进的技术设备比较注意消化吸收。这个时期的科技工作基本上是在“理论联系实际”、“任务带科研”、“科技人员、干部、工人三结合”、“科研、设计、生产三结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正确口号和政策指引下进行的，科技事业发展健康，成绩显著。《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前于1962年完成。60年代初还克服了因苏联政府撤走专家所造成的巨大困难，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完成了所有的苏援工程项目。但是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已开始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

（二）第二个时期——从1966～1976年

这一时期是“文革”的10年，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许多科研机构停止了工作或被拆散，科技人员被迫中止工作，并受到歧视以至迫害；自力更生方针被歪曲，拒绝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文革”所造成的破坏使经过建国后17年辛勤努力、与世界科技水平已缩短了的距离又大大地拉开了。

（三）第三个时期——1977年至现在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科技工作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首先明确了一系列基本观点：科学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依靠科技兴国，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开放是一项长期国策等。

在澄清思想的基础上，1980年制定出科技方针，这个方针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①科学技术应当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②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③必须加强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④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⑤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技成就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1982年10月政府概括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同时，针对科技工作长期以来三个主要弊端——科技部门同生产部门脱节、科研机构一切费用由国家包揽以及科技人员由人事部门统一管理——进行改革，并经过一定的实践，于1985年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几年来有关部门努力贯彻上述科技新方针，实行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做了以下一些重要工作：

1.加强科技为生产服务。1983年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它是当前科技发展计划的主体，也是科技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攻关解决一批较为迫切且难度较高的科技问题，全国有7000多个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十几万科技人员参加、投资60多亿元，现已在农业、重大技术装备、生物技术、光通信技术、微电子等方面的攻关取得显著成效。为振兴地方经济，1985年实施“星火计划”，该计划指标是在“七五”计划期内开发100类适应于乡镇企业的成套技术装备并组织大批量生产，建立500个技术示范性乡镇企业，短期培训100万人员；开发12个山区滩涂和中低产地区，建立一批出口商品基地和副食品基地，“星火计划”已几乎覆盖所有县。几年来已有36万科技人员下农村，科技培训已达260万人次，已有2500个项目通过验收，开发出2000多个新品种。为促使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在1987年一些高新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1988年8月推出“火炬”计划，围绕生物技术、新型材料、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等领域，将创办一批现代化的技工贸一体化科技型企业，开发一批高新技术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在有条件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大城市，兴办一批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此外，军工技术转向民用，实施专利法（1985年）等，都促使了科技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2.改革对科技机构的拨款制度。自1985年起按照不同类型的科技工作，实行不同的拨款办法，如列入中央和地方的重大科技项目，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款，对技术开发工作和近期可望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推行技术合同制。至1988年有41.1%的县以上政府部门的科技单位已减少国家的事业费，其中少数已可达到自理，不仅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而且一些单位还有一定的创收。国家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项目试行自然科学基金制，1986年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研单位或个人申报科研项目，经该委员会审查获准可得到科研经费。两年多来共收到申请34000多项，获准近9700项，资助金额3.6亿元。^[7]

3.建立技术市场，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技术无偿转让的状况，科技成果变成商品有了活力，促进了科技更好地应用于生产。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上升，1988年已达72.5亿元，为1983年的145倍，科技成果的应用率从技术市场开放前的20%～30%上升到70%。^[8]

4.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1987年起实施聘任制，把原来的技术职称制改成技术职务聘任制。使科技队伍的结构逐步走向合理，有利于科技活动的展开。

5.制定引进国外技术的原则。政府规定，引进的项目应以单项技术和关键设备为主，尽可能减少成套设备的进口，引进前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已经引进过的国内已能制造的原则上不再引进。引进后消化、吸收、推广、创新等诸项工作要跟上。引进可通过贸易、投资、联合经营、经济合作、聘任专家、购置书刊资料、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等多种途径。国家有关部门还就引进项目的审批、关税、贷款偿还、原材料供应以及产品销售等环节作出若干优惠规定。近10年进口技术和设备共花了270亿美元，据国家计委外贸司官员说，80年代每年产值的增长中，约60%是靠进口技术取得的。^[9]

二、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

印度近40年的科技事业没有发生中国那样大的波折。政府一贯重视发展科技，但伴随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领导人的更易，科技政策也有某些变化。据此，也把印度科技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从独立至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基本上属尼赫鲁执政时期。独立伊始，尼赫鲁对印度的科技状况和国家对科技的需要作出分析，他认为印度是一个贫困、落后的穷国，又是一个拥有潜力的大国，这决定了印度一要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二要增强实力以在世界上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印度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当时印度的重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因此必须广泛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有选择地吸收外国资本。与此同时，开展自己的科技工作，使工业体系拥有强大后盾。政府还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允许有些项目不直接为生产服务，因为它们最终总是有利于生产的；有些重要科技项目，外国不提供、或其附加条件印度不能接受、或外国能提供但不适用于印度的，则印度自己必须优先发展。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开展国内科研工作中还急需培养大批科技人员。根据这些指导原则，1958年3月印度政府宣布了《科学政策决议》。该决议强调科学在国家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宣称政府致力于国家的科学进步，认为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工业化是技术、原料和资本的结合，其中技术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技术进步又只能在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中得以实现。决议还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在进口科学和技术方面付出巨大代价，还要不惜高价获得科技人才和咨询人才。”决议高度评价科学在国家向人类高度文明进军中的力量，“科学是当代世界的决定性特征”，“参加这场科学进军——它可能是当今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是印度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伟大国家的天职。”决议还认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印度“只有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作出最大努力去发展科学，才能越过这个鸿沟”。

《科学政策决议》为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规定了六大目标：^[10]使用一切手段赞助、推动和支持科学和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纯科学，应用科学和教育科学。^[11]保证在国内培养一批足够数量的具有最高质量的科学家，并把他们的工作视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鼓励和执行各种培训科技人员的计划；使其规模能够满足印度在科学、教育、工农业和国防等方面的需要。④保证印度男女的创造性才能得到鼓励，并使他们在科学活动中得到充分发挥。⑤在学术自由的气氛下鼓励个人在获得和传播知识以及发现新知识等方面的首创精神。⑥保证使科学知识成果的获得和应用服务于印度人民。决议最后指出，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给科学家们优厚的条件和崇高的地位，要请他们参与决策和提供其他必要的保证。①印度对科技工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充分认识，因此它制定出的发展科技的方针政策也比较完善、全面。

尼赫鲁时期，印度政府执行了这些方针政策，科技事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60年代中期，通过加强或新建中央科研组织，已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医学、原子能等主要领域组成或加强了中央一级的理事会，形成了全国性的强大的科研网络。通过增设大学和建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式的高级理工学院，培养了大批科技人员，全印科技人员从1950年的18.8万名增加到1965年的73.15万名，即在15年中增长了3倍。印度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至1965年总共与发达国家签订合作协定达2724项，并能较好地消化吸收，有的被改造成适应印度的“适用技术”。这样，印度建立起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二）第二个时期——从60～80年代初

主要是英·甘地执政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印度政府重视发展科技事业的基本态度与尼赫鲁时期是一致的。英·甘地把科学和技术看做是印度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她曾强调说，“科学是发展的关键”，“技术是一把钥匙，正是知识的钥匙打开了通向富裕和力量的大门。”②但是，英·甘地政府在发展科技的具体方针政策上与尼赫鲁时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12]对技术设备的进口从以前的“放手”变成“限制性的”和“选择性的”，如规定一般不允许进口交钥匙工程项目，也不进口全套技术设备。②对国产的科技成果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予以更多的鼓励和保护，规定了国内已有的技术和设备不准进口。③推行绿色革命，大大加强农业的科研与应用，为此，当时的农业部长废除了中央农业研究理事会的文官负责制，任命一植物育种家任理事会主席，并在理事会内设科学家小组为其出谋划策。同时将农业司下设的研究单位统归该理事会领导。此外，还要求各邦农业局的研究职能移交给各邦农业大学。农业科研方向与题目由中央统一提出要求，规定完成期限，集中解决若干问题。④加强科研为实际生产部门服务，政府要求中央科研单位的科研项目尽量服务于生产，与生产部门挂钩，签订合同，解决它们的生产技术问题。还鼓励企业自设科研机构，在税收条例中规定企业的科技开支可予免税。英·甘地政府这些政策变动是有道理的。经过前一时期的放手进口技术和发展进口替代，印度已具有了一定的科技基础，有可能对技术进口进行限制和选择，从而加强国内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前一时期忽视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急需提高农业产量。科研部门与生产部门的脱节也是前一时期的不足。

通过这些决策调整，在这个时期，印度的科学技术的能力和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但是，英·甘地政府当时提出印度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仅要使印度经济自力更生（self-reliance），而且还要“自足”（selfsufficiency），即结束任何进口。英·甘地曾提出要逐步减少技术设备的进口直到不进口，她甚至不恰当地认为“靠本国技术制造的次产品也要比继续依靠外国技术强”。①这种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对这一时期印度科技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表现为与发达国家缩短了的距离又拉大了。

（三）第三个时期——从80年代至现在

从80年代起，印度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使政府感到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并相信印度有能力赶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同时，生产效益低下和贫困失业严重是国内两个最大的经济问题，政府深感必须广泛地更新技术设备，使科技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和改善人民生活。从这些考虑出发，1983年1月政府公布了技术政策声明，这是自1958年科学政策公布后25年来第二个全面科技政策，它表明了政府加快发展科技事业的新决心。

这个技术政策声明，在序言部分政府再次确认科学与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基础。它肯定了30多年科技的成就，重申了科技的研究与发展是要达到科技的自力更生和改善最贫困阶层人民的生活，并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强调科技的发展与选择必须适应印度的需要。在正文部分列有16小节，主要内容可归结为：①加强技术基础。必须高度重视科技的研究与发展、科技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巩固现有的科技基础，有选择地加强某些领域，特别要注意开发诸如信息、材料、电子、生物工程等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要重视科技和科技人员。要监督和改进新技术的生产、传授的质量与效益。增加科研经费，加强科研部门之间的联系。②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是粮食、保健、住房、能源和工业。③充分支持、发展和使用本国技术。④弄清国内过时技术项目，实现设备和技术的现代化，更新传统工业的技术，提高工业品生产效益，增强竞争力，促进出口。⑤努力扩散技术。⑥在应用科技中，注意环境、生态平衡以及回收废物并充分利用副产品。⑦引进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引进的三条标准是：国家需要的、国内没有的以及急需的。⑧建立中央专门小组从事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并制定科研规划。⑨建立技术情报基础。⑩制定有效的监督、评论和指导机制以及奖惩规则。

这些政策内容重申了许多一贯的方针政策，但也有一些新的观点，它们是：第一，强调了技术设备要全面更新，以提高生产效益、增强竞争力；第二，进口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标准有所松动；第三，有选择地加强某些新兴科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1985年1月，拉·甘地就任总理后，加快了以调整工业政策为主的经济改革步伐，更加重视科技研究和工业现代化。拉·甘地指出，印度没有赶上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公共汽车”，也没有能及时跳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电子革命的第二辆“公共汽车”，现在必须在车后紧追并跳上去。“七五”计划的科技经费比“六五”计划期增加了近1.5倍。1987年实施“五项资本品工业技术更新规划”，这五项资本品是电机、发电设备、铸铁和铸钢、机床以及其他6种工业的机械（冶金、采矿、部分化工、制糖、橡胶以及食品加工），以优惠利率向生产单位提供贷款，并为他们进口设备原料等提供方便。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上，作出了比1983年的技术政策规定更宽的规定，强调：凡是有利于技术更新、有利于促进出口的，无论是原料、中间产品还是资本品，都可以进口。1985年宣布1985～1988三个年度的进出口政策，为进口技术装备创造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宽松环境。随即公布了201项资本品可以凭“公开一般许可证”进口，并把资本品的进口税从65%降至45%，其中，发电设备的进口关税率降至25%，计算机和电子品工业的设备进口豁免关税等。在科技体制上近几年设立或完善了若干促进科技发展的机构。1982年建立非常规能源部，1986年将生物技术局改为生物技术部，将环境局改为环境和森林部，同年还把1981年成立的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升级为置于内阁之上的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其成员由十几名科学技术专家组成，他们参与政府制定科技的政策和任务。此外，再设有直接对总理负责的总理科学顾问，负责签订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1989年底维·普·辛格组成全国阵线政府。新政府继续上届政府的科技方针政策，尤其对通过引进外国资本、外国设备来促进科技发展予以更大的重视。财政部长宣布对于高技术和面向出口的领域，外国投资可以无限额，按需要而定。^[13]1990年4月宣布的1990～1993三个年度的进出口政策中再度扩大“公开一般许可证”的范围，又列出82种资本品可凭“公开一般许可证”进口，它们主要有电子器件、机械、纺织机械、海产品加工机械等。为加强国内的研究开发事业，该政策还允许研究开发单位可以进口它们所需要的原料、部件、资本品以及仪器等，其中有些过去是限制进口的。^[14]

纵观中印两国发展科技的进程和政策，可以看到，两国在建国后一个时期里，科技事业发展健康，成绩斐然，打下了良好的科技基础。就科技方针政策而言，印度比中国更明确而具体，且能贯彻始终。中国虽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但没有来得及制定系统完整的政策文件，到这一个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不幸受到了“左”的错误干扰。到了“文革”时期，则更是干扰加破坏，科技工作除了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处于停顿状态。印度后来没有中国这类问题，但是有一个时期过于强调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对引进国外技术设备限制过严，也影响了科技的发展。80年代两国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科技的新时期，其共同点是：①都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中国的步子更大一些。②都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一方面加紧改造更新原有的设备技术，另一方面对高新技术跟踪研究并有选择地加强某些领域，注意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打入世界市场。③都在科技体制上进行改革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　发展科技的经验教训

中印两国发展科技的历程不尽相同，有各自的问题，但两国发展科技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因此可以总结出一些于两国都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高度重视科技的研究和开发

中国过去有过一度鄙视科学技术的沉痛教训，比起中国，印度比较一贯地重视科技。在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更不言而喻，因此既要依靠科技更新现有的技术设备，直接为当前经济增长服务，而且还要对高新科技领域穷追不舍，以把握住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谁主宰高技术，谁就主宰21世纪”。两国当前的经济水平都比较落后，但比之落后的经济又都有超前的科技力量，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加强这两方面的科技工作。

二、科技成果必须尽可能转化成产业

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造福于人类，因此必须商品化产业化，以产生经济效益。中国过去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较多的成果停留在实验室或样品阶段，未能转化为生产力，科研工作与生产部门严重脱节。据有关资料，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由于技术进步因素所获得的增长占25%～30%，而一些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已达70%。^[15]最近几年有所改观，无论是科学普及性的“星火计划”还是高精尖的“火炬”计划都旨在使科技直接产生经济效果。1987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按3∶3∶4之比将科研人员分为三部分，即30%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30%从事资源环境生态研究，40%从事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工业，这是处理好科研和生产关系的一项重大措施。总的说来，中国“高科研低技术”的状况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于1990年5月提出：要努力在90年代走出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路子。印度的情况类似中国。印度有许多基础很好的研究机构、水平很高的科研人才，在纯科学研究上获得的成就很大。印度科学家的论著常见诸国外科技刊物，并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但科研工作对国内产业部门没有作出显著的贡献。曾任印度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的A. K.贾因归结为“在实验室里水平高、在实际生产中水平低”。科研机构研究出一项新技术或试制出一个新样品，常常不能投入商业性生产。最近在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国家技术发展秘书H.C.甘地说国家研究理事会有2000多项包括各个领域的技术可供转让出售，印度国家冶金实验研究院主任举例说他的研究院开发的一批新技术因与使用单位没有联系渠道，已经闲置了15年。^[16]与此同时，钢铁工业单位用于科研和开发的资金十分少，仅占销售额百分之零点几，1975～1987年期间，美、日、欧洲共同体等发达国家对钢铁的技术改造投资占销售额的比例为印度的6倍。^[17]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两国都亟须解决科研为生产部门服务的问题。

三、必须对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

引进技术经过创新，可使自己的技术打入国际市场，过去两国都曾因把引进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使国家科技事业遭受损失。近10年两国有了较好的开放环境，技术进口对经济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突出的问题是盲目引进、重复引进，诸如前几年引进100多条彩电生产线至今许多还未产生效益的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对于引进的技术没有好好消化吸收，有资料说，中国对引进的技术已消化吸收的仅占10%，这就很难实现国产化，还会使引进的频率加快。如中国与日本曾同时引进一套大型乙烯装置，几年后日本创新出一种改进型设备并向国外出口，此时，中国则又从日本引进这一改进型的设备。^[18]发达国家一般每引进1美元技术要花5～7美元用于消化吸收，而中国完全相反。如工业发达的上海，每引进75美元只花1美元用于消化吸收。^[19]消化吸收不力就谈不上创新，充其量维持在使用、模仿水平上，更谈不上开发出更高水平的技术再打入世界市场。印度这些年技术设备进口放宽后也有一些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印度已拥有这么强的科技力量，但是从耐用消费品到资本品的工业生产中许多技术却仍依靠进口。他们讽刺印度本国的努力只是“拧螺丝钉的技术”（意为装配），这不无夸张。但说明印度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也颇不够。还有一些专家指出，进口技术无可非议，世界上技术进口最多的正是发达国家。印度的问题是“技术进口订单的上升没有带来技术集约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订单的上升，使许多单位外汇枯竭而不能再进口新技术”。^[20]从两国存在的问题看，在引进技术上今后一要加强消化吸收创新，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不能满足于使用或仿制。二要明确多进口是为了更多的出口。采用进口技术设备，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或开发出更新的技术，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要打入世界市场。

四、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

科技的研究与应用主要依靠科技人员去实现。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首先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包括给予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工作条件以及物质待遇。二要合理地调配和使用他们。从中国的情况看，理论上已经结束了歧视知识分子的时代，但实际问题还未解决。如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往往低于其他劳动者。据统计有70%左右的科技人员的收入低于或等于同龄工人，^[21]科技知识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工作条件也较差，这些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造成这些年出国深造滞留不归者增多。在对科技力量的配置上，由于缺乏优惠政策措施，使用不当的情况也较普遍。工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的比例很低，1988年对10000余家企业的统计表明还不到6%，而在这批配备不足的工程技术人员中仅20%从事技术开发（目前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为60%），还有不少充当简单劳动力使用。^[22]印度向来对科技人员委于经济或科技部门的要职重任，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但由于发达国家有更高的待遇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自1961年起因美、苏等国移民政策的吸引，印度科技人才外流剧增，这些年共达30余万人。外流的工程技术人员约占国内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10.5%，外流的医生占24.8%，外流的其他专业人才占24.1%。科学家的外流程度不高，为3.8%。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科学院以及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有30%流向国外，其中学成归国的不到半数。优秀人才的外流已使独立后建立起来的研究传统受到损害，一些著名科学家感到后继乏人。^[23]

【注释】

[1]国家统计局：《奋进的40年》，第442页。

[2]印度中央统计组织：《印度经济基本统计1985年》，第147页；印度政府：《1988～1989年度经济概览》第一、二、五3个五年计划期的百分比包括教育经费。

[3]国家统计局：《奋进的40年》，第78页。

[4]国家统计局：《奋进的40年》，第73页。

[5]A．N．阿格拉瓦尔等：《1989年印度经济资料年鉴》，第239页。

[6]P.D.马尔加瓦卡：《工业政策和前景——公元2001年》，新德里，1988年，第69～70页。

[7]国家统计局：《奋进的40年》，第80页。

[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40年》，第81页。

[9]《中国日报》（英文版），1990年2月7日。

[10]印度1958年科学政策决议，见巴尔德甫·拉杰·纳亚：《印度技术独立的追求》，第1卷，新德里，1986年，第286～287页。

[11]巴尔德甫·拉杰·纳亚：《印度技术独立的追求》，第1卷，第416页。

[12]巴尔德甫·拉杰·纳亚：《印度技术独立的追求》，第1卷，第419页。

[13]《经济时报》，1990年4月14日。

[14]《经济时报》，1990年5月3日。

[15]《经济日报》，1989年7月6日。

[16]《经济时报》，1990年1月7日。

[17]《经济时报》，1989年8月29日。

[18]《经济日报》，1989年12月7日。

[19]《经济日报》，1989年8月13日。

[20]《经济时报》，1988年5月20日。

[21]《经济日报》，1989年12月9日。

[22]《经济日报》，1989年12月9日。

[23]《经济时报》，1990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