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盗矿

（一）明代的盗矿

有明一代，除官府必需的开采外，对民间采冶金银诸矿的活动基本上是严厉禁止的，所以，明代秦巴山区地下矿藏的开采，大多以“窃矿”、“盗矿”的形式进行，开矿者也因此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强盗形象。试看下列记载：

（河南）南召、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其技最悍，其人千百为群，以角脑束之，角脑即头目之谓也。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⁶⁰⁾

陕西终南山接连河南卢氏、永宁等处，俱有银矿，常为本地奸民聚众窃取。虽封闭之固，守护之严，巡视之谨，而愚民重利，罔畏典刑，接踵徙流，略无忌惮。⁽⁶¹⁾

湖广之郧县、均州、上津诸州县山产银矿，多有奸民聚众，以窃矿为业，巡矿官吏莫敢谁何，至有交通以分利者。⁽⁶²⁾

秦徽等州有矿砂之利，盗窃常多，宜专委廉能军职一员领军巡视。⁽⁶³⁾

明代万历年间发生的“矿监税使”之害，影响广泛深刻，也进一步波及人们对矿业的认识。乾隆《雒南县志·矿冶》有关明清矿冶的记载如下：

明初开采石青，置厂于邑东页山之洞岭。凿彻洛河，汹涌上溢，数百人溺死其中。每夜或阴雨，鬼哭声不绝。后建雷神庙镇之。

嘉靖八年（1529年），黄龙山矿盗发，极为民害。主簿童诚同防守指挥戴龙驱矿徒、填矿口，民赖以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王家庵矿盗猖獗，黄守巨为之魁。潼关指挥使盛德往剿捕，为所戕，子愈谦誓必手刃此贼。后协擒守巨，即□杀之。

嘉靖末年，土人何恕等聚众白花岭盗矿，至万有余人，且十年不可得制。后请于朝，会兵始剿平。

隆庆间，白花岭矿盗大哄，邑令徐旭往谕遣之，为贼所围困，民人奔救获免。

万历中，采榷四出，几遍郡邑。卢灵悍徒往来，日事攻夺。而恶横索课额积逋，邑中奸恶钻营总甲弁利，寻多破家亡身，而帮贴赔纳之害，波及于里戚……

万历末年，金堆城矿寇横起，令贺贡轻骑往视，被贼重围，赖僧兵捍护获免。⁽⁶⁴⁾

有明一代的盗矿、禁矿斗争，也造就了一批地方循吏。仍以洛南县为例，乾隆《雒南县志》卷3《秩官志·循卓传》载：

洪其道，“万历中以进士除雒令……时方议采矿南阳，雒薄产金锡，其道恐遂及于雒，具揭帖痛陈利病，为十不便之议，瀍瀍千余言，深中肯綮，载艺文志。卒不听。后矿祸一如其言”。

杨鹤，“武陵进士，万历中令雒，距洪令日未久也。当采榷四出，争趋矿利，卢灵悍徒日相攻夺，居民皇皇如沸。而恶横索课额，破家流亡帮贴赔纳之害，往往波及于族里，官民困窘。鹤切蝨鰌径，力质矿使，议减税额万金，往复数四，至以去就争，仅乃得之”。

徐旭，隆庆中任洛南县，“当邑西白花岭矿贼猖獗，依山为险，焰颇张，旭躬率捕卒讨之，为贼围困，百姓数十里内闻风相率趋救，得免，贼寻溃……”

李灿，万历末年任洛南县，“时矿徒争利相攻剽，杀伤日闻，灿严法禁捕，稍得敛戢”。

贺贡继李灿任县令，“矿徒所在，以千百数，辄盘踞林箐间，恣为暴横，贡轻骑往谕遣之，不听，转鼓噪围贡，从隶格斗尽死，用相毫寺僧徒数百人具拳勇奔救，死战溃贼围，得脱，贼亦鸟兽散”⁽⁶⁵⁾。

针对上述事实，《雒南县志》作出了如下论述：“矿之为害，秦中在在有之，而雒为甚。东邻嵩、卢，北接蒲、解，诸奸宄环向窥伺，而邑中大猾复阴为之主，故其徒最易聚难散。往年白花岭之乱，乌合几万余人，而为之魁者，大抵皆土宄也。”万历知县洪其道更专门作《矿害揭帖》，从十个方面痛切陈述开矿之祸害，竭力反对开矿。⁽⁶⁶⁾其实，正是因为官府一刀切式的封禁，民间矿业不能正常进行，不得不采取“窃矿”的方式，而“窃矿”的活动又难免给地方社会带来相应的消极影响，这类影响势必激起地方和民间的反对，加之官府的刻意渲染，私开矿业的难度更大，少数执意求矿利者所用手段更加激烈，因此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反对的呼声亦更加强烈。如此恶性循环，以致明代的矿业始终呈畸形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