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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管理

时间:2023-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印度于1980年进行经济调整,两国都改为实行促进出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战略,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上升。中国对外贸易受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大。1975年对外贸易额上升到147.5亿美元。自1979~1988年的10年中,对外贸易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速度发展。因此,在此期间印度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是进口的扩大。

第十二章 中印两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和印度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由于受外汇短缺的限制,对外贸易活动的特点常常表现为首先确定进口水平,然后相应地调整出口水平,尽量减少逆差。因此,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小。这种战略虽然在实现经济自力更生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妨碍两国从比较利益出发参与国际竞争,并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印度于1980年进行经济调整,两国都改为实行促进出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战略,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上升。尽管作为后来者,两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都还比较弱,但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从总体衡量,中国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超过印度。但印度也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第一节 对外贸易发展过程和发展速度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受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大。从1950~1988年的39年中有24年是顺差,但整个历史时期逆差大于顺差。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0~1957),工农业生产平稳。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积极开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大量进口设备和原料,对外贸易额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增至1957年的31.03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4%。这一时期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头6年连续出现逆差。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在大跃进“左”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了大进大出的错误方针,使对外贸易脱离实际地大上。1958年贸易额猛增至43.8亿美元,比1957年增加41.2%。接着国民经济陷入困难,1959年签订的出口合同相当一部分不能执行。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从1960年起对外贸易额连续3年下降,1962年降至26.6亿美元,差不多倒退到1954年的水平。但这一时期除1960年为逆差外,其余年份都是顺差。

第一次经济调整时期(1962~1965),随着工农业比例协调,对外贸易逐步恢复和发展。1962年中国冲破美国的封锁,开始从日本引进化纤设备,逐渐恢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1963年贸易额达42.45亿美元,在1963~196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6.8%。这几年也都是顺差,大量出口用于偿还苏联债务。

“文革”10年动乱时期(1967~1976),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对外贸易处于停滞和下降局面。1969年对外贸易额只有40.3亿美元,比1966年下降12.7%。1970年以后由于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中美上海公报的签订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国对外贸易处于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1975年对外贸易额上升到147.5亿美元。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26.3%。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冲破了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使经济从半封闭转向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自1979~1988年的10年中,对外贸易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速度发展。年增长率平均达15%。10年进出口总额为5052亿美元,相当于1979年以前29年的2.98倍。其中出口总额为2490亿美元,进口总额为2562亿美元,分别为1979年以前29年的2.92倍和3.05倍。1989年进出口总额为815.5亿美元,其中出口432.7亿美元、进口382.8亿美元,顺差49.9亿美元,反映出1988年以来在外贸方面的治理整顿初见成效。

自1950~1989年的40年中,中国对外贸易额由11.35亿美元增至815.5亿美元,增长70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其中出口由5.52亿美元增至432.7亿美元,增加77倍;进口由5.83亿美元增至372.8亿美元,增加63倍。

二、印度的对外贸易

印度对外贸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小,但长期忽视出口,38年中只有两个年度是顺差,对外贸易发展缓慢与经济发展缓慢交互影响。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期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消费品进口替代,进口大量消费品生产装备。由于有12亿英镑结余和朝鲜战争带来的麻袋出口旺盛,外汇比较充裕,政府不重视出口,5年共出口310.9亿卢比,进口365亿卢比,平均每年逆差10.8亿卢比。出口额相当于进口额的85%。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期间实行发展重工业战略,粮食危机愈演愈烈。由于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粮食,而传统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逆差进一步扩大,平均每年达46.7亿卢比,为“一五”计划时期的3.5倍。自1957年起就爆发了外汇危机。

在此形势下,印度不得不紧缩进口,由于并未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进出口差额并未缩小。进口额平均每年为122.4亿卢比,出口额平均每年为74.7亿卢比,逆差平均每年为47.7亿卢比,出口额相当于进口额的61%。在头3个五年计划期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2%和4%。因此,在此期间印度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是进口的扩大。而外汇短缺反过来又限制了进口,使经济发展受到挫折。

1965~1966年度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和工业衰退。在世界银行的压力下,印度于1966年6月宣布卢比贬值36.5%,以促进出口。在1966~1969的3年中,逆差下降到平均每年为18.9亿卢比。第四个五年计划(1969~1974)期间,1972~1973年度出现第一次顺差。但1973年年底的世界石油价格暴涨和因此触发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再度使印度贸易条件恶化。所幸农业改善使粮食进口下降,部分抵消了石油开支的增加。进口平均每年为197.2亿卢比,出口平均每年为181亿卢比,逆差缩小到16.2亿卢比。在出口措施的带动下,1972~1973年度至1976~1977年度,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7%,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为8%,从而使70年代的出口量年增长率平均达7.4%。而同期进口量年增长率为6%。加上中东建筑业的繁荣,印度扩大劳务输出,增加了侨汇收入,外汇储备由10.5亿美元增至73亿美元。70年代下半期是印度国际收支改善的“黄金时代”。

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开始,印度进入调整改革时期,该计划明确规定实行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相结合的战略。出口年增长指标为9%,进口年增长指标为7.7%。但是这一时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世界市场萎缩,又伴随世界性通货膨胀。印度出口名义上完成了指标,5年出口累计为4476.3亿卢比,但进口增长更快,五年累计为7300.5亿卢比,逆差平均每年达564.8亿卢比。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贯彻拉·甘地加速开放的政策,在促进出口的同时放松进口,减少对国内商品的保护。在执行的头4年半中,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3%、14.3%、26.4%、28.9%和38%,除1985~1986年度外,出口增长的幅度比较大;进口增长率分别为14.7%、2.2%、11.5%、25.9%和20.7%,除1986~1987年度外,进口增长幅度也比较大。逆差进一步扩大,平均年达57亿美元,其中1985~1986年度高达71.62亿美元。鉴于国际收支急剧恶化,维·普·辛格政府为节约外汇开支采取严格控制进口的政策,除必需的先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外,压缩一般商品进口,严禁奢侈品进口。

自1950~1951年度至1988~198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额由125.1亿卢比增至4797.4亿卢比,增加37.35倍,其中出口由60.1亿卢比增至2028.1亿卢比,增加32.7倍,进口由65亿卢比增至2769.3亿卢比,增加41.6倍。按美元计算,对外贸易额由22.4亿美元增至334.85亿美元,增加14倍,出口由11.5亿美元增至140.15亿美元,增加11.18倍,进口由10.9亿美元增至194.7亿美元,增加16.86倍。两种计算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卢比对美元不断贬值。

三、对外贸易占世界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综上所述,印度对外贸易的起点高于中国,中国对外贸易虽然几经挫折,发展速度仍然超过印度,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尤为明显。1950年印度的对外贸易额为22.4亿美元,中国只有1.3亿美元。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统计,1950~1970年间,中国与印度的对外贸易发展多少是并驾齐驱的。1970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6亿美元,印度为20.3亿美元。70年代起中国与印度拉开了距离,尤其是在出口方面。1975年中国出口额为72.6亿美元,印度出口额为43.6亿美元。1980年分别为182.7亿美元和85.9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2.1倍。[1]80年代以来差距进一步扩大。1988年中国出口额为475亿美元,印度出口额只有135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3.5倍。同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907.1亿美元,印度为323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2.8倍。

由于发展速度不同,印度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和位次的变化以及在本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均落后于中国。1950~1951年度,印度占世界出口的2.4%,1980~1981年度降至0.4%,1988年占0.5%,居第三十三位。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由1953年占1.23%降至1970年的0.69%,居第三十四位,1988年占1.68%,居世界第十六位。

通过对两国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可以看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超过了印度。中国对外贸易现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印度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年份1980~1981年度只达到16.9%,一般年份未超过15%。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行比较,差距更大。中国出口195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1986年上升到占13.6%。印度出口1950~1951年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高于中国,1986~1987年度只占4.8%,至今未恢复到50年代的地位。

表12-1 中国与印度的进出口额

资料来源:《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结算银行统计。

表12-2 中国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0》,第133、134页;《1989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表12-3 印度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资料年鉴》,第174页。

第二节 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和主要出口商品

中国和印度的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进口都占有重要地位,消费品所占比重都未超过30%。这是两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印度消费品进口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却呈上升趋势。

一、进出口商品结构

印度实行工业品进口替代的结果,不仅没有降低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的进口,反而造成维持生产所需投入的进口大量增加。1960~1961年度生产资料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74.5%,其中机器设备占31.2%,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占43.3%;消费资料占15.9%,其中粮食就占15.2%;其他未分类项目占9.6%。70年代两次世界石油价格暴涨和对石油及石油产品的需求上升,石油及石油产品占进口的比重由1970~1971年度占8.3%猛增至1978~1979年度的24.6%。在此影响下,1980~1981年度生产资料占进口的比重上升到93%,其中机器设备仅占15.2%,原料和半制成品占77.8%;消费资料仅占进口的3%,粮食所占比重下降到0.8%。80年代以来的石油价格下跌使石油和石油产品占进口的比重逐渐下降,1988~1989年度仅占15%。另外,由于自1985年以来鼓励进口设备,其比重逐渐上升,1988~1989年度占进口的25%。

中国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一直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生产资料占进口的比重超过印度,1953年占进口的92.1%,1988年所占比重降至79.4%。其中机器设备占进口的比重由占56.6%降至27.2%。消费资料的进口两度比重急剧上升。一次是60年代初,由于1959~1961年国民经济大滑坡,大量进口粮食、棉花、动植物油,消费资料占进口的28.4%。一次是1981~1982年大量进口家用电器和小汽车,消费资料分别占进口的27%和27.2%。改革开放以来,占进口前10位的商品是成套设备、引进技术、钢材、化工原料、轻工机械、电视机、音响设备、有色金属、汽车和摩托车。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粮食进口上升到第四位,进口量达1627.8446万吨,1988年又进口1478.8245万吨,两年粮食出口量分别为718.6736万吨和654.2342万吨,净进口量为909.1310万吨和824.4903万吨,接近印度1966年进口1070万吨的记录。

40年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很大改善,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53年占79.4%下降到1988年的35.6%。工业制成品的比重由1953年占20.6%上升到1988年的64.4%。其中机电产品由1957年的10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0.1%,上升到1988年的58.1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4.3%。轻纺工业由1953年占出口总额的12.3%上升到1988年的39.9%,出口的矿产品主要有石油、煤炭、钨砂、锡等。出口石油的优势正在削弱。1987年石油出口量为2897.1479万吨,出口值为34.07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8%,1988年出口量降为2749.4813万吨,出口值为26.383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50%。近几年本国石油产量年增长率只有3%,而国内需求量年增长6%。出口潜力日趋缩小。另外,尽管近几年各种成套设备、机床和船舶等制成品开始出口,制成品出口中仍主要是档次比较低的纺织品、搪瓷品、皮革制品。出口商品结构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40年来,印度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60~1961年度至1985~1986年度,农副产品占出口的比重由占40.7%降至27.7%,矿产品由占11.9%降至7.2%,制成品由占43.1%上升到58.8%。近3年制成品出口年增长率达32%,其中化工产品的年增长率为48%、珠宝44%、皮革制品25%、服装25%、机械品24%。1988~1989年度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2%。传统出口品已由1950年占70%下降到目前的三分之一左右。黄麻制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由1960~1961年度占出口总额的19%降至1987~1988年度的1.5%,同期茶叶由占19%降至3.7%。这是印度出口结构多样化的结果,也反映出传统出口品面临别国和代用品的竞争。

除石油外,两国出口商品结构十分相似,但主要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

二、纺织品的出口

纺织品在两国出口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的地位日益下降,近两年出现增长势头。中国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的比重日益上升,但出口结构也不够理想。

50年代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出口国,1954年占世界棉纺织品市场的13.4%,1987年只占2.15%。50年代的出口成绩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当时许多国家由于战争而不能进口纺织机器,使纺织品出口受到影响,印度的主要竞争者日本直到50年代中期才摆脱困境,印度棉纺织业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同时国内实行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限制丝织品价格上涨,国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低30%,刺激了出口。50年代后期,日本重振纺织业,香港地区、巴基斯坦也成了纺织品主要出口伙伴,美国恢复对纺织品低价销售。印度国内放松对棉纺织品的价格控制,使出口相对不利。1960年印度在世界纺织品市场的比重降至8.3%。1974年起纺织品出口又受到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限制。然而直到第四个多种纤维协定才把丝织品和麻织品包括在内。而且,尽管有配额限制,80年代头几年美国纺织品进口还是增加了,在1981~1986年间进口量平均每年增加21.9%,而在1961~1972年间平均每年增加16.1%。按价值计算分别年均增长12.7%和5.9%。在这期间,中国、巴基斯坦和泰国都扩大了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的份额,印度所占比重却进一步下降。近几年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纺织品出口,服装出口出现了跃进的势头,1988年的出口值为214.864亿卢比,1989年达311.821亿卢比,增长45%。1990年预计达400亿卢比。

纺织品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1954年的出口值就已达到50.12亿美元,1961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5.2%。70年代由于石油出口大量增加,纺织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降至20%左右。1989年纺织品出口值达130亿美元,居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位。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23.57%。纺织品出口占纺织品生产的比重也很大。1984年各种布的出口占产量的17.7%,其中纯棉布占产量的22.1%,棉针织品出口占产量的20%以上,各种纺织品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口。中国在世界纺织品贸易中的地位由1973年居第10位上升到1983年的第6位,仅次于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香港地区、南朝鲜。棉纱、棉布、生丝和真丝的出口量均占世界第一位。中国纺织品出口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是由于:①中国是世界纺织品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纺织工人的工资仅及美国的2%。②面向世界的意识比较强,国内采取鼓励纺织品生产的政策,纺织业投资从1971~1975年的1.5亿美元增至1976~1980年的6亿美元,1981~1986年达18亿美元。③改革以来,化纤和毛纺织品年增长15%。④纺织企业的外汇留成由1978年的12.5%增至1988年的70%。⑤应变能力强。中国所有棉织品的配额都充分利用了,并迅速增加化纤和地毯生产,从而使中国纺织品在世界纺织品市场的比重由1975~1978年占0.85%上升到1983~1986年的3.5%,同期地毯出口占世界地毯出口的比重由占2.78%上升到6.1%。⑥香港地区的时装设计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世界市场信息灵通。中国与香港地区有300家合营企业,其中80%是纺织企业。⑦中国成功地向非限额国家出口。

但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结构不尽合理。初级产品和半制成品比重过大,售价低廉,经济效益不高。出口中以一次加工的棉纱、二次加工的布匹为主,三次加工的印染和四次加工的服装却很少。服装出口仅占纺织品出口的20%~25%,而同一层次出口中大量是低档货。服装出口中,低档货占20%以上,产品售价仅及国外同类商品的几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因此,中国纺织品出口需要向深加工、精加工发展。

三、机械品的出口

印度的机械品出口在70年代异军突起,1980~1981年度占出口的13.4%,占印度出口的第一位。但80年代上半期,机械品出口停滞在100亿~110亿卢比,落后于珠宝出口值,近两年成倍增长,1989~1990年度出口达235亿卢比。30年来机械品的构成和出口方向有很大变化,从简单的钢铁制品转向成套设备、建筑工程、咨询服务和软件等。资本货物和工程项目占机械品的比重由1959~1960年度占12.54%上升到1988~1989年度占40.41%,价值增加400%,是机械品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同期以钢铁为基础的产品,增加值较低,所占比重由30.87%降至13.19%,主要是纺织机器、商用车辆、各种机器、机床、柴油机、汽车零件、空气压缩机。发展中国家占印度机械品出口的比重由1959~1960年度的96%降至1988~1989年度的41%。同期发达国家所占比重由3.5%上升至58%。这主要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政策,使机械品赶上国际水平,同时把出口信贷利率降至7.5%,从而使出口商有利可图。塔塔钢厂、马亨德拉公司、拉森·托布罗等大机械公司纷纷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出口,使机械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有很大突破。1980~1981年度对欧洲国家的出口仅占机械品出口的20%,现已上升到40%,对北美的出口超过了13%。另外,欧美和亚洲新兴工业国正在向尖端技术产品发展,为印度劳动密集型机械品的出口提供了机会。

引人注目的是计算机软件出口有着广阔的前景。印度拥有软件专家、工程师和操作人员7000~10000人,工资仅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世界上硬件与软件成本的比例为30∶70,而印度为60∶40。因此,软件出口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美、英等跨国公司均在印度开发软件国际市场。印度的软件出口已由1975年的850万卢比上升到1987年的5400万美元,1989~1990年度为1亿美元,80%出口到美国。

中国机械工业在50年代就有所发展,1965年机械品出口达1.66亿美元。当时印度、巴西、新加坡、南朝鲜的机械品出口都只不过几千万美元。在1968~1978年间,印度机械品出口从5100万美元增至9.8亿美元,增长18倍。新加坡、巴西、南朝鲜分别增长31倍、41倍和102倍,而中国只增长一倍,达3.32亿美元。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减少了初级机械品的生产,转向进口和在国外生产。上述国家适应了这种发展趋势,抓住了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普通机械品的生产,促进出口。一方面也是由于“文革”动乱期间中国忽视了机械品的出口。1978年实行开放以来,由于国家重视,机械品出口又有所增长。1980年机械品出口额为8.51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7%,1988年出口额为2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尚未赶上印度的比重。1990年4月7日中国长征3号火箭发射亚洲1号通讯卫星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空间技术市场。但是目前中国的软件出口还落后于印度。同世界贸易中机械品占35%相比,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有潜力可挖。两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也将是很激烈的。

第三节 对外贸易方向

中国和印度的对外贸易方向都从以个别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转向全方位。印度独立初,英国垄断了印度的对外贸易,现在印度差不多已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了贸易往来。独立前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贸易关系已不复存在。中国在50年代主要同苏联贸易,现在与184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由于两国出口商品有许多是相同的,与主要贸易对象国的关系,一方面存在竞争;另一方面又有共同的立场。

一、与发达国家的贸易

印度一直以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1987~1988年度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60%。中国自70年代起才重点与发达国家贸易,1987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5%,但绝对额超过印度。

美国自60年代起取代英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国。但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停留在40亿美元左右。1988~1989年度贸易额达到56.5亿美元,比1987~1988年度增长38%,其中印度的出口额为31.5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18.4%,自美国的进口额为25亿美元,占印度进口总额的11.3%。50~60年代,美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机器设备、粮食和化肥。近几年美国放宽了对印度的技术转让。1988~1989年度美国对印度的出口中,高级技术占四分之一。美国已向印度转让了一台军民两用克雷xmp14超级计算机。这是美国对西方以外国家转让的第一台。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珠宝、服装、黄麻制品、手工业品、手工艺品和软件。美国驻印度商务官员称,在今后5年中双边贸易每年扩大20%,到1995年达100亿美元。但印度和美国也有摩擦,由于印度对美国由长期逆差转为顺差,1988~1989年度顺差为7亿美元,被美国列入超级301不公平贸易条款重点打击对象,与日本和巴西同等对待。而1988年日本对美国出超504亿美元,巴西对美国出超70亿美元。1990年美国把日本和巴西从反击名单中划去,唯独印度留在名单中。美国指责印度对外国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和不准外商经营保险业,违反了特别301条款。如果在18个月内不纠正,就要对印度商品征收100%的进口税。[2]此外,在纺织品配额问题上美国也不愿放宽。而印度认为美国的目的是要限制印度在关税贸易协定谈判中的作用,表示绝不示弱。这势必要影响双方的贸易发展。

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950年两国贸易额为2.38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9500万美元,进口1.43亿美元。1951~1971年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贸易中断。1972年根据上海公报精神,两国恢复民间贸易往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年贸易额达23.7亿美元,美国超过联邦德国而居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三位。此后,两国贸易额平均每年递增20%左右,1988年达143亿美元。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位次由1979年占第二十四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十二位。1989年据中国海关统计,两国贸易额为122.49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为43.86亿美元,进口额为78.63亿美元,逆差34.44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两国贸易额为178亿美元,中国出口119.9亿美元,进口58.1亿美元,顺差61.8亿美元。两国统计的差别是因为双方在统计出口时是直接输出数,出口后的转口额都很难统计出来。统计进口时又往往和转口额一起统计。在计价上,双方统计出口均按离岸价格计算,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而统计进口时则往往按“到岸价”计算。这样进口货值约比美方统计高10%。如果美国因此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仅会严重影响中美贸易,而且会影响到美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农产品和原料占一半以上,主要是粮食、棉花、木材、纸浆、化肥、化纤等,也引进了一些先进设备和技术。近几年来进口商品结构有很大变化,占比例最大的是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其次是计算机、木材、纸浆、化肥和谷物。高级技术占进口的30%~40%。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统计资料。自1973~1988年的15年中,中国共引进美国技术754项,金额达34亿美元。美国占这一时期中国引进技术项数和金额的21%。但是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不能为中国技术引进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削弱了美国在中国技术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技术占中国引进技术的比重由1982年的36%降至1988年的7%。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中,纺织品和石油占很大比例。1985年纺织品占53.4%,石油和石油产品占24.9%,两类共计占78.6%。1987年纺织品占41.6%,石油和石油产品占7.1%,两类共计占49.3%。其余出口品为农副产品、钨砂、锡、锑等有色金属和轻工产品。

印度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贸易有历史渊源,至今关系密切。中国自70年代中期正式与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关系,80年代以来的贸易增长率超过了印度。

1987~1988年度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占印度出口的25%和进口的33.2%。其中英国占出口的6.6%和进口的8.1%,联邦德国占出口的6.7%和进口的9.8%。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有纺织品、茶叶、黄麻制品、皮革制品、香料、烟叶,主要进口商品有尖端机器设备、仪器、原材料、有色金属、染料。印度长期处于入超。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198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0.82%,其中出口占8.9%、进口占10.71%。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有丝绸、抽纱、茶叶、猪鬃、肠衣、地毯、服装、羽毛、钨砂、炼锑、轻机械品;进口商品有成套设备、化工产品、五金矿产品、纺织原料等。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已成为中国引进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统计,1988年意大利占中国引进技术的23%、联邦德国占11.8%、法国占16%、英国占12.3%,超过了美国(7%)和日本(7.7%)。和印度相似,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处于入超。

80年代以来,印度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面临激烈竞争,竞争不仅来自这一集团内部贸易发展,而且来自亚洲国家的渗透。1982~198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区内贸易由占50%上升到占58%,亚洲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由占3.7%上升到占5.4%。其中中国的出口额由24亿美元增至77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1.4%。而印度的出口额仅由27亿美元增至39亿美元,年增长率为6.5%,低于这一市场8.9%的进口年均增长率。这表明印度未能从该市场的扩大中得到相应的增长,以致印度在该市场所占份额由占0.4%降至0.3%。鉴于1992年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后竞争将更加激烈,印度政府和企业拟通过与欧洲国家兴办合营企业来推进贸易。

日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占印度对外贸易的第三位。

中日贸易始于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1978年以来迅速扩大。当时日本以输出成套设备为主,而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近一半是石油。进入80年代,由于中国实行经济调整,中日贸易徘徊不前。1983年再次扩大,日本出口以钢铁为主导,其后成套设备、家用电器及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出口猛增,1985年出口额达125亿美元。近几年来,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但是,中国持续逆差成为突出的问题。1985年中国逆差达50亿美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5年成立了日中贸易扩大协议会,从1986年起,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开始发生变化,原油等原料类比重下降,纺织品、杂货及食品的比重迅速上升,逆差开始缩小。198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为72.8716亿美元,进口额为73.3905亿美元。日本三菱商事社社长、日本贸易扩大协议会副会长诸桥晋六认为,迄今成为巨大矛盾的日中贸易不平衡问题,由于中国对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最近出现了双方进出口基本平衡的良好状态。由于两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日益成熟。

表12-4 中印和某些国家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出口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9年贸易方向统计年鉴》。

印度对日本贸易不及中国,1988年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14%。在1960~1988年间,两国贸易额由2.6亿美元增至38.86亿美元,增加14倍。但多年来进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变化,铁砂、虾、蛙腿、钻石、皮革和纺织品占印度对日本出口的80%;机器、运输设备、手纺织机、电讯设备、五金制品、化工产品、轻工业品占印度自日本进口的80%。在此期间,日本对印度的出口增加18倍,印度对日本的出口仅增加5倍。印度对日本的贸易为逆差,反映出印度商品缺乏竞争力。但是,随着日本对印度援助的不断扩大和对印度的投资增加,两国的贸易关系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二、与苏联的贸易

50年代苏联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对象国,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双方贸易急剧下降。印度逐渐取代中国在苏联的部分商品市场,70年代苏联已上升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国之一。80年代两国对苏贸易都有新发展。

中印两国与苏联的贸易都是易货贸易,通过政府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规定进出口大体平衡,如果出现不平衡,下一年度即进行调整。1970年以前中苏贸易以卢布记账,1970年起改为用各自货币结算,1975年实行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印度与苏联的贸易按各自货币记账。

50年代中国和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联盟。由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上两国相邻,商品互补性强,中苏贸易迅速发展。1950年两国贸易额为5.189亿卢布(合7.12亿美元),1959年达18.49亿卢布(合25.4亿美元),9年中增加2.56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5%。中苏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由1950年占26.9%上升到1955年的56%,1960年比重虽有所下降,仍占41.7%,加上其他东欧国家,占74%。中苏贸易占苏联对外贸易的比重也很大,1959年占20%,苏联对中国的出口占苏联出口总额的18%,从中国进口占苏联进口总额的22%。60~7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贸易大幅度下降。80年代以来贸易关系逐渐恢复。1980年的贸易额为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3%。据1985年7月签订的1986~1990年换货和支付协定,在这5年期间,互相供货额将达到120亿卢布,1990年为1985年的一倍,达30亿卢布。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约占50%,包括切削机床、锻压设备、成套发电设备、各种汽车、拖拉机、电气机车、飞机及备件,此外有黑色和有色金属原料、尿素、水泥和木材。中国出口矿产品、农产品、畜产品、其他原料、日用工业品、化工产品和机械品、汽车蓄电瓶、钨精矿、冶炼用萤石、谷物、油料作物、肉和肉制品、水果、茶叶、棉花、纺织品、针织品、皮毛制品、羽绒制品和运动鞋。1988年两国贸易额达18.5亿美元。自1980年起,两国恢复了边境贸易。中国同苏联接壤的边境长达2200公里,1983~1987年边境贸易总额为1.4亿瑞士法郎,1988年一年就达1.96亿瑞士法郎。但是目前两国贸易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原因之一是两国之间的贸易方式还存在缺点。突破的方法就是把政府间的协定易货贸易改为现汇贸易。双方已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准备协商改变的途径。

印度与苏联的贸易由1953年的170万卢比增至1988~1989年度的700亿卢比,其中印度出口380亿卢比,进口320亿卢比。近几年来苏联占印度进口的10%~12%,占印度出口的16%~18%,居印度对外贸易的第二位,印度占苏联对非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第六位,超过了英国。1990年双方贸易将再增加25%,达880亿卢比,其中印度出口530亿卢比,进口350亿卢比。两国贸易结构已有很大变化。苏联出口商品中,机器设备所占比重已由50~60年代占80%下降到1988年占35%。石油和石油产品所占比重也从80年代初的高峰下降,烧碱、纸浆、焦炭、碎金属的出口增加。印度对苏联的传统出口商品为苏联不生产的咖啡、蓖麻油、黑胡椒和供应短缺的茶叶、云母、棉织品和毛织品。现在机械品、纺织品、服装、皮革、化工品和药品等制成品已占60%。鉴于两国政府之间的贸易已经耗尽潜力,苏联寄望于加强同印度私营贸易。印度私营企业占印度对苏联出口的80%~85%,占自苏联进口不到10%。目前虽然两国对扩大贸易都抱有积极态度,但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一是苏联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后,扩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贸易,使印度商品面临竞争。二是汇率问题。随着印度出超越来越大,已成为一个摩擦因素。印度保持出超是为了支付军援贷款。目前官方汇率为1卢布=20.33卢比,1美元=17卢比,而在黑市1美元换10卢布,即1卢布只折合1.7卢比。双方已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势将影响两国经贸关系。

三、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中国和印度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并把它作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国在贸易地区分布上侧重点有所不同。

1978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为34.0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52%,其中出口为19.0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58%,进口为15.01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3.7%。中国实行开放10年来这种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达106.1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3.19%,其中出口为63.27亿美元,进口为42.87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5.57%和进口总额的10.76%。

中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香港地区占有突出的地位。1950年中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额为20.43亿港元,1978年达108.45亿港元,1988年增至2885.7亿港元(合220.7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28.57亿美元,进口92.15亿美元)。近几年,香港地区作为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加强。除1968~1981年期间居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外,一直居第一位。1984年以来中国成为香港地区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发展也比较快。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198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为32.43亿美元。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原油、煤、轻工业品、纺织品、土特产品、粮油食品及中药等。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橡胶、化肥、木材、胶合板、糖、聚酯切片、化纤、腰果等。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在1987年达12.93亿美元,比1986年增长30.87%。

中国同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80年代以来发展有起伏,最高年份1982年的贸易额为11.91亿美元。1988年的贸易额为10.215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8.0082亿美元,进口2.2072亿美元。

中国同拉丁美洲32个国家开展贸易,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1988年的贸易额为21.1288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3.9604亿美元,进口17.1684亿美元。主要出口商品是原油、粮油食品、纺织品、轻工产品、农机具等;主要进口商品是钢材、铁砂、生铁、纸浆、鱼粉、糖、小麦、玉米、羊毛等。

1986~1987年度,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为192.62亿卢比,占印度出口总额的15.3%,进口额为376.3亿卢比,占印度进口额的18.7%。逆差183.68亿卢比。

中东是印度的石油主要来源地和承包建筑工程的重要市场,加之地理邻近,为印度的蔬菜水果出口创造了条件,70年代起成为印度在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60~1961年度石油输出国占印度进口总额的4.6%。1975~1976年度上升到21.9%。1980~1981年度和1981~1982年度分别占印度进口的27.7%和27.8%。印度对石油输出国的出口也有所扩大,1960~1961年度占印度出口的4.1%,1984~1985年度占8%。[3]沙特阿拉伯是印度对这一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1983~1984年度占印度对这一地区出口的30.7%,其后依次为:阿联酋占28.7%,科威特占14.7%,阿曼占17%,伊拉克占7%,巴林占6.8%。

印度与非洲5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50年代非洲曾经是印度的重要出口市场,此后印非贸易发展缓慢。1950~1951年度印度对非洲国家的出口额为3.61亿卢比,1984~1985年度达37.64亿卢比,增加8倍。同期进口由7.03亿卢比增至44.8亿卢比,增加6倍。1970~1971年度是非洲占印度贸易额比重最高的年份,占印度出口的9%和进口的10.4%。1984~1985年度非洲仅占印度出口的3.2%和进口的2.6%。印度出口占非洲进口的比重也由1970年占1.45%降至1980年的0.4%。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是印度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印度与非洲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有很大变化。50年代印度主要出口棉布和麻制品,进口棉花,从埃及、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3国进口的棉花占印度进口棉花总额的70%~95%。1981~1982年度印度出口的机器、运输设备、钢铁、化学品和金属占对非洲出口总额的66.9%,进口商品中,铜占20.2%。棉花基本上不进口。

鉴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印度日益重视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1986~1987年度印度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占印度进口的12.5%和出口的12.9%。中国和印度由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处于同一层次,商品竞争性超过互补性,以往贸易额较小。50年代最高年份1959~1960年度仅2506万美元。1962年后贸易中断,1977年恢复贸易关系。80年代以来出现了增长势头。1987年为1.43亿美元。1989年双边贸易额达2.7119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6871亿美元,印度出口1.0284亿美元,印度有逆差6623万美元。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铁砂、铬、咖啡。印度从中国进口生丝、豆类、香料、土特产品。1987年印度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团访华时曾列出印度拟向中国出口68种商品和想从中国进口28种商品的清单。中印经济联络委员会印方主席班西·达尔建议开展易货贸易和边境贸易,将一部分经第三国转口的商品变为直接贸易。1989年9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访问印度时允诺从印度进口100万吨铁砂,使两国贸易大幅度增长。目前两国都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印度对南亚国家的贸易微乎其微,并始终处于出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贸易年鉴,1980~1986年7年中,南亚区内贸易共计37.93亿美元,占成员国出口的3.79%。印度占区内出口的42.47%,占区内进口的21.59%。[4]1987年区内贸易额为5.73亿美元,印度占区内出口的44.61%,进口的15.6%;巴基斯坦占区内出口的28.3%和进口的12.3%;孟加拉国占区内出口的7.72%和进口的28.9%;斯里兰卡占区内出口的9.32%和进口的23.22%;尼泊尔占区内出口的9.07%和进口的18.79%。[5]尽管198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各国并未就重要的贸易和金融合作达成协议。这是印度对南亚区内贸易发展不快的原因。而要推动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要靠印度做出努力来消除其他国家对印度的疑惧。

第四节 对外贸易管理

中国和印度的对外贸易所有制有很大差别。中国国营贸易占垄断地位,印度在混合经济体制下,国营贸易与私营贸易各占一半左右。因此,两国的对外贸易管理有本质的不同。中国要使对外贸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印度则是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新中国从成立一开始,就把一切对外贸易活动置于国家统一领导和管理之下,即有统一的方针政策、统一的计划。印度私营对外贸易企业多少受“自由竞争”的影响。但两国所采取的对外贸易管理措施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1950年中国私营进出口企业有4000家,资产总额为1.3亿元,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的33.12%。国家通过投资大力发展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后,1955年国营企业占对外贸易的99.2%,1956年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全部为国营。1978年实行开放以来,中外合资外贸企业、中外合作外贸企业和外商独资外贸企业以及乡镇企业都有很大发展。1989年“三资”企业的出口额达25.9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的6%。国营贸易的比重仍占90%以上。

印度独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私营对外贸易占主导地位。国家大力发展国营对外贸易后,1983~1984年度国营企业占出口的55.5%,1988~1989年度的出口额为489.807亿卢比,占出口总额的24%。

两国除通过关税和汇率对外贸进行宏观间接调控外,采取的直接管理措施比较如下:

一、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印度一直实行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对进口的管理比较严格,对出口的管理自80年代以来有所放松,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可以免予申请出口许可证。中国最初也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1956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对外贸易全部为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完全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开展进出口业务,管理职能和业务经营趋同一体,许可证管理失去作用,逐渐被取消了。1979年实行开放后,重新恢复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原因是:①对外贸易企业日益增多。1979年以前对外贸易企业总共只有132家,1988年达4000家。②有的企业经营不善,有的超越业务范围或违法经营,造成外贸秩序混乱,需要加强管理。

二、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管理

印度通过出口加工区促进出口比中国起步早,但成绩不及中国的经济特区。印度早在1965年就设立了坎德拉出口加工区,1974年设立了圣克鲁斯电子出口加工区,1984年又设立了马德拉斯、柯钦、法尔塔和劳埃达4个出口加工区。1988~1989年度6个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额为51.252亿卢比,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55%。其中坎德拉的出口额为27.159亿卢比,圣克鲁斯的出口额为17.157亿卢比。成效不大的原因是:①管理体制落后,没有做到一个窗口审批。②基础设施差。③坎德拉出口加工区选址欠佳,该港口装卸能力小。④圣克鲁斯电子出口加工区过于专门化。1989年中国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的出口额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0%。如果加上广东和福建两省,则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额为130多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的30%。目前印度为改善出口加工区的管理,考虑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贸易区管理局代替原来的自由贸易区局和工业批准处,对出口加工区采取长期的、一致的优惠政策。该机构包括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和公用事业部门的代表,能够全权处理有关事宜,简化手续。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5%。

三、出口补贴

中印两国都实行出口补贴,有利有弊。印度的出口补贴开支的增加超过出口的增长。“六五”计划期间出口额为1174.4亿卢比,现金补贴开支为48.7亿卢比,占出口的4.15%。1986年1月颁布的现金补偿支持计划,对机械品、化学及化工品、塑料、农产品及食品、皮革制品、体育用品、纺织品及手工艺品8大类230种商品按5%、8%、10%、12%、15%、18% 和20%等7级进行补贴。“七五”计划期间出口增加2.4倍,出口现金补贴开支增加4倍,达190亿卢比。1989~1990年度现金补贴开支占出口额的6.8%。按这一趋势发展,“八五”计划现金补贴开支将达750亿卢比,这对早已紧张的政府财政来说将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6]

中国对出口商品进行“价差补偿”是因为国内价格体系不合理。随着国内物价上涨,外贸企业出口结汇取得的人民币不能完全补偿出口成本。另外,许多出口商品的收购价格受国内需求的影响往往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家不得不对“外贸亏损”进行“价差补偿”。弊病是:①国家只能通过收购价格来进行“价差补偿”,阻碍了出口代理制和出口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的发展。②出口受国家财政补偿能力制约。③这种补偿在国际上往往引起许多误解,为恢复中国在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地位上就成为一个障碍。有些进口国认为中国某些商品有补贴,因此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四、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对外贸易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1979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为垂直领导。对外贸易部(1983年起改称对外经济贸易部)领导下属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和工业部门所属工贸企业。地方外贸企业受省市经贸局和总公司双重领导。所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这样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病是将管理的三种职能,即宏观管理职能、经营职能和协调服务职能混淆在一起。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和工贸总公司一方面担负着外贸经营职能,同时又管辖各地区的分公司、支公司,担负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实际上处于政企不分的状态。对外经济贸易部作为政府管理经贸的部门一方面承担着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要统负盈亏,无法摆脱日常经营方面和协调方面的事务。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外贸企业不能充分自主经营,而且冲击制定和实施长远规划、战略部署和政策法规等宏观管理工作。由于外贸企业实行统负盈亏,各企业之间都是纵向联系,横向联系不能顺利展开,常常矛盾上交。此外,对外经济贸易部和总公司还要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1978年以来的体制改革主要是将这三方面的职能分开,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抓宏观管理;外贸企业承担经营职能,自负盈亏;原来的总公司向多功能、综合型、集团化和国际化发展;协调服务职能则由纵向转向横向,由各外贸商会承担,改革以来先后成立了机电产品、轻工工艺、纺织服装、食品土畜和五金矿产5个商会。自1988年起在全国全面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的原料性商品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大多数商品的进出口实行放开经营,并相应地下放经营机构,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7]鉴于近几年来的权力下放也助长了外汇的分散和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现在正在进行清理整顿,除国营专业性外贸公司、工贸公司和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外,其他外贸公司要取缔、撤销,并禁止私人经营对外贸易,以保证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印度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中央机关是联邦政府商业部(1973年3月以前称对外贸易部)下设国际贸易政策局、对外贸易地区局、出口商品局、出口工业局、劳务出口局、政策及计划协调局、人事行政局和财政局。直接负责国营业务经营的有:①国营贸易公司,下设3个专业公司:印度腰果公司、工程设备公司、国营化学和药品公司。②印度矿产金属公司,下设云母贸易公司。③出口信贷保证公司。④印度茶叶贸易公司。⑤印度贸易展览局。负责咨询协调的机构有新德里进出口总监、关税委员会、各种出口促进会、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多年来,印度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没有多大变化,国营贸易公司依旧统负盈亏。

【注释】

[1]《商业旗报》,1989年7月5日。

[2]1988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其中超级301条款为不公正贸易条款,是针对那些对美国贸易顺差很多的国家的。特别301条款是针对对专利、版权、商标一类知识产权不予保护的国家的。如果不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解决,就有可能导致美国实行报复性贸易制裁。

[3]尼拉·慕克吉和阿密塔巴哈·慕克吉:《印度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1950~1986》,新德里,1988年,第156、158页。

[4]《经济时报》,1989年1月9日。

[5]《金融快报》,1989年11月12日。

[6]《经济时报》,1990年2月6日。

[7]对外经济贸易部教育局编:《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北京,1988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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