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跨国基金吗

我们需要跨国基金吗？——国家战略的第三次抉择

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　陈明键

作者简介

陈明键先生，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并购评论》总编，中国并购菁英俱乐部主席，中国收购兼并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目前，我们正面对着国家经济战略的第三次抉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在经济上曾经两度面临这样的国家战略抉择：29年前，在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这一对路线矛盾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15年前，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及其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现在，我们再度面临这样的抉择：发生在江苏北部的凯雷并购徐工事件，引发了一场民族化还是国际化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装备制造业的徐工，已经蔓延到食品加工业的双汇火腿肠和日用品的苏泊尔压力锅。这场争论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甚至走出了国门，引起了世界反响。相对于一起商业收购本身，境外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正反观点兼而有之。《金融时报》称：对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倾向”表示关注；“中国政府是在给外国投资设置官僚障碍”；“对外资的民族主义抵触情绪，将危及中国更广泛的改革进程”。也有媒体认为：“这表明了一种转变。以前，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如今，中国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了，对外资的引进更加有选择。”未来5～15年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面对趋于复杂的外部国际环境，面对国际资本市场，是坚持民族化还是国际化，我们必须做出正确抉择。

大型国企改革的复杂选择

第三次选择之所以比前两次关起门来的选择更为复杂，在于全球开放系统中选择的复杂性。近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格局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在外部市场资源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的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资本市场越来越密不可分。

首先，徐工事件反映了国企面对全球竞争时自身改革的迫切需求。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目前95%的国企已经消失了，只有5%的大型国企保存了下来。根据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混合所有制的国策，大型国企改革必然要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壮大资本实力，实现产权多元化，从而重建制度保障。考察目前我国的民营资本，可以发现，在短时间内，民营资本还无力承担大型国企改革的使命。因此，没有合格跨国基金的参与，中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策就无法落地。

其次，徐工事件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型时期国内长期资本的缺乏。目前，中国工业化正由高速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这必然导致产业由分散转向集中，同时导致对长期耐性资本需求数量级的提升。中国有数万亿的居民储蓄，但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厌恶风险的；中国有数千亿的股市、房市资金，但这些资金属于短期套利资本。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不缺资金，但缺长期耐性资本。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局面不能短期改变，高储蓄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高投资，这也是制约中国工商企业跨越资本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耐性资本对于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决定作用，我们有过经验：5000万美元投资让牛根生成为乳业的后起之秀，国际基金将蒙牛送进了乳业三强；我们也有过教训：正是因为依凭的是短期借贷而不是长期资本，德隆、格林柯尔、华源、三九这些产业整合先驱成为了先烈。

最后，徐工事件将影响我国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众所周知，境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拉动作用巨大。但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受到了以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甚至越南为代表的新兴外资流入地的挑战。尤其是印度，其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高度重叠。印度凭借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正在崛起的工业化能力，以及国民英语素质，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力量。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对手们在开足马力前行：越南制造开始紧追中国制造，印度已经向全球投资者推出了100个开发区。中印两个十亿级人口的大国经济的崛起，势必引发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激烈争夺，也将成为中国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的一个重要参考变量。即使是发达国家，都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收外国投资，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我国更没有理由排斥外资。29年来，我们给予三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实际上是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建立信誉的巨大成本。如果我们此时对待国外资本转向偏激政策，29年的苦心经营则有可能付诸东流。

29年前，国企曾经输在体制的起跑线，29年后的今天，国企是否会又输在资本的起跑线？无锡尚德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无锡尚德在跨国基金介入之后，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了私募与海外上市计划，而由于外汇管理体制原因，国有资本被迫在无锡尚德上市之前以18倍的获利离场，而将400倍的国际上市超额利润拱手让人。无锡尚德故事中的一进一退，显露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体制起跑线上的差距。国企海外上市，有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层层审批的不确定性，没有两年无法完成。民营企业却可以在半年内完成从引进跨国基金到海外上市的全过程。

建设全球长期资本中心

面对前两次国家战略抉择，小平同志妙计安天下，中国迎来了28年的高速发展。小平同志的妙计，往简单处理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同样的，要想搞好国企改革与产业整合，就得给“类徐工”的优势企业持续提供足够的耐性资本。那么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要解决的难题其实就是：怎样让整合者都能“一只钢枪手中握”？套用小平同志的思路就是：“不管洋枪土枪，能打到兔子就是好枪。”

首先要引进“洋枪”——坚定引进长期资本的战略方针。我国吸收外资不是过度，而是不够。虽然，我国已经连续10年居世界外商直接投资前列，累计FDI超过5000亿美元，但是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2003年为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2%）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0.5%）。境外产业资本和收购基金虽然为追逐利润而来，但在客观上也成为了中国产业整合的重要的资本来源。用境外资本武装民族工业，正是美国在一战前后超越英国成为全球“一哥”的奥妙所在。花旗银行的大股东是阿拉伯王子，但花旗还是美国公司；麦当劳无论被哪个国际基金控股，依然是美国精神控制美国人管理的美国公司。当年，以“阴谋论”揣测外资基金参股蒙牛的说法也一度甚嚣尘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资基金只为逐利而来，他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超额回报，怎样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收益，至于谁经营蒙牛，蒙牛事关国计民生几何等等问题，不在他们眼中。

其次要赶造“土枪”——推动本土产业基金及私募基金的相关立法，催生一批本土基金。本土基金，需要出现一个持有大量现金的富有而“懒惰”的阶层。现今各种富豪榜的上榜人物不属于这个阶层，那些勤劳的富豪们差不多都是耐性资本不足的受困者；这个阶层也不同于中产阶层，我国的中产阶层的闲散资金不足以支撑内地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与企业重组。这个阶层的组成者应该是从房市、股票和并购中获得大量资金的套现者，而目前国内这样的人还不多见。在这个阶层缺席的前提下，本土基金力量的崛起不妨借鉴联想控股的弘毅投资的经验，这家成功整合了中国玻璃的基金是联想控股与外资基金的合作产物。弘毅投资为本土基金力量的崛起提供了一条新路。

“土枪”要包括常规武器，还要拥有“原子弹”。国际经济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时代转向资本竞争时代。在资本竞争时代，股权私募基金扮演着核武器的角色。我们有1万亿外汇储备，就像当年招回无数个钱学森来研发“两弹一星”那样，完全可以延揽海内外资产管理的人才，用市场化方式组建本土的基金管理队伍，将部分自由国家外汇储备转化为产业整合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就是好榜样。GIC的资本来源主要是新加坡国家外汇储备，目前其所管理的资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GIC用市场化的方式聘用大量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新加坡本土人才，同时GIC还投资于其他基金。在GIC的投资名单中，既有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凯雷集团（The Carlyle Group）这样的欧美巨擘，也包括新桥、鼎晖（CDH）这样的在亚洲新兴市场十分活跃的基金，GIC也因此被称为“基金的基金”。我们的土枪可以从步枪造到两弹一星，我们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应该有中国的GIC，有自己的核武器。

再次要建好自己的“军工厂”——完善本土证券市场，为有志于产业整合的上市公司打开长期资本绿色通道。证券市场是融资平台，这本是为整合者提供“枪支”的最好“军工厂”，然而国内没有一个成功的产业整合者诞生于深沪两个证券市场上的1400多家上市公司。大量优质企业舍近取远选择海外上市，其后果近似于外资基金收购内地企业。我们的“军工厂”还远远不够完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改进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三点一面改革的基础上，加速证券发行方式的改革，变审批制为批股制，让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把“枪支”分配给最好的猎手，从而使证券市场真正成为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以及境外资本共同转化为产业整合资本的平台。

再说徐工事件引发的姓“中”、姓“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源于担心徐工们被“洋人”控制，其实，大型工商企业发展趋势是股权越来越分散，谁控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控制。而控制的方法有很多种，通过交易结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设计，保持民族企业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也并非不可想象，徐工的“毒丸计划”就是最好说明。总的来说，面对中国成长的盛宴，既要让国际基金赚到钱，又要让国际基金遵守中餐的规则，想吃“饺子”，就得学会用“筷子”。

分不清“洋人”和“洋枪”，一律排斥或一味退让都是不可接受的。远在唐代，对“洋人”量才而用，对“洋枪”取我所需，大唐盛世记录着对外开放的一本大账。今天亦然。中国正在强大，但中国目前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全球长期资本来到中国。如果有一天，欧美富豪和非洲酋长都知道应把财富投到中国，都能从中国赚到钱，全球财富向中国集中，中国成为全球长期资本中心，那时的中国才能既积极又稳妥地民族复兴——这才是我国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