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奠基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贫穷落后，基础薄弱。1949—195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财政还有困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负担，使这一时期能够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有限，投资规模较小。投资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为全面恢复生产服务，并有重点地作好大规模建设的准备工作。3年中，累计投资66.27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投资总计78.4亿元，使原有的生产基础得到恢复和加强，工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初步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承受能力。

1953—1957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中国有计划地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开始阶段。从1952年底开始，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已从恢复生产和进行生产改革转移到基本建设方面，提出了“把基本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的口号。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决定了“一五”时期投资的基本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骨干项目为中心的工业项目建设。建成了阜新、抚顺、鹤岗、平顶山等煤矿的25个煤炭项目，辽宁抚顺第二制油厂和甘肃兰州炼油厂2个石油项目，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吉林丰满水电站、甘肃兰州热电站等25个电力项目。5年中，累计完成投资总额588.5亿元，规模是空前的，总体安排也是得当的，注意了积累与消费，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实现了“一五”计划提出的奋斗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二五”时期，全国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07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了一倍，年平均增长18.8%。在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5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5%，其后两年继续扩大，1960年达到416亿元。1958—1960年，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发动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打乱了“二五”计划的部署，使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力可以承担的限度。3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建设领域压缩投资规模，1961年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到156亿元，削减62.5%，1962年继续压缩到87亿元，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较为合理的调整。1963—1965年为经济调整时期，全国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仅相当于1960年一年的投资，年平均增长36%;到1965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17亿元。工农业失调状况有较大改善。与此同时，开始建设一些新兴的电子、原子能、合成化学及日用塑料等工业，为国民经济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66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比较紧张，这一时期的投资重点发生了重大转变。重点是从战备出发，加强战略后方和地方自成体系的投资建设。基本建设投资几乎一半用于三线地区和各省、区战略后方的建设。强调战备，过分突出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建设，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严重失调，民用建设十分短缺;当时的中国政府急于建立坚固的战略后方，对改变生产力地区布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致使耗费了大量的投资，投资效果很差;三线地区虽然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项目，促进了这些落后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展开了中国的工业布局，但也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时期，国家还大力投资进行了石油基地和石油加工工业的开发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在当时国家经济动荡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

“三五”期间，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大动乱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破坏，“三线”建设也受到了影响。尽管“文革”对投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仍然在冲击中坚持生产和建设，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1972年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外经济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为大规模引进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往的请示报告》，提出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等国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到1979年底，“四三方案”项目绝大部分都已建成投产，包括国内配套工程完成投资约240亿元。通过引进，把化工、纺织、冶金等行业的工艺技术提高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对加速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1978年初，由于长期存在“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清理，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关于投资的总体安排上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了适应高指标的要求，不顾国力可能的大规模引进形成了。当年同国外签订的引进项目共22项，需要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6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特别是1978年签订的合同中多数以现汇支付。在1970年末，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下，迫使国家向国际金融市场借了76亿美元高利率现汇以应急需，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70年代中期才结束长达10年的动乱，国民经济各方面存在不少急需调整和解决的问题，再加上当时的指导思想对十年动乱的后果估计不足，严重脱离实际，投资分配结构不合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