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对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的计量模型分析

许多研究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当前的环境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攀比式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争夺流动性要素和固化本地资源，而不是旨在解决本地区的环境问题，这是导致我国环境状况逐年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这种竞争也呈现出从单一控制目标的粗放型策略向多元控制目标的集约型策略转化的动态特点，这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的自我约束机制正在加强。周权雄(2009)在一个双重任务的共同代理框架下，研究了企业污染减排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并采用2001—200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污染减排与短期经济行为之间，存在投入成本替代的情形，经济产出带给地方政府的边际收益上升会弱化企业的减排激励;研究还表明，来自各级政府的共同代理问题，也会损害企业的减排激励。地方政府短期利益导向的行政干预越多，地区人均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地区工业增长越快，经济产出带给地方政府的边际收益就越大，该地区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越难以控制，生态环境越差;此外，地方政府规模越大，该辖区内企业所面临的委托人就越多，来自各级政府的共同代理问题就越严重，该地区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就越大。

可见，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研究地方政府在环保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尚无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的探讨，因此本节将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这一问题。

为了分析江西固定资产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一个以污染物排放量为因变量、以固定资产投资为自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在构建模型时，还要考虑以下两个重要的控制变量:

第一，人均FDI。政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越多，该地区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越难控制。外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外资的流入及其产业转移，一些污染密集型行业也由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我国，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在模型中加入FDI作为控制变量。

第二，人均工业产值。一个地区工业比重越大，或地区工业增长越快，该地区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越难控制。现行的财税体制刺激着各级地方政府“重工业、轻服务业”。我国目前占主体的税种主要是与产值直接挂钩的增值税，产值大税收就多，地方政府的日子就好过。研究表明，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有一半来源于增值税，所以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也会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大的工业的增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各个地方不顾资源秉赋和比较优势，去发展那些产值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或者低水平的加工、装配工业。可见，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成的财政收入制度，仍然起着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价高利大，但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而忽视服务业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构造了如下模型，来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进而探讨固定资产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上述模型中，SO2it表示第t年份第i市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GYCit、GFCit分别表示第t年份第i市的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粉尘排放量。由于污染物排放量的数据是从1998年才开始统计各设区市的数据，因此本节样本区间为1998—2010年。GI代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DI用来度量引进外商投资，指标是当年的按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FDI再进行人均化。IND代表人均工业增加值，相关指标按投资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在运用以上变量进行估计时，所有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也可以看作是弹性系数，即β1、β2、β3分别代表固定资产投资、FDI和工业增加值的弹性系数。ε是残差项。数据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的江西-资料统计篇》和历年的《江西统计年鉴》。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8-2。

表8-2　江西固定资产投资与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排放关系回归结果

＊＊＊、＊＊、*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的数据位T统计量。

表8-2中的回归结果分别是对11个设区市的人均二氧化硫、人均工业烟尘、人均工业粉尘等的回归，可以看出，其结论大体一致，拟合优度都在95%以上，其中二氧化硫的拟合优度为0.9843，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的拟合优度分别是0.9555和0.9916，模型解释能力较强。从GI的回归系数可知，GI在3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是GI对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排放有明显加剧作用，说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江西的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污染有加重趋势; GI对工业粉尘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表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人均工业粉尘的排放持续下降，也就是说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