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差公司老总，你们该辞职

这是靳芒先生的观点，笔者深以为然。

靳芒先生指出，90年代是中国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年代，也是大批传统工业品牌盛极而衰、名花凋零的时刻。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海公司为例，早几年风云际会的双鹿、水仙、永久、丰华、永生、中纺机、二纺机，如今不是苟延残喘，就是成为重组的壳资源，景象惨不忍睹。若是其他企业，还能推说没有资金，企业负担过重等等，上市公司也这么解释，显然就很勉强。你有那么多的优惠政策，你有那么多的配股资金，都拿去干了什么？

上市公司一亏再亏，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要资金，一纸公告，股民们便从口袋里掏钱给你花；搞项目，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况且，上市公司的税收优惠得连街头摆地摊的老太太都眼红。目前，深沪上市公司执行33%所得税的不足10%。以上市公司1998年度报告为基础，对上市公司的税赋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在815家上市公司中，有八成以上的上市公司享受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有享受15%的比例税率的，有享受“二免三减半”的，有享受先征后返实际只缴纳0～10%的不同税率，有实行定额上缴、年终核定的。除了所得税的减免外，有部分企业还享受其他税种的减免。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税收减免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自行规定的。许多上市公司不仅享受税收优惠，还被其他种种手段保护着，这从年终岁尾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甚至政策补贴中可见一斑。有些上市公司甚至已沦入ST、PT队伍，也会被不惜血本保护起来。这些保护显然已经是溺爱了。作为中国企业佼佼者的上市公司，享受了这样优惠的政策，却还连年亏损，当老总的不脸红，实在是本事。最近，国务院发出《关于纠正地方自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各地区自行制定的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从2000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保护墙终于被拆除了，许多上市公司遂惶惶不可终日。这只能说明上市公司的竞争能力太弱，经营水平不高。

上市公司经营中的问题确实很多，远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概括得了的。没有从根本上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显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表面上看，上级是明确的，公司的法人也是明确的，但在实际上却没有人对股东资产负责，更没有人对企业的经营失败承担责任。经营亏损了，只要董事长总经理个人没有往自己口袋里捞钱，抱怨一下客观条件就可蒙混过关，最多换一家公司再干，从来没有辞职的意识。虽说上市公司如有坏账，投资人应当自负其责，吞下苦果，但董事长总经理同样应该下课以谢罪股东，天平的两头才是平等的。可惜我们通常只看到天平的这一端，因此依然注定上市公司缺乏真正的法人负责制。上市公司的老总只会让工人下岗，自己却从不为决策失误与经营不善负责任。

靳芒先生认为，绩差公司的老总，要树立起主动辞职的意识，这是企业家的责任感和自尊心。想想也是，人家老百姓从牙缝里挤出一点资金，自己做生意拿不准，给你们这些企业的精英去经营，谁知一年下来，不说利润，连老本都被你们搞丢了。就这经营水平，你们还好意思不辞职？

年初京城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华远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志强辞去总经理职务，同时请辞在香港上市的华润北京置地公司总经理职务。这报道不很起眼，何况香港公众公司与我们沪深A股公司似乎又不搭界，因此许多人没有在意。但笔者认为，这篇报道却很值得深沪上市公司的老总们好好读一读。

据报道称，华远增长速度下降、净利润指标下降，主要源于房改政策后集团购买下降，公司市场份额并没减，也完成了董事会年中调整后的任务指标。既是如此，何须辞职？但任志强认为，当公司不能给股民创造满意回报，就应该辞去总经理职务，以便引入新的管理者。我们无须否认任先生可能存在的道德境界，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来自股东的压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公司没有巨额亏损，也没犯什么严重错误，而是为了创造增长性发展主动请辞，这对我们深沪上市公司确实很新鲜。扳开指头数数，在中国股市，有哪个公司老总因为经营状况令股东不满意而请辞的？就是一亏再亏再再亏，亏得资不抵债了，哪个不是照样心安理得地照样当他们的老总？并且还理直气壮地找出许多理由：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行业不景气、国内需求不旺等等。反正没有一个人说是自己不行的。

固然，造成公司由绩优到绩平再到绩差的下坡慢跑，有体制等方面的深层原因，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把公司推向困境的绝不在少数。好端端的公司搞成亏损、ST乃至PT，投资者能不问上一句：老总们，不辞职于心何忍？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谁都在说，管理层不是终身制道理谁都清楚，可就是该走人时无人走。关键是有上有下的机制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市场化操作的股份制公司管理层就是要对投资者承担责任，而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不在语言、不在命令，只因为他们作为股东的角色。中国的足球球迷们并没有给足球队投一分钱，出一分力，但他们却能将无能的主教练赶“下课”。中国的股民可是拿了血汗钱给上市公司，公司经营不好，怎么还不能要求老总辞职？

其实，对于拿了股民的血汗钱胡花乱用、毫不负责的老总们，仅仅辞职是不够的。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决策失误和经营不善承担责任。1999年12月2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和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刑法》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将刑法第168条第一款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通俗地说，就是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企破产或者严重损失的，今后要坐牢或者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觉得，这项修改，确实大快人心。因为从客观上看，部分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不容否认，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有的国企负责人不负责任、失职渎职或者滥用权力、随意决策等。不过，笔者也认为，此项修改，只提国有企业，只考虑国家利益，却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包括所有的上市公司呢？为什么不考虑5000万势单力薄的中国股民呢？要知道，上市公司的老总们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给股民造成的损失同样触目惊心。如果把那些拿了股民的血汗钱乱投资、滥担保的上市公司老总也判他个三五年徒刑，看他们还会不会到处当“大哥”、充阔佬。

有些事情就是非常怪。上市公司亏损了，老总们不仅不要辞职，更不要负刑事责任，而且还要拿高薪。有股民在上海的一家媒体上对郑州百文董事长经营亏损5亿还拿2．18万元薪水提出质疑。该投资者认为，郑州百文在1998年6月还配股圈走市场1．47亿元资金，可不到半年就亏损高达5亿元，如此经营实绩的董事长为何能拿这么高年薪？殊不知亏损企业老总拿高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媒体披露，界龙实业亏损2984万元，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仍高达7．34万元；良华实业亏损3003万元，总经理年薪仍有5．39万元。良华实业和界龙实业老总的年收入，高于大部分上市公司老总的收入水平（同期沪市总经理的平均年收入为5．56万元），大部分赢利的上市公司老总也只能自叹不如。更有没有证实的消息，某亏损公司的老总年薪甚至达到了200多万元，让人叹为观止。其实，任何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我国企业老总的个人实际收入若加上其他补贴与其他好处等，远远不止刊登在年报上的数字。上市公司老总干好干坏一个样，不仅在亏损企业是这样，绩差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例如：1999年利润较上年“缩水”95%的冰箱压缩，全年赢利仅135万元，但总经理年收入高达11万元。另一方面，干好干坏一个样还只是上市公司老总报酬的表面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较高比例的绩差企业老总根本就不在上市公司领薪。据统计，1999年上海本地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在本企业领薪的，分别只占35．13%和72．97%。这一现象在绩差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1999年亏损逾亿元的几家上市公司差不多都是或董事长不领薪，或总经理不领薪。董事长或总经理不在企业领薪，并不是为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实际上是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虽已实行股份制，但企业转制并未真正到位。一方面，上市公司老总兼职过多，特别是董事长中有相当比例属控股母体的行政领导兼任；另一方面，政企仍未分开，没有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业内人士评价，既然企业效益好坏与老总个人收益无直接关系，又怎能保证其工作责任心呢？股份制推行之初就要求上市公司老总多持股，且在任期内不得转让股份，而现在却出现较高比例的老总不在本企业领薪的现象，因此对老总并不存在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看来，上市公司老总不仅要报酬披露走向透明，更有必要实行股东能接受的奖惩制度。

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工作成绩有效地挂钩，这不仅是关系到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公司的发展。最近有人提出实行股票期权的设想。所谓股票期权，是企业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的报酬制度。标准的股票期权是指经营者享有在与企业资产所有者约定的期限内（如3～5年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业股票的权利。通俗地说，就是“干得好，给你股票”。

哈佛管理学经典告诉我们，能够战胜对手的公司，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高级经理人员具有长远战略眼光，高层管理班子具有长期稳定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时常需要就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战略发展等问题进行决策，诸如公司购并、公司重组以及长期投资等。这些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效果要在三五年、甚至上十年后才会体现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如果一家公司的薪酬结构完全由基本工资及年底奖金构成，那么出于对个人私利的考虑，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倾向于放弃那些短期内会给公司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计划。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人们便想到要设立新型激励机制，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公司长期利益联系起来，鼓励他们更多地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不是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财务指标上。于是，股票期权便成为重要的选择之一。

据资料显示，全球排名前500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至少有89%的企业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美国硅谷的企业则普遍采取了这种制度。目前，全美企业用作认股权配额的总股值已由1985年的590亿美元猛增到1万亿美元。《福布斯》杂志每年5月对美国800家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从1985年到1997年，股票期权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了178倍，而工资和奖金的收入仅增长不到1倍。

我国实施股票期权最早的要推深圳万科，万科在1993年为使员工股份计划的操作更加规范，聘请香港专业律师协助起草并制定严密规范的《职员股份计划规则》。其中便规定了“认股权利”。上海在1999年年初工业系统发起“经营者革命”，试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如果在既定时间内达到企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经营业绩水平，经理们就可以获得相当比例的企业股权或期权。“期股”的激励对象主要是董事长和竞争上岗的总裁、总经理。武汉国资公司出台的奖惩办法规定，对上市公司，按该企业年报公布后一个月的股票平均价，用当年企业法定代表人的70%风险收入购入该公司一定量股票，同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与武汉国资公司签订股票托管协议，这部分股权的表决权暂由国资公司行使，且股票不能上市流通。

既让干得好的获得高额报酬，又让干得差的“下课”，同时承担应负的责任，这才是权力与利益的同等。公司的老总，你们这碗饭也不是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