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指出,制造业有两种组织方式:大企业或是专业化小企业的地方集中,称后者为“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并认为它是那时主流形态[1]。但受时代局限,产业区理论研究在1920年代—1980年代初一直未被学界所关注,直到1984年Michael Piore与Charles Sabel出版了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2]才引起了“产业区”理论探索。在此之后,西方提出了“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s)理论”,并形成了六个流派[3]。然而,至今“产业区”本质及理论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中。其中,虽形成个别经典概念,但由于社会分工深化和企业组织变迁使产业区快速发展,故以时代背景为主线探析人类对“产业区”认知过程,归纳其本质和现实形式仍是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
马歇尔(1919)基于英国谢菲尔德(Sheffield)餐具业、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毛纺织业地理集中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产业区”,这种针对传统家庭或工场手工业、专门化制造业中小企业地方集聚而诞生的“产业区”的特征是[4]:①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中小型企业集聚且企业专注于传统产业;②产业区内企业“竞争”与“合作”有机耦合;③企业空间邻近,以便从企业外部分享信息、隐性知识、归属感和熟练技术工人等;④区域与地方机构、中介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兴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基于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提出“新产业区[5]”,其理论研究焦点经历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意大利产业区(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作为“资本主义模式”典范的特别之处、1980年代末—1990年代中“新产业区形成的诱因和形成动力”、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新产业区本质与类型,产业组织演变动力和企业组织特征及对产业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及对产业区影响,新产业区战略与国际竞争力”研究,及贯穿始末的“新产业区”与“马歇尔产业区”异同研究[6]。新产业区的主要特征:①集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网络密集性(network-intensive interaction)和根植性(embeddeness)于一体;②经典分类依据有[7]“现实特征、发生学视角、劳动地域分工与产业区的角色等”;③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现实世界常见的新产业区有:传统手工业集聚区、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都市工业园、文化基地、创意产业集聚区等[8]。④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自弹性专业化、集聚、创新网络等[9]。⑤演进趋向:1990年代早期以Ash Amin、Ben Harrison[10]等为代表的消失派、以Michael Piore、Charles Sabel[11]等为代表的兴盛派,而今已转向“产业区演进趋向的影响因素”研究[12]。
“新产业区”与马歇尔所指的“产业区”异同表现在:①马歇尔所指的产业区不仅强调了集聚为地方中小企业创造的集聚效益和区内企业间相互依赖,而且强调产业与当地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新产业区不仅关注地方中小企业的集聚,而且核心突出特定地方特定产业链间的劳动分工。②新产业区研究在企业网络、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外部联系和内部组织变化及产业区国际化等方面突破了马氏理论。③技术革命对产业区内企业组织和企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差异:1980年代以来的产业区内企业本地网络和根植性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西方新产业区理论与实证研究中突出的“自立型而非依附型发展道路”在“新产业区”理论亚洲化或者中国化过程中被放松假设[13]。④总体而言“新产业区”是基于马歇尔所指“产业区”的“具有创新环境的小企业集聚”内涵演变而来,并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六个流派,开拓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
对比马歇尔产业区和新产业区可发现两者本质上都强调:①集聚经济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应;②中小企业(SMEs)在产业区中的地位和作用;③产业区与地方的相互依赖对产业区持续发展作用;④产业区内的“氛围(协作与竞争、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创新网络等)”;⑤产业区内企业间关联,马歇尔将其表述为“企业间相互依赖”、新产业区则表述为“基于企业集聚的产业链或价值链关联[14]。总体而言两者无本质差异,它们既能揭示“产业区基本属性——生产体系及社会生产体制、维持生产体系及社会生产体制的制度安排、地方生产系统与全球化的链接通道”,又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传承“马歇尔主义者Vs 非马歇尔主义者”差异。因此“产业区”可定义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围绕单一或高度相关产业的企业群体及其从业者社区通过复杂的网络而构筑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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