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则是由多个主体组成的系统,主要是城市的居民、企业、政府等[4];作为城市空间演化的自主体,政府、企业、居民有着各自的空间利益目标(表4-17),一是政府不仅期望经济稳定与快速增长,而且希望生态环境良好和社会稳定;二是居民希望宜居、宜业的和谐与幸福城市;三是企业争取利润最大化等,必然诱导各主体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存在相互矛盾的空间利益,而在城市规划实践中表现为创意园建设的空间资源利用模式的抗争以及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的自发空间行为。
表4-17 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主体及其空间利益
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创意企业、创意产业从业者、自由创意者、中介企业(风投、交易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推动创意产业区演化,而它们的空间利益存在共同点:一是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创意氛围以促进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即促进创意诞生和商品化;二是便捷的可达性以实现消费者的便利通达提升创意产业区的企业—产品—园区的知名度;三是实现生产成本最低和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城市政府在推动创意产业区发展重构大都市空间中的空间权力是利用空间配置与管治权实现城市土地的增值与空间繁荣,带动就业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其空间利益是通过城市空间出让获得足够的税收以支持城市各项公益事业发展。当然,这些主体对于空间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自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与抗争,尤其是在以历史文化街区为空间资源发展创意产业区时,这种空间抗争就更加显著地出现在创意企业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博弈过程中。
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始终存在创意企业、创意阶层、政府、地产商、风险投资企业等主体,它们不仅是构成创意产业区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关键主体,关键性表现为:一是它们之间形成紧密的网络,推进街区和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对创意环境的提升和创意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创意企业为主体的创意产品项目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创意产业的地方生产网络[5]的嵌入和多重地理空间尺度的嵌入;三是基于创意企业项目网络形成的创意产业生产网络启动了大都市经济的“创意”转型和市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创意转向,而创意产业园的空间规划与管治开启了大都市管治转型。当然它们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过程中有着各自的空间需求,因而就会触发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空间抗争。
(1)空间需求理论 空间需求是以人的日常生活行为需求为基本前提,而人的一般行为需求中存在如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54)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基本特征存在四个基本假设——需求的变化性、需求的多样性、需求的层次性、需求的潜在性等。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表明,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在不同生命阶段存在不同层次的需求,由此诱致了不同年龄群体和职业群体的差异化空间需求。而对于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的关键行为主体——创意企业、创意阶层、普通市民和政府而言,他们的空间需求不仅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创意产业区演化的时空过程会发生自我空间需求转变。
(2)关键行为主体的空间需求
①创意阶层的空间需求。正如第2.4.1节所论证的创意阶层在工作、消费、娱乐等日常生活活动的空间取向与城市一般市民存在差异,空间需求特征集中体现为就业空间、居住空间、消费空间、休闲空间等的文化内涵或个性、创新与包容度、便捷度等;而且创意阶层的日常生活空间会趋向混合集成化,以便于适合创意阶层的“SOHO、LOFT”式的工作—交流—生活行为方式。如图4-16所示上海市按职业划分人群的创意偏好和文化消费倾向,足以表明创意阶层的空间需求的文化偏好。
图4-16 上海市职业群体的创意偏好和文化消费倾向调查
资料来源:褚劲风.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59
而禇劲风对上海8号桥、M50、周家桥创意之门、田子坊、设计工厂、张江文化科技创意基地1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的160份问卷调查表明:场地办公租金、园区氛围的趣味性与多样性是园区尺度创意阶层空间需求的重要特征,而公共信息交流平台、公告板设施、园区景观、周边交通便利度等的重要程度则反映了创意园区公共空间对于创意阶层和创意企业空间需求的重要意义(图4-17)。
图4-17 创意企业、专家(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眼中的创意园空间要素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褚劲风.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61有补充修改
②创意企业的空间需求。由于创意的产品化过程具有长周期、高风险和直接面向多样性需求,且创意产品早期的盈利能力和创意阶层对自由支配时间的渴望,使得创意企业倾向于租金低廉、环境静谧的大都市内城;随着街区知名度的快速提升和创意产品的溢价,使得创意企业的生产成本营利空间下降,由此导致创意企业向更好的街区迁徙。当然,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集聚现象反映出创意企业对于集群氛围和本地社会资本的向往[6];而且随着产业区的成长,对高水平、功能综合的创意空间需求逐步增加。当然,创意企业在园区尺度、街区尺度、城市尺度的空间需求存在具体形式差异,如同为文化多样性,在城市尺度则可能用民族、语言等象征性符号,在园区尺度则可用创意企业文化类型等。
③产业区管委会或地产投资公司及城市政府的空间需求。城市政府的代理者创意产业园管委会,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功能是推进园区基础建设和招商,并为园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等,其空间需求表现为空间形象和声誉等外在表现的最大化、空间的税收和就业容量等的空间内涵最佳化、外部连接和网络效益等空间联系的最优化。当然政府在推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的空间需求并不仅限于园区及周边,而是期望带动整个行政区的外在符号经济能级优化和空间形象的提升。
当然,一定范围内空间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同行为主体的空间需求既有重叠,又有分歧。微观层上必须保证创意产业从业者、创意企业、城市一般市民、政府等主体的空间福利最大化;宏观层上须有利于空间功能拓展与提升和空间结构优化。如何既兼顾不同主体的空间需求,又能提升大都市空间功能与形象,其可行路径是大都市空间的功能区化发展形成集聚和规模经济,抑或空间有限度分割实现空间功能融合发展形成范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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