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空间的生产动力

创意空间生产，既能够实现创意生产的可持续，又重构了大都市空间，集中体现在：①创意产业的行为主体对于空间有着天然的依赖和激发自我创意良好场所认同感，天然依赖主要表现为创意从业者不仅需要日常生活空间，而且对其要求比一般城市居民有着更为不同寻常的期待，这必然诱致商业空间、休闲空间和工作空间的快速重构以适宜创意阶层之生活与工作需要；激发创意行为的场所认同感源自创意人群的自我空间行为之偏好^[1]；②创意经济的地方偏好，不仅体现在创意经济集聚于大都市内城或边缘，而且对于地方性环境的需求也有着特殊的空间指向性特征^[2]。这必然激发大都市各行为主体的日常行为空间的重构，由此自然诱致经济社会重组与实体空间重构。而后工业社会大都市空间面临创意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都市空间重构过程始终处于行政驱动（政策力、城市规划力、政府—市民—企业的空间博弈与抗争力）、市场驱动（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作为大都市新兴阶层的创意从业者的空间生产、创意企业的空间实践）、社会驱动（大都市空间重构的群体意识、创意生产网络的全球—地方作用、大都市空间消费的“个体”与“群体”博弈）（图6-7），而行政、市场、社会三类驱动力处于动态博弈的相互作用过程。

图6-7　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动力类型及本质

大都市空间重构受来自政府的创意产业政策、创意城市战略为内核的空间治理政策，及在中国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下的“政府—市民—企业”的空间利益博弈等的共同驱动。①东京练马区和伦敦西区演化重构各自大都市空间案例解析表明，大都市空间重构过程始终受到产业政策诱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空间组织形态演变所作用；产业政策演进与大都市空间重构关联是政府通过集成性产业政策调控不同产业的税收，从而驱使不同产业部门根据成本—收益自行进行空间区位选择。因此，创意产业政策无疑是行政力驱使大都市新兴产业快速兴起的重要手段之一。②大都市空间响应创意产业区演化的案例解析表明，大都市空间响应创意产业区演化的主要路径是城市观、城市战略到城市规划的创意转向，由此，政府利用空间管治的规划权引导与干预大都市空间发展，成为后工业社会大都市趋向创意城市的重要动力之一。③以城市土地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空间资源配置，成为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即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激活价格机制形成大都市空间自组织优化过程，从而使创意企业有机会进入大都市某些区域并集聚成创意空间，随即重组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空间。而创意企业进入大都市某些区位时，无疑受到目标地区的居民空间愿景与政府空间管治的综合博弈，这种博弈主要源自创意企业或创意者自发的空间实践、大都市政府自上而下的空间管治等所形成的空间利用之矛盾，即空间生产所形成权益的分配之争。空间权益分配博弈过程中，无疑加速了政府、企业、市民等行为主体对于创意经济与创意空间的理性认知和空间实践探索。

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市场力主要是资本（广义）、企业、创意从业者等。空间既是一种生产资料，也是消费对象。而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就是各类资本通过转换，成为驱动大都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以各形态的资本通过创意产业区演化或大都市空间响应的系列项目，生产出满足创意产业发展或创意阶层生活与生产的基础设施、创意环境与组织机构等，无疑重构了后工业社会的大都市空间；同时资本也来源世界各地，即全球化的资本运作与地方性地理空间的作用，构成了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资本的空间生产最为显著特色。在中国上海，资本将石库门密集区转化为大都市现代休闲与高端商务区、资本将里弄工厂转变成全球知名的创意产业密集区等，无不彰显资本驱动的创意空间生产。

创意企业与创意从业者作为创意经济行为主体，其空间行为无疑需要适宜的办公空间、休闲空间、交流空间等，因此，创意企业与创意从业者密集区的演化，成为大都市创意空间生长的基础，尤其是其在大都市内的扩散，成为重构后工业社会大都市空间的重要动力。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Stiglitz在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所描述的以跨国企业的专业管理阶层对于空间诉求在全球各大都市总是很少被质疑或拒绝，因而造就了“一流国际机场、高端商业街区、各色娱乐与餐饮场所、时髦的现代办公大楼等”在全球大都市无地方性扩张。但创意企业与创意从业者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所生产的创意空间却较好传承大都市文脉、有效保持了全球化趋势中的地方性，成为创意企业与创意阶层的空间实践的显著特征。

后工业社会大都市空间面临着诸多积弊，诸如职住分离带来的交通压力与环境污染，内城产业空心化、高企房价、空间形象衰败等问题。面临创意经济兴起，大都市空间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及时调整策略，以提升空间对创意经济及其空间组织形态的适应性。这既包括大都市政府主导的行政力、创意企业与创意从业者为主的市场力等驱动，还包括由全球—地方相互作用的创意网络、大都市空间消费的“个体”与“群体”差异、市民追求创意生活—企业追求创意人才和创意环境—政府追求国际竞争优势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组成的社会驱动力。

东京都空间响应练马动漫产业区演化与伦敦都市空间响应Hoxton、Clerkenwell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国际案例论证，阐明了面临创意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大都市的企业纷纷转向创意产业，促成企业对创意人才与创意环境的需求大幅提升。且西方大都市通过专项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或创意城市战略制定过程，采取了广泛的市民参与、磋商与质询等公众参与式规划程序，从而既保证了规划的民意性，又有效提升市民群体与大都市各级政府对创意产业、创意城市的理性认知，形成了重构后工业大都市空间的集体意识。在中国，这种集体意识中存在亢奋、彷徨，亢奋表现在中国大城市对创意产业园、创意城市战略的“大跃进”或“豪情壮志”，彷徨表现在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一些大都市内城，尤其是城中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面对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却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在“守旧与传承文脉”中伤逝机遇，使得大都市的局部空间更趋萧条。

创意产业生产的全球—地方作用，是创意产业生产过程“项目网络”的多重地理空间嵌入（图6-4），既表现在资本或人才来自不同的城市甚至国外，又表现在创意产品消费的全球化趋势。此外，全球—地方作用还表现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创意形成过程与创意商品化过程中全球虚拟网络空间的互动参与等。因此，创意产业生产过程，既是本土创意人才的自发行为，又是全球创意者基于虚拟空间的创意分享与消费过程。只有地方性历史文化资源与全球市场或创意人才有机结合才能促成创意产业的持续繁荣，推动大都市空间转型。

Manuel Castells指出“集体消费”是指国家集体性提供的服务形式，而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中居民、企业的空间消费在规模、性征与管理等方面都是以集体方式运作，如创意产业园内的公共空间营造、创意社交网络、创意氛围与创意产业政策等；而创意从业者和外来游客对创意产业区的消费，则倾向于个性化消费，如创意从业者偏好自助式或参与式消费，又如从事文学艺术创作者与从事研发产业的创意者对办公、休憩与生活的空间又有着不同的空间要求等，这正如创意白领、艺术家、零售商、居民、游客等对上海M50的内外交通、外部空间环境感知、建筑及配套设施、景观绿化、安全管理、室内环境等方面的评价存在差异（图6-8）^[3]，表明不同个体对创意空间消费存在多样化诉求。

图6-8　创意空间的“个体消费”需求

资料来源：郭洋，张清.上海M50创意产业园的使用后评价研究.华中建筑，2010（12）：19-21

综上，空间消费的群体与个体特性、空间重构的群体意识的“亢奋”与“彷徨”、创意产业生产过程的全球—地方作用构成了重构大都市空间的社会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