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家的遗产

1886年11月7日的上午，一位30多岁的帅气男子昂首阔步地走入了《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Constitution）的大楼。表情一向严肃的他此时显得更加凝重。他挥舞手中的一封电报，对聚在周围的人群说：“朋友们，我收到一份邀请，是让我去纽约做一个关于‘新南方’的演讲。我是否应该赴约呢？”^[1]

这个人就是亨利·伍德芬·格雷迪（Henry Woodfin Grady），《亚特兰大宪章报》的总编辑，同时也是“新南方”理念的主要鼓吹者。他手中的这封电报意味着，开启美国南部新时代的高潮即将到来。

格雷迪的报纸是亚特兰大、佐治亚州乃至整个美国南部最核心的一份报纸。报社所在的这栋两年前刚刚落成的大楼，是当地条件最优越的新闻生产基地之一。楼内配备了电灯、暖气、电梯、电话和打字机等最新设施。报社的编辑部位于大楼的四层，紧挨着格雷迪的办公室。编辑部里一片忙乱，纸张胡乱堆在办公桌上，有些还散落到地上。办公室里总是回响着电话的蜂鸣声和打字机的敲击声，空气里弥漫着报纸油墨的味道。墙上钉着一排地图，包括亚特兰大市地图、佐治亚州地图、南方邦联地图、北方地图、美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这些办公室里的人们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置身其中的世界。他们编辑事实和观点、他们形塑读者的意见、他们挑起议会争端、他们牵动着大企业的神经——他们深谙此道。

《亚特兰大宪章报》的办公室有一位常客，他就是亚特兰大三一监理会—可能是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教会的会督詹姆斯·怀德曼·李（James Whideman Lee）牧师。他刚刚30岁出头，已然在亚特兰大和周边地区声名远扬。《亚特兰大宪章报》新闻办公室里的人们都是他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还是他的教众。李相信他们的观点，正如他们从未怀疑李的布道一样。

《亚特兰大宪章报》的这一群人都非常年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名扬佐治亚州内外。除了格雷迪之外，还有社论主笔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那本广泛流传的小说《瑞摩斯叔叔系列故事》（Uncles Remus Stories）。此外，还有记者兼评论员华莱士·P·里德（Wallace P. Read）、诗人兼专栏作家弗兰克·L·斯坦顿（Frank L. Stanton）、记者及后来的编辑部主任克拉克·豪厄尔（Clark Howell）、总编埃文·P·豪厄尔（Evan P. Howell）。

李牧师的身边常常跟着他的两个儿子，当时九岁的艾维·莱德拜特（Ivy Ledbetter）和四岁的小詹姆斯·怀德曼（James Wideman, Jr.）。虽然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和这些名流们交谈的价值和含义，但两个孩子仍然被这种紧张、愉快、激情四射的对话深深吸引，沉醉在他们的谈笑之中。这种谈话的氛围潜移默化地渗入他们的血液，使他们一辈子都直接、间接地与新闻连在了一起。

1886年11月的那个上午，格雷迪获得的不仅是一份莫大的荣誉，更是一次难逢的机会。美国北方人希望他去那里做一次演讲，阐述他的“新南方”思想。“新南方”思想是他在《亚特兰大宪章报》上首先提出，并积极在整个佐治亚州奔走呼号的。但真正到了北方人邀请他前往介绍这一思想时，他反而有点犹豫了。于是他向朋友和同事们征求意见，“去吧，”他得到了众口一词的回答。

这些人已经很难记起旧南方—南北战争前的那个南方。在南北战争时期，他们尚少不更事。在他们中，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可能对那些往昔岁月印象最为深刻，他现在也和同事们一起为建立一个“新南方”而奋斗。他和他的朋友李牧师都出生在佐治亚州的农村，两人的故乡相隔不过数十英里，年龄相差也不过几个月，恰好都出生在19世纪的中叶。

他们的童年在旧南方度过，那里有西瓜地、桃树园、李树园，还有棉花和烟草种植园，园子里有松鼠、蓝色的松鸡以及兔子，还有劳作的奴隶和农民。他们在阳光下听着田地里安详的虫鸣，享受着闲适的时光。黑奴带着他们喜欢吃的姜汁蛋糕、玉米饼、羽衣甘蓝菜和饺子，以及准备好的柿子酒和肉汤到园子里干活。

1849年11月28日，詹姆斯·李出生在一个叫石桥（Rockbridge）的小镇上。他的父母—扎卡里·J·李（Zachery J. Lee）和艾玛·H·怀特曼·李（Emma H. Wideman Lee） —虽然并非与“神圣的弗吉尼亚李家族”同宗，却也拥有高贵的血统。^[2]　没有太多资料能够了解詹姆斯的童年生活，但应该不会和乔尔·哈里斯以及其他佐治亚州的白人男孩有太大差别。这些男孩天资聪慧，对精神世界充满兴趣。但李的家庭更为成功，能够为年幼的詹姆斯提供更好的教育。他们把詹姆斯送到鲍斯维尔学院（Bawsville Academy）就读，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哈里斯接受的教育则较为普通，他大部分靠自学。有一天，他在当地邮局看到《乡里人》报（The Countryman）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分类广告，上面写着“寻找一名聪明的白人男孩学习印刷业务”。不满十岁的哈里斯，申请并得到了这份工作，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乡里人》报在约瑟夫·A·特纳（Joseph A. Turner）的种植园里出版。作为南方仅存的真正的种植园主之一，特纳身上充分体现出南方种植园主的没落。他的种植园广达数千英亩，拥有充足的奴隶和白人雇工，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庄园内，铁匠铺、商店一应俱全，甚至还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乡里人》报是特纳的骄傲，它的格调和内容显得很有学问、不落俗套。在《乡里人》报的那段时间，哈里斯开始尝试最初的文学创作，尽管写作的诗歌和散文仍然未脱青春稚气，但已展现出一定的魅力和远大前途。

特纳自己是一位律师和学者。像其他种植园主一样，他把自己视为南方的知识分子领袖。他拥有一个数千册藏书的图书馆。每当完成了印刷工作，哈里斯就会安静地泡在图书馆里，沉浸于经典作品的阅读之中。

但是南北战争最终蔓延到了佐治亚州。威廉·T·谢尔曼将军（General William T. Sherman） ^[3]的部队，在著名的“向海岸进军”（“march to the sea”）^[4]行动中，扫荡了特纳的种植园。联邦军队在特纳的种植园驻营，简直摧毁了地面上的一切，将其焚为焦土。当联邦军队离开时，只留下了被破坏殆尽的种植园。《乡里人》报的出版人很快尝试恢复出版，但是最终放弃了努力。在最后一期报纸上，特纳亲自撰写了《告别》一文，他写道：

《乡里人》报创刊之初，我是一个南方的种植园主，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且我一直坚信，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上帝啊，通过战争的严厉惩罚，我已不再是一个南方的种植园主。这类人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自己的家园和田园。我不过是一个被放逐者和流浪汉，生活在我曾经生活的地方。独立的乡村生活和种植园主的家已经永远离去，《乡里人》报也将随之远去。再见了。^[5]

南方人充分认识到，旧秩序已经消亡，新世界正降临到他们身上。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多次召集他儿时的朋友，其中就有李牧师，向他们讲述原来的种植园和种植园主的故事。这种生活吸引着年幼的李。然而，哈里斯同样提到了内战，提到了被战争摧毁的种植园和北方来的投机分子，提到了奴隶们参与投票，还提到了黑人与白人一起担任公职。关于旧秩序坍塌的知识，是李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这种认知对他来说就像旧时的玉米饼和饺子一样来得十分自然。曾经那个由位居上层的少数人主导的社会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个体被整合起来，大众、群体拥有最高的统治权。

李的家产也在内战中毁于一旦，詹姆斯不得不从鲍斯维尔学院退学，进入位于格兰特维尔的一家公立高中完成中等教育。通过打工和接受来自舅舅艾维·瑟维尔（Ivy Sewell）的资助，詹姆斯设法凑够了进入埃默里学院（Emory College）的学费，并最终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教育。埃默里学院是一所教会监理会创办的学校，使命是培养未来的牧师。埃默里学院坐落在牛津，周围被静谧、安宁、古典的建筑环绕。这些建筑从1838年—埃默里学院建校之初—就矗立在那里，象征着南方希腊建筑艺术的复兴。

1874年毕业之后，詹姆斯很快加入了佐治亚州的监理会分会。翌年，1875年12月26日，他娶了雪松镇（the Cedar Town）一位杰出的监理会牧师L. L.莱德拜特（Rev. L. L. Ledbetter of Cedar Town）的女儿为妻。这种结合以当时南方的婚姻情况来看再正常不过，但他的妻子艾玛·尤法拉·莱德拜特当时才12岁。

《乡里人》报停办之后，乔尔·钱德勒·哈里斯供职于多家报社，辗转于佐治亚州的乡村。与此同时，詹姆斯·李完成了教育，开始了一段相似的旅程。1876年，他被任命为牧师，开始为亚特兰大周边的小教堂服务。这些教堂分布在斯普林克里克、洛克马特、隆坎、克罗尔顿、达尔顿和罗姆。10年之后的1886年，他终于安顿在亚特兰大市市区。

曾经那个由位居上层的少数人主导的社会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个体被整合起来，大众、群体拥有最高的统治权。

彼时，美国南方经历了历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战后重建。这不仅是因为南方一切都被毁灭殆尽，还因为北方人希望南方维持这种战败状态，彻底改造它的旧道路。从政治上看，北方的共和党人想重建南方的民主党，并将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社会层面看，北方的人道主义者希望改造南方的激进派和当地士族（aristocrats），强迫他们与被解放的奴隶、社会底层达成政治上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从经济上看，为了弥补在南北战争中的损失，北方的工业家们急于重建南方经济，他们迫切要求出台减少关税的法律，建立健全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信贷，还希望政府提供补贴，以满足他们在南方拓展业务的需要。

大部分南方人理所当然地抵制重建运动。抵制的努力最终随着新一代南方领袖的崛起而失败。这些新的领袖们，或者所谓的“波旁派”（the Bourbons），通过和北方的工业家合作，在重建的阵痛中寻找出路。他们懂得如何通过更加迂回的方法，保持旧的生活方式。他们赞成从往昔种植园的废墟上建立商业化的南方社会。他们知道，最终的结果并不会有太大区别，工业化造就的士族（aristocracy）终将取代农业社会的士族。与原来那些种植园主不同，波旁派理解新的秩序。他们了解若要重新积攒实力以维持其政治和经济特权，唯有通过夸张的南部演讲辞令（spread-eagle southern oratory），煽动并重新集结那些农民和贫穷的白人，改变这些刚刚获得解放而充满力量的群体。种植园主已经被这些煽动家们赶出了历史舞台，原来有势力的特纳家族等被韦德·汉普顿家族（Wade Hamptons）、本·蒂尔曼家族（Ben Tillmans）和汤姆·沃森家族（Tom Watsons）所取代。

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波旁派统治下的“新南方”，商品贸易、资本放贷、工厂兴建、铁路发展、资源开发要比此前的烟草、棉花等种植经济重要得多。波旁派推翻了重建时期法律规定的社会福利政策。他们要求政府降低工作人员的工资、提供更低的税收和关税、扩大州权、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在重建时期最黑暗的日子里，北方和南方的商人们也发现，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诉求要比因梅森—迪克逊线^[6]划分的其他群体显著得多。于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波旁派越来越多地向北方的资本家求助，甚至主动邀请他们出任“新南方”商业和工业方面的领袖。伴随“新南方”工业化进程，伯明翰被称为南方的匹兹堡，同时，格雷迪、哈里斯和李牧师生活的亚特兰大被称为南方的纽约。

毫无疑问，亨利·格雷迪是工业化的“新南方”最受尊敬的辩护者，也是推动“新南方”一词流行的主要宣传家。他在报纸上刊登真实的新闻报道，指出进一步工业化的需求，撰写评论平息针对工业化的争论。“他不是平和地促进企业发展、鼓励工业进步，”一位和格雷迪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写道：“他热烈地推动企业和工业的发展，直到它们能够像武装着的征服者一样披荆斩棘。”^[7]

正是格雷迪的正直、诚实和极强的表达能力，让这位《亚特兰大宪章报》的编辑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尽管他仅仅活了39岁。艾维·李后来从他身上学习并继承了这些品质。1886年12月，当格雷迪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听众虽然都是北方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但这个南方人还是能够赢得积极的回应，包括掌声和泪水。“南方没有什么要道歉，”格雷迪直率地说道，“她相信州与州之间最后的争斗只是战争，这不是反叛、革命，更不是阴谋，她对信仰的坚定如在座各位一样赤诚。南方并不需要挽回什么。”但是，格雷迪将谢尔曼将军描述为“一个杰出的人”，只是“不小心忽略了属下的纵火行为”^[8]，这样自然赢得了听众的心。

格雷迪不能被简单视为粗野的波旁派或是出卖南方的内奸（quisling）。从根本上讲，他其实是一位调解人、一位妥协者、一位协调关系的专家。他在纽约关于“新南方”理念的演讲是公共关系的一部杰作。他赞扬林肯是最真诚的美国人，是清教徒（puritan）和骑士（cavalier）的结合体。他描绘了一幅南方种族关系的浪漫图景：“总体而言，我们发现解放了的黑人比他们作为奴隶时要忙碌得多。”但是，他提醒北方的听众们，这些解放的黑人并没有消除原罪。他说道：“你们的父亲，把他们的奴隶卖给了我们的父亲。”^[9]

格雷迪奔赴纽约的目的，在于劝说北方的有钱人到南方投资。他做到了。他的演讲在全国广为接受，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和评论这场演讲，充溢着一边倒的赞誉。他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位英雄。当他回到亚特兰大时，有铜管乐队和数千位民众迎接他。《亚特兰大宪章报》写道：“他的成功，是适应了新条件、新希望和新成就的南方思想的胜利。”^[10]

以上便是1886年年初李牧师把全家搬到亚特兰大时的社会境况。李牧师全家在亚特兰大一直生活到1893年，起先在三一教堂（the Trinity Church），后来则在帕克街教堂（the Park Street Church）。原来生活在“新南方”边缘的他，现在终归主流。他与哈里斯、格雷迪等人的友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尤其是辗转边远乡村十年之后，在亚特兰大的时光对于李牧师的知识积累至关重要。与作家和报纸编辑们的交往，无疑为李牧师接下来一生中的写作和编辑生涯提供了帮助，造就了一位宗教畅销书作家，同时他还贡献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献。

也许最重要的是，与格雷迪和其他南方领袖一样，李牧师拥有南方人天生的修辞和演讲天赋。甚至在来到亚特兰大之前，他已经因其振奋人心的布道而闻名。在格雷迪被邀请到北方向工业巨头发表演讲的同年，李牧师被邀请到北方向宗教领袖们发表演说。1886年，在接管三一教堂之后不久，他受邀在新泽西举办的美国基督教哲学年会上发表演讲。他的听众和其他演讲者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些宗教思想家，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哲学家、主教和牧师。对于这位来自佐治亚州的牧师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盛会，也是给予任何南方神职人员的无上荣誉。

他演讲的主题被指定为“精神力量的相关性”（The Correlation of Spiritual Force）。正如他所说，对于他这个“学会会员中的初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主题。牧师霍华德·亨德森（Howard Henderson）博士随后在《西方基督教倡导报》（The Western Christian Advocate）上发表了对李牧师演讲的解读文章，该文将李牧师称为“传教士、诗人、哲学家”，还把他描述为“面部光滑，长得几乎有点孩子气，明显有些羞怯，开场显得犹疑不定”，“英俊潇洒，衣着光鲜，风度翩翩，举止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位智者，这些都引来了人们的怀疑而非信任”，亨德森补充道，“而且，他来自南方，南方人哪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11]

他论述的结构就像大教堂一样牢固而庄严，又像大教堂里的透明窗户和彩色圣像般灿烂辉煌。

然而，当李牧师进入演讲正题时，这些听众头脑中固有的北方人的偏见和质疑被一扫而空。亨德森写道：“他论述的结构就像大教堂一样牢固而庄严，又像大教堂里的透明窗户和彩色圣像般灿烂辉煌。”李牧师让他的哲学“散发着华丽辞藻的光芒”，“他那柔和而严肃的语调，在他的唇边与听众的耳中恣意流淌，甚至连利未人^[12]（the Levite）吹奏的白银小号，也无法与之相比”。从那一个成功的时刻起，亨德森写道：“李博士作为哲学家和诗人的地位得到了确立。”^[13]

在南方，李牧师变成了像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14]一样的人。李牧师因口才和写作能力而广为人知，并将这些才能传授给了他的儿子艾维·李。他在职业生涯中进行过很多次演讲，并经常被人模仿和引用。1893年，他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上帝是宇宙的法则”的演讲，随后被收入大会的文集。1905年，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举办了“刘易斯和克拉克”博览会（Lewis and Clark Fair）。他在博览会上发表了关于“什么是科学”的演讲，激起了一场深入透彻的讨论并获得了认可。1909年，他在亚特兰大的一场特别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讲，题为“对亚布拉罕·林肯的颂词”。作为“新南方”自由主义者对林肯的有说服力的论述，这篇演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1908年，他在亚特兰大举办的监理会年会上发表了名为“南方的未来”的演讲，成为开启南方腾飞愿景和规划的重要论述。

1893年，李牧师被调到圣路易斯，担任圣约翰大教堂的牧师，并出任他所在教会圣路易斯地区的首席长老。他一直觉得亚特兰大和那里的人才是他真正的教区和心念所在，但是在1906年到1910年期间，他仍然非常开心地回到了三一教堂和帕克街教堂。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是在圣路易斯度过的。在这些年里，他撰写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尤其是《人类的创生》（The Making of Man，1892年）、《科学的关系：人类未来的信仰》（The Relation of Science: The Faith of the Coming Man，1912年）和《圣经与生活》（The Bible and Life，1916年）。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努力调和新的科学变革与旧的新教信条。这与他的儿子稍后在其他领域的努力并无二致。

因为热爱旅行，这位牧师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对旅行的激情后来也传递到了艾维·李身上。1894年，他进行了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旅行，告别牧师工作到巴勒斯坦度假。他在那里指导了与耶稣生活有关的标志、地点和纪念碑的拍摄工作。他整理出版了《加利利人的尘世足迹》（The Earthly Footsteps of Man of Galilee，1895年）一书，迅速成为销量超过100万册的畅销书。在那个时代与巴勒斯坦有关的著作中，本书销量最大。

稍后，他撰写了《巴勒斯坦的浪漫》（The Romman of Palestine，1897年）、《耶路撒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Jerusalem，1904年）和《天才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Genius，1915年），第三本书是他旅行散文的选集，内容是他去过的一些地方，包括欧洲、亚洲、俄罗斯和墨西哥。他的主要观点是：“没有地方是显赫的……除非他们与某些伟大的人物、战役或事件相关。”^[15]这种对卓越人物和大事件的痴迷同样传递给了他的长子。

当他纵贯墨西哥旅行时，曾经短期担任《亚特兰大宪章报》国际新闻记者。他是《卫理公会插图史》（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thodism，1900年）的联合作者，还编辑了四卷本的《自我阐释的〈圣经〉》（The Self-Interpreting Bible，1897年）、《青年基督的民间生活》（Young Folk’s Life of Christ，1902年）以及《年轻人的〈圣经〉》（Young Folk’s Bible，1904年）。从1899年到1902年，他还是圣路易斯新出版的一本杂志—《美国卫理公会画报》的首席编辑。

李牧师最终将自己定格为美国“新南方”的领袖之一。同格雷迪和哈里斯一道，他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南方的全新面貌。他们三个人始终是极其亲密的朋友，即使死神很快就将他们分开。格雷迪在1889年意外逝世，李牧师在他的葬礼上发表演说，之后还为格雷迪撰写了传记，题目为“亨利·W·格雷迪：编辑、演说家和大丈夫”（Henry W. Grady, Editor, Orator, and Man），被认为是“对格雷迪品性最毫无保留的歌颂”^[16]。当哈里斯于1909年逝世时，他再次在葬礼上发表了纪念讲话，温暖而真挚地称赞了他的朋友。当这位牧师在1919年逝世时，是他的儿子艾维·李—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撰写了他的悼词。

对于年轻的艾维·李而言，他们都是英雄。他没有多少恋母情结，反而对他的父亲心怀崇敬。他模仿了父亲的很多言谈举止，借用了很多技巧，学到了很多想法和感受，继承了父亲的很多才能。也许父亲对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赋予了艾维·李整合多样的观点并寻找妥协之道的能力，正如他父亲试图调和“新南方”与“旧南方”、“新宗教”与“旧宗教”那样。如果不理解他的父亲，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艾维·李。

如果说李牧师是艾维·李的人生导师，那么亨利·格雷迪就是他最为崇拜的偶像。在《亚特兰大宪章报》的编辑部里，艾维·李观察格雷迪的举止，聆听他的言说。经历了这段时光之后，艾维·李对其他行业的了解都远比不上新闻界。格雷迪一直关注华尔街、股市、银行业和投资，还对大生意和小人物的关系感兴趣。艾维·李从格雷迪身上学到了这些兴趣。后来，他将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很多成就归功于格雷迪，其原因就在于他从格雷迪身上学到了如何影响公众。^[17]

格雷迪不是盲目的保守派，他为革除南方农业和工业中的弊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有着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质，这让他超越了汉普顿、蒂尔曼或者汤姆·沃森这样的南方贵族。他的朋友圈子同样如此。李牧师、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和亚特兰大乃至整个南方与他们相似的人，包括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沃尔特·海恩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乔治·华盛顿·凯贝尔（Geoge Washington Cable），都变得越来越自由主义。他们一直致力于普及黑人教育，推行更有力的民权政策和争取更多积极的政府项目。

格雷迪是预言“新南方”的先知，哈里斯则是旧南方的记录者。年幼的艾维·李经常坐在哈里斯的脚边，带着对过往的敬畏，了解南方生活的一面，人性的一面，更温和、更有同情心的一面。他后来撰写、发表了一篇纪念哈里斯的文章，记述了这位友善的作家对未来的宣传家的影响。

哈里斯总是对黑人的困境非常敏感，同情普通人，尤其是农民和劳工。虽然他在作品中会刻意强调南方，但是与南方文学的粗鄙不同，他有着更博大的文学和政治情怀。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编辑、出版了《瑞摩斯叔叔之家》杂志。他说道，这本杂志旨在造就“视野宽广、热爱祖国的美国人，并阐发整个国家最好的思想”。尽管他提到“乡土气息是英语文学最主要的魅力之一”，但他仍然坚持“这本杂志的负责人将与流行于北方、东部、南方和西部的乡土气息没有任何关系，乡土气息往往代表着无知和盲目的偏见，呈现了狭隘的视野和令人不快的闭塞观点”^[18]。

也许父亲对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赋予了艾维·李整合多样的观点并寻找妥协之道的能力。

年轻的艾维·李心目中的这些英雄，没有一个是粗鄙的南方人。他们拥有不局限于南方的智慧和远见。他们耗费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试图弥合北方和南方之间的裂痕。从根本上看，他们向南方解释北方，也向北方介绍南方。很多年之后，他们年轻的门徒—艾维·李—试图做相同的事情，弥合大资产者和普通人之间的裂痕，并在这一过程中，开启了一个新职业。

这些就是艾维·李继承的遗产和他成长的社会环境。他成长于“新南方”，演讲和煽动、宣传和促销在这里乃是促进社会伤口愈合的最有效疗法，它们把不同的事物整合到一起，并使之尽善尽美。“新南方”理念有很多对立面，年轻的艾维·李深受如下二元对立的影响：重建和守旧、波旁派和自由主义者、没落的贵族和崛起的大众、资本家和改革者、重农主义者和工商主义者、旧势力和新势力。正是这样的双重性，将艾维·李造就为一个妥协者、适应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为各方进行辩护。

他成长于“新南方”，演讲和煽动、宣传和促销在这里乃是促进社会伤口愈合的最有效疗法，它们把不同的事物整合到一起，并使之尽善尽美。

【注释】

[1]Raymond B. Nixon, Henry W. Grady: Spokesman of the New Sou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p.239.

[2]See　Henry F. Pringle: “His Master’s Voice,”The American Mercury,Ⅸ（October,1926）, p.147.

[3]美国南北内战时期北方著名将领，攻陷亚特兰大市后，放火烧毁了整座城市。—译者注

[4]在美国内战中，谢尔曼将军率领的部队在占领亚特兰大之后，向海边的萨瓦纳进军，沿途实行“三光”政策，摧毁所到之处的所有物资和设施，杀死牲畜和所有抵抗的居民。—译者注

[5]Ivy Ledbetter Lee: Memories of Uncle Remus: Joel Chandler Harris as Seen and Remembered by a Few of His Friends, New York: by the author,1908, p.35.

[6]梅森—迪克逊线是为解决1763—1767年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边界争端而划分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南北方分界线。该名称是为了纪念18世纪的英格兰探险者Charles Mason和Jeremiah Dixon。—译者注

[7]Oliver Deyr, in his “Introduction” to Henry W. Grady’s The New South, quoted from C. Vann Woodward, Tom Watson, Agrarian Rebe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38, p.90.

[8]Henry W. Grady: “The New South,” published in Nixon, op.cit. p.348.

[9]Henry W. Grady: “The New South,” published in Nixon, op.cit. p.346.

[10]Henry W. Grady: “The New South,” published in Nixon, op.cit. p.248.

[11]Quoted from Ivy Ledbetter Lee:“Introduction,” James Wideman Lee: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Fleming Revell Company, 1920, p.ⅩⅦ.

[12]利未人是《圣经》里以色列族长雅各与利亚的第三子利未的后人，负责以色列人的祭祀工作。—译者注

[13]Quoted from Ivy Ledbetter Lee:“Introduction,” James Wideman Lee: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Fleming Revell Company, 1920, p.ⅩⅦ.

[14]亨利·沃德·比彻（1813—1887）：美国杰出的牧师、社会改革家和演说家。比彻是他所在时代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在美国和英国做了关于道德和公共事务的大量讲演，并积极投身社会改革事业，在南北战争期间多次发表演说支持北方。—译者注

[15]Quoted from Ivy Ledbetter Lee:“Introduction,” James Wideman Lee: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Fleming Revell Company, 1920, p.Ⅶ.

[16]Nixon, op.cit., p.23.

[17]Nixon, op.cit. , p.23.

[18]Quoted from I.L. Lee: Memories of Uncle Remus, 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