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16日，李牧师和他的妻子艾玛（Emma）喜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当时还差一个月才满14岁。这是一个男孩，父母给他取名为艾维·莱德拜特·李，其中“艾维”是为感谢那位曾经帮助孩子的父亲念完大学的叔父，而莱德拜特则是遵从母姓。随后数年，艾维·李的两个兄弟—小詹姆斯和莱维斯—以及三个妹妹也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艾维·李的童年是在佐治亚州附近的牧师公馆度过的。他的生命经历和上一代人大不相同。他听着乔尔·钱德勒·哈里斯撰写的往昔美国南方的故事长大，而当全家搬到亚特兰大时，更是可以常常听作者亲口讲述这些故事。哈里斯非常羞涩，那些不熟悉哈里斯的崇拜者，甚至包括美国总统，都觉得很难理解这位曾写就《瑞摩斯叔叔和兔子兄弟》的著名作家。可是对孩子们来说，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孩子们并不知道哈里斯有多天才，他的一切在孩子们眼中都显得如此自然，”艾维·李若干年后写道，“因而所有与他打交道的人都对他生出亲近感，觉得与他志趣相投。”[1]
但是，艾维对于旧时美国南方的了解也就仅限于这些故事了。荆棘地（briar patches）与玉米饼都只存在于李想象的田野上。在现实中，艾维·李的家一直是附近乡村的社交和学术中心，同时还是小镇的宗教中心，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被认为应该是正当且有序的。宴会雍容优雅，如有可能，还总要配上餐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举家搬到亚特兰大后，来访者往往都是名人：格雷迪和哈里斯都是他父亲的教友，豪厄尔斯经营着《亚特兰大宪章报》，还有教堂的主教们、政治家以及各路生意人。人们谈致高涨，想法大胆，观念激越，充满南方特色的言辞在恣意流淌。
艾维·李自两岁起就在周末被带到教堂去。在那些小镇上，教堂总是白色的建筑架构，衬着古希腊式的简约线条，窗户上的几块彩色玻璃就是主要的装饰了。而在稍大的城市里，教堂则由一根根高耸的柱子撑着，更显坚实牢固，赫然提醒人们，这也是复兴希腊之美的一种尝试。年幼的艾维要一直坐在教众的前排硬座长椅上，等待父亲做完布道。每当艾维·李在其间表现得过于不安分时，作为牧师的父亲便会暂停布道，在讲坛上训斥这个小男孩。
即使是面向教众的寻常布道，李牧师也总是言辞华丽，铿锵有力。年幼的艾维·李必须坐着听完所有布道词，布道词充斥着文学与《圣经》典故，穿插着对哲学家名言的引用，以及对世界各地的描绘。在一篇典型的布道词中，李牧师不仅会引用《圣经》中的大量章节，而且还会引用包括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2]、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3]和但丁以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4]在内的名家名篇。他在布道中谈论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拉斐尔（Raphael）的作品，描绘圣·马克和总督府（Doge’s palace）、威尼斯的河道、荷兰的郁金香原野、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以及印度的泰姬陵。
李牧师多数的布道词都宣扬节俭、纯粹、仁慈、勤劳和道德义务。而在亚特兰大与圣路易斯举行的更高雅的圣会中，他则会探讨一些更复杂的神学问题。与当时众多的神学家一样，他尤其关心神学和科学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在19世纪的早些时候，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对新教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冲击，如同内战毁灭了美国南方一样。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要么从对宗教的迷信中彻底醒悟过来，要么就对反宗教的科学愤怒不已。李牧师与比彻、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和其他很多神学家，则着力使宗教适应科学开启的新时代。就像格雷迪尝试使南方适应工业化的新时代一样，艾维·李在后来也致力于使资本主义适应社会变革的新时代。
李牧师试图证明人类之进化并不与《圣经》教诲相矛盾，相反，进化过程只是上帝展示其神迹的一个途径。更进一步，建立一座“与科学研究方法相一致的神学大厦”也并非不可能。他说：“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下，我们可以安置和重新整理所有的宗教信条，但同时保持神学的教义与实践真理间的分立。”他反复宣称，布道者讲述的神谕能在实际经验中得到证实，而宗教的信条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具体化，恰如研读物理学的学生能在现实事务中验证自己的结论一样。最重要的是，李牧师认为“基督教文明是动态发展起来的，而非福音书上的教条所造就的”。需要强调的是，李牧师终其一生，从未放弃过对于基督之神性与《圣经》之权威的信仰，正如格雷迪之于美国南方的信念，以及后来艾维·李之于资本主义的信念。
上述这些便是年幼的艾维·李在他父亲的教堂里所接触到的思想。牧师家庭的生活也是重要的教育。对于年幼的艾维·李来说，这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研习，而他的父亲正是此中高手。李牧师顾念他人，而别人也热爱他。他的“毫无瑕疵的友谊与始终如一的乐观”，一名传记作家写道，“对于许多熟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的数百人，都主动证实李牧师对他们曾产生过巨大影响”[5] 。
李牧师能够把他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募捐的实际成果。根据艾维·李的记述，他的父亲在其当过牧师的所有教区都留下了令人瞩目的业绩。[6]他在达尔顿新建了一座牧师公馆。在佐治亚州罗马区担任牧师期间，他募资并督建了本州最庄严壮观的一座教堂。事实上，他还重建了亚特兰大的三一教堂。他初到达帕克街区教堂，就又修建了一座新教堂。当他在圣路易斯州圣约翰教堂工作时，他募集了20万美元，建造了这座城市造价最高的教堂。担任圣路易斯教区的监督长老期间，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募集慈善和教育资金。
李牧师摸索出许多技巧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儿子艾维·李后来采用大量同样的技巧，并发展出了一个新行业。李牧师是所属教区家庭的常客，艾维·李的父亲知道并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其教众，甚至当地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s）所有孩子的名字他都了如指掌。在旅行途中，李牧师习惯给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寄明信片。他在圣路易斯担任牧师期间，曾去过巴勒斯坦，并在那里给圣约翰教堂的所有教众及主日学校的每个老师写信，还随信附上从客西马尼[7]花园（the Garden of Gethsemane）采摘的花朵。他还时常将自己觉得有趣的剪报和文章寄送给朋友和同事。总之，“他和自己教区的所有教众都保持着联系，从最初的那批开始，他44年如一日地关注着自己所有的教众”[8]。他的儿子写道。
李牧师终其一生，从未放弃过对于基督之神性与《圣经》之权威的信仰，正如格雷迪之于美国南方的信念，以及后来艾维·李之于资本主义的信念。
李牧师摸索出许多技巧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儿子艾维·李后来采用大量同样的技巧，并发展出了一个新行业。
尽管牧师公馆拥挤喧嚷，艾维·李总是表现得安静而用功。比起邻家男孩们玩的粗野游戏，他更喜欢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骑马玩。当一天骑马穿越小镇街道时，他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数月之后，情况并未好转，看起来断腿没有接好，只能把腿重新弄断续接。这最终导致艾维·李的断腿比另一条短了一小截，使他一辈子都看起来有些跛脚。
艾维·李的启蒙教育始自伊拉街区小学（Ira Street School），他的老师妮娜·米切尔（Nina Mitchell）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很喜欢这位老师，而米切尔老师在世时也一直关注着他的职业发展，并和他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艾维·李的同事之所以说他后来在老师面前总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主要也可以追溯到他早年与米切尔老师的这段关系。
在亚特兰大读高中时，艾维·李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都是个优秀的学生。他的高中老师威廉·M·斯莱顿（William M. Slaten）在1915年给李的父亲写信称赞道，艾维·李在学校孜孜不倦，正直诚信，学业优异。老师认定他是“确定无疑的、值得尊敬的可造之材”。他总是“很容易就被他的同学认为智力超群”。斯莱顿自己也曾表示过对李的欣赏，因为“他在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获得了最高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最大的社会影响”[9]。
当艾维·李于1893年举家迁往圣路易斯时，他还没有念完高中，这使他不得不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继续学习。而一年之后，艾维·李还是顺利地从格兰大道上的圣路易斯中心高中毕业了。随后，他的父母将儿子送回佐治亚州，进入父亲的母校，位于牛津的埃默里学院（Emory College）。这所学院当时由沃伦·A·坎德勒主教（Bishop Warren A. Candler）主持，他的兄弟阿萨（Asa）不久之后将凭借一种神秘的饮料配方，一跃成为美国南方最大的资本家，他把这种饮料命名为可口可乐。
由于腿脚不便，艾维·李不能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但在埃默里学院这些都没有关系。“在那时候的南方学院中，”一名作家后来写道，“名声是在辩论社里赢得的，而非来自橄榄球场。”[10]李在说和写两方面的天分超乎常人，当然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获得了辩论冠军，并成为《亚特兰大宪章报》的一名记者，骄傲地延续着他的偶像亨利·格雷迪所开创的传统。
但是，小小的埃默里学院远远不能满足艾维·李的抱负，他渴望征服更广阔的世界。普林斯顿大学是当时南方富家子弟的第一选择，也成为艾维·李梦寐以求的殿堂。佐治亚州可以骄傲地宣布，在当地望族子弟中，毕业于普林斯顿的学生比其他任何北方大学都要多。除此之外，不久前还是亚特兰大地区一名年轻律师的伍德罗·威尔逊，已经正式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艾维·李也正开始阅读他的著作。
李张罗推荐信，最终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并得到了一小笔奖学金。他是“一名能力出众的年轻人”[11]，其中的一份推荐信中如是描述了艾维·李。而在北上入学前，他再一次摔断了腿。尽管如此，这样的小事没能阻止艾维·李继续前行。1896年，他忍着疼痛，拄着拐杖，来到了位于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注册报到。
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在19世纪的后半叶乃是美国资本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美国新贵阶层的子弟们都被送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学术风气都被苏格兰常识哲学（Scottish Common-sense philosophy）[12]所笼罩，而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却拥有自己的领袖，分别是詹姆斯·麦克科什校长（James McCosh）[13]和诺厄·波特校长（Noah Potter）[14]。
个人主义、免遭政府干涉的自由、财产权、获得财富的权利，这些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基本信条。在李入校之前不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麦克科什曾写道：“上帝赋予我们独特的权利和天分，任何人都不能任意剥夺或横加干涉。任何试图剥夺我们这些权利的行为都形同盗窃。所有试图剥夺我们追求财富之权利的行为或试图剥夺我们以自洽的方式来行使权利的行为，在本质上都可以同归一类。”[15]
这一信条与勤勉、节俭的信念完全契合，而这些信念在极大程度上与李的成长背景相契。像他的父亲这样的督教卫理公会的巡回牧师遍布美国，他们以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16]为榜样，传播加尔文主义信条，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义务，就在于勤勉努力地从事自己在尘世间的职业。如果你想赢得生命的竞赛，为造你之主增添荣光，你就应该努力工作，勤俭节约。詹姆斯·怀德曼·李（艾维·李的父亲）在埃默里学院攻读学位、为自己的牧师生涯作准备时，上述这些教条就已经涵化了他的思想。后来，他又在无数次的布道中，将这些信条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对于美国内战后的南方来说，这些信条有着独特的含义。李牧师和他的同事们是一群拥有共同宗教背景的人，他们引领了一场拯救南方的运动，试图通过辛勤工作和努力奋斗，超过战前南方的发展水平，开创一个崭新、伟大的繁荣时代。当年幼的艾维·李和他父亲的教友们一起唱道“努力工作，因为夜晚即将来临”时，这句歌词既包含南方的地域意义，也包含卫理公会的宗教内涵。勤勉和节俭不仅是作为一名南方人理应善尽的道德义务，也是他的政治责任。
当艾维·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他感受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氛围，这种氛围能为自己道德和政治上已然成熟的观念提供哲学和学理基础。这一哲学被调和得与达尔文主义相一致，正如艾维·李的父亲努力调和宗教与进化论一样。进化的观念与勤勉的信条之间大抵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尘世之中，适者生存。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弱小者和无力者，遴选出那些凭借首创精神、远见卓识、正确判断和组织能力而获得天父垂青的个人，强者以此势位富贵。
麦克科什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职期间教导学生，所有的国家领袖都是通过自然竞争的手段上台的，在他们上台后，国家就成了维护统治秩序以及保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如是，一方面国家自然会尝试干预商业并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个体也会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干预的伤害，正是这两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斗争，确保了民主政体中各方的平衡。
在艾维·李思想形成的年月里，这一哲学思潮正弥漫在安静、庄严、常青藤所覆盖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这种哲学被精辟地总结在了一个短语之中：“财富的福音书。”（the gospel of wealth）这一短语诞生在艾维·李来到新泽西之前七年。美国当时的商业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发表了一篇题为《财富》的文章，用短语“财富的福音书”对这一思潮作出了最充分的论述（1889年6月）。
进化的观念与勤勉的信条之间大抵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尘世之中，适者生存。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弱小者和无力者，遴选出那些凭借首创精神、远见卓识、正确判断和组织能力而获得天父垂青的个人，强者以此势位富贵。
卡内基的文章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准确地概括了艾维·李一家所遵奉的卫理公会的信条，也很好地反映了兴盛于美国南方的新工业主义（the new industrialism）。李通过乔尔·钱德勒·哈里斯与卡内基取得了联系。卡内基十分欣赏哈里斯，而哈里斯也对卡内基颇有好感。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卡内基这位来自北方的百万富翁在与哈里斯这位南方作家见面时，毫不炫耀，亦不做作—两个曾经的穷小子，如今的社会名流，互相拜访沟通，仅此而已。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深处一个极端年代，既有一些人变得惊人地富有，同时贫民窟、匮乏、社会病症也随处可见。根据“财富福音书”的说法，一方面贫困源自懒惰，另一方面文明产生于勤勉，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通过追求财富来阻遏社会病症？怎样才能通过追求财富达致公共之善（common good）？
在卡内基看来，问题的答案在于富人们应善尽责任。首先，他们有责任“作出表率，过低调、朴素的生活，远离炫耀与浮夸，对于那些依赖自己生活的人所提出的合理要求，要给予有分寸的满足；除此之外，对于那些从自己受命管理和严格执行的信托基金中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应该予以精确考量，以使其能对社会产生最大化利益”。对卡内基而言，这是解决社会病症、缓解分配不公、调和贫富冲突的唯一通途。他认为这将带来“和谐之治”（reign of harmony），“这是另一条道路，与共产主义全盘否定我们现有的文明不同，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改良。”[17]
公共关系正萌芽于此处。以上论述之中潜藏着理解艾维·李思想的钥匙。李所有贡献的核心价值，在于他提出了卡内基思想的全新实践手段和话语体系，使得这些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都远比19世纪后期更为复杂的20世纪前半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其他人都试图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来“彻底推翻当下文明”以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时，李还在致力于推动“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改良”就更显弥足珍贵。
许多和卡内基一样的百万富翁也已经开始执行卡内基有关财富福音的建议，其中包括最富有的约翰·D·洛克菲勒。在艾维·李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的那年，这位美孚石油公司的老总就已经退休并决定余生将投入慈善事业。在那10年里，尽管鲜有人知，洛克菲勒已捐出了大约1000万美元，建成了芝加哥大学。面对一群大学生，他用诗意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财富福音书”：“若使一株美国红蔷薇（American beauty rose）绽放绚烂色彩，散发浓郁芳香，观者赏心悦目，必须要牺牲掉长在花侧的别的小花苞。”[18]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深处一个极端年代，既有一些人变得惊人地富有，同时贫民窟、匮乏、社会病症也随处可见。
李所有贡献的核心价值，在于他提出了卡内基思想的全新实践手段和话语体系，使得这些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都远比19世纪后期更为复杂的20世纪前半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伍德罗·威尔逊从另一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法律与政治经济学教授，并且是李的主要导师之一。威尔逊也是一个日益关注北方的南方人。他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亚特兰大担任律师时，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的保守主义者，他甚至加入了波旁党[19]，公然抨击《布莱尔法案》（Blair Bill），该法案旨在通过联邦资助消除贫困州的文盲现象。从他的有关美利坚民族历史五卷本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自由放任主义”鼓吹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ser）的影子。
而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亦逐渐开始关注社会病症和公共之善。尽管威尔逊是李的老师，但他自己此时也处于思想转型阶段，后来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他逐渐抛弃了过去对政府的怀疑，最终笃信颇为流行的德国思潮，认为政府是于社会有益的机构，能够调和个人权利、公共义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1912年，威尔逊第一次竞选总统，这位来自亚特兰大的律师、曾经的保守主义者说道：
对于政府干预个人行为的情况，我们依旧难以容忍，除非这样的干预是为了让人民更自由……但如果没有政府的严密监管，没有政府的强制措施，在个人与庞大的托拉斯组织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公平可言。自由在今天绝不仅仅意味着放任不羁。一个自由的政府所实施的干预在当下是积极有效的，而非消极无为的。[20]
此时的艾维·李也在论说几乎相同的内容，但是他站在了与威尔逊不同的阵营中。威尔逊始终都对艾维·李产生着影响，甚至在后来二人都赞同的国际主义问题上也是如此。[21]
以上提及的人和思想凝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众多学者们，从经济、政治到历史、神学，这些人和思想几乎在所有的课堂上都被强调。作为深受影响的一员，艾维·李生活于福音书与信条之间。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节俭度日。他希望自己能够平步青云，并且在伟大的美利坚文明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自由在今天绝不仅仅意味着放任不羁。一个自由的政府所实施的干预在当下是积极有效的，而非消极无为的。
和高中时代一样，艾维·李再次在新闻与辩论中大获成功。在忙碌的生活中，他依然抽出时间来从事新闻工作，不仅担任了《普林斯顿校友》（Alumni Princetonian）杂志的编辑，而且也是《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一份由本科生主办的深受尊敬的报纸—的编辑。除此之外，他还担任几份纽约报纸的校园记者，以此赚取生活费。正是这几份工作，带来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条独家新闻。
李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已经离开了白宫，从公共生活中隐退，住在普林斯顿的家中。按照典型的19世纪惯例，退休后的克利夫兰拒绝任何的公开演讲；事实上，他如此重视个人隐私，以至于记者们在试图采访他时总是惶恐于他的易怒。一天晚上，年轻的艾维·李和他的一帮同学们来到了镇上巴亚德和赫奇路口的克利夫兰家门口。在那里，他们为这位美国前总统唱起了校园歌曲，为他欢呼喝彩，而克利夫兰也被这场景打动了，最终走出庭院，站在门廊上对着这群大学生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李站在第一排，手拿记者的速记本，写下了克利夫兰说的每个字。这是克利夫兰离职后的首次公开演讲。李将报道发给了纽约的报纸，成为很多报纸次日的头条新闻。
除了新闻，年轻的李在辩论场上同样十分活跃。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大四那年，他意识到演讲才华能使自己在法律界取得比在新闻业更大的成功，因此他决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而此间的一个障碍因素是资金问题。带着扬基式的自力更生（Yankee Ingenuity）精神[22]，作为美国克里欧辩论会（American Cliosophic Society）中辉格代表团（Whig Hall deligation）的一员，他参加了林德辩论赛。艾维·李最终赢得了辩论，并获得500美元奖金，这对于享有普林斯顿大学优秀毕业生头衔的艾维·李来说，继续求学哈佛大学已经足够了。
普林斯顿大学永远都是艾维·李教育履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感觉到母校留给自己难以磨灭的印记。“我总是认为，”他后来写道，“当一名新生来普林斯顿大学报到时，他不仅是在‘注册’四年的大学生活，而且注定要成为普林斯顿式生活的一分子。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传统的一部分，这必将是件美妙的事；看到普林斯顿大学无价无形的财富传递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这必将是一项荣耀的特权。”[23]
李在一生中经常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参加足球周末和其他各种活动。他的儿子也理所当然地被送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并且在此期间，艾维·李还在附近的远景大道（Prospect Avenue）拥有一套公寓，以便时刻关注着这座古老的大学。他甚至把普林斯顿大学吸纳为自己的客户，为学校的宣传和资金募集贡献自己的建议。
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之后，李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但是，他在哈佛大学仅仅待了半学年时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入不敷出。随后艾维·李转身上路，奔向了一个年轻人可能以最快速度获得最多财富和名望的地方：纽约。
此时的艾维·李高大瘦削，英俊潇洒，目光锐利，一头黑发被精心地梳向脑后，脸型周正，胡须刮得很干净，给人以真诚坦率的印象。他目标明确：他是一个急切渴望成功的年轻人。行走时略有跛脚并没有阻滞他的前路，反而使他看起来颇具英雄范儿。
当艾维·李来到这座美国的工业、金融中心城市，资本主义似乎正处在历史上最风光的时刻。保守党人麦金莱刚刚击败激进的布莱恩，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世纪90年代的恐慌与萧条，已经被明显地克服了，而那些年头里的劳工运动和改革行为也在此刻得到了有效控制。财富的福音书作为资本主义哲学的核心，也正统治着美国的工业、政治和社会。艾维·李所接受的所有教育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对于美国进入20世纪后依然能够取得持续的进步抱持乐观态度。
【注释】
[1]Quoted from I.L. Lee: Memories of Uncle Remus, p.15.
[2]约翰·阿丁顿·西蒙兹（1840—1893），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此书资料丰富，内容广博，观点新颖，为学术界所称道。西蒙兹还为但丁、米开朗琪罗、薄伽丘、莎士比亚、惠特曼等文化名人立传，并有若干诗集行世。—译者注
[3]罗伯特·伯恩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著名作品有《友谊万岁》、《羊肚脍颂》等。—译者注
[4]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发展领域，主张自由放任，适者生存。—译者注
[5]C.C. Pearson: “James Wideman Lee,”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X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33, p.111.
[6]See I.L. Lee: “Introduction,”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op. cit., p, xv.
[7]客西马尼，基督被犹大出卖后的被捕之地。—译者注
[8]I.L. Lee: “Introduction,”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op. cit., p, xv.
[9]Letter from William M. Slaten to The Rev. Dr. James Wideman Lee, January 5, 1915, quoted from Arnold M. Berlin, “Ivy Lee”（unpublished senior thesis,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47）, p.5.
[10]Woodward, op. cit., p.28.
[11]Letter from John D. Davis to the Rev. John D. Duffield, September 25, 1896, quoted from Berlin, op. cit., p.8.
[12]又称苏格兰常识派，因为他们自称根据常识立论，是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英国主要哲学流派之一。该流派反对唯心主义和怀疑论，强调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真实存在。—译者注
[13]詹姆斯·麦克科什（1811—1894），苏格兰常识派的重要思想家，在1868—1888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译者注
[14]诺厄·波特（1811—1892），美国哲学家，在1871—1886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译者注
[15]James McCosh: Our Moral Nature, New York, 1892.
[16]弗朗西斯·阿斯伯里（1745—1816），美国卫理公会的先驱传教士。—译者注
[17]Andrew Carnegie: “Wealth,” in Democracy and the Gospel of Wealth, ed. Gail Kennedy, Bos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49, pp.6-7.
[18]Quoted from Harvey Wish: Society and Thought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p.178.
[19]Bourbons，喻指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译者注
[20]Havey Wish: Sociey and Thought in Modem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p.61.
[21]也有证据显示，李也对威尔逊产生过影响。国会图书馆中许多关于李的物件都是来自威尔逊及其妻子的礼物。
[22]指的是美国新英格兰早期殖民者身上体现的自力更生精神，代表了一种利用手头资源积极行动起来的生活态度，强调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亦应通过创造性的灵感适应和克服困境。—译者注
[23]“Class of 1898 Notes,”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ⅩⅥ February 22,1946,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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