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年初，21岁的艾维·李来到了纽约。他之前带着获奖得到的500美元来到哈佛大学，不过现在已经全部花光。据说他到达纽约的时候，身上仅有一件雨衣、一张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证、一份对成功的渴望，还有5.25美元。随后，他花5美元支付了一间公寓两个星期的房租，另外花了20美分买了一个三明治、一个派和一杯咖啡，并用最后5美分搭乘地铁，逛了逛纽约的商业区。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艾维·李曾为一些纽约的报纸担任校园记者，并结识了《纽约日报》的一位夜班编辑。因此，《纽约日报》成为他求职的第一站。这位夜班编辑恰好知道金融版需要一名记者，就雇用了李。虽然这是李的第一份全职工作，但是他很快就在证券市场记者的岗位上崭露头角。
艾维·李1898—1903年[1]期间一直在纽约担任报纸记者，此时恰逢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大并购时代。《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已遭摒弃并逐渐失效，为大资本家服务的精明律师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到绕开管制的办法。1897年，美国只有12家大型托拉斯，资本总额远低于10亿美元。而到了1904年，美国有超过440家大型的工业和运输业托拉斯，它们吞并了数千家小企业，资本总额大大超过了200亿美元。[2]
最大的托拉斯包括联合铜业公司（Amalgamated Copper）、国际航运公司（International Mercantile Marine）、美国冶炼公司（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统一烟草公司（Consolidated Tobacco）、美国炼糖公司（American Sugar Refining）、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建立于1898年之后，得益于大资本家们津津乐道的《新泽西州公司法》。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1898年美孚石油公司进行的并购，发生在洛克菲勒从日常管理中退休并投身于慈善事业之后。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兼并，基本上也是由于安德鲁·卡内基从钢铁行业退休并同样致力于慈善事业。美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权从卡内基转移到J·皮尔庞特·摩根和他的律师艾伯特·H·加里手中，而后者乃是最早具有公共关系意识的企业主管之一。
即使洛克菲勒和卡内基退休了，他们仍然和摩根一道，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们缔造的公司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并借助这一地位控制了美国的农业和物流。仅以铁路为例，1901年，全美95%的铁路掌握在由14位大资本家控制的6个集团手里。[3]
华尔街是上述一切资本活动的中心，自然也是李作为《纽约日报》的记者经常活动的中心。的确，要想获得金融新闻，再没有比华尔街更合适的环境了。大人物聚集在这里，震动全球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若干年后，李的一位同事彭德尔顿·达德利（Pendleton Dudley）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和我都对各种人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做事大张旗鼓的。”他说道：“因为当时的华尔街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舞台，商界在此风云际会（the clash of big business personalities）。正如马戏团吸引小男孩一样，华尔街也深深地吸引了李和我。”[4]
基于所有的实用的考量，华尔街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首都。它在幕后同时操纵着政府和商业。特别是在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5]执政时期，用威廉·艾伦·怀特的话说，一个“超越宪法的政府”统治着这片土地。一个宪政政府会惩罚任何直接侵害个人权利的暴力罪行，然而由大企业控制的“超越宪法的政府”，则会包庇那些直接侵犯公众权利的狡诈罪行。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财富迅猛增长，铁路网纵横交错，商业中心拔地而起，制造工厂机器轰鸣，电力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和照明，燃油支撑了更好的供暖。尽管人口数量激增，从1800年到1900年，美国人均拥有的财富仍然从200美元增加到1200美元。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一半人实际上一无所有，而1/8的人拥有社会上7/8的财富。实际上，54%的财富掌握在1%的美国人手中。在每100个家庭里，有1个家庭能够买下其他99个家庭的所有财产，其财力仍然绰绰有余。[6]
54%的财富掌握在1%的美国人手中。在每100个家庭里面，有1个家庭能够买下其他99个家庭的所有财产，其财力仍然绰绰有余。
19世纪的最后10年，大工业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移民和农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新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得以迅速发展，结果产生了众多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居住条件极差，缺少公共卫生设施，传染病横行，酗酒的人屡见不鲜。一大群四处迁移、面孔陌生的美国人，在工业化生产的新型工厂中工作。这类工厂用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作业取代了传统的个人手艺和创造，并向工人施加了单调无聊的操作规程。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几乎没有休假，得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为了满足家庭开支，孩子们往往在十三四岁之前就被送到工厂。民主制度赋予他们的选举权常常被卖掉，或是被操纵于政治大佬之手，而这些政客自己也不过是工厂老板们的棋子而已。
一切的一切还是为了获取利润，正直的人应该为获利而不懈努力。为了赚取利润，可以牺牲人类生活和自然资源。每年大约有50万工人死亡或致残。据说发明家可以轻易将一台节约生产时间的设备卖给20家工厂，却卖不出一台可以延长工人寿命的设备。每年都有数千人在铁路道口被撞死，铁路公司却没有花一分钱改造道口或安装必要的警示设备。在一家工厂里，如果一个工人的双腿被卷到机器里面，经理会马上意识到，把人完好无损地救出来需要拆开机器，并因为停产而带来数以千计的损失。如是，经理会截掉工人的双腿来保证生产时间，这位工人则被解雇，并在得不到公司任何赔偿的情况下被送到医院。
资本家的这些做法当然不会公之于众。媒体被隔绝在生产活动之外。公众一旦了解上述事实，对大企业的运行无疑是致命的。因此，真相总是被打压下去。
尽管这些内幕通常并不为公众所了解，但是仍然有很多改进这种境况的努力，譬如限制托拉斯的权力，又如组织工人联合罢工以争取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再如发起解决贫民窟问题、反对酗酒和抗击疾病的社会运动。当然，也有很多人尝试让有关真相大白天下。
其中，让公众了解真相是最重要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可以称得上是新闻界的一场革命。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报馆老板和编辑们开始扮演全新的角色：曾在18世纪作为报纸立足之本的评论功能，在19世纪中期被事实报道所取代。这一切转变都由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等人在便士报[7]流行的年代里所开创。及至19世纪末，记者们意识到，他们所能做的不仅仅是呈现事件，也能通过策划某些事件来制造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纪之交，艾维·李曾为三家影响最大的报纸服务，接受了三位新闻界大腕的指导。给了他第一份工作的《纽约日报》，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创办的报系。之后，他从《纽约日报》跳槽到《纽约时报》，这份报纸的创办得益于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的天分和奉献精神。后来他又从《纽约时报》跳槽到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拥有的《纽约世界报》。
资本家的这些做法当然不会公之于众。媒体被隔绝在生产活动之外。公众一旦了解上述事实，对大企业的运行无疑是致命的。因此，真相总是被打压下去。
相比其他出版人，普利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意识到涌入美国城市的移民和农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沉闷的评论文章。他的报纸通过刊载大量照片、连环漫画（comic strips）争取了大量新读者。这份报纸有生动的新闻报道、引人入胜的文章和别具一格的故事。
赫斯特采纳并进一步发展了普利策的技巧，将其普遍推广开来。他认为，如果现实中没有足够生动和有趣的事件来确保读者持续购买报纸，那么报纸可以自己制造事件。通过派遣内利·布莱（Nelly Bly）环游世界，普利策制造了读者感兴趣的新闻。同样通过发起反对贪污腐败的运动，他激起并维系了读者的兴趣。赫斯特同样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社会运动和惊人的社会事件，吸引了成千上万新读者的支持。出格的是，他甚至煽动民众愤怒的火焰，挑起战争以制造新闻。
奥克斯和他的编辑卡尔·范安达（Carr Van Anda）强化了报纸报道新闻的新功能，坚决反对采用哗众取宠的报道方式。正如《纽约时报》的信条—“刊载一切适于发表的新闻”，事实至上是《纽约时报》最重要的原则。
所有这些报纸和塑造报格的人们都影响着艾维·李，在他一生从事的工作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他到《纽约日报》工作时正值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8]的高潮期，《纽约日报》刚刚助推了美西战争，一直见证和报道战事直到胜利。在这一过程中，《纽约日报》赢得了其与《纽约世界报》的发行战，日销量创纪录地超过150万份。
更重要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记者们认识到，通过对场景和事件的真实性报道，描述社会运动，曝光社会阴暗面，他们能够更加强势地影响公众的思想，效果远胜于之前在评论版发表意见。他们发现，曝光政府和大企业的贪污贿赂行为，不仅能够提高报纸销量，还能改变整个世界。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把揭露企业、政府贪腐行为的努力称为“扒粪者的工作”。
李的整个记者生涯，都处于“扒粪运动”时期。这是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ans）和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的时代，同样也是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和其他很多人的时代。这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被冠以改革领导者的荣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凝结了舆论，使得这些改革得以实现。斯蒂芬斯对市政、政治腐败行为进行的揭露，与城市改革运动直接相关，削弱了政治大佬和工业巨子的力量。贝克和塔贝尔对大企业尤其是对铁路和石油托拉斯的揭露，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的立法，保证了反托拉斯措施得以强制实行。辛克莱对于肉类加工业的曝光和亚当斯对专利药品的攻击，促成了《纯净食品及药物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的诞生。
尽管在李做记者期间，新闻界的主流风气是“扒粪”，但李自己并不是一位“扒粪”记者。如果一定要把他归类的话，他更愿意去保护那些被攻击的组织和人，而不是参与对他们的攻击。李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资本家自身奉行的政策，招致他们受到持续攻击。不论他们对待公众的做法是否道义，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应对揭露他们的媒体。
与当时很多报人不同，李不是波西米亚风格的乐天派。他聚精会神地工作，把目光放在了长远的目标上—追求成功。“他做了大部分报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他的同事、记者芒福德（John K. Mumford）说道：“他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made a business of his business）。”[9]
李自己有一个报纸资料室。他经常剪下报纸上有意思和重要的内容并存档，以备自己参考。
他总是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每一条新闻的采写中。当他被派到布鲁克林采访时，芒福德叙述道，他不会像大部分记者一样，搭乘最近的有轨电车穿过东河，而是先动身去公共图书馆或者一家开放的法律事务所，在那里研究所报道的事件的背景。为了一次采访，李常常抱着半打大部头书籍，芒福德说，这样的情形简直再常见不过了。[10]
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把揭露企业、政府贪腐行为的努力称为“扒粪者的工作”。
在一次与华尔街无关的报道中，李的任务是采访一位名叫汤姆·夏基（Tom Sharkey）的拳击手如何训练。李没有单单采访夏基，而是相约住在一起，与他一起在拳击场训练，甚至在他长跑时骑着自行车跟随其后。这种独特的体验让李从此成为一名资深的拳击迷。
李最出名的报道，可能是一篇关于突袭迪克·坎菲尔德经营的赌场的新闻。事件发生在一个晚上，当时李正在报道一个富人区的晚宴。当他返回报社时，夜班编辑听到了消息，便派他去报道这次突袭行动。当时没有记者能够得到更多关于坎菲尔德和突袭行动的信息，要写作相关报道就成了“无米之炊”。不过对于李却不是这样，凭借惊人的预见性，李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收集了大量与坎菲尔德有关的简报和其他数据。这使他能够坐下来撰写一篇专栏，用大半篇幅介绍坎菲尔德过去和现在的活动。这篇报道被放在报纸头条，成为当天的独家新闻。
争抢新闻版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当时记者的大部分工资根据报道的版面大小计算。在那个年代，写一篇专栏能赚10美元。正因如此，根据李的一位同事丹尼尔·T·皮尔斯说，李在报道时把必要的和重要的事实紧密地缝制在整篇报道之中。[11]这种技巧使得懒惰的校对员难以删减他的报道，从而增加了他的收入。当然，这也教给他在后来的公共关系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总而言之，李在做记者时并没有写过非常重要的新闻。他的同事把他称为“一个有能力却并不杰出的记者”[12]。“他是一位优秀的财经记者，但是很穷，”皮尔斯说道。[13]他的大部分记者同行，总是愤世嫉俗地鄙视出现在头版的或有德行、或有劣迹的杰出人物。与他们不同，李对地位显赫或有新闻价值的人总是推崇有加。他抓住了绝大部分机会来培养自己与杰出人物的联系，并且在他们面前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才智和品格。
做夜班记者时，李注册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白天举办的研究生班。他接受了政治学、文学等方面的课程训练，并对一位名叫乔治·E·伍德伯里（George E. Woodbury）的教授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伍德伯里教授既是作家又是诗人。贯穿职业生涯始终，李与他的父亲一样保持了一个爱好：引述小说家和诗人的著作，并向他们致敬。
他的大部分记者同行，总是愤世嫉俗地鄙视出现在头版的或有德行、或有劣迹的杰出人物。与他们不同，李对地位显赫或有新闻价值的人总是推崇有加。他抓住了绝大部分机会来培养自己与杰出人物的联系，并且在他们面前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才智和品格。
李没有在纽约的寄宿公寓待太久。在和他的同事、记者芒福德成为朋友后不久，他被邀请住进了芒福德家里。芒福德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记者路易斯·毕格罗（Louis Bigelow），三个人一起租住在曼哈顿的上西城，以便到哥伦比亚大学上课。毕格罗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St. Paul），当他1900年回家过感恩节时，邀请了与他同屋的李一同前往，并与全家一起度过感恩节。
正是在圣保罗，艾维·李遇到了路易斯·毕格罗的妹妹科内莉亚·巴特莱特·毕格罗（Cornelia Bartlett Bigelow），两人马上互生爱慕之情。毕格罗一家是圣保罗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敬的家族。科内莉亚是一个具有社会意识、举止得体、聪明而又可爱的女孩，李则是南方式谦谦君子的化身，他高大瘦削，英俊潇洒，头脑敏锐，激情四溢地追求成功。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优点。艾维·李开始追求科内莉亚。1901年，他们在圣保罗喜结良缘。
艾维·李是一个拥有远大“美国梦”抱负的年轻人。他告诉妻子，他想成为一家乡村小报纸的编辑和所有者。他让妻子相信，这将是可能实现的最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如是，他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成为当地举足轻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一年赚1万美元。最重要的是，他将有时间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14]艾维·李年轻的妻子会心地微笑，对他深信不疑，她对他一生信任如斯。
这位年轻的记者和他的新娘一道返回纽约，一切又回到了日常生活的轨道。在经历旋风般的浪漫、求婚、梦想之后，李倍感失望。靠着撰写10美元一篇的专栏实现梦想，是一个漫长而又乏味的过程。1903年，科内莉亚怀孕了。他手头开始拮据，时间对他而言更加珍贵。由于无力过上想要的生活，他把年轻的妻子送回圣保罗的老家，妻子的父母将会为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提供良好的帮助。另外，他需要时间思考，寻找从记者转行出去的机会。当把科内莉亚送上去圣保罗的火车时，他告诉科内莉亚，他将利用这段时间写一本小说，这肯定能让他们在纽约站稳脚跟。
数周之后，艾维·李和科内莉亚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他们给女儿取名叫艾丽斯。李从未动手写小说，而是离开了新闻界，并开启了一个新行业。他缔造的这个新行业，将被证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注释】
[1]应包括做校园记者。—译者注
[2]See 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 American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Fifth Edition，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1948）, pp.600-601, and C.C.Regier: The Era of the Muckraker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32, pp.4-5.
[3]See Regier, p.4.
[4]Pendleton Dudley: “Current Beginnings of Public Relations,”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Ⅷ（April, 1952）, p.9.
[5]威廉·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年当选为总统，采取提高关税和稳定货币政策，使美国的经济有了很大起色，获得了“繁荣总统”的美名。他发起了“美西战争”，1901年被刺身亡。—译者注
[6]Regier, op. cit., p.5.
[7]便士报（penny press）是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廉价报纸，因为购买报纸只需要1便士，故称便士报。—译者注
[8]黄色新闻，是新闻报道和编辑的一种方针。在理论上，以煽情主义新闻为基础；在操作层面上，注重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灾异、性等问题的报道，采取种种手段以达到迅速吸引读者注意的目的。—译者注
[9]John Kimberly Mumford: A Physician to Corporate Bodies, New York: Industries Publishing Co., 1925, p.10.
[10]John Kimberly Mumford: A Physician to Corporate Bodies, New York: Industries Publishing Co., 1925, pp.10-11.
[11]Berlin, op.cit., p.39.
[12]Pringle, op.cit., p.149.
[13]Berlin,op.cit., p.37.
[14]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批评家，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出发，倡导建立一种能代表美国文化身份的“伟大的美国小说”。—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