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曾经六次造访俄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27年。李在这次访问中收集了一些材料，并以之为基础写作了一本名为《苏联：世界之谜》（USSR: A World Enigma）的书。该书首印于1927年7月，1928年由麦克米兰公司（Macmillan Company）再版时改名为《今日俄国》（Present-Day Russia）。李在前言中写道：“毫无疑问，我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我希望直接走进俄国—这个被整个西方世界视为敌人的国度，了解它到底在做什么。”[1]
李对苏联的兴趣并非毫无缘由。俄国社会和苏联模式的诸多方面都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在他看来，俄国和美国一样进入了大众社会，舆论成为一切权力的核心。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沙皇帝制的荒淫无度引发了民愤；因此，如果美国不采取公共关系战略和措施，通过自我修正来防止资本主义变得毫无节制，美国必将重蹈俄国的覆辙。
李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苏联模式，还在于苏联将宣传和公关用到了极致，以此来控制舆论，为执政党利益服务。李当然不会容忍这种宣传手法，因为他相信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影响舆论，但宣传在苏联所展现的强大力量对李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根据李自己在书中的描述，他于1927年5月初访问了苏联。当时苏联社会仍然百废待兴，但是已经展现出一个超级强国的雏形。大规模的宣传机器已经布局到位，这恰恰激起了李的兴趣。一些专为外国人设计的有关俄国历史的小册子已经改写完毕。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符号、海报和口号。新式字母表的运用使俄语变得更易为普通人掌握。此外政府还推广了一套新型的缩写语言，它将复杂的术语简化为简单的音节，从而方便农民的理解，比如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被简写为Comintern，苏联人民外事军需处（People’s Commissariat of Foreign Affairs）被简写为Narkomindel，等等。
毫无疑问，我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我希望直接走进俄国—这个被整个西方世界视为敌人的国度，了解它到底在做什么。
李最关心的印刷品内容，完全掌握在执政党手中。所有报纸都被收归国有，由共产党或政府经营。最大的新闻生产机构—塔斯通讯社—直接听命于政府。对于那些买不起也看不到报纸的人来说，墙报无处不在，且都由政府制作。书籍、杂志以及其他所有印刷品都处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甚至是一张小小的电车换乘凭证。
其他一些媒体也很快被用于宣传，包括广播、动画、舞台剧等。所有输入外部信息的渠道，包括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和审查,而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受到了严格限制。
李在描述自己于苏联期间的正式采访时谈到：“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在我与俄国官员的所有交谈中，总有一两名默不做声的人在场。一般而言，交谈双方的问答都会被速记下来。那些不出声的在场者往往会在交谈的过程中给内阁部长递上一张小纸条，显然是在建议问题可能包含的答案。”[2]
俄国宣传的很多手法已经为李所用，尽管李应用的范围要小得多。事实上，苏联的做法不过是李的想法在最极端、最彻底意义上的应用。李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果说李反对苏联做法的话，那也是因为他相信所有人都有权利应用这些技巧，而非为执政党所垄断。
在访问中，李发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对政府管理很业余，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朴实，且本质上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所有人都在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最优方案。李相信，他们迟早会发现，答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引用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话，说明有必要利用那些有经验和金钱的外国资本家来协助建设这个国家。著名的革命编辑卡尔·拉德克也对资本主义持相对乐观态度。尽管拉德克不愿接受西方资本，但他还是告诉李：“如果你不想俄国驶往亚洲，你就应该将它引向西方。”[3] 时任政府总理李可夫（Alexie Rykov）也持相似的观点。
李本来计划与斯大林会面，但是这位党的领袖和幕后的掌权者并未给李采访的机会。巧合的是，托洛茨基、拉德克、李可夫等与李会面的这些人，后来都遭到了清洗。
李还发现，俄罗斯人民基本能够接受美国和美国的理念。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4] 和契诃夫夫人（Madame Chekhov）这样的政治圈外人士共进晚餐，并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对美国的好感，尽管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少有善意、对德国只有厌恶。当李告诉契诃夫夫人他不久将返回美国时，夫人感叹道：“啊，幸福的人！”李说，夫人的语气意味深长。[5]
李对人民的力量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在李看来，由于沙皇统治下的压制、迫害和苦难，俄国革命无可避免。李说：“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憎恨正是源于那段历史体验。”[6]人民本性纯良。“他们都一样是人，是14亿个生命。”李引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补充道，“你不可能控告一个民族。”[7]
面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苏联的难题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何将俄国引向西方阵营，如何治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病症，如何防止来自正在革命的亚洲的威胁。”[8] 对李来说，这些难题并不难回答。如果俄国人民能够挣到足够的钱，有自己的储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生活在饥荒之中，人性的本能会让他们选择拥有这份财产，还是放弃呢？在李看来，答案只有一个—坚持拥有财产。比较讽刺的是，李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并未承认宣传在改变人类心理动机上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美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怎样被扼杀的呢？”李问道。“不正是因为美国的财产私有状态，每个人都在为赚取更高的工资而工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拥有自己的财产吗？而一旦拥有这些，人又怎么会愿意放弃呢？还记得激进主义是怎样被逐出美国的钢铁公司的吗？”李接着问道，“不正是通过让工人们持有公司股票，使他们成为自重自爱的国家公民的一员吗？这就好比许多医生在实践中发现的一条生物学法则—药物通过提高内在的免疫力，从而强健身体来战胜疾病，企业也通过改善内部工人待遇来解决罢工问题，进而发展壮大。”[9]
李强烈地感觉到，通过资本主义式的援助，美国能够削弱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在苏联的影响。他并不鼓吹用语言来同化俄国人。“俄国人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不受我们的干扰。最好的宣传难道不是行胜于言吗？”[10]
李后来坦承，他真正欲达成者，乃是“面对问题时实事求是的态度：想方设法弄清事实真相，凭着友善的精神走近伟大的人民，而非沉浸在我们单方面的臆想中，想象真相如何，理应如何，或者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应该如何行动”。
用行动来宣传，意味着给予苏联当局更多的支持，尽管这可能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赌博。“我们难道不应该尽力尝试贸易关系、银行投资、商业往来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吗？我们尝试过孤立苏联，其他国家也尝试过武装干涉，但这些都被证明徒劳无功。那么还剩下什么方法呢？”[11]
换言之，苏联的问题可以在温和、理性的公共关系使命的指引下，通过实施资本主义来加以解决。李后来坦承，他真正欲达成者，乃是“面对问题时实事求是的态度：想方设法弄清事实真相，凭着友善的精神走近伟大的人民，而非沉浸在我们单方面的臆想中，想象真相如何，理应如何，或者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应该如何行动。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他们真正如何行事，我们有哪些因应措施，从而在复杂、艰难的形势下，可以让苏联和对立阵营彼此达成妥协和调整”[12]。 而公共关系是一条双行道，苏联也必须公平地参与竞赛。像洛克菲勒公司那样，苏联也必须“树立拥有美好信仰的声誉，展现遵守国际公约的意愿，无论这些公约是否指向资本主义世界”。更进一步，苏联还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取缔国内所有以暴力干涉他国事务的组织机构”。李说道：“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人类福祉努力的言论和行动，而通过暴力推动改革却与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13]
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李认为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必须保证思想、行动和信仰的真正自由；其次是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系统，“基于那些发乎人之自由本性的根本原则”[14]。
当然，苏联最后并未实施李为其设计的公共关系项目，美国也是如此。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李对于苏联问题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到了1930年，李预见到胜利的天平正在偏向苏联这边。他在1930年访问苏联后，对《商业周刊》的一名记者说，苏联在政治上正变得更加自信，甚至还有点骄傲。它极力发展经济，一步步完成工业化改造的“五年计划”，实现“伟大的苏联梦，这看似疯狂”，却在不断取得进展。同时苏联也在集中精力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苏联人已经向世界证明，没有外国资本的援助他们照样可以生存。“在五年内，俄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厂、最大的造纸厂，以及其他许多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这绝对不是梦想，而是现实。”[15]
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李认为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首先是必须保证思想、行动和信仰的真正自由；其次是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系统，“基于那些发乎人之自由本性的根本原则”。
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李身上的“迷”就和关于苏联的“迷”一样令人难以捉摸。“你做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华尔街日报》的编辑C.W. 巴伦（C.W.Barron）这样问道，“谁在为你所做的一切埋单？”[16]
李的回答是：“我做这件事和你饲养根西牛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个人兴趣。有人收集原版书，有人收集邮票，我却喜欢收集有关苏联的信息。这就是我和你所说问题的全部关系。”[17]
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李的话。《商业周刊》以下面这段话表达了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感受：“无论是在天性上、信念上，还是从他所从事的职业看，李都属于最彻底、最纯粹的资本主义信徒。他被认为是资本家们最狡猾的保护人，是主流价值的推动者，是充满争议的公关行业的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是一位专业的公关顾问。正因如此，李一反寻常地花三年时间来宣传并支持苏联的政治实践，实在是华尔街的一大不解之谜。”[18]
对很多人来说，答案似乎显而易见。李只不过接到了一个新客户—不过这个客户有些过于庞大罢了。“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那些久经世故的执行主编们根本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作为众多百万富翁的助手，李怎么可能仅凭兴趣就严肃认真地对待与苏联有关的事务。他的心机该有多深啊？”[19]《商业周刊》这样写道。
对李的指控还来自国会。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议员乔治·霍尔顿·汀克汉姆（George Holdon Tinkham）向国会报告说，一伙国际银行家（其中包括美国银行家）正策划一起阴谋，企图迫使美国“放弃不干涉外国事务的传统政策，并且加入国联”。汀克汉姆主张通过一项决议，调查国际银行家以及其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人士的开支情况。他告诉国会，第一个应该传唤的证人就是艾维·李—约翰·D·洛克菲勒的代理人。他宣称，“美孚石油公司、约翰·D·洛克菲勒及其代理人艾维·李如今公然开展违背美国利益的宣传。在他们眼中，没有祖国，没有旗帜，没有忠诚，只有金钱的力量，只有金钱能够驱使或者购买的东西。”[20]
一年之后，时任众议院调查共产党活动总负责人的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 Jr.），同样专门选择李作为批判对象。他宣称，李是“为苏维埃俄国服务的声名狼藉的宣传家”[21]。不过，对于菲什调查报告的细节，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22]
无论是在天性上、信念上，还是从他所从事的职业看，李都属于最彻底、最纯粹的资本主义信徒。他被认为是资本家们最狡猾的保护人，是主流价值的推动者，是充满争议的公关行业的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是一位专业的公关顾问。
有关李与苏联故事中最离奇的情节，发生在1929年年初的参议院里。一批文档偷偷流入了墨西哥，并在那里被美国国务院截获。这批文档成为一场大规模恶意抹黑运动的起源，同时引发了参议院的调查。在这批文档中，有信件显示部分参议员如威廉·E·博拉（William E. Borah）和乔治·W·诺里斯（George W. Norris）涉嫌一宗大规模的苏联贿赂活动。诺里斯是一名进步主义参议员，支持承认苏联，而博拉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推动了对苏联的最终承认。根据这批文档，他们两人都被指控收受苏联的贿赂，以换取他们对苏联的支持，其中博拉受贿的金额甚至高达10万美元。但是两位参议员都激烈地否认了这些指控。
在这批文档中，也有几份与李有关。原文为法文，翻译成英文后被参议院听证会采用。内容如下：
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巴黎，1927年9月11日
请从苏联人民外事军需处[23]的362号（No.362 M.W.）特别账户里拨出足够的资金给艾维·李先生或是他授权的人士，以支付其所有预期的开销。同时也请正式告知艾维·李或是他的代表，他已经获得了补充的信用额度，用来支持他为莫斯科制订的工作计划。
这些补充的信用额度以及日常定期支付数额的增加，必须统一由苏联人民外事军需处的特别账户支出，编号为361 M.W.，此账户与参议员博拉相关联。
拉科夫斯基
坎普纳
北欧商业银行，巴黎[24]
这些文件无疑为李的敌人们提供了最生猛、最确凿的证据。李迅速对整个事件加以否认。他在听到这批文档的事情后，第一时间给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发去电报，请求获准出席听证会并宣誓回答委员会所欲质询的任何问题。“任何宣称我从苏联政府得到哪怕一分钱的报告，不管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都是彻底的编造。”李说道，“毫无疑问，那个制造谣言的幕后黑手，在污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接受苏联政府贿赂的同时，认为有必要也把我拉进这场争论之中。”[25]
参议员博拉着手展开大规模的独立调查，以确定这批文档的来源。博拉联系上了A·M·坎普—位于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行长。这位在文档中被指为行贿账户的直接控制者表示，他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我是今天读报时，才第一次知道了李的名字，”[26]这位法国银行家说道。
或许对于李来说比较幸运的是，两位参议员也卷进了此事。他们像李一样，迫切渴望澄清自己的名誉，并且他们能够调动美国政府的所有资源。最终，他们给出了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结果，证明这批文档是伪造的。伪造者是俄国的流亡人士，他们希望摧毁苏联政府，同时打击这批在美国呼吁承认苏联当局的人，因为这将增加苏联存续的力量与尊荣。
最后，李指出，蓬勃发展的苏联是从“俄罗斯主义”（Russianism）中汲取能量，而非从共产主义那里获得精神动力。李说：“今日苏联开展的大多数事业，在沙皇统治时期就已存在，”如秘密媒体（secret press）、秘密警察和限制自由等。共产主义天生脆弱，因为“它根本不以创造人类的尊严和独立为目标”，相反，正因为资本主义能做到这点，所以它天生强大。[27]
【注释】
[1]Ivy Ledbetter Lee: Present-Day Russi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p.7.
[2]Ivy Ledbetter Lee: Present-Day Russi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p.49. 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做法后来也为美国华盛顿的官员所用，此事见证了宣传技巧在大众社会中（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Ibid., p.99.
[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前苏联著名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舞台艺术改革家。一生导演和担任艺术指导的话剧和歌剧共有120余部，并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著有《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等书。—译者注
[5]Ivy Ledbetter Lee: Present-Day Russia，New York: The Mamillan Company, 1928, p.46.
[6]Ibid., p.94.
[7]Ibid., p.149.
[8]Ibid., p.156.
[9]Ibid., pp.154-155.
[10]Ibid., p.155.
[11]Ivy Ledbetter Lee: Present-Day Russia，New York: The Mamillan Company, 1928, pp.154-155.
[12]Ivy Ledbetter Lee: “Relationships to the Russian Problem,” 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CⅩⅩⅩⅧ (July, 1928), p.93.
[13]I.L. Lee: Present-Day Russia, op. cit., pp.152-153.
[14]Ibid., p.153.
[15]Anon: “A Realist’s Looks at Russia,” Business Week, January 29, 1930, p.35.
[16]Quoted from I.L. Lee: “Relationships to the Russian Problem,” op. cit. p.93.
[17]Ibid.
[18]Anon: “A Realist Looks at Russia,” op. cit., p.35.
[19]Ibid.
[20]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29, p.8.
[21]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930, p.14.
[22]有关艾维·李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至今封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译者注
[23]Narkomindel，苏联人民外事军需处的简称（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Foreign Affairs），存在于1923—1946年，苏联外交部（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前身。—译者注
[24]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29, p.4.
[25]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29, p.4.
[26]Ibid., January 12, 1929, p.6.
[27]Ibid., February 24, 1931,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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