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公司与我国周边国家合作

1933年的一个夏日，李在他位于百老汇15号的办公室召集所有员工举行一场重要会议。他当时56岁，正处于人生的巅峰状态。报纸都称他为百万富翁，他的公司被认为是商界最负盛名、最完善的公关公司。而事实上李远称不上百万富翁，而且他的公司也正面临着一些可能导致重大危机的事件。

随着李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日益加深，他越来越远离公司的日常工作。公司业务更多地落在了员工们的肩上。更糟糕的是，当事情进展不顺时，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嗓门也越来越大。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也不理想，他长期以来事必躬亲的做法榨干了自己的身体。这导致李在1933年夏天宣布对公司业务进行重组。他把助手们召集起来，自己站在一旁，由主管托马斯·罗斯本人向大家宣布他已经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公司改名为李与罗斯公司，以合伙形式经营。而事实上只要李还活着，他依然拥有和控制着公司，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分配收益。

这一改变对于李自己和整个公司来说，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托马斯·罗斯是一个稳健、踏实的经理人，长期以来在老板李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将所有的事情捏合在一起。1919年，26岁的罗斯开始为李工作，当时他对李所从事的业务并不比别人更了解。他是一名天主教徒，1893年出生于布鲁克林（Brooklyn），上的是公立学校，最后毕业于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学院（St. Francis Xavier College），曾在《布鲁克林之鹰》（Brooklyn Eagle）负责夜间新闻报道。

大学毕业后，罗斯成为《纽约朝阳报》（New York MorningSun）的一名全职记者，之后就职于《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一战”时曾在军队中服役，获得中尉军衔。退伍后他联系《太阳报》（Sun）前执行编辑W.W.哈里斯，此人当时在李与哈里斯与李公司担任副手。罗斯被哈里斯介绍给艾维·李，并加入了后来新成立的艾维·李联合公司（Ivy Lee and Associates）。在李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罗斯一直经营着这家公司，而他自己也成为公共关系行业的领军人物。

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嗓门也越来越大。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也不理想，他长期以来事必躬亲的做法榨干了自己的身体。

公司的其他成员也都成为小股东（junior partners）。伯纳姆·卡特（Burnham Carter）1923年加入公司，并于1929年离职，此后担任美国驻古巴大使亨利·F·古根海姆的秘书。1933年，卡特在新的合伙制度确立前不久回到李的公司任职，主要负责国际公关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客户是I.G.法本公司。

另一个小股东哈考特·帕里什（Harcourt Parrish）在加入艾维·李联合公司之前，曾担任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信使报》（Courier Journal）编辑和美联社记者。他曾被李“借”给梅尔文·阿尔瓦·特雷勒（Melvin Alvah Traylor），并在1932年特雷勒企图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中，为其提供建议。

约瑟夫·M·李普利（Joseph M. Ripley）于1927—1930年间曾在俄亥俄州的《多佛记者》（Dover Reporter）工作，历任记者、体育新闻编辑和都市新闻编辑，并在贸易刊物出版社的《美国媒体》担任执行编辑。在此期间，李普利为杂志撰写了一篇称颂李的文章，并于1930年加入李的公司成为一名小股东。

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是后来出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堂兄。他只是李的一名员工而非股东。他后来成为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授，并撰写了许多有关美国及其外交事务的专著。杜勒斯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还曾是《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的主笔。

最后两位小股东是李的两个儿子。小詹姆斯·怀德曼（James Wideman ，Jr.）当时26岁，自四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为父亲工作。他父亲选择让他来接管自己的生意，并逐渐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在公司中工作了很多年，多数时间都在担任底特律分公司主管。另一个儿子小艾维·李（Ivy Lee, Jr.）当时24岁，一年前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并立即加入了公司。他后来在旧金山成立了自己的分公司。

就在李重组公司的几个月前，德国政府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上台掌权。李长期以来一直对德国颇感兴趣，如同他对俄国的兴趣一样。早在十年前李就预见到，《凡尔赛合约》（Versailles Treaty）不可能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营造出善意的新氛围，这就好比在李很小的时候，有关美国南方的重建计划也没能达成目标一样。李试图推动终结赔偿战争债务，与德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并且平等对待德国。李所做的这一切与当年亨利·格雷迪为美国南北方建立新关系的尝试何其相似。

尽管面临着战争赔偿的艰难时势，但由于诸如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923—1929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等人的努力，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和解与合作的整体氛围。但是，这种氛围在经济萧条袭击欧洲后就烟消云散了。随着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ch Breuning）主持的最后一任民主内阁于1932年呼吁抵制耻辱的《凡尔赛合约》，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浪潮被激发了。愤怒而桀骜不驯的德国大众，愿意倾听希特勒之流的煽动家的狂热言论。他们抛弃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并愿意以个人自由为赌注。

新政府上台让德国人民和工商业处于动荡之中，其中最焦虑不安者当属康采恩的法本化工联合公司，一般简称为I.G.法本，又被称为德国戴伊信托公司。它是德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其子公司遍布全世界。这家公司与德国政府和其他有经贸联系国家的政府保持着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在1929—1933年这四年里，李一直为I.G.法本的美国分公司处理公共关系事务。美国I.G.法本是一家控股公司，下面还有诸如艾克发图片公司（Agfa Photo Company）等子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福特汽车的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纽约城市银行的官员，以及其他部分美国商界名流。

李为这家德国公司的美国分公司所做的一切其实微不足道。这家公司每年付给李3000美元，而李则在需要时为公司提供公共关系方面的建议。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这家公司一直致力于与美国建立更好的贸易关系。但是纳粹上台后，公司高管意识到希特勒的政策导致德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他们向美国的公关公司寻求可能的帮助。他们邀请李扩大与公司合作的范围，把德国母公司也纳入服务内容。他们将李为美国子公司服务的佣金提高到每年4000美元，同时每年还额外支付给李2.5万美元作为服务德国母公司的报酬。公司的董事们向李坦陈，他们“十分关心德美关系以及美国国内对纳粹德国的批评”。他们希望李能够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持续不断地行动，来提升德美关系”^[1]。德国的新政权导致公司出现了劳工问题，当得知李曾有成功应对劳资关系的经验时，他们希望李也能在此问题上提供建议。

李一直坚称，他“在一开始就保证，自己决不在美国散布任何消息。我非常虔诚地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我认为这（指在美国散布消息）徒劳无益且充满争议”。李还拒绝为德国公司提供劳工问题上的建议，据他说，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缺乏对德国内部事务和德国人内心想法的了解，而这对解决劳工问题来说十分关键。李说，他与这家公司的合作关系仅限于为公司高管提供建议，告诉他们“美国公众对德国发生的事情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如果可能，就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来加以应对”^[2]。

为了能提供这样的建议，李调拨公司的几名员工为这家新客户工作。首先，他让卡特负责研究美国报纸和杂志，了解对德国的报道情况。这些信息被摘录出来，并以备忘录的形式呈现，同时附注有关信息重要性的说明。这些备忘录都被呈递给德国公司。

他还派儿子小詹姆斯常驻德国，研究当地的情况和德国人的内心想法。小詹姆斯充当着联络官的角色，将李的想法以一种比较私人的方式传达给德国公司的高管们，同时也将高管们的想法反馈给父亲。小詹姆斯的另一项常规工作是收集一些能够有效帮助李理解德国公众和领袖们观点变化趋势的资料。李的儿子在欧期间，还充当比利时索威公司（Solvay Company）的联络官。另外，他通过与德国铁路公司一位高管接触，参与了一个小型公关项目。他一直对汽车抱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为铁路公司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向乘客介绍如何驾车游览德国。

李自己在1933—1934年间也频繁访问德国，亲自评估情况并与公司高管们会面。李主要接触的对象是公司的执行董事马克思·伊尔格纳（Max Illgner）博士。伊尔格纳和I.G.法本公司其他高管都对李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们希望李能够将这些建议传达给政府官员。他们把李介绍给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内阁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Baron Konstantin von Neurath），以及经济部部长科特·施密特（Kurt Schmitt）。

李最后也被介绍给希特勒本人。据李后来透露，公司的高管希望李能够“预估一下”希特勒。李和希特勒交谈了大约半小时，询问了一些德国政策问题，并告诉希特勒，如有可能他期待对希特勒有更深的了解。李后来说，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一番长篇大论。^[3]

这位德国独裁者凭自己的本事成为宣传大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他通过研究同盟国在一战中对德国使用的宣传方法和共产党人在俄国革命中使用的宣传技巧，掌握了宣传这门艺术。

李给德国人的建议与他曾经给美国铁路公司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建议大抵一致。他后来说：“我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德国想要得到美国的理解，唯一的方法就是由德国当局相关负责人发表官方声明，这样就能够以正常渠道得到宣传。德国应完全依赖这一路径。”^[4]

李依然坚信，如果一个人对公众保持彻底的坦诚和开放，或许他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者他的政策在一开始就能得到公众的接纳。

李认为，让外界更准确地了解德国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美国常驻德国的新闻记者建立更紧密的、更官方的联系”^[5]　。李建议德国当局的声明应该得到最广泛的宣传，他同时建议，所有重要声明都应正确标注出处，从而可以在美国得到传播—尽管李拒绝由他自己来传播这些声明。

李同时还负责为那些寻求美国支持的德国官方声明提供指导意见。他在给I.G.法本公司高管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要求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6]　依靠一场预设的公关运动，就能让美国人在裁军问题上形成清晰的判断。”^[7]　他建议应该就裁军问题举行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并让里宾特洛甫通过广播就裁军问题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他甚至建议里宾特洛甫访问美国，当面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阐述德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同时就此问题向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和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演讲。

李依然坚信，如果一个人对公众保持彻底的坦诚和开放，或许他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者他的政策在一开始就能得到公众的接纳。

在李提交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他列出了里宾特洛甫应发表的各种声明。其中一则建议声明如下：“国家社会主义政府（National Socialist Government）一再重申，它真诚渴望世界和平……大家应该都明白，德国人民要求的不是军备，而是平等权利……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德国与其他国家沟通谈判的基础。具体来说，德国希望拥有一支30万人的军队，以保卫漫长的边界。”^[8]　　下面紧接着列出了一系列枪炮、飞机、坦克等方面的事实和数字，以证明德国的虚弱和在自卫方面能力不足。

在另一则声明中，李建议纳粹政府说“德国其实本身并不想武装自己”。它愿意摧毁所有战争武器，如果其他国家也愿意这样做的话。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继续拒绝裁军，那么德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平等的武装权利。“德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时至今日还会有哪个国家拒绝承认这一权利。”^[9]

有关萨尔地区（Saar Basin）的争端是纳粹政府面临的另一项公共关系难题。李建议内阁副总理冯·巴本在萨尔问题上采取与里宾特洛甫在重新武装问题上同样的措施，通过广播发表演讲，为杂志撰写文章，面向报纸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纳粹德国的各项计划中，最让邻国不安的是希特勒的冲锋队（storm troops）。李建议德国政府发表一份坦诚的声明，告诉世人冲锋队的人数为250万。正如李在备忘录中所写，“这些冲锋队士兵年龄在18岁至60岁之间，训练良好，严守纪律，但是尚未武装，也未作好战争的准备，他们被组织起来只是为了防止德国重新陷入敌方的危险之中。鉴于目前各国对这些民兵组织存在误解，德国愿意接受诸如国际军控委员会等各种国际组织的调查，以确定德国民兵组织的性质”^[10]。

尽管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是李也提出意见，认为“在这个国家，任何带有纳粹宣传色彩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人人都应抛弃它”。李告诉德国人民，“我们的人民认为，任何与美国相关的事务都是瞎折腾；它不是一件好事”^[11]。可以在广播中讲话，也可以为杂志写文章，但是它们都不应沾染纳粹宣传的气息。

其他的公共关系难题还包括：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对待宗教的方式、媒体报道和言论自由的丧失。李后来说，“在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他们永远不可能在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上获得美国人的谅解，对于美国人来说，迫害罪行闻所未闻，舆论永远也不可能赞同这一做法，德国为此所做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12]针对纳粹对待教会和宗教的做法以及言论和媒体自由问题，李的看法也是如此。

然而，德国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糕。“李的建议到底有多少被采纳了”这一问题仅具有学术讨论价值。纳粹政府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并且坚持不懈地将其付诸实践。希特勒自己就是一名相当杰出的宣传大师，他知道“人民大众更容易沦为弥天大谎的受害者，而非小谎言”。尽管李不会使用如此刺眼的字词，但他也应该会同意希特勒写在《我的奋斗》中的这些话。希特勒同时还将他的另一项声明付诸实践，“生理上的恐惧对个人和群体所产生的作用正变得逐渐清晰”^[13]。但是，李对此并不赞同。

随着他日益看清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暴力和非理性本质，李开始建议I.G.法本公司断绝与纳粹的联系，回归理性政策。当他意识到这是不可能时，李终于确认自己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并随即与德国彻底断绝了关系。根据官方记录，李甚至从来没有领全过自己的工资。^[14]

在与I.G.法本公司的合作中，李的信念陷入了极度动摇之中。也许，这件事让他开始对自己那些曾经坚信不疑的原则产生了怀疑，他一度认为这些原则能够帮助双方最终达成相互理解，并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自由。而当环境未如理想预期时，他为德国提供的建议看起来就像是对祖国的背叛。

很多年来，李一直都在谈论如何将他的公共关系原则应用到国际问题的解决上。德国问题给了他这样一个尝试的机会。事实上，这是一场实验，而实验以失败收场，这或许是因为并非李所有的建议都得到了执行。而这一切罪责都落到了李的身上。

当李意识到这一切时已为时太晚，他无力从“反美行为特别委员会”这个不久前才在众议院成立的机构所设置的陷阱和魔爪中挽救自己的名誉。20世纪30年代早期，来自共产党和纳粹的宣传活动显著增加，这促成了一项特别调查。1934年，特别委员会成立，时任主席约翰·W·麦克科马克（John W. McCormack）是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副主席萨缪尔·迪克斯坦（Samuel Dickstein）是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后者由于积极曝光在对纳粹宣传调查中发现的反犹主义，而被称为委员会的“中坚神探”（arch bloodhound）。

截至1934年春，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已经触及了李所参与的活动，并于5月19日传唤了李并汇集了相关资料，在纽约举行了秘密的行政听证会。李意识到自己处境微妙，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确保一切都绝无问题。他工作了很长时间，准备自己的辩护词。他让同事们提出所有可能的问题，从而训练自己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好准备。他实战演练了自己的陈词。他很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应该如何表达。他一生中的很多时间都在为此类来自新闻发布会和听证会上的诘难做准备，而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特别委员会在纽约举行了闭门会议。在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李开始了自己的陈词，他对特别委员会说道：“我经常和德国的官员们（他们是我的朋友）讨论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很多年来，我对德国一直非常感兴趣。库诺（Cuno）首相是我要好的朋友……我的德国朋友在希特勒上台很久之前，就常常和我讨论怎样做才能让德国得到美国人更好的理解。”^[15]

他继续陈述自己的理念，并回答有关他和I.G.法本公司关系的问题。他坚持说自己从未直接给德国或纳粹提供建议，而只是在I. G. 法本公司给德国政府提建议时予以指导。他之所以试图加强美国对德国的好感，只是为了公司更好地发展业务，而非为了加强纳粹政府的影响。

特别委员会询问李，是否曾在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中进行过为德国辩护的宣传？李回答道：“没有，不管什么样的都没有。我从来没有在美国和任何美国报纸上讨论过德国。我曾经和几位记者在柏林讨论过当前局势，我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我在德国拥有的关系，告诉他们在柏林会面时我和官员们曾经谈过什么。1933年6月，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天还曾经和纳粹的部长们以及希特勒有过接触，但随后就拜访了美国驻德大使，并向其汇报了所有情况。”^[16]

特别委员会还质询了李的几位同事，包括曾经为I.G.法本公司服务过的卡特、李公司的办公室经理及会计杜德利·皮腾杰（Dudley Pittenger），以了解德国公司对李所付报酬的有关情况。特别委员会看起来十分满意他们得到的答案。他们让李离开，并继续调查其他公关活动，比如另一家公关公司—卡尔·拜奥尔联合公司（Carl Byoir & Associates），这家公司更深地卷入了德国宣传事务。李的证词至少在这时还是保密的，并未对媒体公布，也未让公众知晓。

李的性格使其一直保持紧张和高度紧绷的状态。在过去几年中，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因为他把自己压榨得太厉害了。他总是工作时间太长，他不仅承担着自己公司的事务，还肩负着他所代表的客户的使命。由于他的客户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他开始关注国际关系，他又将全世界都扛在身上。正如一位旁观者所说，李觉得如果没有自己的建议，世界将不能顺利运转。

然而，他的坚持终会付出代价，当国会委员会找他前去接受质询时，他的身体已不再健康。这次的挑战太残酷了，因此在听证会之后不久，医生就强制李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他回到欧洲，来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德国巴登（Baden）浴场接受治疗。特别委员会批准李离开美国，说已经从李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信息。

在李最后参与的公共关系活动中，他最大的失误在于错把希特勒当成了另一个洛克菲勒。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理念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要想这些理念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参与者首先具有良好的意愿。1934年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可能让李开始警醒，正如这件事让全世界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一样。

关于希特勒的冲锋队所犯下罪行以及秘密警察的传闻在全世界逐渐传播开来。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最残酷的一次“血腥清洗”（blood purges）大白天下，有1000人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屠杀。其中甚至包括前纳粹成员及其同情者，他们只不过站出来说了一些反对已经失去理智的希特勒的话，就惨遭杀害。一些政府高官、少数政党政客，仅仅因为过去对希特勒有过稍许不满就被杀害。这样的新闻导致在全美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新一波对纳粹德国的强烈反感。

在李最后参与的公共关系活动中，他最大的失误在于错把希特勒当成了另一个洛克菲勒。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理念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要想这些理念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参与者首先具有良好的意愿。

仅仅一周半后，在公共舆论依然对纳粹屠杀事件群情激奋之时，“反美行为特别委员会”在一次公开会议中，发布了针对李的听证会的情况。对李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时刻。这条消息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他们一直以来都试图抓住李的把柄，现在他们抓到了确凿的证据，可以把他钉死了。《李为纳粹提供建议》、《李的公司是德国的新闻顾问》，这些都是当时头条新闻的标题。

这一事件使李的名声一落千丈，终其一生未能恢复。既往改变和把握公共舆论的经验一定清楚地告诉他自己，如今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名声有多差。毕竟，大萧条正处在最糟糕的时刻。美国大地上到处可见排队等着领面包的人，他们都把李看作洛克菲勒家族、强盗资本家、大资本家的代言人，而现在李又在为纳粹暴行—恐惧之源辩护。

十分奇怪的是，李未践行自己的理论，也未采用自己的建议。在李出席听证会的消息被公布后不久，记者们就蜂拥赶到巴登，此时李表现得像老洛克菲勒那样，将自己蜷缩在壳里，拒绝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数周之后，他回到美国。船一靠岸，记者们就围了上来。但是，李只对欧洲的状况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并未回答任何问题。

李的健康状况始终没有改观。10月29日，他被送到纽约城的圣·鲁克医院。一群医生，包括弗里德里克·蒂尔尼（Frederick Tilney）、E·利文斯顿·亨特（E. Livingston Hunt）、查尔斯·A·埃尔斯伯格（Charles A. Elsberg）和阿尔伯特·C·赫林（Albert C. Herring）对他进行了会诊。诊断的结果是他患了脑瘤，且不能通过手术得到治疗。诡异的是，根据医生报告，肿瘤形成于4个月以前，大约是7月份，也就是公众刚刚知晓李与纳粹德国存在联系的那段时间。

直到11月5日，星期一，李才开始在病房处理生意上的诸多事务，给秘书写信和备忘录。1934年11月9日，星期五，艾维·莱德拜特·李与世长辞。守候在病床边的是他的母亲、妻子、儿女、妹妹以及和他的生意从来没有发生太多关联的最小的弟弟刘易斯。

他曾经为众多公司准备了难以计数的媒体声明，却未给自己留下哪怕一份声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他治下的这一庞大机构的众多文件中，没有一份是准备好的讣告。他的同事们匆忙地拼凑了一份，在复式图印刷机上印制出来。这种印刷机在近些年已被广泛用来印制公告。”^[17]

大萧条正处在最糟糕的时刻。美国大地上到处可见排队等着领面包的人，他们都把李看作洛克菲勒家族、强盗资本家、大资本家的代言人，而现在李又在为纳粹暴行—恐惧之源辩护。

在李生病期间，小约翰·D·洛克菲勒通过电话和医院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老洛克菲勒此时已近百岁高龄，对此则缺乏关心。李在傍晚的时候去世，晚上六点之后记者们抵达老洛克菲勒家中，告诉了他李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发表评论。

洛克菲勒家族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瞬间倒退了几十年，他们莽撞地告知记者，洛克菲勒在六点之后将不允许受到打扰，哪怕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尽管李曾为老洛克菲勒做了很多公关工作，这件事显示洛克菲勒依然需要一个优秀的公关顾问，只是那位曾经长期为他服务的人已然与世长辞了。

他曾经为众多公司准备了难以计数的媒体声明，却未给自己留下哪怕一份声明。

【注释】

[1]See U.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Investigation of Nazi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Investigation of Certain Other Propa-ganda Activities, 73d Cong., 2d Sess., v. 7, p.176.

[2]Ibid.

[3]See U.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Investigation of Nazi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Investigation of Certain Other Propa-ganda Activities, 73d Cong., 2d Sess., v. 7, p.189.

[4]Ibid., p.178.

[5]Ibid.

[6]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外交部部长，对促成德意日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7]Ibid., p.205.

[8]Quoted in Anon.: “An Extraordinary Press Agent Gives Advice to the Nazis,” Business Week, Ⅳ（July 21, 1934）, p.24.

[9]U.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op. cit., p.203.

[10]Ibid.

[11]U.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op. cit. p.178.

[12]Ibid.

[13]Quoted from Georffrey Bruum and Henry Steel Commager: Europe and America Since 1492，Cambridge: The Riverside Press, 1954, p.756.

[14]U. 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op. cit. See testimony by Dudley Pittenger, v.7.

[15]U. 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op. cit. See testimony by Dudley Pittenger, p.178.

[16]U. 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op.cit. See testimony by Dudley Pittenger, p.191.

[17]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34,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