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搞影视制作

通讯员搞影视制作　邓建国成风云人物

趁着第一波下海经商浪潮，他从报上的一条信息中得到启发，走上了科技致富和影视制作道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77年，刚读高中的邓建国因为学习成绩不好退学回家了，在江西省临川县林场当通讯员。那时候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西老表”，每天上班就4件事：给领导倒茶倒水、分发报纸信件、打扫办公室门口卫生、上下班时负责敲钟。

就这样卖力干了一两年，领导安排他当了电影放映员。别看放映员仍然是“工人”身份，可在当时却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但全农场几百双眼睛都盯着他，而且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什么国产电影、外国电影，好看的电影、不好看的电影，只要愿意都可以通通看个够。

每个星期，邓建国都要到10多公里外的县城去换电影拷贝，这样自然而然就结识了一些城里的朋友，世面也比其他人要广得多。

放了6年电影，又见了一些世面，邓建国有点不安心工作了。那是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中的第一波“下海”经商浪潮正在悄悄掀起。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邓建国看到报上刊登了一条信息，说是某人利用科技信息建立全国信息网“科技致富”了，于是也灵机一动：这个办法不难，我为什么不能搞呢？

别看邓建国上学时数理化成绩从来没有及格过，可是这条信息却楞是被他牢牢记住了。于是，他借用一位城里朋友的营业执照，搞起了科技开发。

从1984年开始，邓建国先后在家乡和江西九江等地开办起科技培训班，主讲蚊香和无尘粉笔制作技术，并且和南京、北京的企业及媒体合作，一起进行项目开发。

就这样，邓建国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就赚了20多万元。在当时“万元户”就是富翁的年代，邓建国简直就是“巨富”了。

邓建国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钱多得真的不知道怎么花，可是本质上他还是脱不了“土老冒”本性——上北京出差时，仍然专门找几元钱一晚的地下旅馆住。也正是这个时候，他有了“傻瓜邓”的绰号。

在这期间，他有了一台破摄像机，那是别人给他的抵债物资。邓建国想，都说物尽其用，这台摄像机能派什么用场呢？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电影放映经历，邓建国有了一个全新梦想——拍电影赚钱。

1991年，邓建国把自己的事业全部交给弟弟，自己带着1000元钱冒冒失失去了广州，在大街上拍起了专题片。还不用说，这还真的为他后来的制作人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不小心，邓建国几年内又赚到了十几万元。虽然这还比不上他当年开办科技培训班赚钱来得快，可却是他后来事业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他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专业搞影视制作的人，反而不知道拍专题片可以赚钱，只有他知道？

1995年，邓建国投入15万元成立“明星创作室，”开始筹拍电影，处女作是《广州故事》。旗开没有得胜，邓建国一下子亏了200万元，元气大伤。

痛定思痛。邓建国总结教训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自己没有进行详尽的市场调研、没有把握好市场规律，更多的是靠自己的个人感觉。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决没有亏本的道理。

接下来的1996年，邓建国正式注册成立了民营广东巨星影业公司，自任董事长。为了造成庞大气势，他一开始就大规模地与海内外影视明星签约，港台明星汤镇宗、任达华、温兆伦等都是他的签约对象。

这一举动令其他人大吃一惊，以为他“疯”了。事实上，邓建国也是“打肿脸充胖子”，一边举债微笑着向明星们大把大把掏钱，一边哭丧着脸四处贩卖自己的影视计划。

功夫不负有心人。邓建国顶着讥笑和嘲讽，1996年连续投拍了《珠江恩仇记》、《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结果1997年就一举创下了广告贴片收入1.1亿元的惊人业绩。

1997年开始，邓建国又一鼓作气先后投拍了《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1～3部）、《东方母亲》、《美丽人生》、《风流才子纪晓岚》、《审死官》、《猛龙过江》、《格格要出嫁》、《我这一辈子》等20多部影视剧。

不用说，现在的邓建国已经名闻天下。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影视出品人，他每天都在忙着寻找优秀剧本和导演，和各种“星”以及未来的“星”们周旋，操纵着成百上千万元的大买卖，忙得不亦乐乎。在做出一件件令中国影视圈瞠目结舌之事的同时，他为自己大把大把地赚足了钞票。

2000年，邓建国被媒介评为“中国影视十大风云人物”之首。

面授机宜

1.邓建国是非常聪明的，创业没有后顾之忧。而没有后顾之忧的创业，最容易取得成功。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拍不好电影，回家种地去。”

2.邓建国的成功之处有三点：首先是重朋友，他从来不拖欠工资，不欠朋友一分钱；其次是爱思考，经常琢磨许多事，琢磨琢磨就有东西供媒体炒作了；最后是玩命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