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冒险的未来是什么？最终会发生什么？我们一直在猜测各种法则，还有多少法则有待我们去猜测？我不知道。我的一些同事说我们科学的这种基本特征还将持续，但我认为，譬如说在今后一千年里，肯定不会再有无休止的创新了。这种事情不可能一直这么延续下去，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地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的法则。如果我们这么做，事情很快就会变得令人乏味，法则的层级一层叠一层，太多了。在我看来，未来会发生的，要么是所有的法则变得已知——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足够多的法则，你可以计算出各种结果，它们总是与实验结果相符合的，这怕也就走到尽头了——要么是实验变得越来越难做，花费越来越昂贵，这样就算你得到了所有现象的99.9%，可你会发现，总有某种已发现的现象是难于检测的，或是与其他现象不一致的；一旦你试图解释一种现象，就会牵扯到另一种现象，事情进展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无趣。这是另一番结局。但我认为事情不是这么就是那么收场。
理查德·费恩曼
自然界的许多事情是自发组装到一块儿的。虽然科学家吹嘘自己是绝顶聪明的分子建筑师，但实际上我们更像刮地的俄克拉何马龙卷风，在造成大规模破坏的同时偶尔留下一点有趣的结构。人们在建构并观察自然界自组装时感到的自豪就如同一个父亲看见儿子在绿茵场上卓越表现所感到的自豪一样。这确实是“我的儿子”，但它的实际建构方式则显得业余和零乱，远远谈不上有必胜的把握。即使是在完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每次实验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强尼在那儿尽情表演，那是他性情使然，我搭了台，但表演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了。
许多年前，在我成为斯坦福大学一名教师的时候，我在自组装方面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之前我在这个领域虽然学过些入门课程，但像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在计数和古老的化学等方面的准备极不充分。当我接手新工作时一切都变了。我的任务包括参与撰写我所在的材料实验室的交叉学科技术年度总结。这事不仅相当严肃而且非常重要，它展现了我的专业技能之外的许多事情，是我迈向新领域研究的第一步。
在我整日埋头于我的第一篇综述期间，我看到一份由电子显微镜专家撰写的报告，感到无比震惊。这个人的工作是拍摄材料表面形貌——大多数无机晶体的局部生长是出于其他目的——其尺度要比普通光学显微镜的分辨极限还要小，大约是几十个到几千个原子排列长度的这个量级，这也是大多数生命活动的特征标长。她的报告与其说是专业研讨会用的报告，还不如说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关于埃斯卡兰蒂台阶46或西藏喜马拉雅山脚的特写更确切。她展示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形貌，没有两张是一样的。首先是带有犬牙交错的峡谷和峰峦的层叠状高原，它们的垂直落差之大，不仅使悬崖峭壁投下的阴影清晰可见，也使得藏宝的复杂洞穴暴露无遗。接下来是一组矗立在镜面般光滑的平台上的完形金字塔状岛屿，一个极端抽象的吉萨47，就像一幅萨尔瓦多·达利48的画《矩阵》。再下来是森林般密布的小凸起物，它们就像安装在平湖岸堤边的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滴水嘴，或者说就像长着菜花般脑袋的渴极了的外星人降落到新英格兰来找池塘。在这之后，是山头覆盖着冰帽的崇山峻岭，就像你乘飞机飞越阿斯彭49或加德满都时看到的情形一样。图片一张接着一张，我深深地体会到，我面对的是一位天才，我的工作中还从未出现过如此精彩的奇观。
然而在科学上，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错过一次明显的投资机会未必不是件塞翁失马的幸事。在这段回顾总结的时间里，我承担了多项学术任务，当然我不可能每一项都亲自落实，我要做的就是从理论上对这些奇妙的效应予以解释。一年很快过去了。我们又有了另一次回顾总结，电子显微镜再次提供了一大套图片，而且与上次的毫不重复，张张令人惊奇。我再次受到震慑。这个人除了会将样本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之外，其他什么都没发现。在电子显微镜可分辨的尺度上，每一个表面形貌看上去都挺有趣。就像要拍出南犹他州的模糊照片需要大智慧一样，要想用电子显微镜拍出一张模糊的照片也需要大智慧。在这个大小尺度上，自组织强有力而复杂的原则在无生命世界里非常管用，伴随着晶体生长过程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尽管我们完全掌握着基本法则。
第一次看到这些结构，甚至连顽固的还原论者都会驻足并怀疑它们是否是由某种不同于基本量子力学的机制引起的。这是一件用简单微观法则来解释晶体中原子排列有序性的事情，而在复杂的类生命结构和形貌的情形下，特别是那种我们无法从第一原理来论证其形状为何呈突现性的情形下，自组织原则同样大行其道。但这一普通而十分合理的观点却总是姗姗来迟。在一个有着众多组成部分的世界里，复杂性并不罕见，倒是复杂性的缺失才显得不寻常。物理上的简单性是一种突现现象，而不是一种数学上自明的状态，对它的任何偏差都会让人感到莫名焦虑。
如果你将复杂性一词代换成随机性一词，在解释和辩护这一论断时或许会变得容易些。譬如你掷一次色子随机出来的是数字3。这就是说，你事先不知道会出现那个面，事情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不可预测的程度取决于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的次数，在这个例子中，这个数是6。一旦一个数字，譬如3，被选中，这个数字本身就不是随机的了。说色子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面是“随机的”，这话没意义。类似地，对一个孤立的形状来说，说它是“复杂的”，这话也毫无意义。只有从众多可能性中挑选出一种形状的物理过程才谈得上是复杂的。当我们说一个形状是复杂的，我们的真正意思是形成这一形状的物理过程是不稳定的，轻轻一碰就可能产生其他各种形状。类似地，如果一个物理过程能够保证每次都产生相同的形状，即使外界干扰甚为强烈结果亦不会改变，我们就说这种形状是简单的。
你很容易想象，像生命这样的模式很可能是突现的
一旦你明白自然界的这种简单性是个例外而非通则，你就很容易想象，像生命这样的模式很可能是突现的，如果微观环境适宜的话。要证明这种突现性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可能证明这种突现性是合理的且不违反常识，借助复杂性理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复杂性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一个数学分支，它将混沌、分形和元胞自动机等研究归于一类。复杂性理论的目标是要将物质的运动方程加以简化和抽象，使得可以用计算机来可靠地求解。但这种抽象是与魔鬼达成协约，因为由此产生的方程严重扭曲了描述对象，使你不再能得到对自然的真实表示。因此复杂性理论的价值仅限于说明复杂模式的突现性是合理的这一点上。它提供不出任何自然现象的预测性模型，因此这肯定不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这一模型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山脉的分形性。计算机化了的地图网格被一次次地细化，每一次赋给新格点的虚拟高度取老格点附近区域高度的平均值加上一个随机增量。随着细化过程越来越深入，这个随机增量的取值也越来越小。人们用由此产生的高度来模拟真实山脉的轮廓。这种仿真非常有效，经常被用作电影的背景。像这样用的还有它们的近亲：分形的云、分形的海岸线和分形的蔬菜（菜花）等。仿真山脉分形的物理过程预先被假定为聚集过程，这是一种表面增长的过程，其中原子从干枝被扩散到它遭遇碰撞的第一个点，整个过程由此以遮盖一小片的代价换得一大片结构的增长。在关于扩散置限聚集（diffusion-limited aggragation,DLA）的大量参考文献里，有许多由计算机生成的漂亮模式，它们看起来就像冬天窗玻璃上结下的叶状冰晶花。
另一种复杂模型——因第一次被发现而富于传奇色彩——是约翰·康威（John Conway）设计游戏程序《生命》（Life），一种最初因《科学美国人》中马丁·加德纳的“数学游戏”专栏的介绍而流行的元胞自动机。这里生命由带标记的方格构成，这些标记在虚拟时钟的每一次滴答声中按下述规则从方格中除去（死亡）或被加到方格上（诞生）：
1.除非一个标记周围的8个邻位中有两三个被其他标记占据，否则该标记死亡；
2.如果一个空位周围的8个邻位中正好有3个被其他标记占据，则该空位上诞生一个标记。
生命标记的产生模式可与从晶体到小生命等各种自然现象相类比，各种类比已由乐此不疲的玩家共同体给予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命名。譬如我们有称之为鸡笼（一种轻质六角网眼的铁丝网）和洋葱圈（洋葱片涂上面包屑烤制出来的食品）的平稳的空间填充型结晶模式，有类似野兔和母牛的小的孤立分子构型，有像马眼罩和癞蛤蟆的环状构型，有如同河豚和狂龙的直线运动构型，等等。与它种构型形成干涉的构型称为反射物和食客，整个一座复杂的高等生物组成的动物园，其中还有莲花座、出水口、爬犁、杯状钩、蜂巢、复印机、火山、航空母舰、法式吻等，不一而足。
我们对物理上的自组织和对其仿真的自动化技术这两方面都很感兴趣。对此我们常常很难用几句话来说清楚，但有两个干巴巴的、却很为政府部门所喜欢的聪明解释，它们也经常出现在大量技术性报告和重要建议书中。这其一是我们对生命如何从原子层次突现产生这一点充满好奇——人们怎么就能做到一旦将少量化学物质混合起来，立刻，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就出现了。这其二是我们梦想着制造出各种新颖称手的工具和实用产品，譬如像能够对有害气体进行早期预警的报警器，或将剩余的香蕉皮加工成汽油的装置等。当经验逐渐累积，人们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而是寻求制造出能够仿真生命或带来健康效益的装置如自组装机器人、抗癌药或截肢者用的新假肢时，这个问题就显得突出了。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而在于我们内在地就有一种迷恋各种小玩意儿的倾向。我们所有人都有收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强烈本能，即使这些东西没什么用。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态，昂蒂布和索萨利托50的纪念品商店才能够以出售打磨的石头来赢利，即使人们在海滩上自己就能拾到同样的石块，即使要有大智慧才能认识到打磨并不能使得石块变得美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拥有众多的私人藏书，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不曾读过；许多人会拥有成箱的我们从不曾见过的大峡谷玛吉大婶的老照片；许多人的车库里会塞满了东西多到车都开不进去。这也正是伊梅尔达·马科斯51会拥有那么多双鞋子的原因。迷恋各种小玩意儿的倾向还使得生意场上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怪现象——巨大的圣诞商场：三层楼高的圣诞树，上面缀满了装饰灯、布娃娃、伐木的小机器人、黑森林般的塑料冷杉上结着塑料做的霜雪、数不尽的儿童游戏木马、小椅子、小萨克斯管、小的皇家禁卫军卫士、小绵羊、小三角钢琴、小红玻璃球、大红玻璃球、蓝色玻璃球、金色玻璃球、花哨的俄式蛋状玻璃球、有些玻璃球内还嵌着微型电动火车、基督诞生所在的育婴堂、八音盒室、天使居、布谷鸟报时钟室以及各大信用卡都能用的现金出纳机，甚至在七月，“平安夜”的背景音乐也是无休止地播放着。当去年52十一月我在日本目睹了圣诞树已摆到了酒店大堂，听到圣诞颂歌传入电梯时，我意识到这种情况已完全失去控制。为了不让人指责我只是不公正地把矛头指向了深谙商机的基督徒们，我再谈点在特拉维夫机场遇到的情形。机场的商场里满是来自圣地的大宗航空罐头，机场外，所有的阿拉伯商店沿苦路53一字排开，出售的有水烟筒、铜壶、铜质烛台、台湾产的十字军东征棋具、色彩鲜艳的巴勒斯坦日历以及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等，摊位一直排到圣墓大教堂。
我的搞电子显微镜的同事展示的结构是我称之为纳米小饰件的原型，这些迷人漂亮的结构是在小尺度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至今除了可供娱乐之外还不知道有什么用。显微图形的大小尺寸可以一直小到几千个原子，因此称它为微型小饰件是再合适不过，但我宁愿给它加个前缀“纳米”，因为这样就更一般了。就像单词“xerox”和“kleenex”54，“nano”现在已经一般化为“非常小”的同义词，因此“nanobauble（纳米小饰件）”实际上就是微型小饰件。
当然，我创制这个词的目的是要嘲讽纳米技术——那种在纳米尺度上控制物质的新技术，表面上看，这项技术将引导我们走向更辉煌的明天。这种嘲讽的需要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因为毫无疑问，在纳米尺度上新组织法则是突现的，这一法则对生活有潜在影响，而且一些重要的发现还有待做出。然而，在你耐心听完对所有那些毫不重复的惊人照片的介绍，了解了永无休止的调查和似乎总不到位的争辩之后，你会明白这种需要是真实而显然的。就像你登录互联网，用谷歌（google）搜索“抵押贷款利率”会出现一大堆无所适从的信息一样，纳米尺度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输入“纳米”词条，你得到的是海量的各种尺度——一页页色彩斑斓的条目似乎都与此有关，可没几条是解释到位的。我曾看过一个电视秀，演员托尼·兰德尔做了个他被鸭子啃到死的滑稽表演。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那样。尽管当今关于纳米尺度的知识出现了难以名状的爆炸性增长，但几乎所有这些根本就不重要。从这种状态下来预言重要的新技术，无异于从圣诞装饰的存在来预言激光。
仔细审视可以发现，即使是工业上很重要的那些纳米技术的实现也都是源自灵感而非率性的纳米小饰件。纳米管，一种由若干个纯碳原子组成的细小香烟状结构，因其有许多潜在的应用价值，从而看起来似乎是个反例，但这种表面认识是不对的。许多纳米管的应用，譬如给塑料添加导电性，依赖于化学，并可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而诸如纳米管动力型微型潜艇那样的应用则像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奇异的旅行》，属于科学幻想。纳米豆荚（nanopeapods）——一种在某些位置上置换了个别小分子的纳米管——倒的确是纳米小饰件，像这样的还有所谓纳米绳（nanoropes），一种卷折的六角形结构。具体到半导体纳米晶体的情形，这种材料因其具有类似有机染料（通常做成半导体块）那样的荧光性质而常见于最近的新闻报道，它们的各种形状就像康威的《生命》中产生的生物体，并由其发现者取了富有想象力的名称：哨棒、泪滴、箭头、四足兽、四足兽亚类和犄角等。
在其他方面极富逻辑性的人们如何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类明显不重要的事情上，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在我看来，答案最终必须到还原论信仰的诱惑力中去寻找。纳米尺度物体应当可控的思想是如此逼人，以至人们对那些不可控的大量证据视而不见。这种思想也渗透到我们用来描述纳米小饰件的语言中，它着重把与微观物体的物理类比当作一条使描述对象具象的途径。然而，纳米结构并非微观客体，当你剥去那些华丽的辞藻和计算机图像，描述实际实验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例如，纳米管并不是一次添加一个碳原子那样构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由强激光打碳靶或碳弧燃烧产生的烟尘进行化学分离而得到的。半导体纳米晶体也不是像模式化的平版印刷工艺那样制造的，而是在光照下用氢氟酸进行大功率电化学刻蚀制成的，或将普通晶体研磨成粉末，然后将它快速注入到热洗涤剂中来制成。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当我还是年轻教授时我遇到过这种表面预处理情形，产生这些材料的实际过程都是高度组织化的。人们实际控制的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温度、流速、基片取向或其他某些化学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假象因当代强有力的测量手段而得到强化，据称这些手段通过纯粹的技术至上的思想就能克服所有现存的基本局限性。要看穿这一骗局，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些仪器是如何工作的。例如，纳米小饰件的电子显微镜图像或扫描力显微镜图像的取得总是先将样本固定在大质量台架上，然后调节仪器取完整结构作为观察对象。有了固定的观察对象，你便可以方便地收集样本信息，慢慢构建新颖的图像。如果对样本部不加固定，你就只能先拍照，这要求有一定的辐照强度，而那样的话，就有可能烤干样本。（这种情形正是眼下关于如何利用基于加速器的X射线源的讨论所涉及的内容，我们希望能在样品被毁之前得到些信息。）从这一事实得到的必然结果是，我们不可能在纳米小饰件生长的同时得到其图像，因此也就不可能杜撰它们为什么存在的各种理论。甚至目前已不时髦的蛋白质X射线结构分析都是利用蛋白质结晶——一种突现过程——来作为分析的第一步。因此，从实用角度看，所有纳米尺度的测量都是在某种突现性集体现象基础上进行的，所有结果都是对表面上理解了的事情的一种做作的高度人为操控的表达。
你所“看到的”与你能够直接影响到的对象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性使人联想到医学上的某些熟悉的情形。我有个叔伯，是个神经外科医生，他曾邀请我去他医院帮着查看一下脑的磁共振图像。这件事缘于一次晚餐上的交谈，他问我对这种成像技术怎么看，我以明显狂妄的物理系学生的口吻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时我还不懂在测量室内磁场强度可以设计得逐点不同的诀窍，更不知道运用这种技术的商用产品已经面世。他对我的反应感到非常好笑，专门抽出时间让我看了他收集的资料，其中不仅有很有趣味的解剖学图片，而且还有可怖的恶性肿瘤方面的图片。他感叹道，医学诊断技术的发展步伐已经超前于治疗能力，事实上，这些都是已去世的人的图片资料。这种不协调使我一时竟不知所措，事后我意识到我看到的只是神经外科的一些皮毛而已。
由于地球的客观环境——温度、昼夜的时间间隔、化学条件等——的限制，大多数自组织方面的例子要么源自化学，要么与原子聚集状态（而非某种粒子）有关。我们还知道一些来自纯粹核子的事例，通常这些是原子核本身或满足同位素稳定性法则的核，以及来自纯电子的事例，如介观磁性（meso-scopic magnetism）或威格纳晶化，但这些事例不是那么容易看出，需要非常尖端的设备才能检测出来。因此，与人们能够想象的出现在不同于普通化学环境下的类生命的行为不同，支持这些概念所需的实验就目前看来极其昂贵。有趣的是，许多化学家认为自组织现象是化学上独有的，并将它看成是化学与物理之间的实际分界线。这种划分有时会产生很有意思的结果。我曾经在晚宴上与遗传复制酶DNA聚合酶的发现者亚瑟·柯恩伯格（Arthur Kornberg）相邻而坐，因而与他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关于生命机制的谈话。当时我犯了个错，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归结为物理问题。他听了没再继续讨论，而是耐心地向我解释还存在许多化学作用机制，谈话主题发生了变化。我这可怜后生以前早已听腻了这些说教，对他关于那些既不可测量也不对实验结果产生任何影响的力学原理的喋喋不休的讨论更不感兴趣。从这场谈话我得到了教训，在与生物化学家尤其是受过医学训练的生化学家的严肃谈话中不要用物理一词。
在谁更准确地把握了突现性的自组织概念这一问题上，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之间的冲突有其重要而绝对非关科学性质的人类心理学方面的根源：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把握一件事情与能够控制它是同义语。例如，我不了解我的孩子实际上就意味着我无法做到让他去做我要他做的事情。不了解我的车就意味着我将多耗油，或空耗或发动不起来。你常听人们说：我真弄不明白这电话费是怎么扣的；我搞不懂政府是怎么管理的；我不知道异性是怎么想的。但你从不会听他们说：我搞不懂我家的洗手间；我不了解我们家花园的喷水管；我吃不准这种芹菜的口感。从化学家的观点看，理解一件事情通常意味着制造并观察它，更多时候还带有比别人更早地做到这一点的意思。而从物理学家观点看，理解一件事情意味着给它归类，并且确信这种归类是正确的，包括将它与其他类似事物联系起来。沃尔夫冈·泡利的“称它为错都是抬举它了（not even wrong）55”可以说把物理学的精髓给说到骨子里去了，但对化学来说则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在何谓理解这个问题上有着太多的误解，就像一个是来自火星，另一个来自金星，两者对不上话。
不幸的是，就在科学家为谁是宇宙更伟大的主宰吵得不可开交的当儿，纳米小饰件登场了，它一来就以随意倍增的姿态取代了传统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其阴险的计划是要改变游戏规则：人们发现的这种小饰件越多，就越难以归纳出其性质，搞清楚其谱系渊源，因此也就越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证明，纳米小饰件既非来自火星，也非来自金星，而是来自外层空间。
当然，我们实际体验的并非外层空间生物的入侵，而是科学范式的转换——我们对各种事件的思考方式的大范围重构。如果我们从远处来看如下问题，这种转换就会显得很明白：这些小饰件的嘉年华会代表着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作用的一个新的方面，我们要把它变成科学就需要创新——即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它能够将旧有的各个学科分支整合为适于从中抽取出超越各部分之和的具有更大整体性的某种东西。还有一点也很显然，那就是这种情形至今尚未出现。
作为这些体制性缺陷的部分结果，眼下纳米物理及其与生物学之间界面的状况可不像西部电影那样能够来一次愉快的学术性撤退。在西部片里，在逍遥自在的牛仔用犁和栅栏来对付内战的同时，经营铁路的公司则在通过行贿立法部门悄不吱声地买下了所有土地。但这两者间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并不意外，从规模上和其中的自组织原理的运作上说，这不过是将地理上的开拓转换成了当代科学前沿。对我们大多数人（娘娘腔的胆小鬼除外）来说，这里是令人振奋的地方，是自然的家园。在当年蛮荒的西部，个人的行为准则不是那么明确，因为那里还没人管。那时整个社会还处于充满机会的混沌状态，人们忙着先立桩宣示所有权，然后才是提问题，尽其所能地搞经营和过日子。到处都是大把的赚钱机会，一大笔财富刚创造出来，就在几把牌局中或在小镇肮脏的街头决斗中失去了。还有上等土地和矿产方面的骗局，大量蛇油和专利医药被变卖。现如今，跟那时一样，在无法律约束的荒野上闯荡始终都有机会创造出极为重大的偶然发现。
开拓机会多多，但你始终没能把握住，面对如此局面，有时真让人很难坚信还一定能做出发现，至少在我们目前的情形下是如此。然而，在屈从于诱惑并放弃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上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有多困难，看看他们是如何勇敢地追寻着大自然留下的线索来取得突破并解决问题的。在探索神奇的自然色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多种化学原理，并最终导致发明出苯胺染料。在解决石料的矫形问题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半导体原理，并最终导致晶体管的发明。在每一个这样的例子中，每一步进展都要求有全新的思想为基础，这些实践的意义要在其成功之后很久才会为人们所认识。今天，我们正在设法弄懂生命的奇迹和与此相关的纳米尺度上的组织原理。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但我不这么认为。正如我们在发明各种有机染料、半导体和所有其他业已商用化并融入我们生活的技术奇迹遇到的情形一样，现在我们同样具备了解决生命问题的重要信息，大自然已经给出了提示。应当承认，这项探索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其他探索不同样如此么？
我曾与我的一个儿子和两个朋友在约塞米蒂以北的偏远乡下度过一段日子。按照计划，我们准备8月动身，主要是考虑到水的补给。山里入夏之后很少下雨，山上最后一点积雪也早已融化完毕，溪流干涸，因此这趟旅行必须沿几个尚存的湖来规划路线。天气炎热，高程到了林木线56之上，满眼尽是不毛的岩石和沙砾，这种地貌延绵的区域之大堪比恶劣的沙漠，尽管其海拔非常之高。
行程到了第三天，我们必须穿越这片狭长险恶的沙漠地带，而且预计勉勉强强能够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地图上标示为“不适于露营”的一个小湖区。实际上要到达那里也没有第二条路线可供选择，因此我们决定不顾警示，排除任何艰难困苦，一定要赶到那里过夜。大错就此铸成。当我们花了一下午时间，精疲力竭地走出了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漠来到这个湖区之后，才发现它是一片芦苇丛生蚊蝇肆虐的乱石浅水坑，一片难以接近的宽阔的泥沼，上面印着鹿和牛的蹄印。更有甚者，这片沼泽地还弯成月面弧形，其唯一可取之处是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棕熊道（Brown Bear Pass），第二天早上我们正是从这条道生还的。
那一夜我太疲惫了，严重的脱水甚至让我起了放弃余下行程的念头，特别是想到谁也无法保证下一站是否有水，就更让人不寒而栗。实际上，我一直在担心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白天就向一位路遇的牧马人打听过哪儿是下一个取水点。他说离这条道两英里远的地方有，但不能肯定，因为他已经好几周没去过那儿了。尽管不确定，但毕竟有了可选择的余地，几个年轻人再也不想呆在沼泽地里了，强烈要求动身前往，最终我们决定赌一把。
于是，我们怀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无言地踏上了长长的陡坡。坡越来越陡，最后变成了无尽的之字形，当我们刚打算登顶时光线就没了。这条道的另一侧是一道垂直向下的坡面，穿过山影和犹如脚踝骨般凸起的巨石直达河床干涸的谷底。我们下到了岩崩的底部，正打算打开手电寻找下到谷底的通道，这时我听到了一阵细微但确实的流水声。这是悬崖下柳荫遮盖了的一汪泉眼发出的声音。我们得救了。
我已记不起来那晚上的其他细节了，因为身体长时间没能及时补充盐水，我有点神志模糊，但总算熬过来了。我们在一块花岗岩石板上生了堆小火，弄了点极普通的干粮充饥，然后钻入各自的睡袋，美美地进入了梦乡。但我清楚地记得：四周是柳树和狗尾巴草，漆黑的夜空一边衬着峭岩，另一边则燃放着银河的光辉，溪水在喃喃低语，偶尔从岩壁反射来一阵低沉的风鸣声。一只丛林狼也嚎叫着下到谷底，但它最终还是倦了，掉头走掉了。
野外有许多人迹罕至的源泉，甘泉之美不为人所知。但要发现它，你就得制定超越具体部分的目标，研究土地，当你误解了某事时你得自己权衡，最后还得相信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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