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现论时代

始终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活体，具有实体和灵魂；要注意各种事物如何与知觉相关联，与一个活体的知觉相关联；各种事物如何以一种运动方式来体现；这些事情如何成为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合作性原因；还要观察纺线的持续旋转和网的编织。

马可·奥勒留84

据经验，生活要过得好就别离新时代太近。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经历了几次时代变迁，尤其是大同时代85，按占星术士所说，这个时代始于1997年1月23日格林尼治时间17：35，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很久。对新时代充满希望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熟悉的特征，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乐观主义者，相信明天会更好，因此很容易唱高调。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例如，大同时代并没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带来启蒙、和平和友爱，而是充满了职业焦虑，家庭生活因艾滋病、低报酬活计、越来越被社会忽视以及生物战争等而变得五味杂陈。新时代就像一幢新公寓楼、一部新轿车，时间长了就会黯然失色，就会被考虑是不是又得由更新的来替代。

人们对新时代的向往犹如时下对影片《终极真理》86的渴望。譬如你现在上网搜一下，除了基督教的教会站点，你能找到许多与终极真理相关的链接，什么终极真理与“涅槃”乐队、终极真理与南美纳粹、终极真理与外星人、终极真理与《可兰经》、关于卡里·格兰特的终极真理、《终极真理在线杂志》、终极真理在俄罗斯滚石乐队、X级视频《终极真理》、资本效用型世俗化世界的终极真理，等等。这种狂热的终极杰作当属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87，书中计算机深思（De ep T houg ht）宣布，经过750万年的辛勤工作，它已经发现了生命、宇宙和一切事物的终极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数字42（forty-two）。但随后组装的科学家从深思那儿得知，这是答案，但问题却不明确，于是他们指示它设计一台更大的名为地球的计算机来找问题。地球造好了，化了30亿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在它正准备公布结果之前5分钟，它被沃根斯（Vogons）干掉了。

终极真理极易受到讥讽挖苦，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将它当作生活的终极目标来求索，但实际来看则是既无益又浪费时间。一个沉迷于终极真理的人得是一个没有经济负担的人——法国作家伏尔泰《老实人》主人公康第德的原型。终极真理这个概念的意义如今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例如，有时候它指《圣经》金律88这样的道德原则，在通常的实用主义行不通时我们就会以此为准绳，因此它是一个人的道德核心。这当然是有用的，但它常遭人诟病，说它只是人头脑里的软件，要比化学和物理学的终极真理低一档次。另一些时候它又指那些经常发生的有哲理意义的事情，譬如像停车位只有在你不需要的时候才会空出。还有些时候它指更深层次的、除它之外的所有事情皆出于此的自然律——这种与生存法则相混淆的状况注定要导致像42这样的荒谬结果。因此，用绝对真理作为道德取向，同时又分辨不清其所指，这是我们本性中固有的矛盾。

科学对思想最有趣的贡献之一，是在自然界原始水平上发现相似的矛盾。尽管它是否一定要这么做这一点还缺少合理性，但某些特定系统的简单性确保我们能够证明的确如此。虽然超自然的干预总是很难被明确驳倒，但可以肯定，在这个层次上这种批驳不是必需的，所有这些神奇的行为都可以归结为由基本法则衍生出的自发的组织现象。我们还知道，像流体力学规律这样的简单而绝对的规律不仅可以从更基本的法则中推演出来，而且独立于基本法则，就是说，即使基本法则出现了变化，这些规律也不会改变。

对这些问题作认真思考后，我们不由得会问，哪一项法则更为终极，即一切事物皆出于此，连超越一般的突现法则亦概莫能外？这个问题是语义上的，不会有绝对的答案，但它明显是一个由生存法则从属于化学和物理学定律的说法引出的一个基本道德难题。它以一种讽喻的方式显示出一个人如何能够轻易地把握其中的一种法则而对其他的法则一无所知。这种认识论上的障碍并不神秘，而是物理上没认识清楚的结果。

这两种终极概念——无限可分法则与集体法则——之间的冲突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不是几分钟的反省或随便交流交流就能解决的。我们可以说这种冲突代表了思想两极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就像古典音乐中主音和属音之间的反复交替推动着奏鸣曲发展一样推动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深入。在某个历史阶段，一种概念可能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压倒性优势只是暂时的，因为认识的实质就是这个矛盾本身。

尽管我不喜欢这种或那种时代概念，但我认为这样一种提法是适当的，那就是当前科学已经从还原论时代过渡到突现论时代，一个对事物终极原因的无限细分性探索已为集体行为探索所取代的时代。我们很难确认这种转换发生的具体时间，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且由于研究对象的扑朔迷离而显得更加模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是组织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譬如说如今不再要求电子工程系的学生学电学理论——尽管它很优美，也富于启发性，可它与程序化的计算机不相关；为什么干细胞会出现在新闻里而酶催化功能则以小字体被印在肥皂的外包装上；为什么有关玛利亚·居里和卢瑟福爵士的电影会没人问津而《侏罗纪公园》和《龙卷风》会走俏的原因。这些新片的影迷们关注的并不是具体情节的逻辑关系，而是宏大的组织现象——一开场，“哇噻！这片子对味儿！”

耐人寻味的是，还原论的异常成功为自身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对微观客体的细致定量的研究不止一次地表明，至少在原初的水平上，组织的集体原理不只是一出古怪的客串表演，而是一切——是包括我们所知的最基本定律在内的一切物理学定律的真正根源。测量的精确性确保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布，对单一的终极真理的研究已经到头——或者说，已经失效，大自然这座巨大的真理之塔，随着测量尺度的不断扩展，每一层都建立在前一层的基础之上并又超越前一层。就像哥伦布或马可波罗，原本是要寻找一个新国家，结果却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突现论时代的来临使数学绝对权威的神话寿终正寝。不幸的是，这一神话在我们的文化中仍根深蒂固，这从传媒和大众出版物不断鼓吹将终极法则作为唯一值得追求的科学活动这一事实就可以反映出来，尽管大量的、压倒性的实验证据表明，实际情形其实正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反驳还原论的神话：就算用于证明的法则是正确的，那么请那些聪明人拿过来预言些事情让我们看看。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就像《绿野仙踪》里桃乐丝要回到堪萨斯一样困难。原则上你可以这么去做，但需要先搞定一些令人讨嫌的技术细节。在这期间，你想必会临时陶醉于理论开出的空头支票，而且听劝不去注意幕后的人。但问题是奥兹89是不同于堪萨斯的另一个世界，在现实中讨论由此及彼毫无意义。实际上，认为集体行为是随法则而来的认识同样是一种倒退。法则如同出自集体行为的其他事情如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从集体行为中得出的。我们的心灵之所以能够预见和把握物理世界的运动规律，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睿智，而是大自然通过自组织使我们的理解变得容易，并从中得出法则。

这个时代与上一时代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我们对恶性法则给予了与良性法则同样的关注。良性法则，譬如刚体法则或量子流体动力学法则，通过保护产生出数学上的预见功能，这种保护是指理论对某些测量量的样本不完备性和计算误差不敏感。假定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只容许良性法则，那么在那里数学一定总是预见性的，而且把握自然可归结为造出容量足够大、运算能力足够强的计算机。保护性将医治一切误差。但我们实际居住的世界却充满了各种暗藏的法则（dark laws），它们通过加大误差、使测量量对外界不可控因素的高度敏感等方式使可预见性丧失殆尽。在突现论时代，寻找这些暗藏的法则并使之大白于天下就成为一项基本任务，因为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落入虚妄的陷阱。陷阱之一就是漫不经心地去穿越相关性壁垒，由此产生各种看上去成立的逻辑通道，它们始于近乎相同的前提，但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当出现这种效应时，讨论就会因为事情有实验无法鉴别的另一种“解释”而带上政治色彩。另一个陷阱是猎取欺骗性火鸡90，一种让人总也看不透、无论实验技术如何改进也无法予以确认的虚幻法则。暗藏的法则带来的模棱两可使这种骗局变得更隐蔽，这类欺骗性为那些对实验者一时兴之所至的作为非常敏感的事情贴上定量和科学的标签，但实际上这些事情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观点。

希腊众神的出现是一系列政治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是战争中获胜一方不是采取铲除失败者的神祗（那样做太难了）而是让它们臣属于自己的神祗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权威。因此古希腊神话其实就是早期希腊文明巩固自身的真实历史事件的寓言体。在此情形下，“实验”就是战争，“真理”则表现为政治现实，创制神话法则的心理因素与我们今天确认物理法则的心理因素如出一辙。你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人类的病态行为，但我更倾向于从物理学观点看问题，就是说，政治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均起源于自然，且属于原始物理现象复杂的高级形态。换言之，政治就是物理学的寓言形式，而不是相反。然而这两者不论哪一种，其相似性都提醒我们，一旦科学变得带有政治色彩，它就与国教难以分辨了。在一个众口一词的真理系统下，作为权宜之计，虚假的神也会系统地厕身于众神之列。宇宙起源研究之所以有时会像在古希腊时出现的那样被认为是一种虚构，也正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希腊人创造的神话对当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有力的讽刺，特别是在宇宙学理论方面。像大爆炸这样的爆炸性学说是很不成熟的。各种爆炸理论，包括大爆炸最初的皮秒阶段，都是在穿越相关性壁垒，因此内在地就是不可证伪的，尽管它们大量引证了支持性“证据”，像恒星表面的同位素丰度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性质91，等等。人们甚至可以声称从飓风的风暴危险性推出了原子的性质。除了大爆炸学说，我们还遇到其他一些用于哺育具有不同性质婴儿宇宙的根本不可证伪的概念，这些性质都是在暴胀阶段之前就已产生，但由于超出视界92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探测得到。至于人存原理——一种关于我们的宇宙之所以具有现在这些性质就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的“解释”——其不可证伪性就更不消说了。想象一下伏尔泰当年可能就曾用这种素材进行过创作就令人不禁莞尔。在电影《超时空接触》里，女主角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向她的男友建议说，人类可能已经创造出上帝以弥补他们在这广袤宇宙间孤独而脆弱的情感。其实如果她谈论的是不可证伪的宇宙起源理论，那她就更切题了。这些理论的政治企图与古希腊人的政治企图是完全一致的。

宇宙学理论的政治性质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它们那么容易与弦论合为一体。弦论实际上是一堆与宇宙学没什么共同之处的数学，是一种对虚构物质的研究，这种物质由弦而不是现今实验所显示的点粒子组成。这种理论让人想想都觉得十分有趣，因为它有那么多的简单而有趣的内在关系。然而，除了维系终极理论的神秘性之外，它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没有任何实验上的证据表明自然界里有弦存在，弦论特殊的数学也没能使现有的实验事实变得更容易计算和预测。不仅如此，由当今强大的加速器得到的复杂的空间谱特性在弦论看来还属于“低能现象学”范畴——一种对物质的那种无法由第一原理计算得来的卓越的突现性质的贬义用语。实际上，弦论是欺骗性火鸡的课本形式，是一堆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漂亮概念。且不说它离明天更为精彩的技术期望有多远，单就作为一种过时的信仰体系（其中突现性不起任何作用，也不存在暗藏的法则）来说，它就免不了要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与希腊人宗教信仰的类比也可以用到研究序列的另一端，在这里科学家之间为争夺谁的突现性神更强大而进行的战争也是家常便饭。例证之一是关于普通半导体电性的研究。据说在我上小学的那个年代，硅谷的半导体物理学家的营寨基本相安无事，大家敬拜的是结晶性这尊大神，它的女儿们，价带神和导带神，则带来了晶体管效应和繁荣。但随后，敌对的化学家阵营入侵进来，他们敬拜的不是晶体而是分子，而且相信它的后代，最低的未占满分子轨道神和最高的占满了的分子轨道神，是晶体管效应的真正原因，旧神的崇拜者退居次位并出现分化。两大阵营开始血拼——战斗的武器是造谣、设陷阱和拒绝使用对方的概念——双方都希望掐断对方的经费来源以便战而胜之。虽然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其流毒至今犹存。这样的冲突经常发生，目的其实并不在于概念争论而在于钱，这些战神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名称。类似的战争也出现在生物学，只是在资源争夺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恶劣。

向突现论时代的转变还有个特征，就是反理论的威胁日渐增强，各种思想停止了探索，导致发现被阻滞。在今天，反理论的威胁变得更严重了，因为相较于过去，这种思潮更容易产生，但消除其影响则要困难得多，其部分原因在于对它的需求增强了。一个法则（有些是天使有些则是恶魔）增生之风盛行的世界要比由一个仁慈宽厚的主导法则（如进化论）统治的世界无趣得多，在后者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不必搞清楚其他东西。突现论时代最主要的反理论思潮是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基本原理有待发现了，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要做的只是一堆不会以任何人的名字命名的细节完善工作，它们需要的是经营策略——资源配置、竞争性广告、适者生存，等等。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不存在绝对真理，有的只是像衬衫和汉堡包这样的产品，用过即扔。反理论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它阻碍人们思索，还在于它诱使人们无视对手用之形成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威胁。

在突现论时代，意识形态比过去更易让人失去理性。因为这些派生性法则非常微妙，得花很大代价才能正确地明白其究竟，而我们所有人都是怀着强烈的经济目的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则的，即使它不正确。要使这种欲望得到升华需要极大的自制力，特别是在关乎我们的生计风险的情形下就更是如此。普通人不可能总是这么做。结果，所谓公认是基于现代科学的知识实则并不正确，这样的事例比起还原论时代的情形要多得多，这迫使我们必须比以往更谨慎地对待这些知识，也更难取得共识。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今年春天，93是随同一个很棒的日本同行小组一起去出席一个小型年会的，私下里我称他们为七大金刚。这些人业务上都相当棒，跟他们交流我们这个行当里的重要事情总是让我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也免去了旅行带来的诸多烦恼。以前这种会议都是放在夏威夷，这次放到中国一是想给中国同行提供些帮助，另外也节省点费用。当时萨斯（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初次爆发，客观上也有助于费用控制。萨斯刚开始流行时情形确实令人可怕，但还不到让人胆怯的地步。关键场合我们都戴上口罩。西方人访问民族风情浓郁的中国，体重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事，中国和法国一样，都是美食之都。在中国文化里，用丰盛的美味佳肴招待贵客那是应有之义。每餐都有大量剩余，而且尽是好东西。因此在挂着瀑布、墙上嵌着克林顿总统入住时的巨幅照片的金庙大饭店，一道道佳肴从汤圆、海鲜酱猪肘到基围虾、湖南辣子鸡等是应有尽有，喝的是当地名牌啤酒。那个晚上有些同事饭后还去了爵士俱乐部，但我已经不行了，决定和剩下的几位同事一块儿回旅馆。外滩让各种灯火装点得就像好莱坞的外景地，徜徉的一对对情侣顾不得拥挤，尽情地享受着夜色。这情景会一直延续到夜里11点，直到熄灯为止，此时高音喇叭开始提醒让每个人回家。

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人知道，取得今日之成就对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估计要让严酷的自由市场经济最终做法就是形成专供自己用的垄断性出版物，按自己的想法来设定哪些概念和思想是重要的，至于这些思想是否真的重要倒在其次。在极端情形下，有人搞出个复杂测量的综合网络专门用来给期刊灌水。要出现真正的进步，就需要在技术上掺杂一些创造性的破坏。人们或许可以用阴阳相生相克来作为这种创造性协同作用的比喻，但我更喜欢把这种互锁的象征性符号理解成塞纳河的左右两岸。右岸是政府和测量，左岸是无政府主义和艺术，两岸间的冲突造就了巴黎。我的一个法国同行说得更逗。“是的，”他说，眼里闪着兴奋的光，“我就曾住在右岸。”

回溯到1998年11月，也就是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后的那个月，所有新当选的获奖者及其配偶都被邀请出席在华盛顿的瑞典大使官邸举行的晚宴。实际上，从大使方面说这是个聪明的动议，因为他拿我们当道具把华府政要引到家里来了。这工作效果多好。

我这桌有一位人士的标签上写着“莎菲尔”，但我疑心这是专栏作家“威廉·莎菲尔”名字的简写，于是就问座位的主人是不是威廉·莎菲尔，他说是，他就是那个著名的专栏作家。在我们的右边是一对夫妇，他们知道后兴趣大增，轻声地向我夫人和我解释说，我们未必事事都赞同这个人的观点，但他的文章的确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享受。这说明莎菲尔先生对许多事情都有着详尽的了解，包括令人感兴趣的物理学问题。他与莱昂·库珀是同学并且至今仍保持着经常性联络，后者与约翰·马丁和鲍伯·施里弗一同因超导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他扔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莱昂相信物理学就要寿终正寝了，他认为已经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并已考虑转向信号处理的模拟研究的路子上去。

这时候大厅中央出现一阵骚动，主持人发布了一条公告：饭后的娱乐节目是请新获奖人公开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须提交主持人经过适当遴选。于是每个人都急切地在小纸条上写下了自己要提的问题，崔琦、霍斯特和我则离开座位步入讲台。当主持人最终把问题和话筒递交到我们手上时，我们发现所提的问题大多是一般的问题，什么您的工作有什么用啦，您怎么使用经费啦等。但霍斯特接到了一个难题：爱因斯坦理论在当今还管用吗？我断定这个问题肯定出自莎菲尔先生之手，且不说我们刚刚交谈过，毕竟这个问题在公众心里是个普遍的疑问。霍斯特举起这个纸条摇了摇，支支吾吾地试图解释说他对此“不在行”，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半导体会议上，出于礼节对这种提问是应当给予回答的，你可以是极端的保守派和装作对此不感兴趣，但对听众的提问不予理会则是非常不合适的。何况我们还都是很“在行”的物理学家，在此局面下这么回答也显得言不由衷。于是我请求暂时接过话筒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回答道：爱因斯坦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我们每天都在见证这个理论，但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意义显然并非要问相对论是否正确，而是要问基本问题研究是否还具有重要性，以及是否还存在有待发现的基本问题。我接着解释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论调，从而认识到这是一种技术狂妄——就像1900年有人叫嚣要废止专利局，理由是所有能发明的都已经发明出来了。但看看你周围，我说，甚至连这间屋子都到处充满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只有那些受教育过多因而失去常识的人才会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那种认为探索自然的斗争已经结束了的想法不仅是错的，而且错得离谱。我们周围到处是神秘的物理奇观，科学的永无止境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它们。回答结束是片刻的宁静，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种认为科学已经死亡的反理论论调在这一刻被摒弃。我回到座位，对这个结果感到相当满意，莎菲尔先生随后的建议使我更受鼓舞——他建议我应当就此写本书。

大使晚宴上的掌声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般令人激动，在世界各地我做过大致相同的演说，得到的也都是同样的回响。第一次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日本。当时我认为，之所以有如此反响大概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在阿姆斯特丹也做过，反映几乎一样，演讲甫毕，立刻有许多人举手要求就具体问题提问。荷兰怎么说也是个非佛教国家吧。后来我在哥德堡、蒙特利尔和首尔又进行过类似的主题演讲，得到的反响始终一样。世界各地都对物理问题感兴趣这不奇怪，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各地的认识出奇的一致。各地似乎都有一群数量巨大的善于思考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从商的、从医的、从政的、搞工程的、搞农业的——他们热爱科学，直观地懂得还有许许多多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在向突现论时代过渡的进程中，我们要学会接受常识，抛弃那种将大自然高度组织化奇观化整为零的做法，承认组织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最重要的对象。量子力学法则、化学定律、新陈代谢规律以及我们校园里兔子见了狐狸就跑的生存法则，相互间呈递进的序列关系，但对兔子来说，只有最后这条值得考虑。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些不愿意弄明白事理的人不妨随我去7月的内地山区走走，那里没有对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的迫切需要，生活也不困难。在清冷的早晨，我们将早早地起床，点起燃气炉，煮上可可茶。好在棕熊晚上都不活动，但那不是我们收藏食物的本事好，而是熊很聪明，它们清楚地知道该什么时候下到有人的大营地。我们坐在冰冷的花岗岩上，赞叹着片片云母光斑硕大的形状，呷着过热的巧克力奶，看着阳光给山峰镀上一层金色，并慢慢地下移。小溪在几步远的地方潺潺流过矮栗树丛，整个晚上都与我们相伴。在巉岩突出的阴影下或裸露的泥土里，到处是灰褐色的石块，上面覆盖着松针碎叶。其他人都还在酣睡。山下吹来一阵冷风，就好像早上交接班，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阳光伸进峡谷，在一棵棵树干问滑移，终于铺满了大地，同时也引得那些贪睡的人不住地抱怨，他们现在明白，再焐在睡袋里就要被烤焦了。不一会儿，这种抱怨声就被登山靴踏出的脚步声和铝合金盆盆罐罐的叮当声取代了，周围又变得熙熙攘攘，说什么的都有，做麦片粥的争说昨晚实际上是我赢了牌局，有人则在嚷嚷我的手纸搁哪儿了。但随后，一切仿佛被神奇地组织化了：杂乱渐渐地变得井井有条，随身物品和装备慢慢地自组装成背囊，地面被收拾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看得树上的金花鼠和松鸦目瞪口呆。接着我们便一起启程向顶峰攀登。一路上交谈少多了，泥泞和臭菘把大家折腾得够呛，上了林木线攀岩更需要集中精力。山区通常就是这样，在阳光下攀登热得要死，但一到背阴处又冷得要命，这些由岩架形成的背阴地被岩间生出的松树分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经过长长的跋涉，我们翻过一处山梁，这才发现，山的另一面是一片平缓的开阔地，原先的小溪到了这里已变成一垄长满紫色仙人掌的沟壑，蜿蜒地穿过乱石岗伸向远方铺满绚丽野花的一望无垠的芳草地。无数大黄蜂正起劲地采食，就像在鼓捣一桩大买卖，我们的出现显然不合时宜，蜂群受到惊吓，呼啦一声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沿着这片草地来到一个小湖边补水，顺便狼吞虎咽地塞下两份花生酱奶酪三明治和一些杏干，然后整装向第二个也更寒冷的山峰进发，眼前的道上满是各种马匹留下的蹄印。时间已是中午，我们得鼓起余勇，就像前方有牛排等着我们去享用那样，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下一个货物集散地。延绵几英里的整齐的护栏穿过干草地，在一块突起的巨大漂石山梁上被断开，山梁下是一道V字形陡坡，直达玄武岩磐石的底部，石壁上间涌出的泉水犹如天外来客，吐着白沫急急地奔向涧底。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入暗红的杉树林，地面覆盖着松软的腐殖质和蕨类植物，凸起的石头显得光滑闪亮，最后终于看见了长满鼠尾草的大片草场。四周是难以逾越的群山，最西端的山影告诉我们这一天就要过去了。我们沿着水道继续走，现在它已经是一条咆哮的河。它穿过装点着雪松和北美黄松的峡谷，爬上乱石嶙峋的山谷石壁，目的就像是往家奔。不经意间我们已沐浴在夕阳里，如火的余晖洒在冰川巧夺天工的杰作上，使四周显得如画般神奇。现在沿河行走已经很困难了，河水向下钻入深谷，穿出时已成为一条激流。我们走过高桥，激流在下面奔腾喧嚣，但光线太暗已看不清它的模样。我们在黑暗中步履蹒跚地沿着淘金者炸开的古道辙印向前挪着步，终于看见了草场，然后是巨大的围栏，里面关着疲惫而满足的驮物牲口，再往前就是车站了。这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会带你穿过吱呀作响的挡风门来到饭店，为你买上一份牛排。这肯定是你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一块。

我们不是生活在发现的终点，而是生活在还原论的终点，一个人类通过微观来主宰万物的思想被无数事实扫地出门的时刻。这不是说微观法则是错的或是没用了，而是说在很多情形下被它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即较高的世界的组织法则，认为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