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误区之43：“拍卖市上总是高价者拍得”
☆投资必备要诀：自由的拍卖竞价，会给民间投资更多的入市机会。
☆阅读关键词汇：古代书画板块·亿元时代·定向拍卖·优先购买权·价格上限
古代书画板块在新世纪初曾风光过一次。比如2002年，宋代米芾的《研山铭》在“中贸圣佳”以3299万元成交；2003年，隋人的《出师颂》在“中国嘉德”以2200万元成交。但很多人认为，这些高价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直到2009年秋拍，中国古代书画板块率先进入了“亿元时代”。清代徐扬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在“中贸圣佳”以1.34亿元成交，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在“北京保利”以1.69亿元成交，宋代曾巩的《局事帖》在“北京保利”以1.01亿元成交，《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在“中国嘉德”以1.01亿元成交。
中国古代书画的这次价格暴涨，除了由于市场自身的“板块轮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拍场并没有真正遵循拍卖规则。
比如《研山铭》在2002年被实行了“定向拍卖”。当时“中贸圣佳”在拍场宣布：“《研山铭》为国家文物局指定文物收藏单位定向竞投，具有竞投资格者为599号牌持有者。”拍卖师报价2999万元，599号举牌，随即落槌。《研山铭》的购买者是国家文物局，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而《出师颂》则在2003年被使用了“优先购买权”。《出师颂》是“中国嘉德”的第1657号拍品，上拍前极受关注。该公司在《出师颂》行将登台时声明：“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第1657号拍品已经由国有收藏机构优先购得，成交价为2200万元人民币。”
当时的“定向拍卖”和“优先购买权”，被称为中国特色的产物。
艺术品被定向拍卖后，一般仅允许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竞买。早在1994年的“中国嘉德”秋拍，就规定3封孙中山信札和2件鲁迅文稿，非国有公藏文博机构不得举牌。此后，曾有多件著名艺术品被实行过定向拍卖。前述对《出师颂》行使的“优先购买权”，实质也是被“定向拍卖”。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只有当国家与私人买家出价相同时，才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这种情形，实际是政府给拍品强行制定了价格上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双方在竞争中自发形成，是无数供给者和需求者共同的决策结果。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时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但是，现代市场经济都有国家参与宏观调控，有时候，政府为了限制某些商品的价格上升，会规定它的最高价格，这便是价格上限。
国家为了确保顶级珍品留在公藏文博机构，采取“定向拍卖”和“优先购买权”，起到了价格上限的作用。
本来，拍卖以“公开竞价、价高者得”的自由竞价为原则，可以为供求双方找到最佳价格平衡点，实现卖家收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定向拍卖”和“优先购买权”剥夺了许多买家的竞买权，而指定竞买和优先收购的国有文博机构因为受财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出价往往低于自由竞拍可能出现的“均衡价格”。比如在《研山铭》上拍前，众多海内外博物馆、企业家、收藏家就纷纷报价，超过3500万元的有10余家，最高的达到5000万元。
显然，“定向拍卖”和“优先购买权”形成的价格上限，有悖于拍卖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价格上限，使艺术品不能通过拍卖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甚至由于限制了许多买家参拍，造成一些珍品因达不到底价而流拍。这不仅损害了卖家的权益，也使一些深藏民间和流失海外的珍品未能露面。所以，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完善，政府使用“定向拍卖”和“优先购买权”越来越慎重。
2009年古代书画的价格暴涨，也是得益于此。
在“中国嘉德”春拍中，《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虽然也被“优先购买”，但却参照了国际惯例，国家文物局是以拍卖会上的最后成交价554.4万元购得。而对其他多件书画珍品，政府并没有被行使“优先购买权”，更没有“定向拍卖”。这样，数位收藏大鳄才得以到拍场一掷万金。特别是大买家刘益谦，他不仅在“北京保利”春拍以6171万元拍下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在“中国嘉德”春拍以5824万元拍下宋人的《瑞应图》，更在“北京保利”秋拍以1.69亿元拍下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
完全自由的拍卖竞价，激活了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艺术市场和文物收藏，这是投资者们都很愿意看到的事情。
相关资料链接：
1艾祥《古代书画在拍卖市场上已是独执牛耳》《理财周刊》2010-66
2任文《一夫当关——宋米芾〈研山铭〉回归记》《中华工商时报》2002-12-13
3陈念《巨金优购〈出师颂〉受到社会舆论质疑》《中国商报》2003-07-21
4何文秀《“定向拍卖”宜取消》《收藏快报》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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