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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制度发展环境的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

时间:2023-11-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今,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从风险资本绝对数额来看,美国无疑是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然而,从风险资本占GDP的比例来看,英国风险资本占GDP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因此,对于国家而言,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不仅仅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最关键的是创造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今,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但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风险投资业在各国发展有很大的差异。从风险资本绝对数额来看,美国无疑是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仅1999年美国的风险资本总额就是欧洲全部私有权益资本的2.29倍。然而,从风险资本占GDP的比例来看,英国风险资本占GDP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见图7-6)。

图7-6 1995—1999年各国风险资本占GDP平均比重/%

英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德国、爱尔兰等一些欧洲国家,这使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风险资本在各国所起的作用。通过对欧洲风险资本协会各年数据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即风险资本的国际流动。一些小国,如爱尔兰、丹麦等国由于经济总量规模小,本国的风险资本规模也较小,但在实际中却吸引了大量外国风险资本投入该国高科技产业。另外一些国家的金融系统较发达,私有权益资本规模较大,但却大量外流。这里,我们以国家“管理基金数额”和“吸纳基金数额”之间的差异来表示这样一种流动(见表7-4)。并可以基于此,计算出欧洲国家风险资本流动率(见表7-5)。

表7-4 1999年欧洲各国“管理风险资本数额”和“吸纳风险资本数额”

(续表)

数据来源:EVCA2000年鉴。

表7-5 欧洲国家风险资本流动率/%

(续表)

可以看出,如果仅从风险资本供给一方理解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差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考虑各种影响风险资本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尤其是往往被忽略的需求因素。这里,借鉴了全球企业家精神监控系统(GEM)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概念模型(见图7-7)。

图7-7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

由此,将可能影响风险资本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GDP年增长率、失业率、劳动力生产率、R&D投资增长率以及国家社会文化指数等。

(2)金融体系。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化比率、股票市场重要性、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的重要性、IPO、非正式投资者活跃指数以及投资者保护程度等。

(3)创业环境。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初创企业率、新企业率、创业活动指数(代表一国成年人参与创业的比例)、雇员保护指数(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雇员利益的保护程度)、教育培训指数等。

(4)市场管制。这类指标主要代表国家对企业发展与市场竞争行为的管制,指标分解如图7-8所示。

图7-8 市场管制指标分解

(5)新技术产业发展。由于风险投资业的兴起与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几章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一国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样也影响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这里,选取了IT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指标,如科技成果、产出等,研究对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影响。

根据前面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风险资本的供给受以下因素影响:风险投资收益率、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金融市场因素、创业环境因素、市场管制因素以及新技术产业发展指标。所以,风险资本供给由下式确定:

风险资本供给=α0α1收益率+α2国家宏观经济因素+α3金融市场因素+α4创业环境因素+α5市场管制因素+α6新技术产业发展

同样,风险资本需求由下式确定:

风险资本需求=β0β1收益率+β2国家宏观经济因素+β3金融市场因素+β4创业环境因素+β5市场管制因素+β6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均衡状态下,风险资本供给与需求相同。消去收益率,可得

风险资本=π0π1国家宏观经济因素+π2金融市场因素+π3创业环境因素+π4市场管制因素+π5新技术产业发展

这里,主要采取交叉回归方法,对影响风险资本国别差异的因素进行研究。在对因变量的选取上,主要采用风险资本占GDP的比重、早期风险资本(包括种子期和扩展期)占GDP比重和高技术风险投资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并分别按照“管理基金数额”和“吸纳基金数额”两种方法进行测算。

在对自变量指标的选取上,我们在上述5类影响风险资本的因素中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选取的方法是计算与风险资本最具有相关性的指标,分别是:GDP增长率、市场资本化比率、股票市场重要性、IPO、创业指数、国家经济干预指数、企业负担指数、雇员保护程度以及新技术产业发展指标(见图7-9)。

图7-9 风险资本的影响因素

(1)国家“管理基金数额”(见表7-6)。

表7-6 回归结果

(续表)

(续表)

因变量:早期风险资本占GDP比重

(续表)

(续表)

(2)国家“吸纳基金数额”(见表7-7)。

表7-7 回归结果

因变量:风险资本占GDP比重

(续表)

(续表)

(续表)

因变量:早期风险资本占GDP比重

(续表)

(续表)

对比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是决定风险资本筹集的最重要因素。在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中,投资者可以灵活地运用多种金融工具调整其投资组合,风险投资也是其中的一种投资方式。只要投资者可以认同风险投资的收益与风险的配比,是愿意投资于这一领域的,而且这并不需要任何强制力量,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2)决定风险投资投向的最重要因素是投资收益实现的环境和方式,这包括创业活跃性、创业环境、股票市场的发展等因素。因为风险投资收益实现的前提是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都是趋利的,只有在他们明确获利的方式和途径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投资,这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于国家而言,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不仅仅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最关键的是创造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关于这一点,从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而这也使我们认识到,风险投资家并不是具有特殊偏好的投资者,从价值取向上来看其与一般的投资者并没有本质差别,其投资行为与投资于垃圾证券的投资者也没有本质差别。

(3)在影响早期风险资本筹集的因素中,投资者保护程度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这说明由于缺乏公开信息披露等制度,中小企业投资者需要国家在法律法规方面给予良好的保护,以维护其权益不受侵犯。而在影响早期风险资本投向的因素中,雇员保护程度却与其呈负相关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和前几章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理解在一个保守、稳定的环境中,人们的创业意识比较薄弱,而在一个活跃、激进的环境中,由于缺乏稳定感,人们的创业意识较强,这可以从美国和法国、日本的比较,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比较中得出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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