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治理指数报告

首先，依据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比较优势，金融、物流、法律、咨询、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成为上海自贸区的主导行业。根据国际成本竞争力的比较，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还是在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上面。而行业聚集度非常高的汽车行业正是上海的优势产业。值得注意的是，工业4.0的概念将发展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网络化制造”“自我组织适应性强的物流”和“集成客户的制造工程”等特征，也使得它率先满足动态的商业网络而非单个公司，这将引发一系列诸如融资、发展、可靠性、风险、责任和知识产权以及技术安全等问题。这都需要一系列的生产性服务业来服务于这种现代的智能化网络化的制造业。所以，现代制造业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互融合，而制造业中的增加值可能大部分是来源于价值链中的服务环节而不是低成本的制造环节。上海自贸区应该成为全国提供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心，瞄准周边，服务全球价值链升级，以生产性服务带动天津的一流装备制造业和出口加工服务区，通过广东和福建构造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扩区，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即自贸区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基础上办。压力测试升级，以开放倒逼改革提速是上海自贸区的紧迫任务。世界上其他的自贸区，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都需要海关的特殊监管。上海自贸区虽然也要促进贸易便利化，但更重要的是试验金融开放、政府职能转变等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设立自贸试验区更像一种压力测试，相关改革举措放在这个框架下尝试，并以此倒逼简政放权、机关效能建设等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步伐。未来自贸区将持续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网络化和智能化，比如尝试以大数据为支撑，建设监管信息共享的平台，使得事中事后监管更加现代化。在国民待遇基础上摸索建立的负面清单，重点放在通关一体化、贸易便利化和降低外贸成本上面，使得高效率低贸易成本成为上海自贸区的核心竞争力。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自贸区试验可以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一种尝试。上海自贸区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招商引资的“引进来”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为了下一步促进投资自由化的“走出去”探索经验。自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后，党和国家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中都反复重申这个观点。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美国通过IMF、WB和OECD等国际组织在亚洲贸易规则制定上处于主导地位。这些规则是美国通过长期竞争而获得的特殊权力。我们的规则也只能通过提供与之竞争的制度性公共产品而产生。上海自贸区是应该适应美国的规则，还是应该另起炉灶通过金砖五国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新设机构来重建规则，这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国际经济治理本质是对全球价值链上跨越国界的组织间关系，尤其是企业间的相互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s）进行的规制。通过制定市场规制，上海自贸区对涉及的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可以进行激励或者制约。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基本问题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外包产品和服务时对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剥削和对环境的破坏。尽管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的关注和监督下，跨国公司开始完善东道国规制，有的甚至开始采用国际第三方社会监督制度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方。但是，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纵向服从范式（compliance-based paradigm，见图4.1）。在这种模式下，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控制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工具。

图4.1　国际经济治理的纵向服从范式

资料来源：Peter Lund-Thomsen and Adam Lindgree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Global Value Chains：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Are We Going？”，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23，No.1，2014。

图4.2　国际经济治理的横向合作范式

资料来源：同图4.1。

上海自贸区试验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从简单的纵向的服从模式转变成横向合作范式（cooperation paradigm，见图4.2），重新构造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地位。这就必须强调全球价值链的权力重构，为中国企业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平台。上海自贸区试验可以为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必须的经济和社会升级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因此，上海自贸区必须重点关注公共政策和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和区域创新升级中的核心作用，强调社会制度在提升创新、技能培养、工作现代化和提高劳工及环境标准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应该参考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协同十三个省的自贸区的方式，建立市场改革基金，由中央政府牵头，上海自贸区主导来协同广东、福建和天津优势互补的自贸区，从而使上海自贸区真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