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管制(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又不允许腐败,可能不太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现有的过度管制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下,腐败有助于提高官员的服务效率和经济自由度。尽管如此,任由腐败横行,对经济社会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反腐是必然选择,也是大势所趋,而重点是让官员从“不敢腐”到“不能腐”。
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前政治局常委落马。
一时间,与周案相关的那些“仙及鸡犬”“嚣张跋扈”的往事充斥各大网站和报纸头条。
不过,相比之下,各网站和报纸同期公布的一条短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更让我期待和关注。据该消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
我想,两条消息同时公布,应该不是巧合。
反腐与经济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高级官员因为贪腐、违纪被法办的消息公布。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产生巨大的威慑力。
不过,与此同时,关于反腐是否影响经济的争议和讨论也日益激烈。
不可否认,反腐确实会对当前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一方面,分析眼下的钱权交易,有些时候,一些商人给官员送钱,只是让官员把本该做的服务做好,更有效率,甚至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安全感。说实话,这阵子,我听到多个商人抱怨说官员“既不收钱,也不办事”,行政效率严重下降,企业办事变难。另一方面,在过度管制的体制下,很多本来可以干的事情,政府不让干,为此商人只好送礼。
由此看,过度管制(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又不允许腐败,可能不太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现有的过度管制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下,腐败有助于提高官员的服务效率和经济自由度。
此外,众所周知,反腐还直接影响到消费,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但问题是,任由腐败横行,对经济社会的伤害是很大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平、公正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腐败官员们权力滥用导致的不公,让商人们很没有安全感,严重影响到经济活力,这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不仅仅是反腐,挤房产泡沫,甚至扫毒、抓小偷、抓强盗也影响消费,影响经济。但我们应该分清楚孰是孰非、分清楚孰轻孰重。在我看来,滥用职权、巧取豪夺的贪官比小偷、强盗更可恨,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更大。
反腐的过程好比是“戒毒”。这个过程肯定会带来一些不适,但毋庸置疑,这个“毒”必须要戒。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复吸”。
因此,反腐本身肯定没问题,关键是,取得除了打击腐败本身所形成的威慑效应外,还应该要从制度上开展反腐,让官员们不但不敢腐,而且不能腐。核心的逻辑是,明确权力的边界,通过制度安排让“利己需要先利百姓,先利社会”的机制在官场生根发芽。
明确权力的边界只能靠法治
再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反腐最终还是有赖于法治的力量。
我们知道,权力的边界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给政府权力划界。简单地说,就是要放松管制,要取消各种审批,降低各种准入门槛,把配置资源的权力尽可能还给市场。
二是,在划界的基础上,还要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是因为,政府的权力最终将落到个人的身上,为此,对权力的约束不能靠个人的觉悟或自觉,而是需要机制和制度的制约。
目前来看,约束权力比简单地划分边界要难得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仅自上而下监督是不够的。要想让官员的权力,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权力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管理层还应该通过推进民主政治及“权力阳光化”来实现自下而上监督,同时,形成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这都需要依靠法治。
另外,明确权力边界的过程,其实就是市场化改革,由“市长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这个转换也必然对配套法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据此分析,推进法治是从根本上开展反腐,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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