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刺激不能代替强改革

当“流动性陷阱”出现时，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或躺在银行里，而不是用于投资或消费。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起不了作用。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民众的信心可能不足。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2015年10月23日，央行宣布双降：对称降息25bp，降准50bp。很多人拍手叫好。不过，我却感到隐隐的担忧：中国政府会不会用强刺激代替强改革呢？因为我们知道，此次双降是针对经济下行压力，而不是针对流动性。

公开数据显示，这已经是央行年内第三次“双降”，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与此同时，2015年以来，央行还大量使用SLF、SLO、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工具。其意图非常明显，即释放流动性，降低利率，稳定经济。

目前，从效果来看，国内的流动性已经达到比较充沛的程度。如果把余额宝的收益率作为衡量资金流动性的有效指标，我们会发现，目前其收益率已经跌破3%。尽管如此，国内经济增长依然面临压力，尚未看到增速下滑结束探底的迹象。

对此，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经济学术语“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一段时间内即使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对其变化仍不敏感。

当“流动性陷阱”出现时，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或躺在银行里，而不是用于投资或消费。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起不了作用。

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民众的信心可能不足。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流动性陷阱”隐现：信心和制度是关键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2015年发生的“股灾”。2015年6月中旬，在经历前期暴涨之后，A股掉头向下，连续暴跌。其间，政府通过“降准降息”“暂停IPO”“限制大股东减持”“证金联手各大券商花巨额直接到市场里买股票”来救市。但经历短期反弹之后，A股继续暴跌，很多股票腰斩，或跌去2／3，股市陷入“流动性陷阱”。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A股的制度缺陷导致了暴涨暴跌；另一方面，当时这个市场并不缺资金，缺的是投资者的信心和信任。

事实上，国内经济隐现的“流动性陷阱”也是同样的逻辑，根源也是制度缺陷和信心问题。

针对这个经济局面，我认为，比释放流动性更迫切的是，要恢复和提振老百姓的信心。恢复信心有很多方法，结合中国当前和长远，政府最紧迫的是，强有力地、快速地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改革，通过改革释放红利，增强经济活力。

当然，我并不否认“保增长”的重要性。我只是要提醒，很多“保增长”的措施效果有限，同时，要少用逆改革的“保增长”策略。

有人可能会说，“促改革”和“保增长”并不矛盾呀？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方面，当过度看重“保增长”时，可能需要依赖旧的经济引擎，继续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很可能意味着，“促改革”被暂时搁置。在此轮“股灾”及救市过程中，我们就看到，“暂停IPO”“限制大股东减持”等与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的老办法被采用。当IPO暂停后，发行注册制改革自然被搁置。

另一方面，我担心，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强刺激”政策实施。尽管边际效用递减，但“强刺激”比“强改革”显然阻力少，容易实施，短期效果还可能会麻痹监管层，影响改革的决心和进度。

防止股灾成为中国经济预演

可以预见，在未来两三年里，政府将在“保增长”与“促改革”之间徘徊和纠结。若以“股灾”为鉴，政府应该明白，强刺激代替不了强改革。

回想“股灾”，很多人会认为“股灾”是发生在2015年6月中旬之后。其实不然，前期的暴涨也是股灾的一部分。因为有前面的暴涨，才有后面的暴跌。从后来的市场发展来看，当暴跌发生后，我们就非常被动。因为政府的临时干预只能中短期改变市场自有的方向。就好比一个皮球在下落的过程中，被一只手向上打了一下，皮球会短期向上，后来，还会继续下落。

所以，“股灾”提醒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救市”要发生在问题暴发之前。当前，针对制度缺陷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切不可错过时机，让“股灾”成为中国经济的预演。

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他有多个子女。和很多父亲一样，他很希望子女们都出外打拼，靠自己获得傲人的成就。但是，基本上很少有子女这么做。

因为这些子女发现，自己创业太艰辛，尽管有可能成功，但远不如获得父亲的认可来得实惠。他们发现，父亲只要一个眼神或一个笑容，可能就意味着几亿财富到手。即使出外打拼，其实也很需要靠父亲的荫护、人脉和影响力。

这个故事其实是中国现状的“隐喻”。当前，过多的审批、被滥用的权力，以及国企们巨大的影响力，让政府及官员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经济资源。所以，在资源配置方面，“市长”们远远比市场更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下，你会发现，如果能获得政府及高级官员的认可、青睐，财富更容易“滚滚而来”。这必然形成“政府资源是核心竞争力”“争先恐后请市委书记、市长吃饭”“全民公务员热”“削尖脑袋争取步步高升”等中国特色的现象。

和上面那个富豪一样，尽管市长的权力和资源很多，但也是有限的。同时，市长的位置是有限的。这就造成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的对抗意识被不断强化。不仅如此，你还会发现，越到上层，意味着越大的权力、利益，对抗可能越激烈。这就好比，相比普通人家，豪门家族里的争斗往往更为复杂一样。

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过多的没有价值的内耗，导致腐败。这应该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据此分析，中国未来最主要的改革方向：一是放松管制，用法治明确权力的边界；二是把产权更多地明确到个人，同时用法治保护私人产权。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上述改革的目的和方向就是要用法治确保“市场代替市长”，让配置资源的源头更多元化，从而更多地强化创新，强化人与人之间合作，以及对民众的服务意识，减少没有价值的争夺和内耗。这也是“市场经济”“市场配置”更有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