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体大学持股比例的调节效应

韦　影　柯希涛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大学衍生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是否影响创新绩效？本文以2004—2013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24家高校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母体大学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了大学衍生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学衍生企业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其他假设没有得到验证。本研究结论对于大学衍生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和高管团队的治理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学衍生企业　TMT异质性　创新绩效　母体大学持股比例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因此，拥有强大技术研究及创新能力和众多科研成果的大学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大学衍生企业（University spin-off companies，USO）可以在创业导向引领下将丰富的科研成果和新技术向产业界进行转移、扩散，使之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并创造经济价值，实现知识的资本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1]

遗憾的是，依照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大学的技术转移程度偏低，转移效果并不显著。由于我国历史原因，让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持（控）股大学衍生企业，导致大学与大学衍生企业之间产权不清晰，管理上校企不分，很多大学衍生企业绩效不尽如人意。[2]还有，有关我国大学衍生企业高管团队（简称TMT）成员的负面新闻时而见诸报端。比如大学衍生企业浙江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然而，对于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学术界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并且对大学衍生企业领域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是否影响创新绩效。（2）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是否能够影响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

TMT异质性是TMT成员对于某些属性偏好的差异。这些属性既包括人口背景特征，也包括心理特征。[3]然而，个人偏好、认知基础和价值观等心理特征难以测量。本文依照高层梯队理论，使用年龄等易于测量的人口学特征来测量TMT异质性。在结合前人研究和大学衍生企业的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笔者选取大学衍生企业TMT成员的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5个维度，研究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

1.年龄异质性

一般来说，如果高管成员比较年轻，其精力相对旺盛，会有比较高的创新热情。而年龄偏大的高管成员在做企业决策的时候会更多地因循守旧，趋于保守。在年龄存在差异的TMT成员之间，由于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可能在价值观和处理事情的行为态度方面存在差异，TMT成员基于自身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企业的各种创新问题提出各种不同解决方案和建议，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有研究发现，TMT年龄异质性与集体创新能力[4]、公司的创新行为倾向和公司行为的战略意义[5]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大学衍生企业TMT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2.任期异质性

TMT任期是TMT成员作为企业高管在企业工作的时间，团队成员在任期长短上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交流的深入程度。虽然任期异质性低的团队会具有沟通模式良好和冲突水平较低等优越性，但是这可能会导致团队因缺乏丰富多样的观点而不利于在企业内部产生各种创新的观点。TMT任期异质性越高，企业因管理实践经验各异，增强打破原有既成管理模式的意愿，实现有效变革，企业就越倾向于比竞争对手更快推出新产品，以期成为行业的“领头羊”。[6]马富萍和郭晓川发现，TMT任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大学衍生企业TMT任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3.教育水平异质性

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导致TMT成员在知识结构、认知模式、偏好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TMT教育水平异质性越大，知识和技能更加丰富全面，信息来源渠道越广，对企业事务的处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教育水平异质性较大的TMT，容易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和讨论，在准确评估企业现有战略的基础上更大范围地提出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并全方位地比较这些战略方案，[8]选出对于企业来说的最佳战略方案，因此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马富萍和郭晓川研究发现，TMT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大学衍生企业TMT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4.职业背景异质性

TMT职业背景存在异质性，也就是说，其成员曾经在不同行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或者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和岗位任职。不同的职业背景，导致这些TMT成员的工作经验和知识构成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可能不一样，使得企业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随着企业的发展，经营范围日益多元化，而顾客群体也呈现出多样化和需求个性化的趋势，TMT职业背景异质性大，成员职业经验丰富，整个团队获得的信息和资源更加多样，从而更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Banter&Jackson研究发现，TMT职业背景异质性可以提升小型银行战略决策的质量。[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大学衍生企业TMT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5.两栖身份异质性

大学衍生企业与母体大学天然存在联系，有一些大学衍生企业的高管也在大学任职，存在“双肩挑”的双栖身份。这是大学衍生企业独有的特征之一。在大学衍生企业中，TMT成员如果是具有两栖身份的学者，容易架起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母体大学所具备的科研和技术优势，以此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Bonnard et al.研究表明，如果大学衍生企业TMT中具有双栖身份的大学学者，则可以在首次公开募股（IPO）时提升大学衍生企业市场价值及运营绩效。[10]而李宝新和岳亮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11]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大学衍生企业TMT两栖身份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二）母体大学持股比例

母体大学持股比例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12]一般来说，如果企业处于分散的所有权结构下，企业存在多个大股东，任何一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都不能有效控制企业的日常经营。而大股东之间利益不一定趋于一致，各个股东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可能出现损害企业创新的行为。同时，企业股权分散，分散的小股东便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从而缺乏动力去监督和控制TMT成员的行为。[13]TMT成员因此能够比较容易掌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TMT成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容易产生与股东的利益目标背离的现象。如果股权高度集中，一个或几个大股东对企业有显著的所有权，企业往往被这些大股东控制。大股东特别是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自然而然有监督和控制TMT成员的意愿和动力，会迫使TMT成员按照符合股东利益的方向经营和决策。

有学者对股东持股比例对TMT成员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urkart et al.采用单个大股东相对控股公司的理想模型，分析假设经理的努力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原因在于股权结构集中，容易受到大股东监督和控制，这样会抑制经理的积极性和限制经理的经营活动范围，因而努力程度降低。[14]潘思谕和陈柳源通过研究中外合资公司发现，外资持股比例正向调节TMT年龄、任期、教育水平和职业经历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5]

至于大学衍生企业TMT两栖身份异质性，首先，在母体大学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母体大学对大学衍生企业的影响力有限。一般而言，企业TMT成员出于自身职业前途考虑，不大倾向于选择风险很大的研发投入策略，从而规避风险。[16]其次，在股权适度集中，大学衍生企业出现多个大股东时，母体大学之外的其他股东出于“搭便车”的心理，会较少监督大学衍生企业TMT成员的经营行为，此时TMT成员会因为“两栖身份”而倾向于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17]，充分发挥母体大学的技术优势，加大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最后，当母体大学对大学衍生企业绝对控股时，母体大学会要求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符合母体大学的利益，削弱了企业内部TMT成员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学最主要的功能是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18]，母体大学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和特长，以及TMT成员的“两栖身份”，积极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促使大学衍生企业采取以创新为导向的战略。原长弘等研究发现，母体大学持股比例超过一定限度后，母体大学持股比例与大学衍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正相关。[17]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6：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6a：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6b：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任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6c：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6d：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6e：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两栖身份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高校上市公司（LCCU）是指由高校结合市场对高校所研发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的需求，以独资、控股或参股方式创办、经营管理的上市公司，[19]是大学衍生企业的典型代表。[20]本文将在我国沪、深两地上市的高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验证结果的正确性，本文剔除在研究期间处于*ST或者ST状态的、上市时间不够长的、已经被宣布退市的或者在我国香港上市的高校上市公司。经过精心刷选，最终得到24家高校上市公司，并收集到这些高校上市公司自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Stata13.1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包括高校上市公司TMT的数据，其主要来自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如果数据存在缺失的情况，则在同花顺数据库、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网站等其他网站进行补充。而高校上市公司和母体大学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数据来自SooPAT专利搜索引擎。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同花顺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1.自变量

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是本文主体研究部分。谢风华等学者对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及职业背景异质性等维度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入研究。[21]第一，因为TMT成员的年龄和任期是连续型的数据，所以采用标准差系数（Coefficient of Standard Deviation）来测量。TMT年龄异质性（Hage）等于TMT成员年龄的标准差与TMT平均年龄的比值。任期异质性（Htime）同理。第二，就TMT教育水平异质性（Hedu）而言，依照我国教育水平的划分标准，将TMT成员的教育水平分为四类：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包括MBA）、博士及以上。依照Tihanyi et al.的划分标准，将TMT职业背景分为生产制造、金融财会、市场营销、研发、法律和行政管理六大类别。[22]因大学与大学衍生企业天然存在联系，大学衍生企业TMT存在一些成员有“两肩挑”的现象，即既在大学衍生企业任职，也在大学任教。两栖身份异质性（Hamph）是指TMT成员中身兼两个或多个职位的高管与仅在企业任职的高管之间的差异。现将TMT两栖身份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考察年份内该高管在大学和企业两处任职；一类是在考察年份内该高管不在大学和企业两处任职。教育水平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Hjob）和两栖身份异质性的测量采用Herfindal-Hirschman系数法，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pi表示TMT中第i类成员所占百分比；H值落在0～1之间，H值越小，说明TMT异质性越小。

2.因变量

依照本文所构造的概念模型，以大学衍生企业创新绩效（Uperform）作为因变量。创新绩效的测量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学者更多采用专利数之类的客观指标。在综合考虑24家高校上市公司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高校上市公司的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数来测量创新绩效。[23]虽然用企业的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数不是测度企业创新绩效的唯一指标，但却是测度大学衍生企业的重要指标。发明专利数最能代表企业通过有效组合各种资源获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也最能体现企业的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

3.调节变量

母体大学持股比例（Ustock）是指母体大学在大学衍生企业所占有股份的多寡。在测量持股比例时，徐大伟等将管理层持股总数与公司总股本的比率当作管理层持股比例。[24]宋力和韩亮亮用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来测量大股东持股比例。其中，股权制衡度等于第二大股东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而股权集中度是指前n个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n一般可以取3，5或10。[25]唐国琼和林莉用基金持股数与总流通股数的比值来测量基金持股比例。[26]因此，本文母体大学持股比例等于母体大学持股总数与公司总股本的比值。母体大学持股总数中，既包括在大学衍生企业所直接持（控）有的股份，也包括通过控股其他企业，而其他企业在大学衍生企业中所持（控）有的股份。

4.控制变量

影响大学衍生企业创新绩效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研发投入、企业内部研发人员的素质和研发人员与全体员工的比值等。就本文而言，主要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和现金实力（Cash）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这些因素对大学衍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其中，以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于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使用经营净现金流量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一个企业的现金实力。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3.1软件，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很低，适合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二）回归分析

在对24家高校上市公司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且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的基础上，使用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各个假设，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模型一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校上市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和现金实力（Cash）与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有必要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二研究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如下：①高校上市公司TMT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则H1，H2，H3，H5得到验证。②高校上市公司TMT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H4没有得到验证。

模型三重点研究母体大学持股比例对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①母体大学持股比例对高校上市公司TMT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H6a，H6c，H6e得到验证。②母体大学持股比例对高校上市公司TMT任期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H6b，H6d没有得到验证。

表2　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五、研究结论

本文在大量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一个由母体大学持股比例、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和创新绩效这3个变量所组成的概念模型，然后以24家高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逐一检验提出的各个假设。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这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如下：

（1）实证检验了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衍生企业TMT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而大学衍生企业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不明显。

（2）实证检验了母体大学持股比例对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母体大学持股比例正向调节大学衍生企业TMT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两栖身份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对大学衍生企业TMT任期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明显。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①对大学衍生企业TMT的建设应该高度重视；②大学衍生企业与母体大学之间应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有关研究样本的局限性。本文仅以24家高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毕竟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第二，在调节变量的选取和测度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学衍生企业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一种有效形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拉动。而本文没有考虑政府支持和市场需求对大学衍生企业TMT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主要采用高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检验文中提出的概念模型，但也因此制约了研究指标的设计。如果采用案例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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