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学习视角下跨国公司多样化策略研究述评

吴　波　王文杰　魏　菲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跨地区还是地区化？进入21世纪以来，其一直都是IB领域中争论的焦点和核心问题。支持全球化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公司应该进行探索性学习；而支持地区化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公司应该进行利用性学习。本文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出发，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详细述评了在这两种不同学习方式下，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策略，以及影响其对外扩张策略的因素。最后，本文剖析了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FDI　地区化　组织学习　跨地区

一、引言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009；71202111）、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13ZJQN057YB）、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科）重大项目资助。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编号：3100XJ1514001。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蓬勃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学者就跨国公司跨国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如内部化理论、[1]国际化过程理论。[2]这些理论促进了我们对于跨国公司行为的认识，并成为IB领域研究中的主流理论之一。[3]按照内部化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理论模型，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应该都是全球化的公司，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Rugman和Verbeke（2004）对《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的公司进行研究分析发现，这500个公司中，有135家公司只在其母国所在的地区进行投资，剩下的365家公司中有320家在国外的销量低于50%。因此他们认为跨国公司有更强的母国地区投资导向（home-region oriented），而所谓的全球化可能只是一个特殊情形。另一方面，某个东道国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进入该东道国所处地区的平台，进入这个国家之后，公司会进一步地扩张进入该地区的其他国家。[4]但内部化和国际化过程模型都是从国家水平来进行考虑的。

因而，地区（region）成为现在IB领域中研究跨国公司行为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策略是跨地区（inter-regional）还是区域化（intra-region）?是应该选择离母国更近的国家还是远离母国的国家?这些问题成为IB领域中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5]针对这些问题，IB领域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应该选择母国所在的地区进行投资（intra-region diversification）；而另一种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应该在远离母国的地区进行投资（inter-region diversification）。许多学者开始将不同的理论进行融合，如将制度理论和内部化理论进行融合，将内部化理论和能力理论进行融合，但不论是哪一种理论，都强调了经验知识和经验知识可转化性对跨国公司投资策略的影响。事实上，已有的关于这两种策略的研究都利用了组织学习的相关理论。

组织学习理论将学习分为两种类型：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6]当跨国公司对外国进行投资时，往往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被称为“外来者劣势”，正是由于这种外来者劣势，跨国公司往往会选择与自己母国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因为两个国家环境之间的相似度能够使得跨国公司在母国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能够直接在东道国运用。而当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时，或者随着投资相似国家的增加，跨国公司发现自己所能学到的经验知识越来越少时，跨国公司会选择与母国距离很远的国家进行投资。虽然不熟悉的环境会使跨国公司在进入初期面临很低的绩效，但是带给跨国公司学习的空间很大，在一段时期之后，能够迅速地提高跨国公司的绩效。因此，本文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对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两种策略的研究进行了梳理。

本文首先对含有这两种不同策略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接着介绍了影响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因素，然后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评介，最后在剖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组织学习视角下两种策略的相关文献述评

按照March（1991）的经典论述，组织学习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所谓利用性学习是指利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精炼、选择、效率、专断，它可以使得组织在短时间内获得很高的效率，但是长期来看，企业所能学习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而探索性学习包括搜寻、变异、风险承担、实验性、创新等，它使得组织在短期内很难获得高效率，甚至是亏损的，企业会发现它们会在没有获得收益的情况下损失很多的试验成本。但是探索性学习又会给企业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使得企业在经验和知识体系上获得突破，学习的空间巨大。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本质性差异，使得企业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时，往往选择某种方式应对风险。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它所面对的就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因此，针对企业如何应对风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跨国投资策略：地区内投资和跨地区投资。

（一）利用性学习和地区内投资

所谓地区是指在地理上连续临近的国家所组成的区域。[7]如Rugman和Verbeke（2004）将世界分为四大地区，美洲、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区。他认为来自于美洲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更多地投资于美洲，而来自于欧洲和亚洲的公司亦是如此。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在地理上的集聚性给传统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拥有很强的所有者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所以它们会进行跨国投资。[1]但是内部化理论并没有认识到，跨国公司在母国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并不一定在东道国能够很好地被利用。由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着“心理距离”[2]“文化距离”[8，9]“制度距离”[10]等，这些距离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时候，其在母国所获得的经验也许并不能简单地被转移到东道国（Huber，1982，1991），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母国所形成的能力也许在东道国并不能很好地被运用，从而影响子公司在东道国的存活率。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之时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也被叫作“外来者劣势”。[11]

因而，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外来者劣势”，也是为了利用自身已有的知识，它们会选择与母国“心理距离”更近的国家、“文化距离”更近的国家以及“制度距离”更近的国家。而心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更近往往意味着地理距离更近，从而形成了“地区内投资”（intra-region diversification）的普遍现象。正如Qian，Li和Rugman（2013）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空间距离一般与制度成本等相联系，位于一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由于地理距离很近，所以当一个跨国公司投资其母国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时，它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只有一种——“国家层面的外来者劣势”（LCF），但是当跨国公司选择地区之外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它所面对的外来者劣势除了“国家层面的外来者劣势”（LCF）还有“地区层面的外来者劣势”（LRF）。正是因为跨国公司进行跨地区投资时，不仅要面对LCF还要面对LRF，同时，跨地区时跨国公司所面对的LCF比地区内的LCF要高，所以跨国公司在地区内投资的成本要比跨地区投资的成本要低，因而跨国公司会更多地选择在地区内进行跨国投资，而不是跨地区的投资。[12]Arregle et.al（2013）以日本的跨国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日本的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它们进入某个国家的意愿与该国所在地区与母国地区之间的“距离”负相关。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投资的区位决策时，不仅国家层面的距离在发挥着作用，地区层面的距离也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探索性学习和跨地区投资

与上一种观点不同，另一种论点认为，跨国公司会更多地选择进行跨地区投资而不是地区内的投资。正如March（1991）所指出的那样，利用性学习虽然增强了短期收益，但是会使得公司的长期收益受损；而探索性学习则正好相反，它虽然牺牲了短期的绩效，但是对于跨国公司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当公司长期只进行利用性学习的时候，由于组织惯性等因素，其对风险的感知和应对能力会变差，一旦公司母国所在地区发生产业变革或者经济危机，公司所面对的风险是十分巨大的。因此，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司应该进行跨地区投资。

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是Davidson（1980）。他在研究了1965年到1975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国家的选择之后，发现随着公司国际化经验的增加，它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自己不熟悉或与母国距离更远、差异更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也就是说，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而被认为缺乏吸引力的市场会随着公司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有吸引力。正如Barkema和Drogendijk（2007）在文章中所说的，跨国公司如果只采用利用性学习——在“距离”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的话，它们在这些国家所能学习的经验知识会越来越小，这不利于子公司的长期发展；然而，探索性学习——在“距离”远的国家进行投资——不利于子公司的短期发展，但是却使得公司能够在这些国家学习到新的经验知识，形成新的能力，从而促进了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跨国公司在做出区位决策时，当公司在某地区拥有了一定的跨国投资经验时，它们应该要进行跨地区投资，达成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平衡。

之所以随着经验的增加，跨国公司会选择跨地区投资策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它们的消费者偏好、文化、制度、社会风俗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当跨国公司在不同地区的国家投资后，使得跨国公司拥有了应对不同类型的文化、商业实践的能力，同时，在不同地区的国家投资之后也可能会让跨国公司学会如何在陌生环境中学习，增强了跨国公司应对未知风险的能力（Zeng et al，2013），从而增加了公司进行跨地区投资的成功率（Qian et.al，2010）。Zhou和Guillen（2014）在实证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1991年到2007年间，中国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公司的绩效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所拥有的国际化经验的多样性与跨国公司进入不同地区国家的概率成正比。

三、影响跨国公司策略的因素研究

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知道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时有两种策略。跨国公司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到母国以及母国地区与东道国以及东道国地区的环境，还要考虑到公司自身与其他公司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文献梳理，我们将相关的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外来者劣势、经验以及组织网络。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论述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公司的学习选择，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策略的。

（一）外来者劣势对跨国公司策略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B领域的研究者就认识到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时要面临着额外的经营成本（Hymer，1976），这种额外经营成本又被称为外来者劣势（LOF）（Zaheer，1995）。Hymer（1976）将“外来者劣势”成因归结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东道国比当地企业更难获取信息，并且可能会受到当地政府和消费者的歧视。Eden和Miller（2004）进一步指出“距离”是导致“外来者劣势”的主要成因。[13]这种距离可能是“心理距离”（Johanson和Vahlne，1977）、“文化距离”（Shenkar，2001）、“制度距离”（Kogut和Singh，1988）。

由于“外来者劣势”的存在，跨国公司先前所拥有的经验能否在东道国被很好地利用，便成为了它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学者们关于外来者劣势与跨国公司进入意愿之间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从国家层面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14，15，16]他们指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会降低跨国公司进入该国的意愿。然而，这一类学者的研究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跨国公司投资国家的增加而减少；[17]第二，跨国公司进入某个东道国往往是将这个国家作为进入该东道国所处地区的平台，它们进入这个东道国之后，还会进一步地扩张到该国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换句话说，跨国公司进入某个东道国是该公司投资该国所在地区的投资战略中的一环，[18]因此，跨国公司除了考虑国家层面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country foreignness，下面简称LCF）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区域层面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regional foreignness，下面简称LRF）。正如他们文章中分析指出的，当跨国公司在母国所在地区进行跨国投资时，跨国公司只需要面对LCF，但是当跨国公司进行跨地区投资时，它们必须要面对LCF和LRF，并且跨地区投资时跨国公司所面对的LCF要比地区内投资所面对的LCF要大，因此跨国公司更愿意进行地区内跨国投资。例如Delios和Beamish（2005）研究发现，日本的许多跨国公司在地区内投资的绩效并不好，甚至很差，但是它们仍然愿意在母国所在地区进行投资而不是地区之外的国家。Rugman和Verbeke（2008）的研究也发现了相比进入母国所在地区之外的地区，公司更愿意在母国所在的地区进行投资，Banalieva和Dhanaraj（2013）进一步地将这种意愿归纳为母国地区导向（home-region oriented）。综上所述，正是因为两个层面的外来者劣势：LCF和LRF极大地抑制了跨国公司进行跨地区投资策略的意愿，从而形成了现在主流的地区内投资的现象（Rugman和Verbeke，2004；2008）。

（二）经验对跨国公司策略的影响

从U模型开始，IB领域中的研究者对于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研究就十分强调经验的作用（Zeng et.al，2013）。当跨国公司第一次进行跨国投资时，该公司没有国际化经验，只拥有母国投资经验，该公司为了避免不确定性，会选择与母国在“心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当公司没有跨国投资经验时，公司往往会选择地区内的跨国投资策略（intra-region diversification）。

当跨国公司在母国所在地区的东道国拥有经验后，由于该公司对于东道国的文化、制度、消费者习惯等因素了解会越来越多，从而减少了公司进入东道国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意愿。例如，Henisz和Delios（2001）将日本公司进入外国市场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分为公司层面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公司层面的不确定性是指组织对市场特征不熟悉，诸如东道国消费者的偏好、分销渠道等，但是这种不确定是随着公司的经验而降低的；而政策不确定性取决于政策制定程序是否稳定，属于系统性风险，公司的经验很难去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但Delios和Henisz（2003）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种类的经验都不能减少这种政治风险，当公司在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拥有经验时，这种经验会减少东道国政治障碍对于它们FDI的影响。因为在先前国家拥有经验后，公司具备了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被应用到政治风险高的东道国。Holburn和Zelner（2010）对电力行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拥有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投资的经验后，能够降低政治风险对其进入意愿的影响。这表明，当跨国公司在母国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后，会增强公司的地区内跨国投资策略（intra-region diversification）。

但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际化经验拥有双重性。其一方面增强了地区内投资策略，另一方面又使得拥有更多经验的公司偏好投资不熟悉的国家和地区（Davidson，1980）。这是因为，当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国家时，并不是该国的所有东西对于公司而言都是陌生的，特别是当公司已经获得国际化经验时，这些经验对于公司如何处理不同的外国环境和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会让跨国公司学会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学习，并且更可能使得公司将它们在旧的背景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路径有效地转移到新的背景中，从而增强了FDI的绩效。同时，国际化经验也能够促进处理文化问题的新的和创新的方法的形成，从而增加了这个公司发现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可能性（Barkema和Drogendijk，2007）。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际化经验都能促进公司跨地区策略的形成，这主要取决于国际化经验的多样性（Qian et al.，2010）。在这里国际化经验的多样性并不是以国家水平来衡量的，而是以地区来衡量的，正如Barkema和Drogendijk（2007）文章中指出的，在同一个地区中不同国家进行投资，由于地区间国家的文化相似，跨国公司所能学习的知识会越来越少，因此只有地区间的国家化经验越多，跨国公司才更愿意进入一个新的地区的国家之中。例如，Zeng，Shenkar和Lee（2013）的研究发现，当跨国公司第一次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中的东道国时，跨国公司拥有的地区间经验多样性越大，这种经验对死亡率与该公司在东道国经验之间正向关系的反向调节作用越大。

（三）组织网络对跨国公司策略的影响

除了外来者劣势和经验外，公司所处的网络也能够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策略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公司的许多决策是有限理性的，由于公司自身认知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为了最小化搜寻成本，往往会选择模仿其他公司的行为（DiMaggio和Powell，1983）。组织网络被认为是组织间信息流通和交流的重要渠道，通过组织网络，公司可以获得关于组织成员实践活动的细节信息（Gulati et al.，2000），刺激模仿行为，从而促进某种实践在组织成员间的扩散（Owen-Smith和Powell，2008；Sanders和Tuschke，2007）。

国际化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行为，当公司缺乏国际化经验时，为了降低搜寻成本，它们往往倾向于模仿网络中规模大或成功的公司（Cyert和March，1966；DiMaggio和Powell，1983；Gimeno，2005），或者模仿与它本身相似的公司（Haunschild和Miner，1997；Haveman，1993）。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越来越强调组织间的关系和网络对于缺乏经验的公司的影响（Fernhaber和Li，2013；Milanov和Fernhaber，2014）。例如，Henisz和Delios（2001）在他们关于日本跨国公司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发现，日本的这些公司当它们第一次进入到某个国家时，它们往往会模仿来自于日本的相同行业的公司的行为。这种网络较为松散，公司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来自于相同母国或同行业构建起来的。在其他类型的网络中，公司的行为也会受到其他公司的影响。例如，Bastos和Greve（2003）在研究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欧洲的FDI时，发现日本公司更愿意模仿相同集团公司的区位选择。因为位于同一集团的不同公司之间可以通过总部来交流东道国地区的信息，减少了进入东道国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Guillen（2002）以韩国公司为样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而另一种组织网络——连锁董事网络——是最近研究的热点之一。所谓连锁董事网络是指公司董事会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直接或间接连接关系的集合（Kilduff和Tsai，2003）。连锁董事网络对于企业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它是企业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Gulati和Westphal，1991），与其他较为松散的组织网络相比，跨国公司的连锁董事对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更大。因为任何一次的跨国投资对于公司而言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们往往要经由董事局的决策才能进行，所以连锁董事在东道国所拥有的经验能够更好地、更为直接地在跨国公司的董事局进行交流（Diestre和Rajagopalan，2015），这同时促进了连锁董事所任职企业之间的相互模仿（Davis，1991；Haunschild，1993，1998）。例如Tuschke，Sanders和Hernandez（2014）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研究了连锁董事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认为连锁董事网络中的成员所拥有的经验知识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董事拥有一手经验，而有的则是二手经验；并且不同的董事对于公司决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作者研究发现拥有一手经验的连锁董事对于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比拥有二手经验的连锁董事要大；即将离任的连锁董事对于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比间接连锁董事要大；连锁董事如果是CEO，其对于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比非CEO的连锁股东要大。但是不论是什么类型的连锁股东，都会倾向于让公司进入同一个市场。

四、结论与展望

关于公司跨国投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是IB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直到21世纪初学者们才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跨国公司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展现全球化，绝大部分跨国公司仍是地区化的公司。这一现象引起了IB领域中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理论迅猛发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选择地区化还是跨地区关键在于跨国公司选择哪一种学习方式。一般而言，当跨国公司缺乏经验时，它们往往会选择利用性学习，降低进入初期的失败率；而当跨国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它们则会选择探索性学习的方式，寻找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除了经验以外，公司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和所处的组织网络也是影响公司采用哪一种策略的重要因素。虽然相关的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存在着不足，尚待未来研究加以完善。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总结现有文献的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第一，忽略了经验种类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来看，组织学习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学习和间接学习。但是以往对于FDI区位选择的研究往往只是对经验做了一个简单的区分：自身的经验或其他组织的经验，再或者是东道国的经验和非东道国的经验，他们鲜有将组织先前的经验分为成功和失败这两种类型的。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不仅可以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还可以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如Ingram和Baum（1997a）对美国酒店行业的分析表明，酒店连锁的区位选择会受到酒店先前失败的经验影响；Kim和Miner（2007）进一步发现，与组织本身相似企业的失败经验也会对组织的区位选择造成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都侧重于分析本国内部的区位选择而不是跨国FDI的区位选择，不论是自身失败的经验还是其他组织失败的经验对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

第二，忽略了经验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的阻碍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跨国公司是一个网络组织，这个网络是由总部和在各个国家的子公司所共同组成的。跨国公司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必须要面对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它们在不同的市场、地理区位中，对环境的反应也大不相同（Ghoshal和Bartlett，1990）。在东道国的经验往往是由子公司获得，但是这些经验是否能够在子公司与总部、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很好地转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总部或其他子公司的吸收新信息的能力或意愿（Allen，1977；Cohen和Levinthal，1990）、作为经验来源方的子公司与作为经验接收方子的公司或总部之间的关系以及子公司与其他子公司分享经验的意愿（Szulanski，1996；Forsgren，1997）。这些学者大都是就经验知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的，但是同时也说明了经验知识在组织内部传递时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将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网络组织去分析某个子公司的经验对后面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却很少，还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忽视了网络异质性对于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影响。正如Gimeno（2005）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处于同一网络中的公司，由于其规模、对风险的承担能力以及经验知识的吸收能力等不同，导致了它们在模仿策略选择上也有所不同。然而，相较中心化程度低的公司而言，中心化程度高的公司行为大不一样。由于网络中心化程度高的公司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获取同伴的信息和知识（Burt，1992；Gnyawali和Madhavan，2001），这同时也降低了公司感知到的不确定性（Low和Abrahamson，1997）。而且，处于网络中心的公司往往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它们在网络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它们不会为了迫于合法性的压力而采用模仿行为。综上所述，网络中心化程度高的公司往往不大会模仿网络伙伴的行为（Oehme和Bort，2015）。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少之又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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