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濒东海，南接福建，西连安徽、江西，北邻上海、江苏，因境内主要河流钱塘江又名浙江而得名。省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和盆地次之，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两宋时期，浙江已是国家的首富之地，有着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兴盛的商业。南宋时，随着国都南迁临安（今杭州），浙江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学术等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
1.人文数薮，思想多元
浙江由于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多元融合及区域的多样性，产生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学术派别，有“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章学诚语）之说，特别是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总体上浙东学术思想特征是主张经世致用，实效实学，义利并举。相比之下，浙西学术彰显出闲适精致、豁达、和谐的特色，其学术旨趣“是享受和创造的，更具有理性或者说对现实的超越性”[14]，如明末清初以吕留良、张履祥、陈确等为代表的超现实而重在探究义理的浙西理学。
2.经济发达，工商皆本
浙江文化融会了多元的精神特质，还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与中原“重农抑商”、忌讳“本末倒置”的传统观念不同，浙江自古鼓励商业与农业同发展。早在春秋越国，就有“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国策，鼓励商业发展。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站在城市自由民一边，（《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第一次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他认为“本”和“末”不应该按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来划分，凡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生产和流通事业，都是“本业”；反之，浪费和损耗社会财富的行业都是“末业”。他指出正当的工商业原应视为根本，工商业之所以受到压抑，是有一部分从事佛巫及奇技淫巧等不切民生一类货物的生产经营的结果。世儒不察，就笼统地误视工商行业为末，妄加抑制，岂不知“工”正是圣王要千方百计加以招徕的，而“商”正是使工之所出输之于途的，所以都是国家的根本。黄宗羲把工商扶为立国之本，反映了明清之际浙江商品生产日益发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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