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湖湘的封闭、岭南的偏远有所不同，随着经济文化区域的大面积南移，浙江已逐渐成为南宋以后历朝帝国的“文化轴心”[15]。尽管随着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而使政治中心北迁，但浙江重教的传统使得其文化浓郁且人才辈出。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宋明之后绅士阶层的发展，他们往往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一些拥有低级功名或无甚功名的绅士，常常是地域化儒学深厚思想资源的制造和运转者，他们使这些思想资源对象化于基层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具有高级功名的绅士则有机会通过‘正途’考试渠道渗入到‘政治轴心’的周围，从而改变‘政治轴心’的地域人才结构和文化氛围”[16]。但清朝之后发生了一些改变，形成了较为普遍的文化谋生取向。
1.浙江知识分子追求科名受阻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清军入关后，曾在江南等地遭遇激烈的反抗。为了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清代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并通过调控学额数目等手段，有意压制江南作为人才密集区域的传统地位。如“查嗣庭案”后，雍正因汪景祺、查嗣庭均为浙江人，认为浙省士风浇薄、玷辱科名，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六年，这使得浙江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渠道一度中断。《大清会典事例》卷330载雍正四年（1726）谕云：
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蔽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倪一切，轻薄天下之人，遂其丧心悖义，谤讪君上。……朕思开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期以其文章词藻之工，可以有益于民生吏治。今浙江风气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且巡抚李伟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篇，似此无耻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并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会试停止。[17]
2.知识成为浙江知识分子谋生的重要手段
随着政治局面的日益巩固，清政府开始用特科的方式摄入一些浙江知识分子，让他们进入非要害性部门从事编纂类书文献的工作，但始终使其处于政治结构的边缘状态。这批士人既不是通过科举的“正途”渠道进入官僚机构，又并非通过荐举途径官司其职、吏司其守地被委以定国安邦的重任，而是使学术本身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工具。沦于“边缘状态”的浙江知识分子常常视应聘为一种“谋生的途径”（a way of life）[18]。“谋生取向”伴随着康熙帝提倡的大规模学术工程的全面展开而受到了强化，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的修纂，网罗大量浙江知识分子参与其事。浙江知识分子渗入官僚体系的非正常化，以及这些“谋生途径”的获得，也无法使相当数量的浙江知识分子像宋明时代那样，实施对王权本身的教化功能，反而愈益疏离了在“政治轴心”中的核心位置。
清廷通过控制学额规模及铲除异己的文化政策，迫使相当一部分浙江儒生无法通过“正途”进入“政治轴心”。在这种情况下，“由官而幕”似乎是为浙江过剩人才提供地方性流通渠道的最佳变通途径。由于幕府人员由府主自己选聘，与正规官吏由考试诠选登进者有所不同，在选择幕僚时，府主也往往不限资格，不分亲友，不问相识与否。[19]这样就为饱读诗书却迫于科举名额之限的浙江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谋生归宿。
浙江作为人才辈出的传统文化轴心，到了乾嘉时期，浙江中举率已经恢复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历届科举人才的录取率及流动规模，以及学者型人才的出现密度都极为突出。据张耀翔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共计342人。其中浙江81人，占23.7%。[20]梁启超曾称“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21]。尽管如此，浙江人士的反叛风格流风余韵不绝如缕，几乎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域传统资源，于是在19世纪末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思潮中，浙江知识分子尤为突出，其思想浸润在教科书中，通过启蒙学童而尤为澎湃。
【注释】
[1]习近平：《文化的力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Karl Mannheim：Ⅰdeology and Utopia：AnⅠ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1936，139—141.
[3]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2页。
[4]R.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ion，Glencoe，1957，p165.
[5]同②，p167.
[6]参阅Antonio Gramsic，On Intellectuals，A Cultural Studies，History，Theory，Practice，ed.by Jessica Munns＆Gita Rajan，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1995.
[7][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8]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9][法]米歇尔·福科：《福科专访录》，钱俊译，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10]参见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在那里》《文化的散播与完整》两篇，三民书局1973年版。
[11]余英时：《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12]同上，第120页。
[13]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14]汪俊昌、陈立旭等：《人文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5]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69页。
[16]同上，第271页。
[17]《大清会典事例》，第330卷。
[18]Benjamin 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89.
[19]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128页。
[20]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70页。
[21]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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