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俞曾写道：“老夏先生独具眼光，遇见一位张菊生先生，就请他主持编译事务。张先生也独具眼光，最初请了几位留学生翻译东西各国科学书，不久新教育发动，就开始编辑教科书。”[37]张元济尽最大努力召集了大量可以完成他所不能之事的有识之士，不仅使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引领时代发展，而且使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书在商务印书馆的强势引领下进入“黄金二十年”。1952年，86岁的张元济在《留别商务印书馆同仁》中写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38]
1.邀请大量学者名士加入商务印书馆的编撰队伍
庄俞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39]如在编撰“最新教科书”时，张元济首先将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凤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加入，还邀请了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槙太郎、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他们作为与商务印书馆合资的日本金港堂方面代表也经常参加集体讨论。后来张元济还将大量的留学生网罗至商务印书馆。周越然曾统计有：“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止，当此二十八年中，商务聘用东西留学归国者七十五人，内法国毕业者二人，美国毕业者十八人，日本毕业者四十九人，国名不详者三人。”[40]商务编译所存在的30年时间里，人员流动很大，从现存资料看，其中有案可稽的确切数字有：1908年63人，1921年已增至160人左右，1924年240人，1925年286人。[41]
张元济亲手为商务印书馆打造了一流的教科书编撰出版队伍。如“新学制教科书”会聚了90余人的庞大编撰与校订队伍，华丽再现大师的风云际会：陶孟和、胡适、冯友兰、任鸿隽、陈哲衡、竺可桢、周鲠生、周越然、傅运森、凌昌焕、计志中、顾颉刚、叶绍钧、周予同、吕思勉、郑贞文、萧友梅、易韦斋、周玲荪、朱经农、高梦旦、丁晓先、吴研因、杜亚泉、骆师曾、蒋维乔、王云五、张其昀、庄适、陈铎、沈圻、段育华、范祥善、李泽彰、熊翥高、王欣渠、何元、陈捷、程瀚章、顾寿白、万国鼎、李泽彰、魏屏三、何明斋、宗亮寰、王振瑄、汪奠基、陆志韦、张慰慈、瞿世英、郭任远、吴遁生、郑次川、江恒源、胡宪生、王钟麒、何鲁、段子燮、赵修乾、王华隆、张资平、洪式闾、鲍鉴清、俞物恒、杜若城、王守成、刘秉麟、何明斋、杜就田、杜其堡、周宣德、林翥青、刘正经、杜其堡、吴在渊、杨长洲、严济慈、李泰棻、黎锦熙、胡怀琛、缪天绶、万良浚、胡达聪、胡君复、周传儒、周昌寿、陈兼善、谭廉、缪育南、陆光宇、高阳……他们中有教育部特聘教授（常道直、张其昀、何鲁等），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胡适、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有留学欧美的博士（胡适、冯友兰、竺可桢、张慰慈、周鲠生、郭任远、萧友梅、陆志伟、瞿世英、严济慈、周传儒等）和硕士（常道直、段育华、任鸿隽、陈衡哲、汪奠基、朱经农、何鲁、赵修乾等），有功勋彪炳的科学家杜亚泉，有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张其昀，有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有《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李泽彰，有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周予同……“新学制教科书”是至今唯一的会聚如此众多社会精英与学界名流的一套教科书。
2.大胆擢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锐青年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大力提倡用少年人、进有用之人、退无用之人，而在教科书编撰中所谓的新人，重要的是年富力强且有新知识的人。1919年，胡愈之还是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毛头小伙子，张元济看过他写的几篇文章后认为是个可培养之人才，遂招收他进商务编译所为练习生。一年后，又升任他为《东方杂志》编辑助理，不久即任编辑。以后，张元济还资助胡愈之留学法国。胡愈之不负张元济所望，后出任《东方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茅盾在1916年刚从北大预科班毕业时才20岁，进入商务印书馆后，被张元济分配在英文部批改函授作业。一个月后，张元济收到了茅盾对新出版的《辞源》所提的200余字改进意见，觉得自己对茅盾“用非其材”[42]，立即批交辞典部编辑人员研阅，并送请编译所所长高凤谦核办。第二天上午就调茅盾与童话专家孙毓修“合作译书”[43]。在《茅盾回忆录》中，这位年轻人曾感叹地说：“我真想不到，这么一封平常的信，引起那样大的注意。”[44]进馆才5个月，茅盾即被破格优待加了薪。《张元济全集·书信》中记有他用新人的观点：“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于今日，则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于今日。即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必不能适用也。事实如此，无可抗违。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45]1916年前后，张元济就有关进用新人问题与商务印书馆第三任总经理高凤池有过激烈的争论。高凤池认为新人不如旧人可靠，裁汰旧人太令人寒心，双方都不愿妥协。对此，张元济在1920年4月26日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隐忍五年，今乃爆发。”[46]1920年张元济提出辞职，后经多方劝说，改为张元济与高凤池均辞去现职，双双改任监理。
3.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的创办者及大量编辑均出自商务印书馆
民国时期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民间书坊的创办者都是出自商务印书馆，如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世界书局的创办者沈知方、开明书店的创办者章锡琛等等，他们不仅早期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而且他们书坊中的许多编辑也是出自商务印书馆。或许他们后来与张元济在编撰出版理念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都深受张元济严谨工作态度以及独立文化人格影响。特别而又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对这些后来者抑或是同期竞争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于是，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各大书坊在其强势引领下，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积极地在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竞相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并被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尝试着门类构建的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中国现代教科书在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的过程中，点燃了轰轰烈烈的、自觉的、有理念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组织力的、旨在实现现代意义社会总动员的大众启蒙运动，诠释了民国教育改革巅峰的繁华与美景，呈现出一个十分罕见的“黄金二十年”。如今，当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时，或许要知道，这都是与当时优良的中小学教科书分不开的。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的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之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建立了不拔的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元济实为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
承载着新思想、新学说的书本只有成为海量读物或被海量传阅之后，其巨大的影响力才能迸发出来。中国现代教科书以其巨大的受众群体，无疑是儿童从童年走向青年时期影响最大的启蒙读本。据冰心老人回忆说：“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画简单的字。”[47]全新的教科书给了儿童极大的启蒙，胡适甚至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48]。1948年4月，已是81岁的张元济经民主推选为首批“中研院”院士，足见其在知识界的分量与地位。张元济也是第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必有教科书，如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张元济以其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担当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最为举足轻重的丰碑式人物。
附：张元济编撰及校订教科书概览
《最新国文教科书（初小）》10册，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
《最新笔算教科书（初小）》5册，徐隽编纂，杜亚泉、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
《最新笔算教科书教授法（初小）》5册，徐隽编纂，杜亚泉、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
《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地图》1册，[日]小川银次郎著，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
《最新理科教科书（高小）》4册，谢洪赉编纂，杜亚泉、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
《最新修身教科书（初小）》10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5年初版。
《最新国文教科书（高小）》8册，高凤谦、张元济编纂，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
《（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8册，戴克敦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1912年订正1版。
《（订正）简明国文教科书（初小）》8册，戴克敦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1912年订正初版。
《简明国文教科书（初小）》8册，戴克敦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
《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初小）》上、下册，蒋维乔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
《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讲义（中学）》3编，汪荣宝编，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
《（订正）最新修身教科书（初小）》8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订正1版。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高小）》8册，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编纂，商务印书馆，1912年订正1版。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初小）》10册，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订正1版。
《（订正）简明国文教科书（高小）》8册，蒋维乔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订正1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春季）》8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高小春季）》6册，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女子新国文（女子高小）》6册，庄俞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秋季乙种）》8册，庄俞、沈颐编辑，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秋季）》6册，樊炳清、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高小秋季）》6册，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春季甲种）》8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春季）》6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高小）》4册，庄俞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中学）》上、下卷，樊炳清编纂，张元济等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中学）》4册，许国英编纂，张元济等校订，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
《（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下册，蒋维乔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27年4月订正本33版。
【注释】
[1]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2]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4页。
[3]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张人凤、邹振环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页。
[4]《光绪二十三年（1897）通艺学堂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5]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部：《出版史料第5辑》，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6]霍有光：《南洋公学译书院及其译印图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83—88页。
[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15页。
[8]《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18页。
[9]同上，第518—519页。
[10]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
[11]《光绪二十八年（1902）工部侍郎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19页。
[12]霍有光：《南洋公学译书院及其译印图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83—88页。
[13]张树年：《张元济年谱》，第38页。
[14]《光绪二十八年（1902）工部侍郎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19—521页。
[15]《光绪二十八年（1902）工部侍郎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19—521页。
[16]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第115页。
[17]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9页。
[18]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序。
[19]方全林：《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20]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张人凤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1]庄俞：《清季兴学与最新教科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22]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2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648页。
[24]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1页。
[25]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初版（1907年13版），首页。
[26]吴小鸥、石鸥：《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新文化标准探析》，《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2期，第78—85页。
[27]北京教育图书社：《国民学校实用国文教科书（第7册）》，商务印书馆，1916年34版，封3。
[28]沈颐、戴克敦：《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小春季第8册）》，商务印书馆，1915年153版，封3。
[29]周传儒：《新撰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16版，广告页。
[30]吴小鸥、石鸥：《民初欧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成型——基于商务印书馆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2期，第96—103页。
[31]吴小鸥、李想：《赋权女性：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的启蒙诉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03—110页。
[32]《本馆四十年大事记》，见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87页。
[33]王云五：《王云五文集·岫庐八十自述（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
[34]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部：《出版史料（第5辑）》，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35]张元济：《初等小学堂习字帖（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1页。
[3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辑）》，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469页。
[37]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62页。
[38]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第297页。
[39]同②，第64页。
[40]周越然：《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41]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42]丁尔纲：《茅盾：翰墨人生八十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43]丁尔纲：《茅盾：翰墨人生八十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44]茅盾：《我走过的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45]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4页。
[46]同上，第62页。
[47]冰心：《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312页。
[48]胡适之：《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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