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支持白话文教科书改革

时间：2023-11-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17年，蔡元培在国语研究会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拟定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二是教科书之形式问题，尤其是教科书的言文不一致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采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会议决定由孔德学校自行编写白话文教科书，先取油印本。孔德学校不用书局出版的国语教科书有将近20年的历史，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用书坊教科书。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28]。清末民初，人们认为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文言文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困难与隔膜，于是用通俗文字来开启民智便成为一种现代性诉求。人们希望借助白话文的平民性和大众性，以形成国民文化之普及，塑造国民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说白话文已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载体。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表达了对“言文画一”的期待。“凡人类之进化系乎思想，而思想之进步系乎语言。思想如传热，无语言以护之则热度不高；思想如流水，无语言以障之则水平如故。是故语言者，接续思想之记号也，犹不足以垂久远，于是有文字则又语言之记号也。思想如算理，语言如数学，文字则代数也究算理者。不能越数学而径习代数传思想者，岂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乎。秦汉以来，治文字不治语言，文字画一而语言不画一，于是语言与文字离，于是识字之人少而无以促思想之进步。迩者有识之士，为切音断字，为白话报，为白话经解思有以沟通之……”^[29]蔡元培不仅对白话文体表现关注，还在后来创办报刊、宣传革命的启蒙活动中进行了白话写作。1903—1904年，蔡元培参与《俄事警闻》及《警钟》编辑时，“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30]。大量尝试用白话文体来写作，“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理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31]

1.晚清时校订《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民国后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

1906年6月，上海会文学社出版了寿潜庐编辑，蔡元培、寿孝天参阅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2集共16册，每册30课，供初等小学堂第一、二年用（每1学年8册）。这套教科书影响十分广泛并多次再版，民国后改名为《国民字课图说》，目前所见有1932年版本。辛亥革命前后，教育界又再次兴起采用国语教授的呼声之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新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国语统一问题，并肯定采用国语的必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一直积极支持和倡导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当时蔡元培等人认为帝制之所以能够得以复辟，是因为民智落后于国体，尤其是大多数人不能充分运用语言文字这个工具。1916年10月，他与吴稚晖、张一麟、黎锦熙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在《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中开篇指出“窃谓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入文始”^[32]，强调“夫教育不普及，语言不统一，实吾国今日之大患”^[33]。1917年，蔡元培在国语研究会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拟定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1919年11月17日，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国文之将来》的演说中表明：“白话是用今人的话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34]认为白话文明白晓畅，能节约大量的时间，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势。以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35]。

2.创办孔德学校，促使其自行编写白话文教科书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北大教授在北京创办孔德学校，并在1918年设立新教育研究会，召集胡适、徐悲鸿、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及孔德学校部分教员讨论修改教科书问题。大家在讨论中集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教育之根本问题。教育对社会进步起一个什么作用，教科书应向受教育者宣扬什么主张，这是大家普遍认为教科书的根本不足。二是教科书之形式问题，尤其是教科书的言文不一致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采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会议决定由孔德学校自行编写白话文教科书，先取油印本。顾石君甚至提出：“今日所译之教科书，决非专为孔德学校，而为全国各学校计。”^[36]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人们对教科书的思考已深入较为实质性的层面，预示着教科书将要跨入一个新的阶段。1918年，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陈大齐等人以“新教育研究会”的名义编出了孔德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教科书。内容有短语、儿歌、故事等，每个字都有注音，还配有徐悲鸿画的插图。小学一年级国语教科书中先教注音字母，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钱玄同在《新青年》6卷6号中提到：“去年蔡孑民先生在北京办了个孔德学校，先把那国民学校第一年级改用国语教授，由我们几个人编了一本《国语读本》第一册；据教的人说比用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37]一年后的暑假，孔德学校接着编辑各年级国语教科书，还是由陈大齐、钱玄同等人编写。他们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从中挑选课文，加以审订，并用白话重写，加标点注音，然后油印成活页讲义发给学生用。1920年10月，周作人又向学校建议，让小学生读有文学趣味的白话作品。此后孔德学校的国文教科书就由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主持，从刚出的书报杂志中选择，有童话、故事、小说、散文、短剧、论述文等。教科书是活页，每年都有变更，不断增添新文章。孔德学校不用书局出版的国语教科书有将近20年的历史，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用书坊教科书。

3.致函教育部，推动白话教科书的研究与实施

1920年1月8日，由蔡元培任会长的国语研究会致函教育部，说他们搜集国语书籍已有几十种，“山西全省国民学校都已改用国语教科书，即使用白话课本。江苏、浙江、湖南等各省小学校亦多有于国文教科书改用或兼用国语者。而本届省教育会联合会，有各省设立国语研究会之议，是国语教育问题已日益迫切，则关于国语之材料需用自当益广。本会有鉴于此，爰将所得书籍择其无背大部教育宗旨者若干种，开列清单，送请鉴核。并附清单二百份，请分咨各省教育机关及学校研究”^[38]，教育部当即即行咨发。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国文”为“国语”，并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同年4月，又通令全国各地从1922年以后，凡国民小学各种教科书一律改为白话文。192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新法教科书”，“全书用新方法、新标点，采纳新教材，除国文一种偏重文体外，其余通用语体编纂，精神面目焕然一新，曾经教育部审定，洵为初期小学最良好的教科书”^[39]。不久，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中学白话文范》和《白话本国史》等。1921年，中华书局开始发行“新教育教科书”，全用语体文编写，国语读本有注音字母。同时，中华书局亦有“新教材教科书”出版。此后，小学国语教科书大增。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仅1920年就审定了173册国语教科书，1921年又审定了118册。^[40]白话文教科书的大量编撰出版及其在中小学的正式使用，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1月，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准备第二次赴欧研究和学习，但他仍一直关注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4月17日，与商务印书馆商定，为该馆编简易师范《哲学纲要》一种、编高中或师范《美学概论》与《哲学概论》各一种、译现代教育名著一种或两种，取得稿费，以作赴欧及居欧费用。……1924年3月15日，他编著的《简易哲学纲要》完稿。8月。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作为‘现代师范教科书’之一”^[41]。1928年，他校订了胡怀琛、陈宾龢、汤彬华编撰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1930年校订了陶百川编的《初中党义教本》、张弓编著的《初中国文教本》，1932年校订了的周颐甫编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初级中学用）》，等等。

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的许多关键事件都与蔡元培的倾力投入是分不开的。蔡元培从出掌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积极制定全新的教育方针，强调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42]。他从指导思想和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唯愿新时代的教科书引领新的生活，一如1923年初版的《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第1册）》中选用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观》所言：越来越好。

“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进步的。旧生活的人，是一部分不做工，又不求学的，终日把吃喝嫖赌作消遣。物质上一点也没有生产，精神上也一点没有长进。又有一部分是整日做苦工，没有机会求学，身体上疲乏得了不得，所做的工作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过且过……不做工的人，体力是逐渐消退了；不求学的人，心里又逐渐萎靡了；一代传一代，更衰退，更萎靡，岂不全是退化吗？新生活是每一个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时候要求学……而且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地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地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这还不是日日进步的吗？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43]”

附：蔡元培编撰及校订教科书概览

《中学修身教科书》5册，蔡振编，商务印书馆，1906年初版。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小）》8册，胡贞惠著，新时代教育社编，蔡元培校阅，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中）》6册，胡怀琛等编辑，蔡元培校订，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8册，胡贞惠编著，丰子恺书面设计，蔡元培、王云五校订，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

《初中国文教本》6册，张弓编著，蔡元培、江恒源校订，大东书局，1930年初版。

《基本教科书国语（初小）》8册，沈百英编纂，蔡元培、吴研因校订，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

《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初中）》6册，周颐甫编纂，蔡元培校订，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

《初中党义教本（初中）》6册，陶百川编著，蔡元培校订，大东书局，1935年2月11版。

《全国学校国文成绩新文库乙编初集》，中央图书局编辑部编，蔡元培鉴定，中央编译局印行，时间不详。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唁电》，《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

[2]洛秦：《海上回音叙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3]王云五：《革新时代教学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80页。

[4]李华兴：《人世楷模蔡元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5]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页。

[6]罗家伦：《逝者如斯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7]蔡元培著，朱鸿召编选：《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8页。

[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0页。

[9]蔡元培：《蔡元培自传》，《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10]蔡元培：《蔡元培自传》，《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11]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1页。

[12]林增平、肖致治、冯祖贻、刘望龄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

[13]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14]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57页。

[15]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57页。

[16]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57页。

[17]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396页。

[18]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新修身教科书（初小第2册）》，商务印书馆1907年13版。

[19]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新修身教科书（初小第3册）》，商务印书馆1908年14版，第57页。

[20]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568页。

[21]这套教科书署名为“山阴蔡振”。据汪家熔先生在《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481—482页说明：因为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了中岛力造著、麦鼎华译的《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蔡先生为之作序。序文很推崇译述得好。这个译本照译了国家伦理篇，这和我国当时政治制度及政治气候是有所违碍的。张之洞见到后很不以为然。而蔡先生在序中还说“吾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也。”张之洞说“蔡序尤其谬妄”加之后来的《苏报》案，为减少麻烦，此套教科书没有署蔡先生真名。另汪家熔先生说，这部书的第一册是在1907年4月蔡先生在北京等候出国时脱稿，第二、三册是在5月29日离北京之前脱稿，第四、五册就是在德国时所编。

[22]蔡振：《中学修身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4版，例言。

[23]商务印书馆：《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24]蔡元培：《（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4年5版，第1页。

[2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24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25页。

[27]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28]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8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29]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49页。

[3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24页。

[31]蔡元培：《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3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55—256页。

[33]同上，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