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任”教育部长

朱家骅（1893—1963）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出身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5岁入邻舍私塾发蒙，11—12岁，父母相继离世，依靠胞兄抚养。兄长介绍朱家骅改入张静江的长兄张增熙创办的南浔正蒙学堂学习，老师有沈士远、沈尹默和曹砺金等。1907年，14岁的朱家骅考入南浔公学。1908年，朱家骅到程安高等小学堂任教，开始走向社会。

1.从“素有大志，少年可为”到“坐而言、起而行”

1908年6月，朱家骅赴上海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自费生，习德文、史地、动植物、理化等课。1910年，朱家骅加入同盟会并赴南京谋刺两江总督张人骏。第二年，他又和同学组织了中国敢死队，并招募同志400人。武昌起义爆发，朱家骅带领中国敢死队向武汉进军。他拿出哥哥让他代收的交通银行的股息、红利费360多两白银，使中国敢死队得以在汉口为伤兵服务了3个月。此举深受戴季陶赏识，认为其“素有大志，少年可为！”^[1]

1914年，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自费赴德国留学，1917年回到北京大学教书。1918年，朱家骅与刘复、邓萃英、杨萌榆等7人成为北洋政府教育部选拔的第一批公派赴欧美留学的中国教授再次出国留学。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伯尔尼大学和苏黎世大学，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朱家骅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北京大学任地质系教授兼德语系主任。据傅斯年回忆，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北京大学一共28位教授，朱家骅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朱家骅性格耿直、思想“左倾”（曾加盟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李大钊并肩战斗，反对北洋政府。1925年6月3日，朱家骅领导北京学生为上海“五卅”惨案在天安门示威大游行，11月28日和29日领导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天安门国民革命运动，即著名的“首都革命”。1926年1月14日他领导天安门大示威，3月18日又参加天安门集会。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第二天朱家骅遭北洋政府通缉，潜行出京，暂回原籍隐匿。

朱家骅回浙江留居数月后，因张静江、戴季陶在广东的北伐工作需人手，便去广东任事。朱家骅年轻气盛，曾被蒋介石撤职扣押，后得到戴季陶保释。1926年，朱家骅出任广东大学地质学教授兼系主任。同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戴季陶为中山大学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由于其他四人都不在校管事，朱家骅代理校务委员长，并在厉行改革中显露过人才华。朱家骅让学生重新考试入学，教师也全辞了重聘，并高薪聘请了鲁迅、许德珩、傅斯年、顾颉刚等名流。在短短四个多月中，中山大学就焕然一新，使戴季陶非常欣慰，称赞说：“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易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2]1927年8月，朱家骅任省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7年11月，朱家骅调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提出“用新人，行新政”^[3]。1929年3月，朱家骅参加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不久受到排挤，于1930年9月辞去在浙职务回到中山大学。仅仅3个月后，朱家骅得到戴季陶提携，调任“中央大学”校长。

2.出任教育部长，改“党义课”为“公民课”

1931年12月，朱家骅被提升为教育部长，此后他“四任”教育部长，大力提倡教育建设法制化，给予教育发展以一定的保障。

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是1931-12-29—1932-10-26

第二次任教育部长是1932-11-9—1933-4-20（交通部长兼摄教育部长）

第三次任教育部长是1944-11-20—1945-7-30（再任教育部长）

第四次任教育部长是1945-7-30—1948-5-31（连任教育部长）

朱家骅任教育部长之前较为推崇党化教育，他认为“三民主义教育，不但是本党对于教育既定的政策，而且是保障完成本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一个必要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党义，溶化在教育的核心里，因为教育是能管教人生，指导人生，帮助人生生活唯一的利器，倘若我们把我们的党义，和这个惟一利器的教育，并合为一个东西，那末我们的党义，一定是不胫而走，不推自行了”^[4]。因国民党向各级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并开设党义课程遭到各界人士的大力质疑，朱家骅在接任教育部长后把孙中山先生的“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5]两句话作为中国教育的总纲，并开始进行中国教育全面改革。

朱家骅曾列举1932年教育部已经完成实施和筹划实施的17个大项目，其中有推行义务教育、整理中学教育、注重师范教育、整理大学教育、推行蒙回藏教育和华侨教育、推行青年及成年补习教育、厉行国民体育、推行电影和播音教育、增设并充实各地图书馆、筹设中央教育馆、改良课程、充实教学设备、注重训育、厉行考试、厘定《小学法》《中学法》《职业教育法》《专科教育法》《师范教育法》等。其中的课程改良，强调要进行部编印短期小学课本和教学法，特别是要修订小学课程标准、中学课程标准和大学课程标准，将党化教育中已经取消的公民课程恢复。1932年《中小学课程标准》颁布后，以“三民主义”和“党义”命名的中小学教科书不再编撰出版，各书局又开始编撰出版以“公民”及“公民训练”命名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