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教育部长推出国定本教科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短短的几个月间，平、津、京、沪相继失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损失之重，实难数计”。^[15]在此紧急关头，初迁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重整旗鼓，委任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

1.认为“教育不可中断”，发表《告全国学生书》

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我初接任部务时，面临亟待解决的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在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流亡在途；除紧急救济外，此等学校，究应继续办理，拟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质’的问题，在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了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的需要为前提。因此，亟待在平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抉择。这是‘质’的问题。”^[16]陈立夫认为教育作为百年大计，只应对于战时需要做若干临时适应的措施，不应全盘改弦更张，使正规教育中断。“我当时根据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国策，认为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供应，有赖学校的训练……遂决定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需相当扩展。此为对于量之问题之解答。其次关于质的问题。我认为正常教育仍应维持，为建国预储人才，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应加特殊训练以备随时征召。”^[17]为此，陈立夫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强调“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及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亡人国者必图亡其教育文化，以绝其复兴之凭借。……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衰亡之危机。是以必上‘最后一课’而后已，为任何参战国家应有之教育精神。”^[18]这使当时众说纷纭的主张中，有了一个主导性的政策。

2.设立“战时教育问题研究会”^[19]，改订教育制度及教科书

为了研究决定抗战时期的教育问题，陈立夫上任即宣布成立战时教育问题研究会，由顾毓琇任主任委员，聘请朱家骅、谷正纲、陈布雷、陶希圣、陶百川等政界、教育界著名人士23人为委员。^[20]1938年2月，教育部颁发《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和《国立中学课程纲要》，规定“各科教学目标及教材内容，除遵照课程标准之规定外，应视实际需要尽量补充与国防生产有关之教材。”^[21]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就教育问题提出四点规定，其中第一点就是“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22]。大会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开篇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国家教育在平时若健全充实，在战时即立著其功能；若有缺点，则一至战时，此等缺点即全部显露，而有待于急速之补救与改正。所贵乎战时教育之设施者，即针对教育上之缺点，以谋根本之挽救而已，非战时教育之必大有异于平时也。……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尤其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念。”^[23]同时，在中等教育中添设战时特种教材和实施后方服务训练。1940年教育部修订和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并将初中分甲乙两组：甲组作就业准备，乙组作升学准备。高中也分甲乙两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又在高中第三年设简易职业科目，供高中学生有意就业者选修。

3.公布《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强力推出国定本教科书

国定本教科书的编撰出版是1932年朱家骅继任教育部长之后开始的，且经历先部颁试行，再国定推广的过程。^[24]1932年6月，教育部以“发展文化，促进学术暨审查中等以下学校用书”^[25]为宗旨成立“国立编译馆”。“1933年5月，设部编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十二月编成初小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四种稿本，交“国立编译馆”审查。”^[26]虽然国定本教科书的实施已是题中之意，但因战事未实施。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之后，如何既改变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又将战时教育方针贯彻下去这一问题亟待解决，1938年8月，教育部公布《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第一条是“教育部为计划及实施中小学及民众学校教科书之编辑起见，设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一、编辑小学初级国语常识等，及小学高级国语史地等教科用书；二、编辑初级中学及高级中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用书；三、编辑民众学校各种课本及民众通俗读物；四、编辑中小学补充读物及其他青年读物。”^[27]1939年5月，教育部公布《修正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并颁发《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办事细则》，再次强调对这几类书的编写。1942年1月，教科用书编委会并入“国立编译馆”，成为教科用书组。1942年5月，蒋介石致函陈立夫，建议“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28]。1942年底，教育部将部编初小国语常识课本暂行本8册及教学参考书交给正中书局出版供应。但随着编定的稿本陆续增多，正中书局无法独任供应之责。1943年4月，教育部促成“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正式组成，七家书局分配成销的比例分别是：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各占23%，世界书局占12%，大东书局占8%，开明书店占7%，文通书局占4%。^[29]教育部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国定本统一教本，小学各科及中学国文、公民、历史、地理四科必须采用部编课本，不得歧异，各出版家已将原有同科旧本的纸型封存、销毁，不再印售，其余各科教科书由各校自行选用审定本。教育部以“自编、约编、征编”^[30]的方式编辑国定本教科书11种，即初级小学《国语常识》8册、《算术课本》8册，高级小学《公民课本》4册、《国语课本》4册、《历史课本》4册、《地理课本》4册、《自然课本》4册，初级中学《公民》3册、《国文》6册、《历史》6册、《地理》6册。国定本教科书实施严格的审阅制，如1946年初级中学《国文（甲编第2册）》的版权页上落款为“教育部征选，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应选，校订者“国立编译馆”，参阅者尹石公、王云五、朱家骅、朱锦江、吴大钧、吴俊升、吴铁城、余井塘、沈其达、侯堮、陈可忠、陈布雷、陈仲子、陈果夫、梁实秋、常道直、许心武、黄觉民、叶溯中、叶楚伧、赵荣光、潘公展、庐前、钱少华、顾毓琇”，^[31]这里面既有政界要员，也有学科专家，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如初级中学《历史课本》参阅者有20人、高级小学《历史课本》参阅者19人，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第7册）》校阅者有丁晓先等56人，堪称百年教科书史上之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