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停滞在奇阿图拉

撰文/彭童   摄影/王小朔

1879年，诗人阿卡基·采列捷利在奇阿图拉发现了锰矿矿床，一条铁路随之修了进来，这座城市才得以诞生。索道所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构建起这座山地城市反抗自然的天空网络，加上墨汁般的克维里拉河、苏联时期破败的筒子楼、街道上一模一样的店铺……奇阿图拉有多么不起眼，就多么值得被观看。它指向意义的消解，而非意义的营造。

● 狭窄的克维里拉河河谷只塞得下一条铁路，如果从公路进入奇阿图拉，就必须翻越山岭。而在公路的最高处，是一组找不到铭牌的巨大塑像，看得出年代久远，风格很像苏联时期很多城市里的二战纪念碑，我猜雕像的名字应该是《红星照我去战斗》之类的，还有，那个女人的手臂很粗，结实有力。

635次列车沿着克维里拉河河谷逆流而上，速度很慢，我不停地抬手看表，列车并没有晚点。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头上裹着纱巾的老太太，露出一张嘴和一只眼，她从泽斯塔波尼上车，那是格鲁吉亚铁路干线上的重要一站，也是这条支线铁路的起点。老太太一直望向窗外，列车逶迤前行，阳光透过窗户玻璃也透过了纱巾，我看到了老太太的另一只眼，那一张始终保持微笑的脸完全显现，让我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一厢情愿地感到和谐与温暖，甚至忘了火车外面饱含着锰矿矿渣的、墨汁般的克维里拉河水。

这条铁路本不是为乘客服务的。

1879年，阿卡基·采列捷利（Akaki Tsereteli）在一个叫奇阿图拉（Chiatura）的地方发现了锰矿矿床，一条铁路很快修了进来，将矿石一车接一车地拉到泽斯塔波尼的冶炼厂。到1913年，奇阿图拉的锰矿产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不过对整个格鲁吉亚而言，没有多少人在意阿卡基·采列捷利与锰矿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他只是反抗过沙俄统治的爱国诗人；他写的《苏丽珂》（Suliko）是格鲁吉亚最为人所知的爱情歌曲，后来流传于苏联，甚至中国；他的头像出现在最常见的10拉里（Lari）钞票上；他的名字命名了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一座地铁车站；奇阿图拉的市中心也保留着一座以阿卡基·采列捷利命名的剧院。也许只有奇阿图拉的市民知道，他不仅是诗人，也因为他发现的锰矿，这座城市才得以诞生。

635次列车驶进奇阿图拉火车站，车厢里的乘客几乎都下车了，露天的站台迎来一分钟的喧哗，紧接着，连那个裹着纱巾的老太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只有4趟列车停靠，这里没有商店、小贩，也没有工作人员，连旁边的车站大楼都用破碎的窗户玻璃宣告自己早已废弃，只有高出铁轨的水泥站台是正在被使用的。掏出手机，谷歌地图在奇阿图拉的信息也极其有限，于是我决定朝着预订旅馆的方向摸索前进。穿过一个水帘洞般的地下通道，中央一盏昏黄的卤素灯几乎起不到照明的作用，不过能反射出通道里深浅不一的水凼。通道尽头是一溜儿拱形的铁质花架，可是并没有植物攀附。

穿过花架，终于看见了这座城市，它毫无特色，视野里全是苏联时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风格的筒子楼，显然是后来又重新粉刷过鲜艳的颜色，红色、绿色、蓝色、橙色，可是丢失的楼道门、石灰脱落的墙角还是暴露了它们久远的历史。这里看不到现代的建筑，时间早已停止了，这里就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

我不是被这些无趣吸引来的。曾经偶然看到的一张照片，一个索道站，从三个方向伸出钢缆，上面挂着斑驳的车厢。整个奇阿图拉就是由多条索道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连接河谷的居住区和山顶的矿区，它们构建起这座山地城市反抗自然的天空网络。而这个系统从20世纪50年代运行至今，对游客而言，它们就是飞行的棺材，锈迹斑斑、摇摇欲坠，有些畏惧，同时令人着迷。

乍到一个格鲁吉亚家庭

河谷里早已看不见太阳，现在光线也没了，预订的旅馆还在前方，那是奇阿图拉在互联网上仅有的两个选择之一。手机GPS定位到旅馆的时候，只看到一个加油站和一栋围墙圈起来的二层小楼，留了一个半米宽的门。不用说，只能选择那个小门了。开门的女人很惊讶有东方面孔的人到来。门内是一间厨房，堆积的食材显示，这里至少是个餐馆。女人卷起袖子的双臂还冒着热气，她转身过去跟其他人说话，显然没人清楚是什么情况。一会儿出来一个挺着肚子的男人，拨通了一个电话，是他在外地的女儿。女儿会英文，大概意思是今晚有一场宴会，房间都要留给客人休息，那个挺着肚子的男人是这里的经理。不懂格鲁吉亚语，但看餐馆经理和他女儿通话时的嗓门和神情，多半是责怪女儿为什么把这个小旅馆放到互联网上，一年到头也没有人，谁知道今天突然来了人！的确，在那个通行全球的住宿预订网站上，这个小旅馆一条评论都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去餐馆经理的家里过夜，免一晚的住宿费，顺便还请我们吃晚饭。

于是，一顿超多奶酪和面食的晚饭后，餐馆经理把我们送上一台停在院里的本田CR-V，右舵，日本二手车。他转动钥匙，发动，音响里传来一个女人的日语问候，划破格鲁吉亚的寂静夜空。餐馆经理好像意识到有点尴尬，转过头，指着车，“Japanese。” 这茬儿怎么接呢？幸好脖子上挂着一台富士相机，举起来，“Japanese too。”

汽车停在了一栋公寓前，在车灯里，这栋公寓要么未完工，要么已烂尾。不过餐馆经理已经示意下车了，显然这里就是终点。他打开手机的灯光，领我们走进角落里的电梯，投下一枚硬币，摁下“7”。封闭的空间挤进了餐馆经理和他的妻子、两位中国游客和他们的背包，其中一个背包紧挨着餐馆经理肚子。电梯轰隆隆地把所有人带上7楼，餐馆经理跺脚点亮了楼道里的白炽灯，沿着没有栏杆的楼梯领着所有人下到6楼，路过6楼的电梯井时，我看到它被钉上了几块木板。餐馆经理停在了一扇防盗门前，终于掏出了钥匙。那扇朱红色的防盗门一尘不染，甚至连一个小广告也没有，它突然给人一种家的温馨和安全，从来没觉得一道冰冷的防盗门这么有人气儿，穿过它，仿佛就能从这堆怪诞的钢筋混凝土重回人类世界，也许还有拖鞋、浴缸和热水。

果然有拖鞋、浴缸和热水。这是一个富足的格鲁吉亚家庭，不过主人显然没有在将近午夜12点时领着我们参观一番的意愿。女主人利落地收拾出干净的客房，窗户外是一路陪伴的克维里拉河，或许是有一处险滩，河水轰鸣不止，这声音里听不出它墨汁般的颜色。

索道之城

奇阿图拉的网上资料太少了，一座旧时代的资源型城市的确很难在互联网上留下点什么，甚至不知道它到底还有多少索道在运行，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多少条索道。2013年的一篇英文报道称还有17条索道，但很快又能在别的文章里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好像到了这里，所有人都失去了算术能力，这里的一切都模糊不清。

上图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运行的奇阿图拉客运索道系统从未停止，早已锈迹斑斑、摇摇欲坠。对游客而言，它们是飞行的棺材；对当地人来说，却是忠实的通勤工具。

● 右页下图 奇阿图拉市中心的广场上随意堆放着一台索道车厢的模型，可是在现场、在历史图片中，我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索道是这种模样。或者格格不入的鲜亮油漆也已经说明，那是奇阿图拉想象中的自己的样子。

在奇阿图拉，位于山顶的居住区往往更加衰落。苏联解体后，矿业萧条，这座城市至少走了1/3的人。

但奇阿图拉曾举足轻重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锰矿产地，这里聚集了将近4000名矿工，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有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回家，只能直接睡在矿井。1904年，26岁的布尔什维克信徒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来到这里，建立印刷厂，宣扬革命思想，并成立“红色百人团”，在1906年发动了矿工罢工，奇阿图拉成为当时格鲁吉亚境内唯一的布尔什维克据点。到1913年时，朱加什维利早已离开奇阿图拉，他当时发表了文章《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并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斯大林，意为钢铁之人。

斯大林应该一直记得奇阿图拉，记得这个有着险峻地形的矿业城市，遵照他的指示，奇阿图拉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兴建连接谷底居住区和山顶矿区的客运索道，最多时有超过3万人挤在狭窄的河谷里，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添加锰料。

1954年，第一条索道建成，从中央索道站跨越克维里拉河，爬上悬崖到佩雷维斯（Perevisi）矿区，它也是当时苏联第一条客运索道。直到现在，斯大林巴洛克风格的索道站风貌依旧，特别是望向山顶的上索道站，悬崖边的巨大拱门容纳进钢缆，身后对称并排站着几栋公寓，如果有飘过的云雾遮住了钢缆，那里就是高不可攀的云霄殿。无论在奇阿图拉的哪个角落，“云霄殿”都是躲不开的视觉中心。

没有云雾，此刻的奇阿图拉下雨了，锈蚀的索道车厢与经年累月的污渍被雨水提高了对比度，更加不堪，像逃脱术表演失败的魔术师，被永远困在水牢，沉入江底，长满了水草。

现在我就要去“水牢”了。这是奇阿图拉载客量最大的索道，也是唯一按时刻运行的索道，7分钟一班，循环往返。可我是这一班唯一的乘客，还有一位女乘务员，棕色的蝙蝠夹克，波浪卷的短发，她负责关上门，然后坐下，眼睛始终望向一个方向。雨天，车厢的窗户都关上了，玻璃早已模糊不清，外面一点影子也看不见，只有光亮。乘务员还是望着那个方向，拒绝交流的意思很明显，可我认识她。之前我把网上有关奇阿图拉的视频都找来看了，其实没多少，有一位索道上的乘务员露脸好几次，发型都没变过，就是她。我好像也不意外再遇见她，几年而已，对奇阿图拉这座城市，对索道乘务员和她的这份工作，似乎缺少时间上的意义。

时间很漫长，只有滑轮走过钢缆的声音，乘务员站了起来，握住门闩，车厢停稳后，她拉开门，拾阶而上，走进了机房，里面没有灯光。我来到了“云霄殿”，吊顶正在脱落，地上的水泥块也没有清扫，几块木板在乘客的头顶拼接成一条通道，引出站外。木板很新，还有刚锯过的味道。

扫街，破败城市的世相

奇阿图拉的荣光早已不在，苏联解体、矿业萧条、人口流失，2008年统计人口时，这里还有不到2万人。时间带不动奇阿图拉，只是不忘催人变老。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索道，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于是，我决定就以中央索道站为界，沿着河谷，一天往南，一天向北。

雨时有时停，但奇阿图拉已经泥泞，马路上的颜色与克维里拉河融为一体，墨汁浇灌着整条河谷，那些试图活跃气氛的高饱和度的彩色筒子楼越发不真实了，像走错片场的群众演员，奇阿图拉一直是黑白电影，从来都是。我突然明白澳大利亚导演阿里尔·克莱曼（Ariel Kleiman）想要奇阿图拉的什么了。狭窄的河谷、污染的河流、废弃的楼房、晃动的索桥……阿里尔·克莱曼2015年上映的电影《父亲的信徒》部分取景于奇阿图拉。这是因为旅行特意找来看的电影，倒是不难选择，只找到这一部跟奇阿图拉有关。法国演员文森特·卡索（Vincent Cassel）在电影里建立了一个父权至上的封闭小社会，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通过他来认识世界、建构世界，所有孩子都被他训练成了杀手，成为供养这个封闭小社会的基础。

这么一想，这座城市更是显得肃杀了，甚至那天往南找到的7个索道站全部废弃，要么是已经隐秘在灌木丛中，要么是在为别的私搭建筑提供支撑，又或者是刚停运不久，钢缆还在，车厢也挂在上面。直到来到一座体育场，看台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看台下的房间没有一间正常，没有门、没有窗，堆满了垃圾，可是球场上居然有一支足球队在训练。后来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就在第二天，格鲁吉亚丙级足球联赛中，这支叫“奇阿图拉”的球队在这块场地以1比0战胜了对手。

第二天，马路上的泥水已经风干、板结、碾压为尘，弥散在奇阿图拉，我往城北走。没有哪座索道站再有第一条索道那样奢华，有些浮雕和螺旋的楼梯已经算花过心思了，实用才是最高的追求，实用得甚至有些简陋。看到山顶索道站的小白屋子，还是用石棉瓦铺的房顶，觉得自己只是一桶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1条、2条、3条、4条、5条……这些索道也不再有地名，完全自助，来人就渡。自己关上门，机房里的工作人员帮你拉上去，自己再开门出来。这样的情况搞得我坐了两个来回就不好意思了，收费我也心安理得，可是作为公共交通，奇阿图拉的所有索道都是免费的。

在一条索道遇见两个警察同行，警车停在一边，转身换乘索道，冲着机房喊了一句，真是一秒也没耽误，他们被迅速拉了上去。我才注意到，这是我见到的最残破的一个索道站，墙都快没了，几乎就剩框架还在。所谓机房，是在索道站里用砖头再盖的一间小屋。说它们是飞行的棺材绝不是夸张，它们会运行到哪一天？那些已经停运的索道又是因何停止？或许真就是直到转不动了，或者出事了。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则2008年奇阿图拉索道事故的新闻，没有人伤亡，只是被困在了半空，直到220多公里外的首都派来技术人员才解决。那就是奇阿图拉索道的最后一次事故吗？谁会关注这里？它的安全和这座城市一样，在互联网上微不足道。只有奇阿图拉的市民会在意。绕到山后，那个最残破的索道站也能通过公路下到河谷，可是比起同样糟糕和费时的公路，只需几分钟的索道还是值得冒险的。

下午回到中央索道站，一个老大爷特意上前用英语问我来自哪里，得到回答后拉起我的手就走，不停重复：“斯大林、毛泽东。”像是对上了久远的暗号，可是早已被维基解密过。他把我带到索道站的正面，拱门上方是斯大林和列宁的马赛克头像。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可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格鲁吉亚的公共场合看到斯大林的形象，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复杂。首都第比利斯甚至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命名了一条通往国际机场的大道，但奇阿图拉还是苏联的样子，有那么一份熟悉的陌生感。奇阿图拉的主街上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商店，它们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昏暗，同样的商品，同样用柜台分开内外，柜台里同样会有一个套着毛线衣的丰满女人，她们同样不会有任何外露的表情，有时你甚至会忘了之前进的是哪一家，它们太一样了。只有路口那家，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NEW LAND”（新大陆），玻璃的橱窗，全开放的货架，甚至有冰镇的红牛饮料，只是每一个货架的拐角依然会有一个套着毛线衣的丰满女人。

我还没有找到照片上那个三条索道换乘站。把照片给路人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我什么都没看见，于是边走边问，直到一片工地围挡，里面的挖掘机正在作业。最后那个人高兴地把我拉到围挡前一块告示板处，上面的图片显示，索道站刚被夷为平地，它会被重建，有玻璃幕墙，有绿地和长椅，有遛狗的时髦女士，很现代的样子。最后，只有游客很失望。

奇阿图拉一个普通的公交车站，利用两个错落排列的混凝土构件组合而成，不过这里没有站牌，更不会有时刻表，令人无所适从，除了当地人，他们心里揣着一张早已烂熟的时刻表。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对往返列车将铁路支线上的奇阿图拉和河谷外的重要城市泽斯塔波尼联系起来，比起翻山越岭、坑坑洼洼的公路，铁路依然是廉价且舒适的选择。

泥泞的土路通往当地一座体育场，破败不堪，但球场上传来一声哨响，一支足球队正在训练。第二天，他们在格鲁吉亚丙级联赛中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