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每回换居所,我都要先决定聆听音乐的角落,再以其为中心发想、布置。哪怕再便宜的音响,我也能将之放在效果最佳的位置,让它物超所值。服兵役那三年就不一样了,一切只能将就。
20世纪70年代,在卡式录音带还没发明之前,民众只能听黑胶,而最轻便的携带式唱机也如小手提箱大小。哪像现在这么好,iPod、手机往口袋一放就行了。
新兵训练时,每天能听到的只有营区喇叭播放的军歌,再加上从早到晚训练,只求能睡个好觉,全身的音乐细胞都在整日烈阳之下被烤干了。
受训完分配到单位,我立刻搞了台手提黑胶唱机,但睡在集体宿舍,怕吵到别人,只有尽量不听。假日最大的乐趣便是找个西餐厅或咖啡馆,在里面一泡就是大半天,尽情享受外国电台流行歌曲排行榜。名次每周都有上上下下的变动,听到自己喜欢的曲子升上榜首时,兴奋程度不亚于投票的那些人。
那阵子,最常听到的歌就是希腊乐团爱神之子(Aphrodite's Child)的《雨和泪》(Rain and Tears)。走在大街小巷,无论经过咖啡厅、唱片行甚至鞋店、布店,都会听到这首歌传出来。曲调伤感,却让我联想到在沉闷无比的营区一待六天、终于有一天能自由自在溜达的雀跃心情。
当兵的最后一年,我被调到运补舰服务,日日在海上漂泊。因为是通讯士官,工作岗位在全船最高处——驾驶台正上方的瞭望室,旁边还有旗台室及灯号台。比起其他单位,工作空间算是宽松了,但除了信号员与高阶长官,别人不能来。我跟两位同袍日夜轮三班,每人工作8小时后,再返回窄到不能再窄的三层吊铺卧舱休息。
瞭望室是个密闭铁壳,里面的高脚凳、工作台也都是铁板。夏天热得像烤箱,摸到哪里都是烫的;冬天冻得像冰窖,穿再多也打哆嗦。但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角落。放上黑胶,整个人就像钻进一只大音箱,每首歌的节奏都格外鲜明、音色特别亮,廉价唱盘的功放缺点被弥补了不少。
无论是打着赤膊、裹着军棉袄,音乐一放,军旅生活的枯燥、郁闷顿时退至天际,整个世界就只有我和音乐。有音乐的陪伴,我才能继续创作,除了写情书,还完成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访问记,于《幼狮文艺》杂志连载。40多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这些文章集结为《未完成的梦:海外画家访问记》出版。
在那段单调乏味、每天数馒头的日子里,我有时甚至觉得听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让呼吸、脉动与音乐合拍就行。
听得最多的就是美国流行音乐,那年头流行四人组合唱团,无论是“披头士”(The Beatles)、“四兄弟”(The Brothers Four)、“滚石”(the Rolling Stones),人人留长发,身着大同小异的喇叭裤、衬衫、皮夹克,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人。他们向往个人自由、心灵解放,也将这些追求反映在衣着上,很少有人正经八百地穿着礼服唱歌,演唱会通常也没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效果。
偏好伤感、浪漫、有催情效果的歌,最常听的就是面包合唱团(Bread)的抒情歌,具有催眠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假如》(If)、《吉他手》(Guitarman)、《爱太多》(Too Much Love)、《美国女人》(American Woman)这些歌,令我感觉自己仍然身在滚滚红尘,而非身处无边无际的汪洋之中。
然而,也是在海上,大自然向我掀起面纱的一角,允我窥视她的神秘与浩瀚。风平浪静的夜晚满天星斗,而每当明月高挂,海面便会映出一条长长的、温柔的银河。
运补舰轻轻滑过汪洋,叹息般的浪声、心跳般的引擎声清晰可闻。然后,突然,所有声音都消失了,沐浴在那奇特光线下的一切却为之苏醒,那么真又那么虚幻,美得仿佛属于另一个星球。
巨大的静默渗入每一个毛孔,将我填得满满的,一时之间竟感觉,仿佛可以不需要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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