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摄影第一人”

记者/张丹丹

2011年八九月份，正是北京酷热难耐的季节。李晏每天下班回家，先拿湿墩布把地拖一遍，桌子和地板边边角角都擦得一尘不染，像举行一场隆重的仪式。终于，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宝贝”——十个大抽屉挤挤挨挨的底片，底片上的人和事都与戏剧有关。

他穿着裤衩，汗流如注地坐着扫描。房间里没开空调和电扇，因为他害怕搅起来的灰尘进入扫描仪，影响扫描效果。这些已经整理好的胶片，耗费了他近两个月时间来数字化。扫描完，他舒了一口气，开始归纳整理，继续修片子。

30年来，他累计发表照片一万余幅，记录了一部中国当代戏剧史，他因此被誉为“中国戏剧摄影第一人”。坊间有句传言，“没有被李晏拍过的戏，等于没演过”。

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李晏的摄影作品，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戏剧，既是艺术品，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李晏对于当代戏剧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他抓住了无数经典瞬间，更在于他的全面，是一部活生生的戏剧编年史。

近日，李晏的《当戏已成往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两册，分别是他戏剧摄影生涯的回忆录与摄影精品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经常能写到凌晨两三点，记忆的闸门一打开，文思如泉涌，那些文字几乎是一种往外倒的状态，因为事情和人都太熟悉了。

李晏

记录者的宿命

李晏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尽管他见证了很多“大腕”的成名之路，包括孟京辉、牟森、姜文、田沁鑫、黄磊、李亚鹏、徐静蕾、王千源、胡军、郭涛等，他也与其中很多人有着密切的交往，但他的名声几乎只限于戏剧圈内。

原《摄影与摄像》编委，曾拍过刘少奇、彭丽媛等知名人士的印尼归侨摄影家方学辉老先生，和李晏交往了20多年，他对本刊记者说起对李晏的印象：一直很低调，每天骑个自行车，沉默寡言，从来不向人展示什么。直到今年夏天，他不经意地看到李晏在校对那么厚的书稿，才大吃一惊，原来李晏这么多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之前完全不知道。

李晏的本职工作是新华社图书管理员，他不喜欢生活有太大变动，也因为这份安稳的工作，他能有闲暇做自己的事。如果不是要出去演戏或拍照，他更愿意窝在自己的空间里看书，他对目前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如数家珍。

这段日子，李晏得跟着赖声川导演的《暗恋桃花源》剧组到全国各地演出。2006年，《暗恋桃花源》首演20周年，制作人打算做一个纪念册，那段时间，李晏每天下班后和休息日都跑排练场。有一天，应赖声川的请求，他参演了一个角色。没想到《暗恋桃花源》太火了，从2006年至今，他一演就是10年。李晏对记者说，之所以还愿意坚持，是因为跟这帮人在一起很开心，倒不是有什么表演的梦想。

李晏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自得其乐，只要能支撑起自己的爱好就行。戏剧研究者陶庆梅和李晏相识15年，她对《凤凰周刊》谈起李晏，“他很踏实、感性、认真，1990年代，李晏扛着照相机在剧场跑来跑去，没事也在剧场转悠，他凭着一腔热忱做事，决不是为了博取名利。媒体用他的照片，他从不在意人家给不给稿费，但会要求署名。”

戏剧是能使他内心充实丰赡的老友，他对它情深意重，也有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戏剧爱好者人手一份的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其中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李晏之手。李晏并不赞同“先锋戏剧”这个称谓，他更愿意称其为“实验戏剧”。

李晏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就明白，“要做别人无法替代的事，这样你做的事情才有价值。”

在每个戏剧现场的角落里，李晏猫着腰、眯着眼，如猎手在捕捉猎物时的屏息凝视，身上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感受光影声色的变化，他等待着一个瞬间，然后迅速按下快门。

导演田沁鑫告诉本刊，“李晏鉴赏力极高，他刊出的照片都是在大量照片的基础上筛选出来的，是最精彩的瞬间。”从2017年开始，连续两年，田沁鑫将担任乌镇戏剧节的艺术总监，李晏的摄影展将会在此举办。

因为戏剧表演的现场性和不可重复性，戏剧摄影是一门极有难度的技术活，它需要摄影师必须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耐力，反应异常敏捷，才能捕捉到舞台众生相，而李晏具备这种“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品格。

之前也做过一段时间戏剧摄影的方学辉对《凤凰周刊》说，李晏太不容易了，“剧场光线变化多端，人物的动作神态转瞬即逝，他必须对典型瞬间和戏剧高潮有充分了解，才能拍出那么多经典照片。要是一瞬抓不住，就失败了。而且，过去的相机都要手动对焦，要洗出来之后才知道照片是什么样，所以对光影的把握需要相当敏感。”

虽然，李晏是大大小小戏剧演出活动的在场者，但他的戏剧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李晏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五考中国戏剧学院，可是屡次都因文化成绩落榜。

孟京辉曾调侃说，“幸亏没考上！如果考上了，多一个可有可无的编剧，却少了一位戏剧记录者”。当时他听了还有些不舒服，认为孟京辉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后来觉得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的命可能就是做一个旁观者、记录者。1987年，复试没通过，对中戏彻底死了心。”

1980年代中期，李晏开始拍摄一些剧照，那时候不过是为了考试多留一点资料。1987年，他斥“巨资”2000多块钱买了那个年代的奢侈品——一台单反相机。李晏在书中回忆：“现在看来，这笔投资绝对是值得的，这架相机记录了许多中国早期实验戏剧的珍贵资料。”

对中戏心灰意冷后，1989到1991年，李晏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摄影专业。

《茶馆》／1989年／导演：焦菊隐、夏淳

兴衰的见证者

孟京辉在《先锋戏剧档案》的“编后记”里记录，1989年，一群年轻人聚在中央戏剧学院简陋、混乱的学生宿舍里，一穷二白，空有年轻的躁动和欲望，创造历史的勇气和对10年前的戏剧的不满，“我们正在争论搞先锋戏剧值不值得，有没有未来。结论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就要搞戏剧！我们就要改变戏剧。”

同年，牟森在他导演的《大神布朗》说明书里，也有创造历史的豪言壮语，“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有些观众审美层次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迁就大部分观众的庸俗趣味，反过来去适应他们，那就意味着对历史的犯罪。”

那些年，戏剧人的理想主义和纯粹精神，与李晏的青春热情融为一体，那是他水嫩清白的青葱岁月。

1993年7月，李晏感觉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将他拉回戏剧场域。因为结识了从清华美院毕业的平面设计家旺忘望，在他家看吴文光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时，对片中的牟森发生了兴趣，恰巧当时牟森正在排《彼岸》，经引荐，两人相识。8月8日，在好友黄燎原的生日宴会上，又认识了崭露头角的孟京辉，后来他给孟京辉的《阳台》拍宣传照。

李晏很好说话，拍照不要钱，还自己出胶卷。要是别人愿意给钱，他也从不讲价；再加上他感性，经常能捕捉到细微颤动之处，照片拍出来都很有感觉，渐渐在圈内得到了认可。那时候，小剧场戏剧在北京特别红火，李晏一年能看100多场戏，大学生戏剧节、青年戏剧节，他都紧跟着，举办几年他就拍几年。

1994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李晏认识了崇敬已久的“大导”林兆华，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出现了中国先锋戏剧“双M”（牟森、孟京辉）时代。牟森的《与艾滋有关》《零档案》和孟京辉的《我爱xxx》都是在这一年创作的。

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当戏已成往事》一书中关于牟森的部分，很多的戏剧内容都记录得很翔实。李晏心知肚明，如果不这样，牟森的那些未公开的戏剧，恐怕就要石沉大海了。因为1997年之后，就再也看不到牟森的作品了。

牟森主动淡出戏剧圈，去杭州教书，几次邀请他“出山”都未果，万不得已才露个面。对于记者提出的会不会有些可惜的质疑，李晏有一种洞明世事的眼光，对于牟森来说，他预知了后来的戏剧市场和他的戏剧理念是矛盾的。即便是他唯一的一部商演作品《倾述》，实践的也还是他通过戏剧“升华、净化，像宗教一样的情感”的戏剧理念，票房惨败也是必然。

在李晏看来，牟森骨子里很抗拒，不堪挤压，所以干脆在繁盛的时候全身而退；又或许是他已经把想表达的内容表达完了；又或许是对人的失望，但是他会被历史记上一笔。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中国经济改革一跃而起，文化改革也势在必行。如果不是李晏用文字和图片记录，可能很少有人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叫谭路璐的姑娘，凭着《阳台》成为中国独立戏剧制作的第一人，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她在和孟京辉第一次进行戏剧市场化实验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争执，孟京辉想的是艺术，而她更多地考虑票房。孟要把一些票送朋友，而谭不给，孟便表示很不理解。

“后来孟京辉商业上的起点，正是他与谭路璐分道扬镳之处。”孟京辉执导的《恋爱的犀牛》，就是商业化的成功范例。牟森淡出后，孟京辉显得尤为突出，争议也偏向两极化，有人对其商业戏剧冷嘲热讽，也有人对其冠以“大师”的名号。在李晏看来，孟京辉心里有着明确的考量，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只是懒得去辩驳、解释罢了。

很多导演早年的作品都被李晏一一记下，比如，查明哲1997年导演的《死无葬身之地》，田沁鑫1999年导演的《生死场》；他还见证了中戏学生演的大戏，比如李亚鹏演的《樱桃园》、陈建斌演的《第12夜》、夏雨演的《仲夏夜之梦》，等等。

他细腻的笔触，为那个年代富有个性的艺术家描绘了不可多得的速写肖像。1994年的盛夏，在李晏的记忆里，导演张广天还“比较清瘦，即使光着膀子，也不似现在满身白肉；戴副大眼镜，梳着毛泽东一样的背头；烟不离手，透过烟雾看他的脸，总感到很模糊；捏着香烟的手臂，不停地挥舞，说话速度极快，带有明显的上海口音”，义无反顾地和知识精英决裂。有艺术家的豪气，又兼具着上海人的精明。

对这些人的现状，无论是淡出，还是活跃，李晏都以一个若即若离的旁观者态度看得真切。有的虽然还活跃，但已经江郎才尽；有的转移了兴趣玩玉、写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去了；有的直接选择隐退不露面。

1. 《与艾滋有关》／1994年／导演：牟森

2. 《死无葬身之地》／1997年／导演：查明哲

3. 《生死场》／1999年／导演：田沁鑫

4. 《恋爱的犀牛》／1999年／导演：孟京辉

5. 《暗恋桃花源》／2006年／导演：赖声川

不经意走进历史

李晏是个电脑盲，用微信是因为黄磊说“就你一个人没微信，通知事情很麻烦，你知道在外地打电话多少钱一分钟吗？”有时候偶尔出个门，李晏手机也不带，“没人有急事找我”。

他觉得现在的社会太浮躁，明星上个厕所都能有人堵着，他回忆起当年在后海给郭涛拍照，根本没人打扰。袁泉、陈建斌、胡军等明星都低调、沉稳，玩命地演戏，倒不是说为了出名，而是想趁着年轻多去尝试。

2006年，商业戏剧开始一窝蜂地兴起，李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有一个阶段，很多导演的水准都在观众之下，一味地迎合，低估观众，粗制滥造，唯利是图，都失去了搞艺术的良心。”2010年前后，他一度对戏剧产生失望甚至绝望，这也是《当戏已成往事》略带悲观的书名的由来，他打算写完这本书之后，就再也不碰戏剧了。

陶庆梅说，那是一个事物发展必经的阶段，没有办法，当时大家都很失望。年轻一代的作品，相比于八九十年代的同龄人是明显逊色的。“因为市场害怕创新，它重复自身，维持着盈利就可以了。”

但是，2012年以后，情况有了好转，李晏发现了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和爆发力，体制也在渐渐变革。言语的转换中，隐约可见他还是不忍心离开这个他热爱的行当。

《当戏已成往事》不单纯是一本戏剧人物回忆录，李晏还熟稔每一个大大小小剧场的历史变迁，比如，东方先锋剧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实验话剧院的前世今生，都被他记录了下来。

李晏也关注剧场的生态问题，中国演出市场票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就是剧场没有政府补贴，而且税务上也没有任何优惠政策。“国家补贴在现阶段还是奢望，东方先锋剧场每年几十万的亏空，只能企盼着税务政策上的倾斜了。”

和戏剧打交道多年，李晏深深地感悟到“人生如戏”，现实生活永远比戏里的要波澜壮阔，很多变故和偶然都是那么的不可把控。同时，戏和生活在他那里已经倾向于统一。有一次回家，他因打盹儿，坐公交车坐过了站，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不急不躁，把这个地方“巡视”了一番，又给父母买了些新鲜水果。

李晏在戏剧圈里得到大家的肯定，他在这个局里，亲历了戏剧和剧场的起伏。但是，即便我们看到那么多他的经典摄影作品，还是不太能看到他本人，因为他不是聚光灯下的人，而是隐藏在台下的角落里。陶庆梅很能理解，她对记者说，“我们都一样，说白了不能直接带来票房收益，对于戏剧都只是出于热爱。”

戏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书里的一句话，“我们只是在过寻常的生活，却不经意走进了历史。”

(文中剧照均由李晏拍摄)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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