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和防止

时间：2023-11-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直接推断的可得性和临界一起导致了“危机近视”，即趋向于持续的低估低频率发生的冲击。危机近视也可能使管制者和监管当局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本应该限制银行的脆弱性的恶化。危机近视的趋势可能由于机构因素加强。此外，竞争和危机近视以两种方式互相作用，提高了银行的脆弱性。会计系统无疑会加剧危机近视的倾向。

银行危机:原因和防止

Richard J.Herring

1990年，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只有美国遭受银行危机之苦。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的储蓄机构来说确实是多灾多难的时代。在这个十年倒闭的银行比大萧条后的任何时候都多。然而直到1995年，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获得了高记录的收入，并且极大地加强了其资本情况。此外，直到那时，银行危机不仅只局限在美国。严重的银行问题席卷了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日本的绝大部分地方。

银行系统的危机常常是发生在较长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后。例如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里，银行倒闭很少见而且经常是特殊事件的结果，经常牵涉到欺诈行为。(见图1所示，1934年后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的倒闭。)

图1　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和银行业保险基金——被保险银行的倒闭

银行系统受冲击后，很明显受到冲击危害的银行有着极大的破产风险。然而，关注于冲击发生之前并提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银行越来越易受到冲击的危害。

考虑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银行经理可能过低估计了冲击发生的可能性。第二，经理可能正确地预测到了冲击发生的概率，但是愿意承担更高的破产风险，因为他们认为能通过破产来获利。在早期与Jack Guttentag的研究中，我认为过低估计冲击可能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决策的结果。

我们预测冲击发生概率的能力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第一，相对于因果结构发生变化的频率，冲击发生的频率。一方面，如果每次危机发生结构都变化，那么时间不会产生任何关于概率的有用信息。另一方面，如果危机发生很多次结构都很稳定，就能以很大的置信度来预测概率，比如用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应收账款的违约率来预测。

一般来说，高频率的冲击并不是银行破产风险的来源。银行有能力和动机去给高频率的冲击合理定价，并且签订合适的条款作为损失的缓冲。

第二，我们预测冲击发生概率的能力依赖于我们对因果结构的理解。银行经常不能为不确定的低频冲击给出合理的定价，很可能依赖于主观的概率预测。

“危机近视”假设

认知心理学研究者已经发现，决策者往往在“直观推断的可得性”的基础上形成主观推断，也即决策者可以很容易地想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设想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难易程度和其发生的概率相关，这个拇指原则给了高频事件一个比较准确、尽管不完美的估计。

有时候，低估冲击概率往往因“临界直观推断”而加剧。这是繁忙的决策者分配其稀缺资源的拇指法则:管理重点。直接推断的可得性和临界一起导致了“危机近视”，即趋向于持续的低估低频率发生的冲击。

近视危机可能导致银行更易受危机的影响，而不是有人做出的决策提高了破产风险。很多银行都可能持有这种暴露的破产风险头寸，因为不确定性有羊群效应的传染性，使得很多银行过分地暴露于某些冲击。

加入某个集团可以为个别银行家的判断提供明显的辩护，而且当冲击发生时，可以保护银行免受控告。John Maynard Keynes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31年写道:

哎!一个“聪明”的银行家不是预见到危机继而规避，而是当他受到危机危害时，和他的同行们一起以传统的方式发生危机，这样就没人真会责难他。

或许最重要的是，银行家知道监管当局不能强有力地限制或者管制银行。确实，监管当局可能不得不减轻冲击对个别银行的影响，以便于保护整个银行系统。

危机近视也可能使管制者和监管当局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本应该限制银行的脆弱性的恶化。毕竟，管制者和监管者和银行家一样受到这种观念偏见的影响。

机构因素

危机近视的趋势可能由于机构因素加强。例如，管理会计系统可能不会留意受低频率冲击影响的事件。尽管广泛接受的会计原则在监管、定价和预防高频率冲击上会有用，但是在控制对低频率冲击的暴露方面却不太奏效，因为危机发生频率太低了使得在正常报告期间得不到反映。

此外，在没有合适的针对潜在损失的条款情况下，受低概率冲击影响的行为可能会误导人认为这是有利可图的。高赢利的幻想引起了别的问题。考虑到薪水和奖金都建立在短期利润基础上而不是调整储备防止冲击，评估这种风险的指挥官会因为这种忽视得到报偿。高利润的表象阻碍了监管当局管制的有效性，当局很难管制利润看起来很高的银行。

此外，竞争和危机近视以两种方式互相作用，提高了银行的脆弱性。第一，当危机近视的银行和其他竞争者为交易定价时，假设冲击的概率是零，那么竞争性的市场就会使得非危机近视的银行难以为交易定价，它们的定价是假设大的冲击的概率是明确的。第二，如果银行的收益很明显地高于竞争水平，同样近视的银行就会进入市场，因而恶化了收益。银行可能会因而提高其杠杆来保护其权益回报率，这加快了银行更易受危机冲击的过程。

危机近视在美国

20世纪70年代，在储蓄贷款业发展的进程中，和危机近视一致的趋势和受危机近视传染的境况都很明显。储蓄贷款协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发行以短期存款支持的长期固定利率居民抵押贷款而繁荣起来。

储蓄贷款机构的章程使得它的资产负债的结构匹配不当，资产的持续期大大超过了负债的期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里，储蓄贷款机构承担的利率风险使其获得了巨大收益。其收益曲线是向上倾斜的，使得30年期居民抵押贷款的利率高于短期存款利率。

然而，1966年开始的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利率信号导致了短期收益曲线的反转和储蓄贷款机构市场净价值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利率上升的趋势极大地加剧了这种恶化。这迫使储蓄贷款机构以更高的利率为其负债定价，比资产的定价变动更快。20世纪70年代，利率的波动性更强且上升趋势更明显。70年代，储蓄贷款机构没有降低其对利率冲击的脆弱性，也没有通过提高其资本加剧地域冲击的能力，而是让它的资产头寸的账面价值稳步地下降。当然，储蓄贷款机构的资产头寸价值比账面价值下降得更多，因为账面价值的衡量不反映抵押资产组合市场价值的下降。

会计系统无疑会加剧危机近视的倾向。会计系统没有考虑利率上升引起的市场价值的变化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没有应对利率冲击的储备。对于所有者、经理、信贷人和监管者，这模糊了净价值的恶化。这也导致了维持经理薪水和奖金的利润的过高估计，相反，经理可能会降低这种风险暴露。

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可能加快了危机脆弱性加剧的过程。随着存款者将存款转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以寻求更高的回报，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抵押市场上更加活跃。

面对着利润的收缩，提高杠杆以确保权益的回报似乎很有诱惑力。任何对于这项决策谨慎性的怀疑都因为羊群效应消除了。

因为商业银行更多样化，资产负债的搭配更平衡，其暴露于利率冲击的头寸就较少，一般也能够比储蓄贷款机构更易应付利率冲击。然而，对于一些大的借款者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当借款者发现它们不能担负过高的利率支付责任，银行就面对更高的信用和转移风险。

金融机构和大多数其他的公司差别很大，因为其受到一个安全网络的管制和保护。这使得银行的危机近视成为公开的政策隐患。此外，管制和安全网络可能导致银行更易受危机冲击。在美国，存款机构在业务范围和业务区间上受到的管制更严格。一般来说，这些限制抑制了银行多样化的能力，使得它们比较自由的对手更易发生危机。储蓄贷款机构对利率冲击的脆弱性隐含在其章程中。此外，其居民抵押贷款的集中性使得储蓄贷款机构很容易受到单一行业兴衰变化的影响。银行业受一些业务限制，比如禁止承销公司证券和销售保险，这使得银行不能随其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同步进化。

除此之外，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都受到地理限制，这限制了它们多样化存款和贷款组合的能力，使得它们更易受到本地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些限制在很多银行倒闭中都很复杂。

尽管对于存款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开设分支机构的能力等严格地限制，毫无疑问会使它们更易受冲击影响，但是这并不一定导致美国纳税人和审慎的管理机构承担巨大的成本。这巨大的损失可以直接归因于安全网的设计和实施。

实际上，每一个工业国家都已经为存款机构建立了安全网，以防止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银行危机。安全网包括授权功能、审慎监管、中止亏损机构的权利、最后借款人和银行储备的政策控制。

道德风险和安全网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安全网在阻止单个银行危机上升为会破坏一国经济的金融危机方面是成功的。然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全网在保护存款这方面太成功了。因为存款者相信他们会被保护免受损失，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动机去监管和限制存款银行承担风险。这就是经典的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就使得存款者没有动机去阻止已保风险——此时就是破产风险——的发生。

此外，在美国大银行的存款者受益于隐含的存款保险，存款保险来自于安全网其他两个要素的发展方式。第一，联邦储备作为最后借款人，有规律地向已经濒临破产很久的银行借款，而不是直接给没有破产但流动性恶化的银行。这给了没有受到存款保险保护的担忧的债权人一个机会，使得其可以在银行被中止之前取回存款。

第二，中止官方一般并不在银行破产之前立即干涉银行的中止。它总是在银行已经接近深度破产时才干涉。届时，中止官方不是清算银行并且让未保险存款人和债权人承担损失，而是提供救助。官方使银行继续经营、安排购买和假设交易，银行对所有未保险存款者和其他债权人的义务由兼并银行来承兑。这项政策适用于所有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银行，使太大而不能倒的信念更可信。

总之，安全网刺激了银行和S＆L的经理人员承担过分的风险，这给予限制风险的监管职能更大的压力。但是同时，这降低了管制者和监管者迅速采取正确措施的积极性。没有对银行运作的市场压力，监管当局可以自由的忍耐，这经常加剧银行危机。

孤注一掷的行为

当机构的净价值是正的时候，管理者可能实行限制性影响，但是当资本被侵蚀的时候，管理者发现生存的主要希望就是高风险的冒险。尽管20世纪80年代一些机构安全度过了利率周期且重新回归到健康状况，许多其他银行却孤注一掷承担风险。1983年中几乎所有的破产都可归因于利率冲击，可以以250亿美元解决难题。但是官方选择了忍耐。储蓄贷款机构孤注一掷地加大风险，但是许多赌注都失败了。结果就是资产质量导致的损失增加，一共损失了1400亿美元。

这场过去导致了储蓄贷款机构损失的地区萧条也伤害了很多小银行。银行管制者采取了和S＆L的管制者一样的忍耐。倒闭和损失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到1990年，这导致人们开始担忧保险储备不足以支付可能倒闭的银行中的已保险存款。人们认为，可能又会出现一个纳税人保释的金融机构，这导致联邦存款保险提高法案(FDICIA)进行了基本的改革。

就在法案开始执行的时候，银行受到有力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利率的整体水平下降，收益曲线显示了很陡峭的正斜率，给了很多银行更有利的利差。经济开始从萧条中复苏，商业和居民房地产市场反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完全康复，目前银行处于比20世纪60年代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好的金融环境。

来自美国的教训

从美国预防未来危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补救依赖于诊断——就像我们看到的病原体被怀疑一样。传统的银行监管过程没有很好的设计来处理近视危机和对于未知概率大冲击的头寸暴露。尽管辨识脆弱银行对管理危机是有用的，但是不足以防范危机。为了防范危机，审慎监管的关注重点应该是辨别过分暴露于主要冲击的银行。

辨别系统脆弱性的源头涉及两方面的持续作用，即评价银行对特定冲击的暴露和评价某个特定冲击发生概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旦度量脆弱性的暴露数据收集到，监管当局有三种基本的政策选择。

第一，他们可以把信息反馈给个别银行，或许附带监管评论，但是允许每个银行自己去决定其暴露是不是审慎的。这是“度量和面对”方法。这种方法有迫使银行面对其暴露是否审慎地评论的价值。考虑到过分的冲击暴露是被忽视的——在运作人员、高级管理和经理之间的不注意或者不顺畅的交流的结果——这种方法可能足够预防过分的脆弱性。

但是银行可能已经注意到冲击暴露，因相信冲击的概率很低且希望得到较高的期望回报，所以故意接受很高的风险暴露。确实，银行可能知道同行同样的风险暴露而感到安慰。在这种情况下，度量和面对的策略可能不足以预防银行对冲击的脆弱性，却促进了羊群效应。

第二，监管机构可能将银行的暴露数据公布于众，希望市场能够限制过分暴露的银行。然而，公布暴露数据可能解释所有者信息，破坏信任关系，如果公布只是在冲击发生以后，会损害信心。此外，这可能也不足以限制暴露，因为债权人可能受到近视危机的影响，或者债权人认为一旦有困难，他们一定会受到安全网的保护。

第三，监管者可以具体化压力检测，银行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这将包括银行应该能够维持的最小暴露量。例如，使用巴塞尔委员会批准的对市场风险度量的内部模型的银行，必须进行有规律的压力测试，度量其对于不同风险的低概率事件的敏感性。

这种方式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以下判断实质上是主观的:银行对于特定冲击的脆弱性是否过度及最小的冲击量的确定。此外，如果银行监管者受危机近视影响的程度和银行一样，其可能不能判断适当的需进行压力测试的冲击。

从管制的角度看，或许抵制受危机近视影响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降低管制者对银行多样化的限制。可偿付、资本健全的银行权利的自由化，可以帮助降低受未来冲击影响的可能性。业务范围和地理范围多样化程度越强，对于任何特定风险的脆弱性越低，即使危机近视不能纠正。

除了抵制危机近视的直接监管措施之外，对付引起危机近视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会计系统隐藏了暴露于风险的市场价值的恶化是脆弱性的一个基本来源。它们阻止了管理者、所有者、债权人和管理者监管破产暴露的能力，它们也可能使风险行为看起来是可获利的。

和抵制危机暴露的措施相反，抵制道德风险的措施更直接。第一个原则就是限制对债权人提供完全的保护——尤其是大的债权人，例如公司、其他银行和机构投资者。这基本上就是结束银行存款保险的问题。“太大而不能倒”的措施把管制风险的全部责任都加在了管制当局的身上。

隐含保险扩展的其他渠道是给予破产银行的最后借款人援助。FDICIA试图通过剥夺联邦储备银行的抵押保护，阻止这种行为，不为破产银行提供援助，除非当这种援助对阻止全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必要的时候。第二个阻止道德风险的原则就是，阻止银行在大量股东资金处于风险状况下运作。

从储蓄贷款机构崩溃中得到的一个清楚的教训是，当机构发现其资产几乎耗尽，且股东和管理者试图孤注一掷冒险时，损失就会发生。FDICIA试图通过用设计好的原则代替监管的主观判断，来降低忍耐的范围。一旦银行的资本头寸恶化的时候，这种原则就会刺激即刻的修正行为。

尽管FDICIA号召会计系统改革，使得资本的管制措施向市场价值靠拢，却没有什么进步。这是一个关键的任务。这些原则的即刻修正行为只有在捕捉到资本的经济价值恶化的情况下才会有效。没有更透明的会计惯例，管理者就很难监管银行的道德风险动机，纳税人也很难监督他们的代表及监管者的表现。

尽管本文集中地展示了美国储蓄贷款机构危机中的危机近视、道德风险和孤注一掷等行为，很多例子早已建立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的银行危机、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问题和日本仍在进行中的银行崩溃的基础上了。看过这些富裕的工业国家，危机近视和孤注一掷行为的现象也可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这些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承受了银行危机。

历史本身可能不会重复，但是考虑到银行危机，就像Mark Twain所观察到的那样，历史是有节奏的。不能从这些失败中汲取教训的成本是很高的。至少十几个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有过遭受银行损失或者政府对银行部门紧急援助的经历，这些损失和援助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多。

总　结

本文涉及了银行危机问题。作者Richard Herring以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那么易受危机影响开始。他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危机近视”——过低估计不频繁发生的冲击(比如银行倒闭)的概率的倾向。还有机构因素比如会计惯例、管理者奖金、银行的羊群效应(所有银行都采取同样的策略)和管制者的惰性。

Herring也指出，实际上正是设计用来减轻银行倒闭的安全网使得银行倒闭发生，安全网通过刺激银行管理层选择承担更高的风险，尤其是采取“孤注一掷”行为，使得银行倒闭更易发生。

作者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银行危机得出的教训是，美国银行应该允许有更大程度的多样化，不应该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有可能使大量股东资本遭受风险的情况下运作。